作者：羅賓·D·G·凱利，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美國歷史學教授，《波士頓評論》特約編輯

著有多部作品，包括《自由夢想：黑人激進想象》

　　文章信源：《波士頓評論》

　　讓我困惑的是，如今仍有許多自由主義者對特朗普的勝利感到震驚，這種情緒與2016年如出一轍。究其原因，他們在努力剖析事情真相時，始終難以擺脫自身偏見，難以理解為何會有如此多的選民選擇支持這樣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一位被視為貪婪、虛偽，宣揚種族主義、厭女癥、仇外心理，甚至歧視殘疾人的法西斯主義者。同時，他的反勞工、反環保和親企業議程卻被巧妙地掩蓋在白人民族主義與“特朗普會解決一切”這一獨裁式承諾的表象之下。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浪費過多時間去分析最近三次選舉之間的細微差異。

　　在這三次選舉中，特朗普都曾取得或失去過歷史性的票數支持?；仡?016年，盡管在普選中輸給希拉里·克林頓，但他仍以近6300萬票贏得選舉人團選舉，距離奧巴馬2012年所獲票數僅差300萬。到了2020年，雖然特朗普未能連任，卻獲得了7400萬張選票，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高的得票數。這一令人瞠目的數據，尤其是對一位在新冠疫情初期表現乏善可陳的現任總統而言，應該引發更多深思。

　　如果我們更加坦誠一點，就會承認拜登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反警察暴力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短暫地改變了公眾輿論，喚起了人們對種族不公問題的關注，并為民主黨帶來了創紀錄的選民投票率。

　　盡管拜登競選團隊刻意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保持距離，甚至拒絕支持削減警察經費的主張，但民主黨卻成功地借助了當時社會對種族公正訴求的廣泛共鳴，使公眾相信自由主義者最適合解決這一問題。正是這種情緒為拜登的勝選奠定了基礎，盡管他的競選策略未必真正回應了這些訴求。

我對這次選舉的總結不感興趣，更想了解如何發起一場運動。

　　在最近的三次選舉中，白人男性和女性始終以壓倒性的比例支持特朗普，即使面對政策議題的變化，這一趨勢依然鮮明可見。以2024年的選舉為例，盡管許多人認為墮胎權問題可能會促使更多白人女性轉向支持哈里斯，但結果卻顯示，仍有53%的白人女性選擇了特朗普，這一比例僅比2020年下降了2個百分點。這表明，人口結構的所謂變化并未對選舉結果產生顯著影響。

　　的確，特朗普在這次選舉中吸引了更多的黑人男性選票，但這一現象被媒體夸大。約77%的黑人男性仍然投票支持了哈里斯，因此類似“為什么黑人男性投票支持特朗普？”這樣的驚訝標題其實是對事實的誤導。同樣，拉丁裔對特朗普的支持率雖有所上升，但這一群體本身非常多元化，其政治傾向受民族歷史、地域背景和社會經濟狀況的深刻影響，難以一概而論。

　　正如學者基安加·亞馬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所指出，民主黨人過于自信地認為，性別歧視足以解釋為何有一部分黑人男性和拉丁裔轉向特朗普。

　　然而，真正的原因更復雜。美國社會面臨的無家可歸、饑餓、房租壓力、個人債務以及整體經濟不安全感日益加劇，這些具體問題才是影響選民選擇的重要因素，而不僅僅是拜登與哈里斯口中的“歷史性低失業率”和“低貧困率”。

　　民主黨的失敗再次反映出其長期的問題：忽視勞動人民的需求，反而向右翼妥協。民主黨的競選策略中，更多地提及共和黨人物的支持，例如莉茲·切尼（Liz Cheney）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引用特朗普前幕僚長約翰·凱利（John Kelly）的言論，并以哈里斯贏得部分共和黨選票為榮，卻鮮少談及如何為工人階級提供實質性幫助。

　　盡管拜登政府吹捧其在經濟上的成就，卻未能讓福利政策真正惠及底層民眾。相反，工人階級通過罷工、集體談判等傳統方式爭取權利，包括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PS）的員工、醫護人員、星巴克員工等，他們從中獲得了切實的經濟收益。

　　拜登雖然公開支持工會，并因此被視為自羅斯福以來最支持工人的總統，但這一評價并不令人信服。他曾承諾將聯邦最低工資從7.25美元提高到15美元，但上臺后卻將這一議題悄然擱置，與共和黨達成妥協，僅通過行政命令將聯邦承包商的最低工資提高。

　　不可否認，無黨派運動和反戰抗議票的規模不足以在選舉中扭轉乾坤，但其影響卻不可忽視。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對以色列問題上的無條件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訴求的漠視，是民主黨失去選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兩個問題表面上看似獨立，實際上卻密切相關。

　　以政府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為例，僅在拜登執政的第一年，美國就向以色列提供了約18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試想，如果這些資金被重新分配，用于解決國內勞動人民的實際需求，會產生怎樣的影響？180億美元相當于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年度預算的四分之一，或聯邦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預算的16%。這筆巨資本可以用來緩解住房危機、減少貧困或提供更充足的食品援助，而非用于資助加沙的軍事破壞。

　　如果拜登政府進一步削減龐大的軍事預算，也將釋放出更多資源支持國內發展。2024財年的軍事預算高達8240億美元，這種規模的支出不僅遠超許多社會福利項目，還反映了優先級的嚴重錯位。事實上，將部分軍事預算轉向民生項目，不僅可以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還能為民主黨爭取更多的選票支持。

　　與此同時，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也導致了中東局勢的持續惡化。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在軍事行動中喪生，加沙的大量土地和基礎設施遭到不可逆轉的破壞。這些后果還波及黎巴嫩和伊朗，甚至可能引發更大范圍的地區沖突。這種戰爭升級不僅帶來了人道主義災難，也對聯邦預算構成了潛在威脅，因為戰爭的長期影響往往會增加未來的開支壓力。

工人通過老法子改善了他們的處境：罷工和集體談判。

　　批評者或許會認為，以色列游說團體，尤其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是阻礙美國對以色列采取更強硬立場的主要力量。然而，這種解釋僅僅觸及表面。民主黨對以色列的忠誠并非完全出于恐懼或選舉考量，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取向。

　　正是這種意識形態，而非單純的政治算計，促使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國際舞臺上為以色列的行動辯護，并拒絕支持聯合國安理會有關立即停火的呼吁。

　　這種意識形態也解釋了為何美國政府和國會未能遵守本國法律，例如《武器出口管制法》和《對外援助法》，盡管這些法律明確禁止在被占領土上使用美國武器或向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提供軍事援助。

　　相反，美國繼續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即使這些行動違反了國際法并造成了巨大的平民傷亡。

　　特朗普的競選策略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他曾公開鼓勵內塔尼亞胡“完成工作”，但如果特朗普再次執政，并通過“談判”推動迅速的?；饏f議，也不應感到意外。

　　這樣的舉動不僅會彰顯特朗普所謂的“解決問題能力”，還會進一步拉攏海灣國家的統治精英，鞏固他與以色列右翼政客的聯盟。事實上，這樣的協議可能為利庫德集團及其定居者支持者提供掩護，讓他們在“重建”名義下繼續進行非法的人口轉移。

　　而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政策則在事實上“完成”了破壞加沙的工作。今天的加沙幾乎無法居住，隨著時間的推移，疾病、饑餓、醫護不足以及廢墟下未清理的尸體將使實際死亡人數遠高于當前統計。由于傷亡者中近四分之三是婦女和兒童，這種災難性的人道主義后果甚至被一些以色列政客視為消除“人口威脅”的手段。

　　2024年的選舉揭示了美國政治向右轉的總體趨勢，這不僅體現在參議院的選舉結果和右翼對許多州議會的控制（盡管選區劃分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體現在一些保守派主導的州法案通過上。雖然墮胎問題的支持者贏得了局部勝利，但整體局勢卻表明選民普遍的不滿與失望。

　　這種右傾轉變的部分原因在于選民壓制、對現任政府的廣泛反感以及工人階級的疏離感，而這些情緒最終反映在投票率的下降上。許多工人階級選民轉向特朗普的原因，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理論中找到解釋。馬克思曾將階級分為“階級本身”和“為階級”兩種狀態。前者僅僅指人們的經濟地位和與生產資料的關系，而后者則是指階級團結和意識的形成，即認識到所有勞動者，不論種族、性別、能力或信仰，都是共同利益的盟友。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的工人階級團結觀念受到了持續打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削弱了工會的力量，種族和性別分裂被刻意利用，導致勞動者難以認識到自己的共同利益。正因為這種團結的破裂，工人階級不僅未能形成對抗資本的統一力量，反而可能將自己的不滿投射到那些并未真正代表他們利益的政治人物身上，比如特朗普。

民主黨再次落敗，因為它背棄了勞動人民。

　　我關注的重點并非事后分析這場選舉的得失，或是如何調整民主黨的策略，而是試圖探索如何發起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運動——一場不是單純對抗特朗普的運動，而是為了爭取工人權益、公平經濟、生育正義、同性戀與跨性別解放，以及終結種族主義、父權制和戰爭的運動。

　　這場運動的意義不僅限于美國，還必須延伸至全球。無論是在巴勒斯坦、蘇丹、剛果、海地這些深陷沖突的地區，還是在以“打擊犯罪”為名的街頭執法中，以“安全”為借口的邊境政策里，以及長達五個世紀的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剝削之下的地球上，我們都需要重拾團結的理念。這種團結要求復興階級政治——不是回避美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厭女癥，而是直面這些問題，找到真正的解決之道。

　　將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階級支持者單純歸因于種族主義和厭女癥，或者將其簡化為“虛假意識”掩蓋的階級傷害，是一種誤解。正如我在2016年時所指出的，我們不能忽視白人工人階級真實存在的經濟不滿。這種不滿并非與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相互對立，而是與它們深度交織在一起。種族主義、階級焦慮以及社會上盛行的性別意識形態相輔相成，密不可分。

　　對于白人工人階級男性來說，他們往往通過種族和性別的視角來解讀自身的困境。當女性或有色人種超越他們、掌握特權或權力時，這種現象被他們視為一種不自然的秩序，甚至是某種“不公平行為”的結果——比如平權行動。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強化了他們的挫敗感，使得種族、性別與經濟議題緊密糾纏，構成了當前政治矛盾的核心。

　　在文化與實踐中，人們始終在努力構建工人階級的團結，這種努力在一些勞工運動中已有所體現。例如，UNITE-HERE、SEIU中的進步派、全國護士聯合會、爭取民主的全體工人聯合會、南方工人力量、黑人工人爭取正義組織以及變革贏得勝利組織，都展現了這一斗爭的不同面向。領導這些努力的是堅韌但備受爭議的工作家庭黨（WFP）及其姊妹組織工作家庭力量。

　　根據他們最近的調查，盡管工人階級對特朗普和“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共和黨的支持有所增加，但這并不意味著工人比富裕階層更為保守。相反，調查顯示，在推動公平分配和正義經濟政策方面，工人階級“總體上比中產和上層階級更傾向于左翼立場”。不過，在其他問題上，如移民、教育、犯罪和警務，調查結果則喜憂參半，并因種族、性別和政治立場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更為關鍵的是，WFP認識到，新自由主義對勞動力的沖擊以及工人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急劇削弱，才是導致當前不滿情緒的根本原因。在過去五十年中，我們見證了社會投資的全面退化：福利國家的逐步瓦解、生活工資工作的消失、集體談判權的削弱、工會會員的銳減，以及政府對教育、可負擔住房、醫療保健、食品保障和民主參與的投資萎縮。在某些州，緊急財政管理人員甚至取代民選政府，主導公共資產的私有化、企業減稅以及削減員工養老金等政策，以“平衡”城市預算。

　　與此同時，我們目睹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企業利潤的激增、監獄產業的擴張，以及資金雄厚的保守派智庫和游說團體的崛起。這些力量在立法領域的主導地位，不僅嚴重削弱了工會權利，也侵蝕了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職業安全和社會保障網絡。這些變化并非偶然，而是新自由主義系統性攻擊的結果，其目標不僅在經濟領域，還滲透到意識形態層面。

　　新自由主義通過解構“團結”的概念來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將“勞動”從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的社區概念中剝離出來。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露絲·威爾遜·吉爾摩（Ruth Wilson Gilmore）、大衛·麥克納利（David McNally）、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和溫迪·布朗（Wendy Brown）等學者都深刻闡述了這一挑戰。20世紀70年代，面對罷工浪潮和全球經濟衰退，新自由主義迅速興起。撒切爾主義的名言“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有個體的男人和女人”成為了意識形態的口號。

　　幾十年來，工會被描繪成進步的敵人。批評者指責工會從勤奮工作的美國人那里攫取會費，用于支付高昂的工會領導薪酬，以過高工資要求“扼殺就業機會”，并通過慷慨的養老金計劃“拖垮”企業和政府預算。這種反工會論調在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總統競選期間達到了高潮：他將工人描述為“索取者”，而資本家則是“創造者”，認為資本家有權決定支付給工人的報酬。

　　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進一步主張，任何促進平等、寬容和包容的努力，都是對個人自由的干涉，破壞了市場的“自然秩序”。在這種思維下，所有的監管與再分配行為，尤其是由政府主導的行動，都會被視為社會工程的體現，是對自由、競爭和市場力量的威脅。

團結的理念幾十年來一直受到無情的攻擊。

　　幾代人從小就被教導，世界是一個由市場規則支配的競技場，而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創業者。國家提供的任何援助或支持都被視為導致依賴和無能的禍根。個人責任和家庭價值觀取代了“社會”這一概念，政府被剝奪了為有需要者提供幫助的義務。生活的每個方面都被市場原則滲透：如果我們能正確投資，對自己更加負責，提升生產力——換句話說，積累“人力資本”——我們就能更具競爭力，甚至有機會躋身億萬富翁行列。

　　當這種新自由主義邏輯與（白人）民粹主義和基督教民族主義結合時，便形成了溫迪·布朗（Wendy Brown）所稱的“威權自由”。這種所謂的自由，將排外、父權制、傳統主義和裙帶關系視為對包容、自主、平等權利、世俗主義和公平原則等“危險”訴求的合法回應。布朗指出，這種有害的混合并非偶然，而是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整個工人階級長期停滯不前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

　　針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其實十分明確。如果我們要擊敗特朗普主義、現代法西斯主義，并對性別種族資本主義發起有效挑戰，就必須重新賦予那句經典的國際工聯口號以生命力：“一人受傷，人人受傷。”

　　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要求我們超越傳統的國家界限，團結起來，對抗大規模驅逐，而不是支持推行這種政策的政黨。我們必須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與恐跨行為，警察對手無寸鐵的黑人施以暴力，剝奪最弱勢群體基本醫療保障的行徑，視為對整個工人階級的攻擊。

　　這意味著我們應當支持全球范圍內的工人斗爭，從巴勒斯坦到剛果，再到海地。我們不僅要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還要推動社會工資的實現，即對公共機構的重新投資，包括醫院、住房、教育、免學費大學、圖書館和公園。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重建工人力量與工人民主，而這顯然無法通過民主黨來完成。歷史一再證明，試圖將民主黨向左轉的努力從未取得成功。

　　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構建獨立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多種族組織，例如工作家庭黨、窮人運動及其盟友。這些組織不僅要參與選舉，更要掌握實際權力，揭露并打破統治階級關于經濟和社會運作方式的謊言。

　　唯一的出路是學會以階級的視角思考問題。要么我們所有人團結一致，要么我們所有人一起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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