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猜猜哪個是本文作者

　　“My father is a good guy, but we are not close”，美國第60屆總統(tǒng)大選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曾在2003年如是評價她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第一位在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系獲得終身教職的黑人學者，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和一般通過右人眼中如假包換的馬克思主義者），唐納德·哈里斯。多年之后，當惡臭的老紅男特朗普用“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固有思維攻擊卡馬拉·哈里斯，說什么“（哈里斯）她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她父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授，而且他把她教得很好”時，資產階級斗士、加州的法律沙皇卡馬拉·哈里斯能夠自信地報以哈哈一笑。

　　但是，拋開這些標簽，唐納德·哈里斯本人的學術觀點究竟如何呢？我們或許能夠從這篇《經濟增長的古典理論》中窺見一二。首先，唐納德和非主流的后凱恩斯主義者一樣，都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希望回到更原初的地方，從亞當·斯密、大衛(wèi)·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吸取“傳統(tǒng)的智慧”；至于馬克思，考慮到在價值理論等方面的分歧以及現(xiàn)實的政治環(huán)境，往往只是將其作為一部分的思想來源。

　　其次，討論經濟增長的古典理論，就是要將研究焦點從新古典經濟學熱衷的相對價格和資源分配，轉向絕對價格和經濟增長。畢竟，經常在主流教科書中被提及的，羅賓斯對經濟學的定義，就是“一門研究人類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下作出選擇的科學”。而在本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唐納德強調，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是基于對生產、交換、分配和積累環(huán)節(jié)的整體認識，并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

　　此外，盡管古典經濟學家所處的年代已經過去兩三百年，資本主義的所處階段和形態(tài)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他們圍繞利潤率、積累率等核心變量的建構，仍然是深刻而豐富的，并且在當代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努力下，以更為清晰的數(shù)理形式呈現(xiàn)，這在本文中也有所呈現(xiàn)。

　　最后，古典經濟學家總是對經濟增長持有悲觀的態(tài)度，認為有這種或那種因素讓利潤率下降，阻礙了積累和增長，而馬克思批判諸如馬爾薩斯人口機制等“虛假”的制約因素，似乎頗為建設性，也頗為預見性地指出，技術變革能夠讓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持續(xù)下去（想想索洛-斯旺模型）。但資本主義“無休止”的增長真的是歷史的終結嗎？誠實、勤勉的馬克思主義者只能歡呼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勝利嗎？恐怕，我們要做的不只是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而是提出更多面向未來的疑問！

　　原文指引：The 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DJ Harri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2007- stanford.edu

　　譯文內容有調整

　　作者｜Donald J. Harris

　　翻譯｜咕嚕怪、丸久須、蘭玲花

　　·目錄·

　　閱讀指南

　　?   古典增長觀

　　?   一個積累模型

　　?   馬爾薩斯的人口機制

　　?   結論

　　古典經濟學家專注于他們那個時代，即英國工業(yè)資本主義時期的新興狀況，他們能夠描述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力量，以及隱藏在增長過程背后的機制。他們認為，把社會剩余的一部分（以利潤的形式）拿來進行的積累和生產性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利潤率的變化成為分析經濟長期演化的關鍵參照因素。李嘉圖的分析最為清晰有條理，它表明在封閉經濟中，利潤率存在一個不可避免的下降趨勢。本文將介紹古典經濟學關于積累過程分析的基本特征，并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來將其形式化。

　　01

　　古典增長觀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工作的中心內容是分析經濟的增長過程，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亞當·斯密、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大衛(wèi)·李嘉圖。盡管在他們之前也有其他人的一些推測和分析，但他們必須被視為現(xiàn)代增長理論的主要先驅。該學派的思想在李嘉圖的著作中發(fā)展到了最高水平。

　　這些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興趣，源于他們所處時代的具體條件。他們生活在18和19世紀，在那個時代，英國工業(yè)革命從萌芽開始不斷發(fā)展，最終到達頂端，在帶來巨大進步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許多痛苦。面對當時英國社會以及之前歷史時期所發(fā)生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他們幾乎不可能不為這些變化所震撼。他們在工業(yè)資本主義這一新經濟體系出現(xiàn)的背景下進行研究。他們致力于發(fā)展政治經濟學，以求科學地解釋控制經濟體系運作的力量，正在發(fā)生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所導致的長期趨勢和結果。

　　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興趣，也源自他們在哲學上對“進步”可能性的關注。他們認為，進步的基本條件是社會物質基礎的發(fā)展。因此，他們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找出那些推動或阻礙社會發(fā)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進步）的力量，進而為影響這些力量的政策和行動提供理論基礎。李嘉圖反對《谷物法》的斗爭，馬爾薩斯對人口增長問題的關注，以及亞當·斯密對重商主義下壟斷特權的批評，都必須在這樣的背景下理解。

　　當然，對于這些經濟學家，尤其是亞當·斯密來說，進步意味著國民財富的增長。因此，他們將國家優(yōu)勢原則（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advantage）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基本準則。進步也是在需要維護私有財產，進而維護有產階級利益的框架下構想出來的。從這一角度出發(fā)，他們努力試圖展示，在自由競爭的環(huán)境中，個人為了自己的目標而采取的行動，最終能夠促進整個社會的利益。不同群體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可以通過市場競爭的力量和“負責任的”政府的有限干預來調和。

　　通過他們的經濟分析工作，古典經濟學家得以解釋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力量，以及支撐這一過程的機制。他們的一個重要成果是認識到了，把社會產品的一部分拿來進行的積累和生產性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資本主義下，這主要表現(xiàn)為利潤的再投資。憑借這一認識，他們對封建社會的批評基于這樣的觀察，即社會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并沒有用于投資，而是被非生產性地消費掉了。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對積累過程背后力量的解釋是經濟增長問題的核心。與積累相關的是表現(xiàn)為勞動分工和生產方式變革的技術變革。亞當·斯密尤其強調勞動分工的擴展過程，但總體而言，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他們并沒有系統(tǒng)地探討資本積累與技術變革之間的關系。后來在馬克思的作品中，資本積累與技術變革之間的關系成為了一個核心議題，并得到了詳細分析（參見Capital, I, part 4）。除了這些基本力量，他們還考慮了由人口增長而增加的可用于生產的勞動力供給。他們對這些力量如何運作的分析使他們得出了一個共同的觀點，即在他們所確定的條件下，經濟增長過程在其發(fā)展道路上會遇到障礙（這種障礙是經濟增長過程自身帶來的），最終會放緩，終結于一種停滯狀態(tài)，即“靜止狀態(tài)”（stationary state）。盡管他們之間在造成這種狀況的具體原因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將“靜止狀態(tài)”視為經濟增長過程的最終結果，這一想法常被解讀為對19世紀英格蘭經濟發(fā)展實際路徑的“預測”。毫無疑問，有一段時間，一些經濟學家（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和他們的同時代人是這樣認為的，盡管李嘉圖本人對這種解讀有多重視還存在爭議。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解（把“靜止狀態(tài)”視為經濟增長過程的最終結果）指向了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地主階級。他們從社會產品中獲益，卻沒有為社會產品的創(chuàng)造或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他們通過支持谷物法和限制對外貿易，阻礙了擺脫靜止狀態(tài)的唯一有效途徑，即對外貿易。

　　當我們審視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時，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他們是通過運用一般經濟原理來分析經濟增長問題的。他們將經濟系統(tǒng)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從一個單獨的經濟增長理論來分析的。這些原理（前述一般經濟原理）認識到了經濟系統(tǒng)中的相互依存的基本模式，以及生產、交換、分配和積累等現(xiàn)象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總的來說，我們在古典經濟分析中可以發(fā)現(xiàn)，對價值、分配和增長的分析之間存在著必然的相互聯(lián)系。由于這些聯(lián)系的存在，我們絕不可能在經濟增長的研究與其他政治經濟學領域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正如米克(Meek, 1967, p. 187)指出的：

　　對于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來說，資本主義的“運動規(guī)律”的宏觀經濟問題是議程上的首要問題，而且整個經濟分析（包括價值和分配的基本理論）似乎都應該有意識地以解決這個問題為導向。

　　社會產品的分配，被認為與生產中的勞動表現(xiàn)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模式，有著明確的聯(lián)系。在這個方面，勞動、土地和資本被區(qū)分為三個社會類別，這三個類別對應著當時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普遍存在的的階級關系。勞動者階級，由提供勞動服務的人組成；地主階級，由擁有土地所有權或財產(titles or property in land)的人構成；資本家階級，由擁有資本財產的人組成，這些資本包括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可交換價值的總和，以及用于在生產期間維持勞動者生活的“預付款”。每個階級都按照特定的規(guī)則獲得收入或產品份額。對于有產者來說，規(guī)則基于他們擁有的資產總額。比如，對于土地所有者而言，他們按照擁有的土地數(shù)量來獲得租金；對于實物資本所有者而言，他們按照擁有的資本數(shù)量來獲得利潤；對于那些放貸收取利息的金融資本家或‘食利者’而言，則是按照其放出去的貸款數(shù)量來獲得利息。而對于勞動者來說，規(guī)則則是基于他們提供的勞動服務的數(shù)量，按照勞動小時數(shù)計算工資。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從不同社會階層對其所占有的那部分產品的使用這一視角可以看出，積累和分配是相互關聯(lián)的。這一觀點的基礎是這樣一種看法（這個看法繼承自重農學派）：社會剩余是指從社會產品中扣除了生產的“必要成本”之后剩下的部分，生產的“必要成本”包括被消耗掉的生產資料，和用于維持工人生活的工資品。這部分剩余，會以利潤、利息和租金的形式，分配給相應階級的有產者。對于古典經濟學家而言，積累的可能性取決于這個剩余的大小和使用方式。因此，他們的分析重點關注分配的各個方面，以及與之相關的階級行為，這些直接關系到對剩余的使用，因此也與經濟增長相關。特別地，他們假定通常情況下，工人會將工資用于維持生計，資本家則會把利潤再投資，而地主則將租金用于“狂浪放縱的生活”。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擴張，積累也會反過來影響收入的分配。

　　從整體經濟及其擴張過程的視角來看，剩余的規(guī)模以及其如何被使用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一點決定了古典經濟分析中收入分配的重要意義。因此，尤其對李嘉圖而言，對分配規(guī)律的研究成為分析的重點。在李嘉圖給馬爾薩斯寫的一封信中，他寫道(Works, VIII, pp. 278–9)：

　　“你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財富的本質和原因；我認為不如說，它研究決定勞動產品在共同生產它的諸階級之間分配的規(guī)律。”

　　在這種聯(lián)系中，至關重要的是利潤率，因為它與積累緊密相連。利潤率既是投資資金的來源，也是進一步投資的刺激因素。

　　在從剩余中扣除掉地租（即邊際內土地和邊際土地上產出①的差額）之后，李嘉圖的分析聚焦于利潤，即剩余中留下來的部分。李嘉圖構建了一個單一經濟部門的模型，在他的分析所依據(jù)的簡化條件下，工資率與整體利潤率之間存在著非常清晰而直接的關系。谷物這種商品很特別，它既可以作為資本品（谷物種子）用于自身的再生產，也可以作為工資品提前支付給工人。當工資以谷物的形式確定下來，谷物生產的利潤率就被唯一地確定為一個比率，即人均谷物凈產出減去人均工資，再除以人均總資本，總資本包括了種子和作為工資品的谷物基金。在競爭的環(huán)境下，所有使用間接勞動生產的商品，其價格中都包含了與谷物生產部門相同的利潤率。這樣確定的總體利潤率與以谷物計算的工資水平成反比。但是，如果工資品和/或用于谷物生產的資本品中不僅僅包括谷物，還包含其他商品，那么利潤率就不能這樣確定了。因為這時，工資和總資本的大小將取決于這些商品的價格，而這些價格本身又包含了利潤率。因此，要解釋利潤率，就必須考慮整個商品價格體系。這就要求價值理論來提供一個解決方案。李嘉圖一直致力于解決這個問題，直到他去世。現(xiàn)在，斯拉法(Sraffa, 1960)提出了一個精妙的解決方案。他展示了在一個生產多種商品的體系中，如果實際工資率被給定在一個特定的水平，那么利潤率就由這個工資水平和“基本商品”的生產條件決定。嚴格意義上講，李嘉圖所說的谷物，正是這樣的一種“基本商品”，它既直接又間接地參與了包括自身在內的所有商品的生產。

　　一種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企業(yè)間的競爭傾向于在所有市場中達成一致的利潤率。這一核心觀點仍然存在問題，尤其是在技術不斷變化、存在各種形式的生產要素流動性受限和進入壁壘的動態(tài)現(xiàn)實世界環(huán)境中（Harris, 1988）。

　　鑒于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率被視為核心，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來說，解釋與資本積累和經濟發(fā)展過程相關聯(lián)的利潤率的變動，就成了經濟增長理論中的關鍵問題。這些變動是理解經濟長期演化的重要參照點。對這一問題的經典回答是（這一回答在李嘉圖那里得到了最有條理的闡述），在封閉經濟中，隨著積累過程的進行，利潤率會出現(xiàn)不可避免的下降趨勢，因此，積累過程本身會因為其內在邏輯而停止。

　　馬克思后來將利潤率下降趨勢（FTRP）作為一條規(guī)律提了出來。他認為這是“現(xiàn)代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規(guī)律” (Grundrisse, p. 748; Capital, III, part 3)。他這樣做當然是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家的傳統(tǒng)，這些經濟學家也堅定地支持這一理念，盡管基于不同的理由。但有趣的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也存在一種不同的對FTRP的理解(Harris, 1978, ch. 9; 1981)。在凱恩斯的理論中，這一觀念（趨向下降的利潤率）體現(xiàn)在他對資本主義長期前景的預測中，他預測資本主義將終結于“食利者的安樂死” (Keynes, 1936, pp. 375–6)。這一觀念以另一種形式出現(xiàn)在熊彼特的理論中（Schumpeter ,1934）。熊彼特認為，創(chuàng)新的盈利能力會被不可避免地侵蝕，以至于在沒有新的創(chuàng)新的情況下，經濟會回到“循環(huán)流轉”的狀態(tài)。盡管每個關于這個觀念的理論都基于完全不同的基礎，但這種觀念是經濟學不同流派之間最顯著、最持久的一致性之一（關于利潤率下降觀念的長期歷史，參見Tucker, 1960）。

　　①注釋：邊際土地（marginal land）和邊際內土地（intra-marginal land）：這兩個概念來自李嘉圖的地租理論。在李嘉圖看來，土地由于肥力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好有壞。邊際土地指其中剛好處于可種可不種狀態(tài)的土地，這種土地的產出能夠剛好彌補其生產成本。邊際土地和比它更差的土地不產生地租。邊際內土地指品質優(yōu)于邊際土地的土地。邊際內土地的地租=（其產出-邊際土地的產出）x農產品價格。——譯者注

　　02

　　一個積累模型

　　在這里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展示古典經濟學關于積累過程的論點的基本特征，這個模型改寫自卡爾多（1956）和帕西內蒂（1960）的模型。這一模型將李嘉圖關于生產單一產品“谷物“的農業(yè)經濟的構想，放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進行了形式化。不同土地存在肥力上的差異，而勞動力按照固定比例分配到越來越貧瘠的土地上。相應地，隨著在土地上積累資本和就業(yè)人數(shù)的增加，耕種的邊界被不斷擴展②，勞動力的平均產出和邊際產出都隨之下降。可以不加區(qū)別地假設這個系統(tǒng)在可用土地上的邊際擴張是粗放型的或集約型的③。此外，在這個分析中，農業(yè)以外的生產是否存在并不重要。結果會表明，在任何情況下，整個經濟的總體平均利潤率都會由農業(yè)利潤率決定，或者更普遍地說，由“基本商品”的生產條件決定（參見斯拉法，1960；Pasinetti，1977）。當然，在一個有許多種商品被生產的系統(tǒng)中，不可能獨立于利潤率來定義“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斯拉法，1960）。然而，在這個簡化的谷物生產經濟模型中，這個問題并不存在。我們有意識地抽象掉了馬爾薩斯人口機制帶來的復雜性。這也許是古典經濟學構想中最有問題的特征，我們將在之后重新回到它。與此同時，正如劉易斯（1954）所做的那樣，我們簡單地假定，在某種由慣例決定的、固定的、僅夠“維持生計”的實際工資率上，勞動力供給完全彈性。

　　讓生產函數(shù)將產出Y和勞動力投入L聯(lián)系起來

　　這個生產函數(shù)滿足邊際收益遞減規(guī)律，并允許存在高于“維持生計“的工資率w*的剩余產品。總資本K僅僅包括生產開始的時候為雇傭勞動力而預付的工資W（”工資基金“）。因此，的剩余產品。總資本K僅僅包括生產開始的時候為雇傭勞動力而預付的工資W（”工資基金“）。因此，

　　我們在這里為了簡便起見，忽略作為資本的谷物種子以及固定資本投入。總產出分配為三部分，即付給地主的地租R，付給資本家的利潤P以及對工資基金的補償：

　　考慮到耕種的邊界隨時都會達到，地租水平就決定為在當時的就業(yè)水平下，勞動的平均產出和邊際產出之間的差額：

　　利潤則是剩下來的部分

　　于是利潤率的決定式即為

　　在這個模型中，工資基金的動態(tài)代表了積累的過程。資本積累包括工資基金的增長和就業(yè)的相應增長。工資基金的增加完全來自資本家利潤的投資，因為“節(jié)儉”的地主消費了他們那部分剩余。如果資本家把利潤中占比為α的部分拿來投資，那么

　　比例α不需要是固定的。正如李嘉圖暗示的那樣，它會隨著利潤率的變化而變化：

　　（資本家）積累的動機會隨著利潤每一次的減少而下降，而當他們的利潤低到無法為他們的麻煩和風險提供充足的補償時，積累的動機就會完全消失。這些麻煩和風險是他們在生產性地使用他們的資本時不可避免要遇到的（Works, I, p.122）。

　　因此，我們有

　　其中r*是資本家可以接受的最低利潤率。通過定義積累率，結合（6）（7）以及（8），有

　　因此，積累率唯一地依賴于利潤率。

　　隨著積累的進行，利潤率的運動能夠從（6）中推導出。顯然，隨著就業(yè)增加，勞動的邊際產出會下降。因此利潤率必然下降。只要工資基金繼續(xù)增加以便投入額外的勞動力到可用的土地上，利潤率就會持續(xù)下降。當利潤率低到導致積累停止時，這個過程也就隨之停止。經濟此時處于靜止狀態(tài)（stationary state）。

　　在這個模型中，資本家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面，隨著耕種的邊界得到擴展，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另一方面，為了能夠雇用勞動力，需要支付現(xiàn)行的工資率。隨著在邊際土地上勞動生產力的下降，現(xiàn)有邊際內土地上的地租壓力也隨之增大。因此，資本家必須把越來越大比例的剩余分給地主。這樣，他們就逐漸失去了對經濟中可投資剩余的控制權，把剩余讓位于地主階級。這種地主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分配沖突構成了推動經濟走向最終靜止的過程的核心特征。這個過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礙是土壤肥力的下降。更一般地說，是自然資源的限制，而在這個模型中是土地使這一過程停止。在這方面，古典模型是經濟在資源有限條件下增長的一個尤為典型的案例。任何其他有限的資源都會通過增加該資源的“租金”而產生同樣的效果。與此同時，這種后果也是資本家自己行為的產物，他們不懈地尋求擴大其資本規(guī)模。

　　在文獻中，呈現(xiàn)資本積累的矛盾演化（this conflictive evolution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的根本的動態(tài)過程經常被認為會趨于靜止狀態(tài)（參見Pasinetti，1960；Samuelson，1978）。對這一趨向問題持某種保留意見的，最早可見于希克斯和霍蘭德（1977），然后是戈登（1983）。隨后Casarosa（178），Caravale和Tosato（1980）以及Caravale（1985）的討論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趨向過程的有問題的本質。這一過程的復雜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李嘉圖系統(tǒng)中典型的分配變動和人口增加的動態(tài)交織。Day（1983）已經表明，人口機制的特征本身可能就足以產生特別不穩(wěn)定或“混亂“的變動。Bhaduri和Harris（1986）在一個與本文所討論的類似的模型中，分析了李嘉圖系統(tǒng)的核心動態(tài)，這一系統(tǒng)完全由分配和積累的互動決定。他們發(fā)現(xiàn)這個模型能夠產生非常復雜和“混亂”的運動，而不是任何平穩(wěn)和漸進的趨于靜止狀態(tài)的過程。結果表明，這種行為的可能性完全取決于參數(shù)的初始配置。這一結果會讓人質疑李嘉圖系統(tǒng)必然趨于靜止狀態(tài)的推測。

　　②注釋：擴展耕種的邊界，不僅可以通過在新的土地上耕種（即下文所說的粗放型邊際擴張），也可以通過在既有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資本（即下文所說的集約型邊際擴張）。——譯者注

　　③注釋：粗放型擴張的邊際產出和集約型擴張的邊際產出是可以互相比較的，換言之，可以通過比較在更劣等的土地上進行耕種和在同一片土地上追加資本進行耕種的邊際產出，來決定具體采用哪種擴張方式。——譯者注

　　03

　　馬爾薩斯人口機制

　　在古典分析中，馬爾薩斯人口增長規(guī)律所產生的人口機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該規(guī)律要求人口隨著工資高于維持生計水平的增長而增長。這種反饋機制被認為為擴張?zhí)峁┝怂璧膭趧恿Γ瑥亩刂屏斯べY。但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難以置信的原則，無法據(jù)此來解釋資本主義的擴張過程。如果資本主義必須完全依賴這種人口-生物反饋來提供勞動力，那么持續(xù)的高積累率能否長久持續(xù)下去，甚至能否開始積累，似乎都是個問題。這是因為，首先，人口擴張必定有一個生物上限。超過這個上限的積累率會使工資上升到一定水平，從而降低甚至可能扼殺繼續(xù)積累的可能性。要使古典的勞動力供給原則發(fā)揮作用，就必須武斷地假定這個上限足夠高，或者說，供給曲線在很大范圍內具有足夠的彈性。

　　即使承認人口增長會對工資水平做出顯著的反應，但人口的調整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任何短期內它對實際勞動力供給的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人口調整過渡期間，任何大規(guī)模的積累突增都會導致工資被抬高，利潤被侵蝕，積累本身也會陷入停滯。因此，從一開始，積累就不可能在這樣的體系中進行。即使積累開始了，它的繼續(xù)也會始終處于危險之中，因為勞動力供給的調整機制本身就是一種不可靠的機制，它充滿了隨時可能出現(xiàn)的工資上漲侵蝕利潤的可能性，而利潤正是積累的源泉。

　　古典分析的這一特點遭到了馬克思的嚴厲批評和拒絕（《資本論》，第一卷，第637-9頁）。取而代之的是，他試圖引入一個內在于積累過程的原則，從積累過程本身出發(fā)，解釋勞動力供給源源不斷并滿足積累的需要的原因。這就是勞動力后備軍原則或者說“相對過剩人口規(guī)律”（《資本論》，第一卷，第25章，第3和第4節(jié)）。由于機械化和生產結構的變化，勞動力從現(xiàn)有的工作崗位上被移除，而勞動力“再循環(huán)“的過程產生了后備軍。除了這種勞動力儲備之外，還有其他可能的勞動力供給增長來源，來滿足積累過程的需要。舉例而言，這些來源包括現(xiàn)有工人勞動力參與率的提高、勞動力遷移、家庭勞動和其他形式的非資本主義生產的減少。向其他地區(qū)的資本輸出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從歷史上看，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些來源或多或少都具有重要意義。由此看來，即使不考慮人口增長，勞動力的供應，進而（資本）積累也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人口增長的存在無疑增加了可用勞動力儲備，這一點現(xiàn)已得到廣泛承認。但是，馬爾薩斯理論賦予人口增長的獨特且唯一的作用，現(xiàn)在已被人們懷疑和拋棄。

　　04

　　結論

　　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預測往往被認為是“悲觀的”。據(jù)說，他們將經濟學視為“憂郁的科學”。不過，仔細研究他們的分析體系，還是可以學到很多具有當代意義的東西。從這種研究中得出的是一種復雜的思想結構，它表達了對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系統(tǒng)的本質、其擴張動力的來源以及其擴張的障礙或限制的深刻理解。然而，他們的思想從根本上局限于以農業(yè)為主的經濟條件，在生產方法沒有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由于土壤數(shù)量有限且肥力下降，農產品生產成本的增加阻礙了經濟增長。他們的分析低估了技術變革的深遠影響，而技術變革是改變農業(yè)和工業(yè)生產力條件的強大而持續(xù)的力量。雖然他們清楚地認識到國際貿易和外國投資帶來的可能性，但他們未能將這些因素作為增長過程系統(tǒng)理論的組成部分。馬克思指出了古典分析的一些主要局限和不足，并發(fā)展了關于資本主義積累過程的分析，他的分析在許多方面都超越了古典經濟學家，當然，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后來的工作一直在嘗試解決這些問題，但成效有限。直到今天，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理論仍然是經濟理論中最引人入勝但仍未解決的領域之一。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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