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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邁克爾·麥考爾發表聲明,敦促美國總統拜登“對伊朗及其代理人施加最大壓力,而非迫使以色列停火。我們需要加快向以色列交付已被本屆政府拖延數月之久的武器,包括2000磅炸彈,以確保以色列擁有遏制這些威脅的所有工具”。在麥考爾發出這番戰爭叫囂的幾天前,以色列于9月27日使用80多枚美制2000磅炸彈和其他彈藥襲擊了貝魯特某居民區,炸死連同真主黨領導人賽義德·哈桑·納斯魯拉(1960—2024)在內的數百名平民。在這次轟炸中,以色列投下的“掩體炸彈 ”比美軍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使用的炸彈還要多。
前美國海軍航空兵格雷厄姆·斯卡布羅少校為美國海軍研究所審查了以色列襲擊的證據。在一篇發人深省的文章中,斯卡布羅指出,“過去幾十年,以色列對附帶損害采取的方法似乎與美軍明顯不同”。雖然美國從未表現出對平民傷亡或“附帶損害”的嚴重關切,但值得注意的是,就連美國高級軍官也對以色列無視人命的程度瞠目結舌。斯卡布羅寫道,以色列軍方 “似乎對附帶損害有更高門檻……也就是說,即使平民傷亡幾率較高,他們也會發動攻擊”。
盡管華盛頓知道以色列一直在肆意轟炸加沙,現在又轟炸黎巴嫩,甚至在國際法院裁定以色列對加沙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是“可信的”之后,美國仍繼續為以色列提供致命武器。2023年10月10日,拜登說,“我們正在大幅增加額外軍事援助”,在過去一年的種族滅絕中,此種軍援至少達到創紀錄的179億美元。2024年3月,《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美國“悄悄批準并向以色列提供了100多項單獨的對外軍售”,其中包括“數千枚精確制導彈藥、小直徑炸彈、掩體摧毀彈、小型武器和其他致命援助”。這些“小規模”軍售低于美國法律規定的要求總統向國會申請批準(無論如何國會都不會拒絕)的最低門檻。這些軍售相當于交付了至少14000枚2000磅MK-84 炸彈和6500枚500磅炸彈,以色列曾在加沙和黎巴嫩使用過這些炸彈。
在加沙,以色列經常使用2000磅炸彈襲擊平民居住區,而正是以色列當局告訴平民到這些地方避難。據《紐約時報》報道,“在戰爭頭兩周,以色列在加沙投擲的彈藥中約有90%是1000或2000磅的衛星制導炸彈”。2024年3月,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發推:“美國不能前一天還在懇求內塔尼亞胡停止轟炸平民,第二天就給他送去數千枚2000磅炸彈,這些炸彈可以夷平整個城市街區。這太荒唐了”。“反武裝暴力行動”組織(Action on Armed Violence)2016年的一份報告對這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了如下評估:
這些炸彈威力極大,在人口密集區使用時破壞力很大。它們能炸開建筑物,炸死炸傷距離爆炸點數百米遠的人。2000磅MK 84炸彈的碎片散落模式和射程很難預測,但一般說來,這種武器的“致命半徑”(即有可能炸死附近人員的距離)可達360米。其爆炸波可產生巨大的震蕩效應;預計一枚2000磅的炸彈可在距彈著點800米遠的地方造成嚴重傷害和破壞。
我曾多次在貝魯特郊區達希耶(Dahiyeh)的哈雷特赫里克(Haret Hreik )居民區散步,在對真主黨領導人的襲擊中,該居民區遭到以色列炸彈襲擊。這里高度擁擠,高層住宅樓間距只有幾米。用80多枚這種威力巨大的炸彈襲擊這些建筑群,不能稱之為“精確”。以色列對貝魯特的轟炸如同其對加沙的猛烈攻擊,象征著以色列和美國在戰爭中蔑視人命。9月23日,以色列以每分鐘一次以上的空襲速度轟炸黎巴嫩。幾天之內,以色列的“密集空襲”造成100多萬人流離失所,占黎巴嫩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1911年11月1日,意大利空軍中尉朱利奧·卡沃蒂在利比亞黎波里附近的塔吉烏拉鎮(Tagiura)投擲了一枚丹麥產哈森手榴彈,這是第一枚從飛機上落下的炸彈。一百年后,為推翻穆卡扎菲政權,法國和美國飛機再次轟炸利比亞,這是一種怪誕的百年紀念形式。正如斯文·林德奎斯特在其著作《轟炸史》(2003年)中記載的那樣,人們從一開始就知道空中轟炸的兇猛程度。1924年3月,人稱“轟炸機哈里斯”的英國空軍中隊長亞瑟·哈里斯撰寫了一份報告(后被刪除),講述他在伊拉克的轟炸行動以及空中轟炸的“真正”意義:
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剛剛開始意識到,如果能忍受一點噪音,他們就能忍受轟炸……他們現在明白真正的轟炸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傷亡和破壞;他們現在明白,在45分鐘內,一個完整的村莊……可以被四五架沒有真正目標、沒有獲得軍功榮耀機會、沒有有效逃生手段的飛機幾乎摧毀,三分之一的居民被炸死或炸傷。
一百年后,“轟炸機哈里斯”的這句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所遭受的殘酷無情。
你可能會問:真主黨和伊朗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彈呢?它們難道沒有體現戰爭殘酷嗎?當然,這些都是丑惡戰爭的一部分,但不能簡單地將其相提并論。伊朗發射彈道導彈之前,以色列襲擊了伊朗在敘利亞的外交設施(2024年4月),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什基安就職后,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耶在德黑蘭被暗殺(2024年7月),納斯魯拉在貝魯特被暗殺(2024年9月),以及數名伊朗軍官被殺。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發動了無數次針對平民、醫務人員、記者和援助人員的襲擊,而伊朗的導彈卻只針對以色列的軍事和情報設施,沒有針對平民區。真主黨則在2024年9月襲擊了以色列海法以東的拉馬特大衛空軍基地。伊朗和真主黨都沒有向以色列城市的擁擠街區發射彈藥。自2023年10月8日以來,以色列對黎巴嫩的空襲次數遠超真主黨對以色列的空襲次數。在目前這波敵對行動之前,截至9月10日,以色列已殺害137名黎巴嫩平民,數十萬黎巴嫩人流離失所;與此同時,真主黨的火箭彈當時已殺害14名以色列平民,其火箭彈導致63000名以色列平民撤離。不僅在襲擊次數和死亡人數上存在差異,在使用暴力方面也有質的區別。主要針對軍事目標的暴力在某些情況下是國際法所允許的;而不分青紅皂白的暴力,如對平民大規模使用炸彈,則違反了戰爭法。
黎巴嫩詩人和藝術家埃特爾·阿德南(1925—2021)的父母逃離瓦解了的奧斯曼帝國(隨后成為現代土耳其),而她就在貝魯特長大。阿德南在沖突和痛苦的土壤中深入發掘,這也是其詩歌創作的素材。她的聲音在位于阿什拉斐葉區(Ashrafieh)名為“小山”( little mountain)的公寓陽臺上回蕩,從那里她可以看到進出港口的船只。埃特爾·阿德南去世時,小說家埃利亞斯·庫里(1948—2024)(他本人也在貝魯特再遭轟炸前去世)寫道,他為一個不會死去的女人哀悼,但也為自己的城市擔憂,因為這座城市正在獨自承受苦難。以下是埃特爾的詩歌《貝魯特1982》中的幾段摘錄,提醒我們,我們像暴風雨一樣憤怒。
我從不相信
復仇
會是一棵樹
在我的花園里生長
*
樹木向四面八方伸展
巴勒斯坦人亦如此:
被連根拔起
又迥異于蝴蝶
沒有翅膀,
被大地束縛,
深愛著
他們的邊界和
苦難,
沒人能永遠被鎖在
監獄
或是雨中。
……
我們哭泣時永遠不會流淚
而是流血。
……
在墓地上我們不會
種莊稼
也不會種在我的掌心
我們像暴風雨一樣憤怒。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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