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方可成
2011-11-04 13:07:57
 《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雜志 2011年11月1日
原題：Science in America: Decline and fall
作者：Shawn Lawrence Otto
原文鏈接：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228361.500-science-in-america-decline-and-fall.html
翻譯：方可成 （http://www.FangKC.cn）

“我們現在正對付的一件大事是全球變暖的騙局，那是一種徹底的邪教、扯淡、無稽之談。”20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Michele Bachmann曾這樣說道。她還認為，人乳頭瘤病毒（HPV）疫苗會導致精神發育遲緩；科學課堂上應該加入神創論的內容?！拔抑С謱⒏鞣N類型的科學都擺上桌面，由學生們來選擇。在科學的問題上，政府不應該通過支持某一方觀點的方式進行干預，因為兩方都值得懷疑?！?/p>

Bachmann的競爭對手，德克薩斯州州長Rick Perry則鼓吹基于圣經的禁欲教育。他認為，進化論是“一種存在缺陷的理論”。對于氣候變化，Perry說：“科學不會因為有一群科學家站在那里說‘事實如此’就被確定下來了……伽利略提出日心說時還被大多數人否認呢。”

前眾議院議長Newt Gingrich告訴選民：胚胎干細胞研究“正在殺害許多孩子以獲取研究材料”。共和黨新星Herman Cain聲稱，沒有科學證據表明同性戀由非個人意愿決定。

倘若共和黨人背離反科學的政治主張，是需要自己承擔風險的。當一度領先的候選人Mitt Romney說：“從我讀到的情況來看，我相信由于人類的活動，世界正在變暖?！北Ｊ嘏傻碾娕_主持人Rush Limbaugh馬上回應說：“跟總統候選人提名說拜拜吧！”于是，Romney又改變了自己的說法：“我不知道它是否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導致的?！?/p>

前猶他州州長洪博培說：“當共和黨變成了反科學黨，我們便有了大問題?！睆拇?，洪博培便被共和黨大佬們邊緣化了。

智識層面的腐壞蔓延很廣。新當選的100名共和黨議員中，有96人要么認為氣候變化是假的，要么誓言反對減緩氣候變化的努力。今年7月，全部由民主黨人組成的舊金山市監事會通過了一條法案，要求手機商店警告消費者：輻射可能會導致腦癌等危害——但并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在其他地方，當選的政客騷擾、恐嚇與他們意見不同的科學家；曲解他們的觀點，聲稱科學家們認為二氧化碳是致癌物質；通過決議，說明地球正在變冷；還要求老師們教學生：占星術可以控制天氣。這些荒誕的評論現在不僅在政治上被接受，還獲得了熱情的喝彩。這究竟是怎么了？

未來40年，科學將要創造的知識比人類有史以來創造的全部知識還要多。就在我們要被這些淹沒的時候，過去的進步所導致的未曾預料的后果又將令我們自食其果——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污染、人口爆炸、過度捕撈……我們現在100%地依靠科學去尋找方法，以保護我們的環境，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但決策者們卻越來越拒絕接受科學提供的答案，或者裝作問題不存在。

知識就是力量

托馬斯·杰弗遜曾設想：讓公眾接受全面的信息，他們便會自發維持和平和秩序，他認為這“不需要太高的教育水平”。但問題來了：在今天這個被科學主導的世界，民主的繁榮還能持續嗎？

從國會的情況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在535名議員中，只有不到2%的人有科學專業背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中有222人是律師背景，這些人恐怕大部分在上大學時都不會去上科學方面的課程吧。律師所接受的訓練是為了打贏官司，任何一名辯護律師都會告訴你：要想贏，就得選擇性地使用事實，而不是去構建真相。難怪現在的政策討論都被意識形態和修辭話語占領了，它們往往跟真正的事實沒有什么關系。

發生了什么？要理解美國政治和科學間的糟糕關系，我們首先要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

與最近的一些說法相反，美國在建國時并非基督教國家。早期的移居者是想要從專制的基督教政權中尋求自由的清教徒。清教徒們需要學習兩本書：一本是圣經，另一本是大自然，以辨別上帝的律法，這個過程被稱為“自然哲學”，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科學”。1663年，英國皇家學會62%的成員都是清教徒，包括牛頓。

當杰弗遜起草《獨立宣言》時，牛頓、培根、洛克和休謨的作品深深地影響了他。牛頓梳理了信仰和知識的區別；培根解釋了我們如何使用歸納推理的方法構建知識體系；洛克說明了知識如何不同于且高于信仰和觀點；休謨則將自由定義為有選擇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

杰弗遜在美國的建國文件中融入了這些理念，它們鋪就了美國的哲學和法律基石。如果每個人都有能力運用科學來學習關于現實和真相的知識，那么就沒有任何一個國王或教皇能夠宣稱自己具備高于普通公民的權威。人生來平等。這就為一個世俗的政府提供了合法性，這個政府尊重、寬容宗教，但并不將自己的權威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之上——真正構成基礎的，是自由、理性和科學。

這種思想為美國很好地服務了大約200年，之后便開始出毛病了。

如果將原因全都歸咎于宗教右翼勢力，有些太過草率。事實上，起作用的力量很多，它們來自政治光譜的兩端，也來自科學的內外。

要解釋這種變化，二戰是一個很好的起點，那場戰爭將科學從對自然的探索轉變成了一種武器。雷達和原子彈對戰果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樣起作用的還有聲納、合成橡膠及其他發明。

1945年，曾經在這些事情上發揮協調作用的科學研究和發展辦公室主任Vannevar Bush向杜魯門總統遞交了一份文件，題為“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在這份文件中，他提出：由政府提供永久的科研經費資助。

Bush的論證做得太好了?？茖W家們從向慈善家們推銷研究價值的負擔中解脫出來了，他們轉而向內，并在很多方面都退出了公共事務。大學教席被授予那些做研究、出論文的人，而不是參與公共事務的人。那些參與了公共事務的科學家往往被他們的同行評價很低，政治變成了一種會污染客觀性的東西。

科學就是政治

但是，將科學視為無涉政治的東西，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茖W永遠是政治的，因為它所創造的新知識要求改善我們的道德倫理，挑戰既得利益階層。退出對話將會令對手獲得話語權，這正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當科學家們退縮回自己的實驗室時，美國正在思考知識的陰暗面。原子彈深刻地影響了公眾的意識，帶來了一種倫理道德上的曖昧困境，以及對核滅絕的恐懼。人們開始感覺到化學污染的影響。從有毒廢棄物到危險的醫療設備，各種災難擊碎了公眾的信心。生于嬰兒潮時代的人們，開始對政府和科學都感到深深的不信任。

與此同時，宗教力量在組織起來。為了吸引新成員，原教旨主義的教堂利用科學上不斷發展的道德復雜性，吹響了集結號。借助電視的力量，新教徒的聲音開始變得像恪守傳統教義的福音派了，他們憤怒、反科學，并且極度政治化。

盡管批評聲不斷增多，但科學家們卻一直在大學里享受不斷增長的經費和聲望，排擠人文學科。人文學科做出了反擊，后現代主義出現了，它利用文化人類學和文化相對論試圖證明：沒有所謂的客觀真實，科學只不過是西方白人的文化表述（cultural expression），并不比女性和少數族裔聲稱的“真實”更具效力。這種說法很好地符合了公民權利的政治，并使人文學科重回巔峰。在流行文化中出現了一種世俗宗教運動，鼓吹創造屬于自己的真實，這被稱為“新時代運動”（the New Age）。

后現代主義催生了許多積極的事物，但“不存在客觀真實”的理念完全錯誤。然而，一代美國人都被這種錯誤的理念所教育。當他們成為政治、經濟、媒體的領袖時，這種理念就影響了他們對真實和科學的看法。沒有了客觀真實，所有的論爭就都變成了修辭。我們要么在無止境的辯論中陷入麻痹，要么只能訴諸無理性的權力。這就是今天的美國面臨的危機。

這種狀況在1987年更加惡化，那一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廢除了公平原則。此前，使用公共頻率的廣播機構被要求報道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并客觀呈現相互沖突的觀點。這條原則一被廢除，一批新的廣播電視主持人就涌現出來，Rush Limbaugh等人依靠對政治事務發表義憤填膺的觀點而贏得大量收聽、收視率。與此同時，有線電視和互聯網出現了，他們提供了無數可供選擇的新平臺。

新聞節目必須和娛樂節目競爭了，于是它們變得更加情緒化，觀點更加固執。受過后現代主義教育的一代記者認為，“客觀”報道只不過是在報道中加入不同的觀點，而不是采取代表了真相那一方的意見。有人曾問白宮記者David Gregory，為何不對小布什關于進軍伊拉克的不合理論證進行追問，他說：“那不是我們要做的?！边@種“偽平衡”的方式出現了，比如讓氣候專家和氣候變化的否認者們在媒體上針鋒相對。這種做法給予了那些極端意見以不適當的曝光度。此外，又由于媒體經費的削減，大部分科學記者和調查記者都被解雇了，問題愈加惡化。

最后，還有既得利益階層的影響。例如，2009年1月到2010年6月，能源企業花了5億美元阻止氣候變化的立法；2010年1月到10月，它們花了超過7300萬美元用于反對清潔能源的廣告。大部分經費都被用于使公眾產生對氣候科學的懷疑，或者貶損科學家的聲譽與動機。這確實起作用了，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新聞媒體允許它們這么做。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科學遭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打擊。沒有了客觀真實的概念，美國的公共對話變成了一種意見戰爭和政策無力。這種過程是被無理性的權力造就的：無視律法，罔顧數據，違背對方的意愿——而這恰恰是洛克和杰弗遜不希望出現的情況。

反科學的意識形態之前也曾占過主導地位，雖然情況不同，但歷史可以提供一些經驗教訓。當前蘇聯不顧遺傳學家的警告，推崇李森科的學說時，基本的要素和今天頗為相似。李森科曾將遺傳學家們稱為“象牙塔里資產階級偽科學的祭司”，這跟Sarah Palin將全球變暖稱為“環境祭司們發動的末日恐嚇戰術”沒有太大的不同。當年，蘇聯的農業一夜倒退40年。

魏瑪德國的政治右翼曾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為“騙局”，還說他是為了錢——跟今天氣候變暖的否定者們所說的差不多。

紐倫堡審判期間，希特勒的軍備大臣Albert Speer曾講述用新技術傳播統一意識形態的方法，這跟今天充當政治回音室的媒體很像。“在廣播、喇叭等技術設備作用下，八千萬民眾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換句話說，變成了“應聲蟲?！?/p>

美國當然離這些狀況還很遠，但正在接近它自己獨有的危機點。每一個遠離理性、走向意識形態的步伐，都意味著這個國家正接近一個暴政國家——在這樣的國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據的不是知識，而是叫嚷得最大聲的意見。

問題的解法和問題本身一樣是多面向的。首先，科學家必須重新參與國家的公共討論，理性的政治家必須挑戰對手，回到以科學為主題的政策辯論中去。

我正參與的兩個項目，目標正是讓這種辯論發生。其中一個叫做“美國科學宣誓（American Science
Pledge）”，號召候選人們保證捍衛科學，將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在數據的基礎上。

另一個是“ScienceDebate2012.com”，一個號召以科學、技術、健康、醫藥和環境為主題的總統辯論的草根運動。2008年，我們說服了奧巴馬和麥凱恩加入辯論，當年的運動是美國科學史上最大的政治倡議。今天，科學家們要在更高的水平上支持這樣的努力。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在每一個民主國家，人們得到他們配得上的政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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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識：

共和黨曾經是科學之黨。林肯在1863年創立了國家科學院。威廉·麥金利在1896年和1900年兩次贏得總統選舉，擊敗了持反進化論觀點的民主黨對手William Jennings Bryan。麥金利還支持創建了今天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所（NIST）的前身。Bryan的反進化論競選后來導致了1925年的“猴子審判”，這讓更多的科學家傾向了共和黨。1923年，憤怒的共和黨人、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加州理工學院校長Robert A. Millikan寫下了這樣的話：神創論者“就像在叢林一樣，根據本能、沖動、繼承的愛恨來進行判斷，而不是根據理性。這樣的人……是對民主和文明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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