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的最大障礙，是美國意識形態政治的那一套語匯和中國的往往名同而實異。比如，讀到美國自由派的核心綱領是“醫保、社保、扶貧和平等權”，讀者不免會感到狐疑：這不是強調經濟平等的中國新左派的綱領嗎?而主張市場自由、反對國家干預的 “自由放任派”，在美國卻被歸到自由派的對立面“保守派”里頭，在中國，這才是正兒八經的自由派啊。

其實問題很好解釋，中國目前的自由派起源于1980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自由指的是要市場經濟不要計劃經濟；而美國目前的自由派源于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在1934年第二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將自由定義為“普通人擁有更大的安全感”，用美國自由派歷史學家方納的話說，羅斯福“始終把自由與經濟安全感聯系起來，將根深蒂固的經濟不平等當成自由的最大敵人”。這種在羅斯福新政中形成的自由主義就是政府干預經濟的“自由主義”。它的哲學版本是羅爾斯1971年的《一種正義理論》，強調“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要求保護社會結構中的弱勢群體。反對新政自由主義的人只好用“個人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放任主義”為自己命名。自由放任主義的哲學表述是1974年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反對政府的再分配，主張一種只履行守夜人職責的國家。

在美國，這種自由放任主義的主要批評者仍然是新政自由主義。但在中國，對這種自由放任主義(在中國又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在1990年代卻落到了被稱為“新左派”的人士身上。

很多中國的“新左派”之所以拒絕“新左派”這個頭銜，可能是他們知道，在美國“新左派”有另外的起源。美國“新左派”起源于1960年代學生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綱領是“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SDS)1962年發表的《休倫港宣言》，其核心概念“參與式民主”，對抗代議制民主。“但參與式政治總是傾向于精英，因為這些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那些階級地位低的人，總是有更多的時間、金錢和資源投身政治。”新左派的理論家馬爾庫塞認為，馬克思筆下充當“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工人階級，已經被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俘虜，成為資本主義的“肯定性力量”，革命的任務落在了那些尚未被資本主義同化的校園知識青年、少數族裔和局外人身上。新左派革命的方式，是和崇尚“原始本能”、以搖滾樂和吸毒為生活方式的反文化運動一起，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廢除種族隔離的法律，廢除禁止墮胎的法律，廢除禁止雞奸的法律，廢除限制色情的法律，等等。

迪昂痛心疾首地寫道：“新左派和反文化運動為羅納德?里根的上臺鋪平了道路。”這是《為什么美國人恨政治》一書的第一句話。這句話有兩個意思：一是，新左派和反文化運動發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不但激發了道德保守派和宗教右派的激烈反彈，把按照傳統生活方式生活的“沉默的大多數”--中下層老百姓推向了保守派那一邊；而且，這種打破一切清規戒律的“文化革命”，本質上也和保守派中的“自由放任主義”一致。只不過，保守派陣營中的“自由放任主義”要的是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而自由派陣營中的新左派和反文化要的是道德上的自由放任。

其實，經濟上和道德上同時自由放任，在理論上更加圓融無礙，只不過在美國，由于兩黨政治的存在，它們分屬保守派和自由派兩個陣營。在其他很多國家，自由派知識分子要的只是自由放任，并不區分經濟議題和文化議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大眾往往既不支持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道德上的自由放任。但是，比起美國來，這些國家的選舉政治，又往往落后于媒體的發達程度，造成“沉默的大多數”永遠沉默，根本沒有機會用腳投票，顯示自己的力量。

美國的兩黨競選政治則把在理論上鑿枘難入的兩撥人捏合到一起。“自由派”支持國家干預經濟但反對國家干預道德，“保守派”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但支持國家干預道德。迪昂這本書的第一部分“自由主義的失敗”，講的是自由派如何在“文化革命”中將道德議題拱手讓給保守派，第二部分“保守主義的僵局”講的是保守派如何在道德上的傳統主義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主義之間左沖右突。書前的二版序言，則回顧了此書出版后，從克林頓到小布什期間的美國意識形態史。自由主義挽救自己失敗的最好局面出現在克林頓的第一個任期，卻被克林頓本人不道德的性丑聞和保守派的窮追猛打毀于一旦；而“9•11”之后短暫的意識形態休戰局面也沒有持續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