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報文章：西方資本主義三宗罪

    

    眾所周知，“原罪”的嚴重性并不在于其數量的多少，也不在于其性質如何，而是在于它們可能導致更壞的情況出現。與2008年以及2011年金融與經濟危機相關的西方資本主義原罪包括：傲慢、領導人道德勇氣衰退以及面對那些“無國籍大企業”時，我們的模式所表現出來的軟弱。

                            一宗罪：西方模式的傲慢

    首先是西方模式的傲慢。這種自豪感與蔑視他人的蠻橫無禮心態在20世紀90年代未隨著集體主義夢想的破滅而達到頂峰。柏林墻的倒塌象征“歷史的終結”，但實際上這種勝利加速了強國的脆弱，也預示著很大一部分政界和經濟界精英人士思想和道德的衰落：他們認定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將從此進入無限的“黃金期”。
    這些新信念以及類似的夸耀使人們相信，資本主義一定能夠立即排除時間因素與風險，一定能夠戰勝其他模式。正是此類信念與夸耀才導致了“負債經濟”的產生，導致了“賴債”時代的出現。而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霸權猶存，世界經濟則呈現出過度金融化的特征。
    遺憾的是，集體主義模式因為過度信奉經濟教條而破滅。日本模式在與西方公司的正面較量過程中被擊敗，而中國卻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成功。
    西方世界至今仍戴著有色眼鏡，還在把中國這頭大象視為亞洲“小老鼠”。還要有多長時間西方國家才能意識到他們應當正視現實、坦然面對中國并采取措施？這是需要勇氣的。

                             二宗罪：道德勇氣的衰退

    然而，領導人和精英階層道德勇氣的衰退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第二宗原罪”之所在。在西方的公眾民主變成“現代社會法老的干尸”的情況下，西方領導人養成了一種在這個媒體高度發達的社會里十分受用的嘩眾取寵、討好民眾的習慣。他們更看重如何去說而不是如何去做。
    在這種只關心自身利益尤其是選舉利益的短視邏輯下，領導人“忘記了”向公眾解釋這種“寅吃卯糧”的方式是無法持續的，它必將會損害到國家的未來。由于他們棄難擇易、放松了道德要求，因而“負債經濟”成了一種必然。
    領導人責任感的缺失還表現在他們沒有能力維系一個法治國家、主權國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信守合同和保障公平等。由于西方國家已經無力再信守它們曾對債主們（如私營部門和銀行等）所作的承諾，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只得將一切都推給市場，或者只好去找一些替罪羊（富人、歐盟、銀行等）。這些領導人完全否認了自己所肩負的使命，也否認了主權國家的地位。
    到什么時候，法國的領導人才能明白這樣一些道理：沒有銀行的繁榮就不會有國家的繁榮？沒有那些將錢存入銀行的股東，就不會有貸款？沒有紅利就不會有股東？

                        三宗罪：對“無國籍大企業”的依賴

    最后，面對那些口是心非的“無國籍大企業”，先天軟弱的西方資本主義內部逐漸形成了一種與特洛伊木馬相類似的依賴機制。或許帶有更多約束的“威權資本主義”對國家來說反而更為有利。它成了經濟競爭與游說過程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這一點，只要看看那些敢正面叫板中國政策的企業、個人或者國家所受到的反制措施就會明白。
    在這種情況下，追求短期利益成了西方世界那些“無國籍大企業”唯一的“金科玉律”——盡管這些企業的領導層在竭力否認這一點。這些企業將不會參與任何模式之爭。這些企業以及它們的游說集團成了那些反對西方模式的對手們實行霸權戰略的主要盟友。
    面對歷史的旋渦，西方資本主義必須更新其經濟體制，對它做出重大修改，同時又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在捍衛自身利益以及下一代的未來這些重大問題上，西方國家必須攜手合作。現在時間已所剩不多。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8期，摘自2011年9月8日法國《費加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