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　　

中云譯　　

在1997年一篇叫“全球化的多（或少）”的文章里，保羅.斯威齊談到了“在資本主義近來的歷史中的三個最重要的潛在趨勢，這段時期開始于1974-75年的衰退：（1）全面的增長率減速；（2）全世界范圍內的跨國壟斷公司（或壟斷寡頭）的增長；（3）可被稱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他認為全球化不是一個近期的趨勢，而是一個在資本主義整個歷史中都特有的一個過程）。這三個趨勢的第一個和第三個——富國的經濟停滯以及資本積累的金融化——自2007-09年嚴重的經濟危機發作以來，已成為被廣泛討論的話題。然而第二個潛在的趨勢，它或許可被稱為“壟斷資本的國際化，” 沒得到多少關注。實際上，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它也彌漫于左派中——以為趨向壟斷的趨勢已被征服。在這個敘述里，美國及別的地方二戰后初期的資本主義的寡頭壟斷結構已被摧毀，并被一個激烈的全球競爭的新時代所取代。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們不打算來爭論，那些培育全球競爭的觀念全是錯的。相反，我們認為，從1970年代以后，更新的國際競爭的證據，與通常以為的相比，在范圍上更加有限。從那以后，它已進入了一個新的全球壟斷金融資本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世界的生產越來越被相對極少的一些跨國公司主宰了，這些公司能行使相當可觀的壟斷權力。簡單說，我們面臨著一種國際寡頭壟斷制度。我們提出我們的論點的主要輪廓及其經驗證據和解釋。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論述將產生許多和將回答的問題一樣多的問題。然而，我們的目的是為了證明，為理解當前全球經濟趨勢，包括成熟經濟體里的增長減速與金融化，弄清楚壟斷資本的國際化是一個必要的先決條件。　　

當然，我們所要說的總的題綱對我們的所有讀者來說不是一個新發現。壟斷資本全球化的跡象在這幾十年間已越來越明顯。如同理查德.巴內特與羅納德.穆勒1974年在他們的書《全球影響：跨國公司的力量》中寫的：“跨國公司的興起代表著寡頭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種新的公司結構是集中與國際化過程的頂峰，它把經濟置于少數幾百家商業企業的實際控制之下，它們之間并不按照經典市場的傳統規則相互競爭。”　　

比如在所有的寡頭壟斷案例中，少數公司控制著特別的行業或特定領域的生產，很明顯的是，它們之間沒有經典意義上的競爭。相反我們面臨著一個競爭與勾結的辯證矛盾。特別是，“價格競爭”——或如它在商業中常被稱作的“價格戰”，被認為是非常危險的，并且通常被這些巨型企業避免。取而代之的是，這些公司間的競爭主要采取別的形式：尋找低成本的地方（這仍是生意的底線），資源與市場的競爭，以及產品的差異化。　　

如今典型的、代表性的企業是一家跨國公司——在許多國家經營的一家企業，但總部設在一個國家。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外圍有了增長，但總體上，這些全球企業都把總部設在中心的富國（公司越大越是這樣）。如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ATD）在其2010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世界前100大跨國公司（TNC）的組成說明，三國（美國、歐盟及日本）仍居統治地位”，雖然“他們的份額在慢慢減少。”　　

馬克.凱森，一位全球公司的一流主流分析師，在1985年時觀察道：“從一種廣闊的長遠觀點來看，戰后的多國企業（MNE）可被簡單看作資本國際集中趨勢的最新最好的顯示。這一觀點最清楚地出現于列寧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著作中。”　　

今天這種趨勢最具體地顯示在國際壟斷寡頭的增長中。路易斯·高拉姆博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位商業歷史學家認為，“全球壟斷寡頭如太陽的升起一樣不可避免。”確實，如《華爾街日報》1999年所寫：　　

在后工業時代，合并的趨勢看起來不可避免……世界汽車工業正合并成6或8家公司。兩家美國汽車生產商，兩家日本的及少數歐洲的企業將成為可能的幸存者。　　

世界頂級半導體生產商的家數僅12家。4家公司基本上提供了全球所有的錄制音樂。10家公司控制了世界的制藥行業，這個數字有望通過合并而下降，因為即使是這些巨型公司也擔心他們太小而不能應對全球的競爭。　　

全球軟飲料市場僅是三家公司的事，其中最小的吉百利公司1月的時候將它的國際業務的一部分賣給了這個行業的領導者，可口可樂公司。世界商業航空市場里只有兩個名字：波音公司與空客實業。　　

同樣的趨勢在所有行業都很明顯：在電訊、軟件、輪胎等等領域。這反映在2007年創紀錄的全球并購水平上（全年高達4.38萬億美元），以及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巨幅增長，它比世界收入增長得更快。FDI流入存量從1980年時占世界GDP的7%增長到2009年時的約30%，增長步伐在1990年代后期開始加速。（見下面的圖表1）。在說明跨國公司日益增長的力量時甚至這些數字也是保守的，因為它們沒有包括不同形式的互相勾結，例如，戰略聯盟與技術協議擴張了這些公司的全球影響。也根本沒有計算跨國公司完成的大量轉包合同，這些轉包合同將跨國公司的觸角擴展到了全球經濟的所有領域。通過這些或別的途徑，跨國公司的快速擴張創造了一個更加集中的世界經濟體系，全球500強企業的收入現在占到了世界收入的35-40%。　　

圖表1：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存量占世界收入的比重，1980-2009　　

注：FDI存量是分公司歸屬于母公司的資本及儲備（包括凈利潤）份額的價值，加上分公司對母公司的凈負債。　　

來源：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統計，http://unctadstat.unctad.org (Geneva: Switzerland, 2011)。GDP與FDI按當前美元價計。　　

當巨型公司不只在一個而是在20個或甚至在50個或在更多國家運作得越來越多，生產被轉移到了一個全球的層面。這顯示在圖表2中，按他們的國外分公司的資產排序的前100強非金融（非銀行）跨國公司的外國分公司的資產、銷售與雇員的比例快速增長。僅在1990年，這些世界前100強非金融跨國公司的國外分公司的資產僅占這些公司總資產的三分之一多一點，銷售和雇員數僅占這些公司的不到一半，生產仍然主要以總部設在本國的母公司為基礎。然而到了2008年，這些全球100強企業已非常果斷地把它們的生產轉移到了國外分公司，這些分公司的資產幾乎占到了其總資產的60%，銷售占到其總銷售的60%多。　　

圖表2：世界前100強非金融跨國公司的分公司在資產、銷售及雇員數上占的比例　　

注：這張表由按國外資產排名的非金融跨國公司（MNC）組成。“外國子公司”的定義是母公司至少有其10%的所有權。如果沒有國外資產、銷售與雇員的報告，這種無報告的跨國公司不在討論之列。受資產的影響，1990年的這些跨國公司的總數減少至78家。　　

來源：UNCTAD，世界投資報告（紐約：UNCTAD，1993，2002，及2010）　　

美國的這些巨型公司在最近幾十年來已過渡到在一種真正的全球規模的生產。表1列出了世界跨國公司100強中18家美國跨國公司的總資產、銷售與雇員數數字。（由于美國國內市場非常巨大以及這個跨國公司100強的排名僅根據國外分公司的資產，按這種方法排名僅有18家美國公司在這世界跨國公司100強里面。）這18家公司代表了所有美國非金融跨國公司資產、銷售與雇員數的真實份額：占總資產的16%，銷售的28%，雇員數的約23%。這18家美國公司一半或更多的總資產與生產來自于他們的外國分公司，表明這些公司已深深地參與了全球寡頭壟斷控制下的競爭/對抗。　　

就如表1所示，2000年至2008年間，這些前100強跨國公司里的美國公司中的大多數，其國外分公司的資產、銷售與雇員數所占的比例都經歷了實質性的、有些是非常巨大的的增長。如在以下幾個例子中，通用電氣國外分公司的資產、銷售與雇員數所占比例分別從2000年時的36%、38%及46%，上升到了2008年時的50%、53%及53%——使通用電氣從根本上成為一家全球性的而非美國的制造商。福特公司，其國外分公司的資產、銷售與雇員數所占的比例上升得甚至富戲劇性，在2000-2008年間，其國外資產占其總資產比例從7%上升到了46%，其國內銷售與雇員數從30%與53%上升到了59%與58%。因此在2008年，福特母公司的銷售與雇員數僅占其總銷售與雇員數的40%多一點。在2008年，可口可樂員工總數中的86%由其境外分公司雇用。　　

表1：美國前18家非金融跨國公司的國外資產、銷售與雇員數（按國外分公司資產排序）。2000年與2008年。　　

來源：UNCTAD，世界投資報告（紐約：UNCTAD，不同年份）　　

*數字是2001年的。†數字是2003年的。　　

這些公司代表了美國跨國公司國際化的一個極致。對美國跨國公司整體來說（包括小一些的公司及金融與非金融公司），2008年美國母公司占它們的綜合增加值、資本支出與雇員數的三分之二多一點，國外分公司占不到三分之一。然而，2008年母公司的增加值的份額在最近20年中已下降了約10%，這表明了美國跨國公司整體上強烈趨向于更大地國際化。　　

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力量集中明顯地表現在這些全球公司構建的各種形式的戰略聯盟中。這使約瑟夫.昆蘭，摩根斯坦利的高級經濟學家，在2001年時發明了一個術語“聯盟資本主義”。他寫道，“外商直接投資與貿易雖然不是唯一的，卻是最基本的全球合作的方法。”其它方法包括“轉包合同、管理合同、看守條約、賦權、特許及產品分享。特別重要的是……戰略聯盟與伙伴關系的增加，已變得幾乎與過去10年全球的并購一樣明顯——如果在一些行業不是這么明顯的話。”例如，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福特公司為它的組裝者、它的制造技術提供者、它的設備提供商及其它汽車制造商以及零件供應商們達成了幾十項技術合同。　　

世界主要的航空公司已“結合成為了少數巨型聯盟。”例如，僅其中的一個，星空聯盟，就包括了美國聯合航空、大陸航空、全美航空、加拿大航空、英國中部航空、漢莎航空（德國）、布魯塞爾（比利時）航空、瑞士航空、澳大利亞航空、西班牙航空、葡萄牙航空、波蘭航空、克羅地亞航空、亞德里亞航空（斯羅文尼亞）、斯堪的納維亞航空、芬蘭藍天航空、希臘愛琴海航空、土耳其航空、埃及航空、泰國航空、新加坡航空、巴西天馬航空、新西蘭航空、南非航空、日本全日空、韓亞航空（韓國）及中國國航。昆蘭解釋，“通過聯盟建立的資產共享——不管是飛機、代碼共享能力、頻繁的飛行員項目、給養服務、培訓、維護，或甚至是飛機購買項目——聯盟及其成員取得了更大的規模經濟效益。”結果是，在唯一一艘航空母艦的領導下，一個全球航空艦隊有效地形成了，在這個例子中，領導者是美國。這類巨型聯盟增強了國際的寡頭壟斷。　　

“即使微軟，被稱為全球最強大的公司之一，”昆蘭繼續寫道，“也不得不進入多重戰略聯盟（與愛立信、英國電信、墨西哥電信及其它公司）……和其它公司一樣，微軟希望把自己定位于全球群星的中心，以便利用全球資源。”　　

目前世界貿易中的很大一部分來自于跨國公司的對外采購。一個粗略的估計是，至少40%的世界貿易與對外采購有關。其中，轉包起到了很大作用。根據聯合國的信息，目前跨國公司的轉包合同數達到幾十萬個。跨國公司及其分公司通常依賴分包商們的血汗工廠來降低單位勞動成本。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耐克公司，作為一個“空心公司”，從韓國、中國、印尼、泰國、越南等類國家外購它全部的產品。在1996年，一雙耐克鞋包含52個由5個不同國家的分包商們制造的不同部件。　　

在1990年代的印尼，耐克僅在1996年一年就制造出了7000萬雙鞋，那里的姑娘們每天工作14小時，每小時的報酬僅15美分。印尼工人每天的總體平均工資約2美元，剛好低于最低生活工資水平。跨國公司監測機構計算出在1990年代后期，制造一雙售價149.5美元的籃球鞋的全部勞動力成本（如果全部在越南制造），僅需1.5美元——是在美國最終零售價的1%。　　

通過使用分包商，耐克從生產中轉移出來，使它能夠采取極端的高壓勞動形式，同時避開與這些粗野剝削相聯系的多數批判。如在1997年，一位勞工調查人參觀了胡志明市一家由臺灣人開辦的耐克分包工廠，見到一位管理人員命令56個工人繞著工廠的一塊場地跑圈直到15人由于酷熱而虛脫。在1998年初，一個ESPN（美國娛樂體育節目電視網）攝制組在胡志明市目睹了一家耐克的韓國分包企業的一個管理人員打一個工人耳光，因這個工人沒人沒能正確地涂膠水，另外一個管理人員則把一只鞋砸到一位工人身上。在回應對類似虐待的批判時，耐克的億萬富翁菲爾.奈特宣稱這些都是分包商們干的，而不是耐克擁有或管理的公司干的。雖然耐克隨后在它的外購中主動采用了新的勞動標準，它依然依賴于血汗工廠的轉包，在那些工廠，對勞工的剝削可達最高程度。　　

耐克的寡頭壟斷競爭對手，如銳步，被迫通過血汗工廠使用同樣的外購形式——威壓——以取得源于低單位勞動成本的相似高利潤率，如果他們還想呆在這個行業的話。一份最近的全國勞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在2010年，新加坡的分包商Ocean Sky由銳步委托，在薩爾瓦多雇傭女工制作全國橄欖球聯盟（NFL）的T恤，這些女工制作一件25美元的NFL的T恤僅能得到8美分的報酬——意味著她們的工資僅占“NFL的零售價的百分之一的十分之三。”　　

法國政治經濟學家Beatrice Appay說，因“越來越多的公司使它們的非戰略活動外部化，”很少依賴于對外直接投資或直接擁有，它們仍舊“通過轉包維持一種高度的控制。”然而這種趨勢不包含在以對外直接投資為基礎的跨國公司的標準定義中，標準定義將所有間接形式的控制排除在外，因而掩蓋了跨國公司力量的真實規模。象耐克與蘋果這樣的公司（它們的生產轉包給中國），它們確實是壟斷跨國公司——通過它們的國際業務及對供應線的的戰略控制，獲得異常高的利潤空間——盡管他們相對缺乏真正的對外直接投資。　　

此外，很多對外直接投資程度高的公司，如通用電氣，他們自己就是主要的國際分包商。因而，通用電氣主要依賴于以新加坡為基礎的分包商Flextronics（偉創力）及中國的科隆集團為它提供電子零部件。世界轉包市場的一個特點是，同樣的分包商可同時為幾家不同的巨型公司工作，這些公司在這方面與其說是競爭還不如說是在串通一氣。因此Flextronics，世界最大的電子制造分包商之一，不但為通用電氣，也為Honeywell，Compaq, Pratt and Whitney，Nortel及其它公司供應零部件。　　

理解國際寡頭壟斷面臨的障礙　　

奇怪的是，對不斷增長的國際競爭的經濟與政治討論已那樣集中，以至更壟斷的世界經濟的實際增長被大大地忽略了，甚至那些左派們也這樣。要明白是什么使世界經濟轉移至一個被跨國壟斷寡頭的競爭/勾結控制的、難于理解的經濟，應當先搞清我們思想中的5個普遍障礙：（1）僅從國家而不是從國際、特定時期來思考經濟門類的一種傾向；（2）一種“市場”拜物主義，它排除了公司力量的分析；（3）我們稱之為的“競爭的不確定性”；（4）金融化與新通訊技術已使全球的競爭不可阻擋的觀念；（5）在全球層面上混淆資本間的競爭與工人間的競爭的一個普遍錯誤。　　

從任何特定的民族、國家的立場來討論國際競爭——特別是從美國的立場，它在世界經濟中享受著至高無上的經濟霸權——通常認為國際競爭僅在它侵犯這個國家的行業集中與壟斷程度時才得到增長。最有名的一個例子是由于外國公司，特別是日本公司的侵入，美國底特律強大的汽車制造商的寡頭壟斷被削弱。然而，極少被認識到的是，這種削弱是一種國際層面的轉向生產集中與集權化的一部分。在1970年代及1980年代的競爭中，“當美國公司在幾個行業中被甩在路邊”，高拉姆博什在1994年的《寡頭壟斷的凱旋》中觀察道，“新的全球壟斷寡頭開始出現了……。不管這種競爭的結果是什么，看起來最可能出現的形式是全球寡頭壟斷。”確實，5家跨國公司，其中2家是美國公司（通用汽車與福特汽車），他們共占全球汽車生產的差不多一半，同時10家公司控制了全球汽車生產的70%。因此目前汽車制造存在全球規模的寡頭壟斷，所有大的公司都在一個全球層面上運行。　　

我們思想的第二個障礙是，按抽象的經濟力量與流動來一般地指定經濟關系——市場——而忽視了巨型公司在形成經濟疆域上扮演的角色。如今的經濟理論中自由市場的想法與實際相比沒有一點真正的意義，它明確地排除了國家，并暗中排除了經濟體中所有的制度權力的因素：此即巨型公司扮演的角色。　　

第三，我們思想的一個最嚴重的障礙是，圍繞著競爭的概念上的混亂——這在經濟學中被普遍理解，這是一個方面，用通俗的（包括生意中的）話來說，卻不是這樣。按經濟理論，最完全意義上的競爭依賴于大量小企業的存在，他們中沒有一家有任何控制市場的力量。其他競爭者，雖然他們都存在，但本質上都是無名的。然而，企業間直接的對抗性競爭是極少的。從這個立場來看，如同眾多的經濟學家，包括彌爾頓.弗里德曼，已指出的那樣，按經濟術語來說，通常是寡頭壟斷市場特征的、激烈的對抗性競爭，更接近于壟斷而不是競爭——如今的競爭幾乎全是聯合的。此即“競爭的不確定性。”　　

實際上，這樣的寡頭壟斷的對抗性競爭（常被錯認為是單一競爭）的各方趨向于勾結起來，特別是當這些巨型公司面臨破壞性的價格競爭時。　　

保羅.巴蘭與保羅.斯威齊在《壟斷資本》中很好地描述了這一過程的邏輯：　　

典型的巨型公司……是制造的產品或多或少地足夠彼此替代的幾家公司之一。當其中一家改變了產品的價格，其它公司將立刻感覺到這種影響。如果企業A降價，一些新的需求將被開發出來，但主要的影響將是顧客被從企業B、C和D吸引走。隨后，不愿把生意讓給A，其它公司將降價以報復，或甚至整治A。A原本的打算是想增加自己的利潤，但結果或將是讓所有企業陷入一個更糟的境地……　　

這種不穩定的市場情形在壟斷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非常普遍，并且仍然不時出現，但它不是如今的壟斷資本主義的典型。對特別喜歡預測未來、仔細計劃及只下注于確定的事的大公司來說，它顯然是讓人詛咒的事。因此避免這種情形的出現成為這些公司的政策的頭等大事，是有秩序的、有利可圖的商業活動的必要條件。　　

這個目標通過一個簡單的禁止降價的手段達到了，禁止降價成為經濟戰爭中的一件合法武器。自然，這不是突然或有意識決定而發生的。如同其它強大的禁忌一樣，反降價是從長期的并且常常是痛苦的經驗中逐漸成長出來的，它從這樣的事實中獲得力量——它為社會中的強權服務。只要它被接受和遵守，危險的不確定性就被從合理追求最大利潤中移走了。　　

根據這個分析，在一個成熟行業中的主要企業并不是純粹的競爭對手而是寡頭壟斷競爭者，他們參與約瑟夫.熊彼得所稱為的“勾結定價。”沒有串通者能降價，因擔心受到對手們的報復。因有這些價格戰的破壞天性，如同巴蘭與斯威齊所說，在價格領域里的趨勢是走向共謀。在這些集中的行業里降價很少出現，而是這些企業通常先后出現的漲價，這些漲價大多數都是在這些行業里最大公司的價格領導下進行。　　

我們的觀點是，隨著世界范圍內的集中與集權化及跨國公司的擴散，它們日益統治著全球的生產，競爭的自然狀態已被改變了——不但在國內而且目前也在國際層面上。因此，經濟學家愛德華.格雷厄姆與保羅.克魯格曼，在1995年的《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寫道，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向是，達到一種實質的程度，成為一種“寡頭壟斷競爭”的產物。如今這些占統治地位的企業努力爭取獲得更大的、對各種生產與分配要素的戰略控制而帶來的壟斷優勢，同時阻止真正的、不但在國內的而且也在國際上的價格競爭。　　

我們的思想中的第四個普遍障礙是這種觀念，金融與新的數字通訊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市場競爭，因它們增加了走向壟斷/寡頭壟斷趨勢的成本。但金融化與數字化，實際上，完全與巨型公司的發展與成熟聯系在一起。金融使現代公司成為可能并加速了資本的集中化，特別是通過并購。在今天這個全球金融資本壟斷的時代，金融資本，它曾促進了國內經濟力量的整合，現在把它的公司整合角色擴展到了全球層面。而且，金融公司自身也越來越服從于世界范圍內的集中與集權化，成為資本跨國移動的一部分。信息技術，一度曾被認為會成為巨大的平均主義工具，在普遍地增加壟斷化趨勢時，其本身正經歷全球的壟斷化。　　

理解這種全球壟斷化趨勢的一個最后障礙，由一類簡單的錯誤組成，企業間的競爭在什么地方——當經濟學家們討論競爭時所首先想到的——與工人間的競爭混淆在一起了。跨國公司們尋求通過分割統治的策略，在不同的地方、地區、國家的勞動市場獲得有利條件，從現實中受益——資本是全球流動的，但勞動力由于文化、政治、經濟及地理原因等綜合因素，大多都不能。因此，工人們日益感覺到全世界工作的艱難與工資的競爭，當全世界比賽著將工資與工作條件降至最底部時，大資本享受著日益加大的利潤空間。主流經濟學與激進經濟學，都不把這種工人間的競爭看作是經濟競爭，經濟競爭首先得與企業和定價有關。　　

按馬克思主義原理，工人間的競爭，與資本間的競爭（或適當競爭）截然不同，它與階級斗爭有關。它是一種由資本通過制造失業的產業儲備大軍而在工人間造成的一種沖突形式。這種分割統治的策略整合了全然不同的勞工過剩，使全球的勞動儲備大軍能得到持續不斷、日益增長的新員補充，由于就業的無安全感與持續的失業威脅，它很少受到反抗。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認為，“失業的結構性暴力，”包括“失業的威脅引起的恐懼”，是“利己主義的微觀經濟學模式的“和諧”機能的條件。”或者，如同傳奇性的美國資本家塞繆爾?英薩爾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前、以一種前公共關系時代的坦率說的，"我的經驗是，最能提高勞動效率的辦法是一長隊等在大門前的工人。"　　

今天我們常聽到——在國家競爭的意識形態里常被用于疏導階級不滿——美國工人正面臨著工作競爭的增加，由于有墨西哥工人、中國工人、印度工人等等。按我們的觀點，這不是競爭增加的一個反映——當然也不是這個術語用在經濟學中的那個含義——而是壟斷跨國公司成長壯大的一個反映，這些公司通過他們大量的國外分公司，他們大量的轉包商，以及他們對其它國家政府與政策制定的腐敗控制，使他們能夠使用一種分割統治的手段來對付全球的工人。當壟斷資本的國際化越發確定時，工人間的競爭惡化了：它們是同一硬幣的兩面。結果是世界范圍內的剝削率（以及壟斷程度）的提高。在核心資本的領導下，關稅與資本控制被通過關貿總協定與WTO打倒，因為帝國主義的公司相信他們自己足夠強大，能競爭得過外圍的企業。資本的自由流動造成了資本主義中心國家處于相對優勢地位的工人的真實工資的停滯或減少，同時惡化了外圍國家絕大多數更窮的工人們的處境。　　

增加企業規模法則與跨國公司的興起　　

從一開始，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完全由資本積累驅動的體系，它建立在對勞動力的控制與剝削上——資本間的競爭代表著一種機制，它使快速積累成為一種每一資本都遵行的法則。正如馬克思寫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它必須不停地增加所在行業的資本投入，競爭使每一個資本家都必須遵守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法則，如外部強制法則。它迫使他不斷地擴張他的資本，以便能保住它，他只能通過累進積累來擴張它。”積累自然會與資本的集中與集權化手拉手地走到一起，并且生產的主要方法壟斷在相對少數人的手上。　　

回顧資本主義的歷史，我們能看到斯蒂芬·海默，最著名的跨國公司分析家、激進的經濟學家所說的“增加企業規模法則”的證據。用他的話說：“從工業革命的開始，典型的企業就有一種增加規模的傾向，從作坊到工廠到國內公司到多重分工的公司，現在到了跨國公司。”在早期重商主義的資本主義時期，組織生產的一個基本方法是“委托”制度，即資本家為工人們提供生產方法和原材料，讓工人們在家里生產，然后資本家出去回收工人們勞動的產品，付給工人們最少的報酬。然而，這種制度不利于資本家直接監督工人的勞動過程。因此，生產的組織被轉移到了作坊——或者說到了馬克思所說的"公司"階段——工人們在那里被集中在一起并接受作坊主的管理。這使勞動的分工進入一個更發達的階段（亞當.斯密在關于別針制造的著名討論中用它作例子）。這種早先的市場關系的內在化是工廠制度的開始，它在機器的普遍使用后出現。　　

按馬克思的話說，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可被看作從“人力制造”時期，如僅通過人力運用于原料創造出貨物，廣泛地發展到“現代工業”（或機械制造）時期，它以勞動力對機械的服從為標志，并對應于工業革命自身。這一過程的本質自始至終是資本對工廠里勞動力的控制的發展進化，它產生了更大的剩余產品或利潤。　　

在作坊與工廠條件下的勞動分工的最初發展，與小家庭擁有管理的企業聯系在一起。然而，資本的集中與集權化意味著小家庭企業很快被大工業公司取代。因此，典型的個人資本的規模逐漸增大。這不僅是由于財富的直接積聚（或適當集中），而且也由于集權化——大資本通常擊敗（與吸收）小資本。通過金融，資本的中央集權化被極大增強，它有利于龐大的并購。如在1901年，在JP摩根的金融帝國提供必要的信貸后，165家鋼鐵企業在僅一年的時間里就合并成為美國鋼鐵公司——第一家10億美元級的公司。　　

大企業相對于小企業有巨大的優勢：不僅有各種規模的經濟體，而且還有特別的由進入壁壘與生產能力而帶來的壟斷優勢，因此它們可獲得壟斷地租。而且，一旦一家公司變得足夠大，以至它能廣泛地影響經濟，它就會在政治領域行使權力，使自己能夠獲得更多的國家補貼與支持——如同壟斷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所顯示的那樣。因此，在20世紀，典型的商業企業不再是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贊揚的小家庭企業，而是大型壟斷企業。　　

在資本主義競爭階段，對勞工的管理與控制相當簡單或粗暴。但當企業規模增加，同時市場擴張，在新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統治下，一個更加復雜的、系統化的勞動分工成為可能。在20世紀初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著名的對科學管理的介紹中，對勞動過程的認識與控制被從勞動者身上日漸轉移并集中到管理上，同時這帶來了實際勞動的巨大強化，代表了馬克思所稱的、資本下勞動的相對于“形式包容”的“真實存在”的歷史性出現。　　

這一因素，以及壟斷寡頭間的價格競爭禁止和大量的其它因素，導致了壟斷資本的勝利。在這個時期，現代多重分工的公司（鐵路資本最先發展出來的）、寡頭壟斷、水平整合、垂直整合、集團、工業證券市場以及跨國公司，全都出現了。“商業企業的三個最主要的貢獻——投資的擴張、公司力量的集中以及世界市場的增長”，哈里·麥格道夫在1978年時觀察道，“最終唯一地由跨國公司完成。”然而，他補充道，跨國公司的興起不能“形成，直到資本的集中”已達到“便于稱作壟斷資本主義（區別于競爭資本主義）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每一個主導產業的典型模式是競爭只在少數幾家巨型公司間進行。”　　

由于這種意義上的跨國公司是資本內在發展的一個產物——控制勞動的努力、資本積累的沖動、競爭的力量、信貸/金融的杠桿作用以及世界市場的增長——按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不會有單一的全球企業理論。然而，許多因素，可被單獨列出來。一些最先組織起來的跨國公司主要是為了尋找原材料，如石油和橡膠公司就是明顯的例子。這仍然是全球合作行為中的一個重要的因素。然而一個更大的因素在于，成熟的壟斷（或寡頭壟斷）市場的資本小心地尋求控制住它所控制的行業里的產出與投資，以維持更高的價格與更廣的利潤空間。因此，他們總在為生產中產生的潛在的經濟過剩尋求新的出路。因此，壟斷公司被”一種內在的沖動驅動（例如，被資本積累過程本身驅動），走出去并超越它的歷史業務領域。這種企業越是壟斷、它想處置并資本化的剩余價值量越大，這種沖動的力量就越強。　　

一家公司如有盈余去其它國家投資與尋求利潤，它可選擇去其它國家進行間接的證券投資（如起碼的貨幣投資），或對子公司直接擁有與控制。選擇后者通常意味著這家公司相對于其競爭者有某種它相信它能利用的壟斷優勢——例如，規模生產效益、條件更優惠的資本/金融支持、技術（或研發）優勢、專利、資產管理、更好的銷售成績、等等——所有這些將使它能豎立起市場進入壁壘，并獲得壟斷利潤。這家公司或許就會相信它能對它世界范圍內的業務進行強大的戰略控制，使企業更加穩定。跨國公司的母公司與分公司間的（及不同的分公司間的）企業內交易，常使這些跨國公司能通過在一個單位與另一個單位間分配利潤/虧損，通過這種方法，利用不同國家法律的差異而避稅。　　

跨國公司擴張的寡頭壟斷天性意味著這些公司總在制訂策略以戰勝他們的對手。因此，格林厄姆與克魯格曼認為外商直接投資通常采取一種“威脅交換”的方式，即作為寡頭壟斷競爭的一部分，公司相互侵入彼此的市場。　　

上面已提到過的一個決定跨國公司的業務的關鍵因素，是一些分析家（由海默開始，最近由基思.考林、Roger Sugden與James Peoples在繼續）所稱的“分割統治”現象。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自由貿易”（也即資本的自由流動）的大多數障礙被移除，公司們能漫步于世界，而勞工由于移民法、語言、習慣及眾多的其它因素，不易流動。　　

大衛·哈維所說的“剝奪性積累”，與全球農民被農業企業從土地上大規模地移走和農民被遷移入過度擁擠的城市相聯系，它已極大地增加了世界范圍內的工業勞動儲備大軍。這種方式的頂點，是蘇聯集團的崩潰與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它增加了世界范圍內相互競爭的工人數量。所有這些使一些企業分析家談到全球資本主義勞動力的“偉大加倍”。即在過去的20年內，全球的勞動儲備大軍出現了跳躍式增長，這使不同國家和地區間日益絕望的工人們更易互相爭斗。　　

這種分割統治策略的一個關鍵要素，如同已提到過的，是跨國公司對轉包企業的依賴，它常利用最野蠻的、在所有形式的規則之外的剝削形式，特別在南方國家。例如，幾乎所有蘋果的iPhone和iPad產品，都外包給臺灣的生產企業富士康（Foxconn），其工廠設在（大陸）中國。在2010年的前5個月內，16位工人從富士康深圳龍華廠的高樓上跳下去，其中12人死亡，在那里，超過30至40萬的工人們在可怕的狀況下吃、工作、睡。由于被迫完成每天很多小時的、連續幾個月的、相同的快速手部動作，工人們發現自己整夜地痙攣。作為他們悲慘境地的一個象征，他們將富士康的中文名改稱為“赴死康”，聽起來像“跑去死。”　　

幾乎在每個地方，即使在那些低工資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國家，任何時候工人們嘗試要組織起來，工人們都會被資本家直接威脅，要把生產移到國外那些工資更便宜工作條件更差的地方。一個經典的例子可見于1971年時的英國，亨利.福特二世在回應英國汽車工人罷工時宣布，福特Escort與Cortina型車的零件，以后將在亞洲生產。對美國跨國公司管理的一些調查已顯示，他們不愿在與工會的爭論中使用這種把生產轉移到海外的威脅（然而工會的調查顯示他們的這種想法甚至更強烈）。這種策略的結果，委婉地說，叫做柔性生產，將打碎與削弱全球勞工組織。所有這些，是與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分工與剝削制度不可分割的勞動過程控制的一部分。柔性生產代表了一種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它以分散的全球生產為基礎，常被用科技術語辯護，但它的核心卻是尋找更便宜、更可剝削的勞動力。　　

正如基思.考林在差不多30多年前的《壟斷資本主義》中寫的：　　

資本主義已變得越來越游牧化了，在它的尾跡中留下了社會瓦解的蹤跡。采用這樣一種游牧方式的存在，可使每一跨國公司更有效率，這反映在它對勞動成本的升高與更柔韌的技術帶來的機會作出的適當反應，這從而意味著廣泛基于技能的勞動需求的減少……無論哪里的工人行動起來想提高工資或控制勞動強度或工作時間，他們就將失去工作，他們的工作就會被其它國家組織不好、斗志不高的其它工人群體所取代。因此，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里，后工業化（在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階級斗爭的一個結果。　　

這意味著通過國外分公司和世界經濟中低工資地區的轉包者們進行的外包生產，是國際寡頭壟斷競爭的必要條件。一種“新的游牧主義”已在生產中出現，生產地點的確定主要根據哪里的勞動力最便宜來決定，并且帝國主義公司可以在一看到哪里有勞工反抗的信號時，就收攤離開并搬到其它地方。　　

對今天的寡頭壟斷跨國公司來說，為了資本積累，全球擴張勢在必行，這樣才能生存。如果一家大公司進入一個新的市場，它的對手們必須迅速跟進，否則就有被排除在外的危險。一些經濟學家，如格林漢姆與克魯格曼，把這稱為跨國公司投資的““緊跟領導”模式”。　　

貿易自身實際上不再被看作主要由自由市場力量所導致——按新自由主義理論——而是越來越成為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分公司間的交互作用的產物，因此它越來越多地采用企業內部交易的方式。在美國，貿易完全由跨國公司主宰。如同John Dunning與Sarianna Lundan在《國際企業與全球經濟（2008）》中評述的：把美國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分公司所占的份額加起來，跨國公司占2002年美國出口的77%，進口的65%。因此，在與美國國際貿易有關的地方，它都快速達到了這樣一種狀況，跨國公司是唯一的演員。考林在2005年時在談到多國或跨國公司的全球增長時寫道，“跨國化引入了一個控制市場的附加維度——它使大企業能控制貿易的形式和維度，從而削弱了在國內市場限制壟斷或寡頭壟斷定價行為時可能帶來的貿易影響。”　　

國際壟斷資本的矛盾　　

資本積累壟斷國際化的主要后果是世界剝削的強化與停滯趨勢的深化。從1970年代起，世界經濟增長的衰退日益惡化，并集中出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然而世界危機大多數最可怕的后果落到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頭上。壟斷金融資本不僅把這種停滯傳播到了全球大多數地方，而且使金融化得以產生，因為巨型企業，無法在制造業為他們龐大的經濟盈余找到充分的投資出口，轉而在全球金融領域日益投機。結果，金融危機變得更多更嚴重，而各國的國有體系越來越遭受到巨型資本沖動的損害，被迫去撈出這些被認為“大到不能倒”的公司。國家、地區及本地政府通過打擊普通大眾、削減社會服務、同時建立更加退步的稅制來消除金融危機的后果，從而嚙合社會剝削的有效水平。因此，壟斷資本的國際化，并不利于世界體系的穩定，而是制造出越來越大的危機，不僅對私有經濟如此，對國有體系也一樣。　　

在它所有的丑陋中，不平等，如果有什么別的話，變得更深、更不易改變。今天，最富有的2%的人擁有全球財富的一半多，最富有的那1%的人占有全球總資產的40%。如果，在1960年代壟斷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世界最富與最窮地區間人均收入的差距從15：1跌到13：1——到了20世紀末期，這個差距已擴大到了19：1。從1970年到2009年，發展中國家（不包括中國）的平均人均GDP僅是G8國家人均GDP的6.3%（G8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及俄羅斯）。從2000年到2006年（剛好在金融大危機之前），它只高了一點點，達到6.6%。其間，約58個最不發達國家（聯合國列出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平均人均GDP占G8平均人均GDP的比例從1970年時的1.8%下降到2006年時的1.3%。21世紀的頭十年已出現了一波波的糧食危機，在一個糧價不斷上漲及投機橫行的時代，數億人被漸漸地剝奪了食物。　　

壟斷資本全球化的一個絕大諷刺是，這種徹頭徹尾地沖向壟斷跨國公司的發展在每一個地方都獲得了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來源于哈耶克與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幫助與煽動。這些花言巧語始終不變地宣稱會促進全球范圍內的人類自由、經濟增長及個人幸福——或按流行的說法，“民主”——"專制"再無存身之地。按哈耶克主義者們的觀點，這種玫瑰色的未來有兩個敵人：勞工及國家（當后者為勞工及全體人口的利益服務時）。　　

這種壟斷資本國際化的新自由主義運動，不僅僅是對工人階級的一次攻擊。它還應被更廣泛地理解為一次對潛在的政治民主的攻擊，也就是說，對人們組織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去抵消公司的力量的攻擊。不顧自相矛盾，很少承認現實，新自由主義者們描繪出一幅個人、商業及世界自由市場的一個小小的“自由主義者的”王國的圖畫。然而，要解釋這個古老的卡里普索即興曲，可以這樣說，這種百萬富翁的“自由主義者的”天堂，是窮人的地獄。　　

事實上，全世界的國家支出幾乎都沒有減少。相反，由于政治精英們被形式無數的賄賂所腐蝕，許多國家正通過幫助和支持他們“自己的”巨型公司的“占領”，日益設法滿足國內和國際壟斷資本的需要。與此同時，這些準私有化的國家已變得更加專注于監禁與壓迫他們自己的人民。　　

正如全國性地，任何有助于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的國家項目都成為新自由主義的靶子，因此國際性地，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目標是移除民族、國家對跨國公司力量的任何限制——以“自由”市場的名義。這主要傷害那些軟弱的國家，這樣的規則被由富國控制的國際組織（主要是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及WTO）更加嚴厲地強加于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很少能抵抗跨國公司的侵入。新自由主義時代經濟停滯的充分事實已被用作一個代表巨型企業的利益、進一步推進市場自由化的正當理由。　　

在我們的時代，全球壟斷金融資本的統治意味著每一個新危機都是一次金融危機，它以債務泡沫的形式出現，一直膨脹，直到最后破滅。只有那些強大得能抵抗住新自由主義全部力量的國家，才能在這些情形下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雖然這種“繁榮”通常并不擴展到統治他們的財閥之外。同時，目前世界上一些所謂的失敗國家，是國際壟斷資本（需要時，由帝國主義國家軍事力量支持）對世界大多數人決定性的打擊的一個顯示。　　

注釋：略　　

原文：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http://monthlyreview.org/archives/2011/volume-63-issue-02-june　　

Monthly Review（美國《每月評論》），2011, Volume 63, Issue 02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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