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青年貧窮化：“大社會”與學術危機

林柏儀

　　在未來的政治研究中，對2010年上臺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政策所做下的紀錄，英國首相卡梅隆（臺灣譯作“卡麥隆”（David Cameron）的“大社會”（Big Society）口號，恐怕不會遭到遺忘。

　　政黨口號成為熱門研究

　　英國《觀察者周報》（The Observer）日前揭露了一項震驚學界的訊息：責司人文藝術領域的研究經費分配，每年有1億英鎊預算的人文藝術研究委員會（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簡稱AHRC），將要把卡梅隆政府競選時提出的口號“大社會”，作為一項核心的策略性發展計畫，讓學界人士申請研究。

　　報導指出：“學界將把研究‘大社會’作為優先，作為和政府的一項協議，來避免經費刪減。”“這背后有來自著保守黨內閣的壓力。”“一位不愿具名的牛津大學學院院長指出：‘在極短的速度內，一個政黨的口號，竟就成為了學界的一項核心議程’。”一時之間，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少人都質疑：這是英國保守黨政府打破了過去建立的“學界經費由學界自行決定如何分配”原則。

　　消息披露后，有188位教授聯名投書媒體表達抗議，并已有超過了3千名的學界人士，簽署了一項網絡連署：“將‘大社會’移除在AHRC的補助項目外。”負責籌劃此項連署的新堡大學（Newcastle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Thom Brooks，還寄信給學界人士提到：“倘若政府始終不愿改變，我們希望募集一群AHRC的研究計劃審查人，以集體辭去審查人身份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面對各界質疑，AHRC採取強硬的態度，兩次發表聲明稿表示：“絕無此事”、“這個計劃是原本2年前就存在的‘連結的社區’（connected community）計劃，和政府的當前政策無關”；而后來經記者採訪詢問：“盡管計劃可能是延續既有的，但為何AHRC的官方計劃要加上‘大社會’（Big Society）的字樣，而且多達5次？”AHRC的發言人才出面回答：“會提到‘大社會’，是為了幫助政策決定者了解這個計劃的內容。”但始終不愿承認此作為有任何不妥，也一再聲明沒有受到任何官方壓力。

　　而英國保守黨內閣也指出，絕無干涉AHRC的研究計劃，盡管他們很樂意AHRC研究政府關注的重大政策方向。事情發生自此，彷彿進入了羅生門。指控者言之鑿鑿，但被指控者堅決否認。

　　或許，此事件的關鍵爭點已不在于研究發展計劃上有無“大社會”的字樣；而是當前學術界的獨立自主程度究竟為何？如此多的學者站出發言，反映的集體學界焦慮是什么？這還是得回到“大社會”下的經費刪減政策來理解。

　　卡梅隆的“大社會”

　　“大社會”這個口號盡管在保守黨內部，也曾遭到諸多質疑：被批評太抽象、選民聽不懂。然而，卡梅隆卻獨排眾議，堅持推行。從政治學的分析來看，這其實是連結上一整套意識型態的修辭，有他堅持的道理。

　　所謂卡梅隆的“大社會”，其實真正要說的是“小政府，大社會”。透過頌揚社會里社區與家庭的凝聚、互助力量，來正當化政府沒有介入的責任，進一步地，說服人們接受保守黨政府提出的“刪減預算”計劃，將公部門人力大量裁員，改以私有化的方式運作。“社會里面的力量，總是比政府更加強大的。”卡梅隆如是說。

　　這種修辭并不陌生。實際上從1980年代的保守黨撒切爾（臺灣譯作“柴契爾”）夫人政權，就一再以美化社會和市場的力量，攻擊二次戰后以來的西歐福利國家體制。不過卡梅隆更時髦地添加了許多“發展公民社會”、“培力人民”的詞匯在裡面，并強調這才是“由下而上”。其實1997年工黨布萊爾政權提出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里頭強調的“社會互助”，也是如出一轍。臺灣等地把“私有化”（privatization）翻譯為“民營化”，強調“民營”也有同樣的修辭意義。他們的重點都在于他們沒說出來的訊息：刪減基層人民的公共福利，改由社會里秩序自行解決。

　　一時之間，“大社會”竟成了“要社會自生自滅”？卻在修辭下，如此地理所當然？

　　“大社會”下的學術危機

　　這套邏輯擺在學界之中，結果就是能合乎“市場需求”的學術可以存活，不合乎的則淘汰之。去年以來英國數百億英鎊的學術經費遭到刪減，取而代之的是由學生的高額學費來承擔，盡管如此，政府依然頌揚著“社會中的人們，能因此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在這之下，每個大學系所都在為自身未來的招生可能絞盡腦汁，也為如何承攬公部門或私部門的案件耗費心神。學術發展至此，其實不需要政府施壓研究單位，來推動各種替政府宣傳的研究；“人窮志短”的學界機構，主動就會和當權者眉來眼去，搶著替各種政治口號做有利的學術添妝。這次AHRC主動和“大社會”連結上，不過是演出地比較拙劣罷了，但也拜其所賜，才呈顯出了學界本來就無法獨立的事實。

　　例如說，今年4月15日在倫敦大學Royal Holloway學院將舉辦的“高等教育中的公民參與教學”研討會，很諷刺地，在提出“強民主”（strong democracy）理論的知名學者Benjamin R. Barber專題演講之后，就是一場名為“‘大社會’中的高等教育：重新審視新政府‘大社會’議程中的大學社會角色”的研討。我們無法知道，這類“命名”背后是否有任何壓力，但可以猜想，這麼安排的系所，的確很可能因此而獲得某種獎勵或關系。不少人也指出，這樁“大社會”爭議，本來就是擔憂被裁撤的AHRC，自己揣測上意而來的。

　　因此，這樣的“學術不獨立”問題，恐怕無法透過“政府不要伸手進學界”就能夠解決；在資源匱乏和新自由主義改革下，大學就是不向政府搖尾乞憐，也得要和大企業暗通曲款，成為資本家的研究部門。在各種評鑒、競爭績效的壓力之下，學術早已和其“本真的研究”異化了開來。而這背后的背景，無法回避地，就是資本主義遭遇利潤危機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怎么辦？這值得對此現象不滿的人士嚴肅思考。至少，不要將這個爭議簡單地去政治化，只講究表面上有沒有用了政府的口號；或誤以為在社會條件沒被挑戰之下，我們就能遁入自由主義許諾的“學術獨立”當中。

　　“公民社會”，還是幫兇？

　　在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反面教材。當卡梅隆政府宣稱“‘大社會’計劃，是要幫助人們一起來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它要把更多的力量交到人民手上，把權力從政府移轉到地方社區“，它們還指出“大社會”至少包含了3項計劃：社區培力、開放公共服務、社會行動。將對此提供大量補助。盡管包藏禍心，但對于去政治化的服務型NGO，卻似乎是相當地美好？

　　不難發現，當卡梅隆政府提出此口號，以及一連串的“發展公民社會”政策后，英國眾多的NGO、自愿團體們，并不是質疑政府其實是以此來推卸責任，反而是欣喜地擁抱此口號，一起頌揚“公民社會”。一些NGO的聯合會，如英國自愿社區行動聯合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Voluntary and Community Action）、英國自愿組織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甚至還幫起政府向各個NGO做民意調查：覺得“大社會”計劃如何？有什么要加強的地方？

　　這些聯合會和政府連成一氣，向各個NGO附帶宣傳能自“大社會”取得哪些補助。卻對就在同一個月有超過50個公部門社會服務機構（如圖書館、社福中心、家暴中心），已將關閉的事實，未置一詞。對政府將社會服務的責任“外包”給NGO的政策，究竟將造成什麼負面影響，也沒有分析。彷彿，只要和自身組織的“業務”無關，就不會是他們在乎的議題；更何況，現在的政府愿意給他們更多經費？

　　這背后反映的恐怕是：這些服務型的NGO成為了政府刪減福利的幫兇，卻不自知，或在經費壓力下不得吭聲。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提到的“NGO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特洛伊木馬”，乍聽似乎夸張，但現實很可能即是如此。

　　而在生存壓力下，和當權者與資本家獻媚的學界中人，能怎門外在搶錢維生之外，理解到這整套新自由主義計劃的“反社會性格”，以及采取行動挑戰它？這是所有真正追求要“學術獨立”的人士，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否則，也很可能成了體制的幫兇，卻渾然未知。

（作者為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2011-4-1

圖為英國首相卡梅隆于今年2月14日在倫敦市中心的倫敦薩默塞特宮（Somerset House）以“大社會”為主題向社會企業家進行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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