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西方國家接連發生一系列令世人震驚的事件：美國信用評級近百年來首次遭下調，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惡化，挪威發生死傷慘重的槍擊爆炸案，英國爆發幾十年未見的大規模街頭騷亂。種種困境和亂象表明，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下，西方正在經歷深刻的制度性危機。

　　經濟難脫困境 

　　從金融危機爆發到現在已經3年過去了，西方各國經濟不僅復蘇乏力，而且深陷困境。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決問題、走出困境的辦法和出路。

　　首當其沖的是債務困境。金融危機后西方發達國家財政赤字與主權債務攀升至二戰結束以來最高，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飆升了近21個百分點。評級機構穆迪的一項研究表明，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債務將增加約15.3萬億美元，其中八成來自西方七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警告，二十國集團中的發達經濟體到2014年的政府債務水平可能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18%。今年5月美國國債達到14.29萬億美元的上限，目前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10%，國債總額占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約100%。奧巴馬總統簽署提高債務上限與削減財政赤字的法案，化解了債務違約的“近憂”，卻迎來市場對財政赤字能否真正削減的“遠慮”。美國一半以上的州債臺高筑，有的州瀕臨破產，只能靠舉債度日，加利福尼亞州窘迫的財政狀況甚至迫使州政府提前釋放了4萬多名輕罪犯人，密歇根州一些城市裁減了1/3的警察以減少支出。在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持續蔓延，繼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之后，其第三、第四大經濟體意大利、西班牙也被認為有可能面臨債務違約，法國的債務風險也令人擔憂。有經濟學家預測，未來20年發達國家將持續面臨高債務困擾。事實上，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早就深陷債務依賴模式，只能通過借新債還舊債來解決經濟和財政問題。為應對債務危機，美國一再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致使全球流動性嚴重泛濫，導致新興市場資產泡沫風險上升，不利于世界經濟總體復蘇進程。

　　“無就業”復蘇也是普遍困擾西方國家的“危機后遺癥”。美國今年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1.3%，6月個人消費支出縮減0.2%，個人收入增幅也下降到0.1%；7月失業率好于預期，但仍高達9.1%。有學者分析指出，美國的實際失業率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失業率，因為官方的統計模型不科學、不切合實際。歐盟失業率仍在9.4%左右，其中德國7%，西班牙高達21%，葡萄牙經濟則仍在負增長。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指出，未來10年歐洲和美國將面臨巨大的失業問題。經濟復蘇難以拉動就業和消費，消費低迷反過來影響經濟復蘇，為克服債務危機而采取的緊縮減赤措施又加劇了這種惡性循環，這就是西方經濟面臨的難以擺脫的困境。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雖已享受到‘經濟復蘇’，而實體經濟的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中掙扎”。格林斯潘指出的這種現象，恰恰折射出西方經濟制度的本質。

　　政治深陷僵局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近年來幾乎每個西方國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債務上限爭論中表現出的“痛苦、分歧和失調”震動了世界，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下調在全球引起軒然大波。奧巴馬總統說，美國這個國家沒問題，有問題的是美國的政治；他敦促美國國會拯救經濟，呼吁政治領袖們著眼于下一代，而非下一次選舉。標準普爾在發表的聲明中透露，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增加、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的信心下降，是其決定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的基本原因。美國有限電視新聞網主持人扎卡利亞稱，美國政治制度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大大下降。國際社會也對美國兩黨表現反應強烈，輿論認為發生在華盛頓的不只是一場經濟危機，更是一場政治危機：美國兩黨將政黨爭斗置于世界經濟安危和各國利益之上，損害了美國的聲譽，也動搖了世界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信心。

　　一位前歐洲國家政要在評價危機應對政策時指出，歐洲政治被選舉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時過多考慮政治和選舉因素，罔顧經濟客觀規律和國家長遠發展需要。德國媒體也評論說，在政府領導人看來，“連任比責任更重要”。債務危機前，歐洲國家為取悅選民、爭取選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債務；債務危機發生后，受相關國家國內政治矛盾牽制，以及受到歐洲國家與歐盟政治決策之間沖突的影響，債務危機久拖不決，引發民眾對現存政治結構的不信任和對政治體制效率的質疑。比利時甚至發生因政治僵局導致國家一年多時間無法組成新政府的事情。美國《時代》周刊發表《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的文章指出：“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問題有著相同的癥結——即現代民主國家選舉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們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國家長遠利益。他們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高經濟競爭力，抑或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

　　這里再舉一個稍遠一點的例子。2009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財政赤字高達數百億美元。為緩解財政危機，當年5月19日，加州進行了7項全民公決，其中6項涉及加稅，1項涉及凍結公務員工資，結果，涉及加稅的6項條款全部被否決，只有凍結公務員工資的1項獲得通過。人們不禁會想：這樣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決什么問題？但愿美國不會用全民公決的方式決定是否償還其所欠外債。

　　社會動蕩不安 

　　與美國政府靠舉債度日一樣，美國多數家庭長期以來也習慣于舉債消費。儲蓄不足使美國人對經濟蕭條的承受力很差，經濟衰退會迅速演變為社會不滿。經濟遲遲走不出困境，使70%的美國人認為國家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將近2/3的美國人認為這個國家正在衰落。《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撰文指出，美國人不再信任其政治制度的可靠性，而這一制度是整個政府的根基之一，這種信任的喪失導致整個國家陷入復雜而陰郁的情緒，焦慮、悲觀、羞愧、無助并且戒備心強。

　　金融危機以及反危機緊縮財政措施，也使歐洲社會久已存在的福利、就業、移民等問題凸顯、激化，導致民眾示威游行不斷，歐洲社會穩定和多元文化融合受到沖擊。多年來歐洲福利制度一直面臨變革壓力，在金融危機沖擊下更是難以為繼，各國紛紛推出福利削減措施，引發民眾不滿。2010年以來，先后爆發了希臘反緊縮示威及騷亂、法國數十萬民眾反對提高退休年齡游行和多行業大罷工、英國民眾抗議學費上漲、西班牙民眾抗議高失業率以及全歐反對削減社會福利大游行等大規模抗議活動。此起彼伏的民眾抗議不只是因為福利被削減、生活水平下降，更是為了反對社會不公，反對“讓普通民眾為資本家的貪婪和政府的無能埋單”。

　　就業問題一直是西方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一位法國學者曾斷言，如果找不到失業問題的解決辦法，資本主義將會自行瓦解。反危機緊縮政策導致失業人口尤其是社會中下階層和年輕的失業人口大幅增長。據德國媒體報道，2011年6月，歐盟國家15歲到24歲之間青年失業者總數超過500萬人，平均失業率為20.5%，西班牙和希臘的青年失業率分別高達45.7%和38.5%。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對社會不滿，對政府失望，對前途迷茫，很容易成為社會動亂因素。近期英國多地爆發的大規模騷亂就震撼了整個西方社會。

　　移民問題也因金融危機和經濟困難而凸顯。歐洲社會一直試圖實現社會多元化和多元文化融合，以體現歐洲社會模式的優越性和包容性。但是近年來，受失業率攀升和社會福利削減影響，反移民情緒普遍上升。法國高調驅逐境內羅姆人，比利時等國立法禁止在公共場合穿戴穆斯林服裝，德國總理默克爾宣稱德國構建多元文化社會的努力“徹底失敗”。挪威發生的槍擊爆炸案表明，西方國家社會矛盾凸顯，激進和排外思想抬頭，為極端主義和暴力恐怖活動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機會。

　　變革壓力加劇 

　　事實表明，金融危機帶給整個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國家發展方向問題。西方國家一向引以為傲、一直不遺余力向別國推銷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模式，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光環黯淡。

　　有西方學者和前政要指出，西方目前缺乏具備戰略眼光的政治家，缺乏系統全面的戰略思考和安排，缺乏重大的哲學思考，“短視、功利和表象化充斥社會各個領域”。西方社會實際上存在著嚴重的意識形態禁錮，只有很少數的政治家和學者能夠比較客觀地分析西方制度和體制存在的問題，能夠理性地分析西方目前的處境和能從其他國家那里學到些什么，“執政者則醉心于眼前力量對比表面的優勢，千方百計迎合西方公眾既自負又恐懼的心理。”思想的僵化必然導致制度的僵化。西方目前的困境和僵局，正是其制度喪失生機和活力的反映。

　　盡管如此，西方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弊端還是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暴露無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偏離平衡越來越遠，以至發生結構性危機，將導致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無序的動蕩，當前這套制度已經無法繼續下去；本次金融危機使“華盛頓共識”失去主導地位，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不穩定性，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積累模式已逐漸陷入僵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舉債、財政赤字、軍事擴張5條“逃生之路”非但未取得成功，反而加劇了矛盾，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達到了極限，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霸權已經終結；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僅是新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也包括觀念和模式的國際競爭。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西方國家的制度和體制正面臨越來越大的變革壓力。郭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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