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ethnic group）”也稱族團，作為一個民族學的學術名詞，指地理上靠近，語言上相近，血統同源，文化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體。“族群”常常與移民相關聯。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今天，跨國移民問題已成為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利益博弈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和軟硬實力的大幅提升，如何借助海外移民族群的雙重身份來提升中國的海外影響力，如何凝聚越境移民社團的向心力以促進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何通過開展海外華僑華人務實工作提升中國國家軟實力等，已成為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本文基于對硅谷華僑華人族群的案例分析，希望對上述問題作出一些回應。　　

一、硅谷華僑華人基本概況　　

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硅谷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是斯坦福大學、國防工業和主導型產業集群相互融合的產物，也是產學研三位一體優勢互補的結果，更是創新結出的人類文明成果。[1]昔日的櫻桃種植園，如今已經擁有10，000多家高科技公司，約有66萬工程師，其中百萬富翁1.5萬個，億萬富翁則過千；同時還聚集著近4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上千位科學院、工程院院士。硅谷每年所創造的國民經濟總產值與韓國持平，在世界所有獨立的經濟體中名列第11位，為美國乃至世界經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①]硅谷創造的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與華人的貢獻密不可分。有人戲稱，沒有早年的IC ( integrated circuit,集成電路)和現在的IC(印度人和中國人,即Indian, Chinese的縮寫)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硅谷。[②] 硅谷以快速的發展、豐富的經驗、廣泛的影響已對并將繼續對在其工作與生活的華僑華人發展產生積極的帶動，而硅谷華僑華人所彰顯出來的時代特點也成為研究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范本。　　

（一） 華僑華人移民硅谷的歷史回顧　　

硅谷的發展得益于各國移民的智慧。華僑華人移民硅谷的歷史其實就是移民加州的一個縮影。據美國政府記載，首位華人抵達美國的時間為1820年。但真正形成潮流的則是始于1840年代，但為數尚少。1840年至1860年赴美的華人大多為男性。1848年之前，美國華人移民沒有超過千人。直到1850年代，華人移民才大量增加。當時北美西岸在加州淘金潮期間得以迅速開發，時值中國國內太平天國叛亂，中國南方尤其是華南一帶政治動蕩不安。許多貧困、操臺山話和粵語的華人移民從廣東省來到美國修建鐵路。這些早期移民，一半以上來自廣東臺山。1868年，美國和清政府簽訂《中美通商條約》，其第五條款規定華人愿常住美國或入籍，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條約為美國來華招攬大量華工打開方便之門。然而好景不長，1877年加州經濟轉入低迷，美國出現第一次排華浪潮。1880年美國與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其中第一條規定限制華人到美的人數和年限。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中國移民。[③]之后的半個多世紀，美國許多西部州陸續生效了一批帶有種族歧視的法律，使得中國和日本移民很難擁有自己的土地或找到工作。　　

1950年代民權運動開始，上述歧視性法律才被廢止。從這一時期到中國改革開放后的90年代中期，移民美國和硅谷的華僑華人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先是在1952年和1965年美國移民法解禁之后，從中國臺灣留學移民美國者居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就定居硅谷工作和創業，如臺積電的創始人、現任董事長張忠謀等。這個時期移民硅谷的華人主要集中在IBM、Intel、仙童等公司工作。60年代，華人主要集中在硅谷的國防工業領域。70年代后，隨著臺灣經濟漸趨發達和臺灣新竹科技園的建設，來自臺灣的此類移民逐漸減少。到了80年代初，實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大陸開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他們大多學有所成和持H-1B簽證來到硅谷，與早期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的移民構成了硅谷龐大的華人社會，也因此拉開了中國大陸移民美國和硅谷的序幕。但到了90年代后期，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美國工作前景的惡化，硅谷呈現出一股“逆”移民傾向——大批專業人士開始返回祖（籍）國，形成一股較強的人才回流現象。盡管出現上述現象，但移民硅谷的新移民仍呈上升趨勢。據統計，近十年來，硅谷地區的華僑華人人口比10年前增長了60%，總數達到27萬左右。這代新移民多就職于高科技公司、金融機構、政府部門、計算機網絡技術研發、生物制藥、新能源開發、視覺傳達行業與文化創意行業及名牌大學。可以說，華僑華人對硅谷做出的巨大貢獻和取得的成就，極大地改變了美國人對華人的“刻板”印象。[2]　　

（二） 硅谷華僑華人的現狀與特點                             　　

移民硅谷的華僑華人已經構成硅谷社會的龐大群體。作為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是各種社會關系網絡的產物，正是在這種關系網絡中，移民積極發揮自己的主體性，改變著自身存在的意義。　　

1．硅谷華僑華人的結構　　

從構成來看，硅谷華人社群主要由以下四種亞群體：一是土生土長的美籍華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他們一般是第四、第五代華人；二是通過持留學生簽證移民的華人，這一群體主要由20個世紀60年代來自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的華人和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組成；三是隨著80年代硅谷的發展，由中國香港、臺灣、大陸以及美國其它地區來到硅谷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華人工程師；四是20世紀70年代和2000年后來自東南亞或世界其它國家、地區的華人。[④]在上述華人族群構成中，來自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華人在高科技產業中占據支配地位，其教育背景遠高于硅谷之外的其它地區的華人。[⑤]盡管如此，硅谷華人族群并沒有因為上述原因而相互之間視為“陌生人”或產生相應的“社會距離”。相反，一些社會紐帶把有著共同文化背景的成員緊密聯系起來。　　

表1 硅谷高科技企業中華人移民的時間、人數和占移民總數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1990 　　

2．硅谷華僑華人族群的特點　　

在經過幾次大的移民浪潮之后，硅谷華人族群主要由“中國出生的華人”(Chinese-born Chinese,CBC) 、“中國出生的美國人”(Chinese-born American, CBA)和“美國出生的華人”(American-born Chinese ,ABC)三部分構成。由于移民不同時空社會背景的差異，移民硅谷的華僑華人族群也形成了階段性特點。　　

一是教育程度較高（見表2）。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硅谷起步伊始，由于當時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相對比較發達，來自中國香港和臺灣的華人就成了硅谷華人群體的主力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李信麟，虞有澄、徐人麟、張忠謀、陳義雄等，他們都是來自中國香港或臺灣地區的科技精英。[3]　　

表2 1990年硅谷高科技企業的華人和白人的教育水平　　

資料來源：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1990　　

進入20世紀八十年代初，隨著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留學美國、赴美創業的人數不斷上升，尤其是九十年代后，學有所成的留學生憑借中國的開放和美國對華移民政策逐漸放寬等，來自于中國大陸的大量留學生和持H1簽證的高科技人才涌入硅谷，逐漸超越港臺留學生和技術移民成為硅谷華人群體的主要力量。[4]與傳統的“求生型”移民不同，他們受過高等的教育，具有高水平的技能，擁有較全面的綜合素質。據2002年斯坦福大學亞太平洋研究中心學者Rafiq Dossani對硅谷10,000名華人和印度人所做的調查研究（見表3）顯示，[⑥]硅谷華僑華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就業則多為高新技術領域。　　

表3 硅谷華僑華人就業產業領域分布（%）　　

（Source from:Rafiq Dossani.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D].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www.APARC.Stanford.edu.cn,2002.）　　

二是在政治訴求方面，參政能力與日俱增。海外華僑華人在政治領域最基本的、廣泛的和深刻的轉變,是國籍身份的易位，即由中國公民轉變為所在國的居民。目前，大約90%在硅谷工作和生活的華人獲得美國國籍。硅谷華人政治生態的改變，大大提升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參政議政的意識不斷提高，競選公職積極性增強。[5]自1998年以來，硅谷華人在加州當選和連任的州議員眾多（見表4）。　　

表4 華人在加州地區或選區當選的州議員統計表（1998-2004年）　　

（Source from：Rafiq Dossani.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D].Asia/Pacific ResearchCenter,www.APARC.Stanford.edu.cn,2002.）　　

另據統計，僅2007年，硅谷的圣塔克拉拉縣的三分之一的市長都是由亞裔擔任，五位亞裔市長中有四位都是華人。朱感生于2007年6月成為硅谷重鎮圣荷西市157年以來第一位華人市議員。[6]華人參政議政的圖景不僅為硅谷政界帶來了新鮮空氣，也改變了當地人們對華僑華人“只懂經濟”的傳統看法，同時還對華僑華人主動融入主流社會，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提供了重要的保證。[7]　　

三是“根”的意識不斷增強，創業中展現中華文明的優良品質。“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轉而“問祖尋根”,通常是海外華僑華人“根”意識的三步曲。硅谷華僑華人作為時代的見證者，他們對“根”的認識近十年來不斷深化。他們在創業中秉承儒家思想，表現出中庸、和諧、孝道、榮耀等優秀品格，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同時也在積極吸納多元文化的養分，如崇尚自由、個性、競爭的美國文化。[8]正如旅美華人鄭嘉儀所說：“我們都是美國人，但都有中國血統，所以成為兩國聯系的橋梁對我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⑦]這種雙重文化的認同不僅成就了許多硅谷華僑華人精英的今天，也深化著他們對祖（籍）國的特殊的情結。　　

    二、硅谷華僑華人的社區組織　　

社區組織是指某社區內主要團體間交互關系的模式（Pattern of Interrelationships）。帕克認為社區的本質特征是“有一個以地域組織起來的人口”、“這里的人口或多或少的扎根于它所占有的土地”、“這里的人口的各個分子生活在相互依存的關系之中”。[⑧]硅谷華僑華人來源地廣，人口數量大，政治技術精英多，專業程度高，社區組織涵蓋面寬，它們在推動硅谷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中美兩國交往，傳承中華文化，提升華僑華人影響力，維護祖國統一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 硅谷華僑華人的組織類型　　

硅谷華僑華人社區組織由中國臺灣的技術移民創辦。為了增進了解，加強溝通，維護利益，促進中美兩國的交流與合作，硅谷地區各種協會、社團、同鄉會、同學會、網絡組織紛紛成立，大大促進了硅谷華人社區的發展壯大。據初步統計，目前硅谷的華僑華人社區組織多達數百家。從類型上分，既有政治性的、文化性的、技術性的，也有鄉情聯誼性的和專門的女性組織。[9]　　

1.     政治性組織　　

成立于1999年的“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由幾位居住在硅谷、舊金山等地的中國臺灣同胞，本著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信念，發起創建的。促進會成員除來自臺灣的華僑華人外，同時也吸引大陸和其他地區的移民參與，共同致力于兩岸統一大業。經過10多年的發展，組織不斷發展壯大。　　

2.     專業技術性組織　　

硅谷不同行業專業組織的發展，形成了華僑華人巨大的社會資本。目前，在硅谷2000多家由華人創辦的公司中，華人科技工作者們成立了數十家不同種類的協會，比較有影響力的專業技術組織有：硅谷中國工程師協會、華人工程師協會、硅谷科技協會、華人互聯網技術協會、北美華人半導體協會、亞美科技協會、中華資訊網絡協會、硅　谷華人　博士企業家協會、中華創業協會、華人軟件協會、國際華人科技工商協會、中國留學人員回國創業協會等等（見表5）。[⑨] 這些組織的宗旨在于通過多種渠道和多樣活動，增進和發展專業技術人員之間的信息共享，探討和實踐科技企業的興辦，互相幫助，共同創業，增進中美兩國科學技術人員的交流與合作。　　

                        表5.硅谷華人主要專業社團組織 　　

資料來源：Bernard P.Wong,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and Ethnic　　

Indentity[M].Rowman & Littlefiled Publishing,Inc.Maryland,2006,pp.61　　

3.鄉情聯誼組織　　

同鄉會是海外華僑華人聯結鄉情，服務社會、造福鄉親、創造和諧、謀求福祉、溝通交流的重要平臺。在硅谷，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通常都有來源地的同鄉會組織，比較有影響的有美國加州圣荷西潮州會館、美北加州蘇浙同鄉會硅谷分會、北加州湖南聯誼會、北加州湖北同鄉會、北加州浙江同鄉會、北加州安徽同鄉會、硅谷江西同鄉會等等。這些組織秉著服務鄉親，促進合作，交流子女教育經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宗旨，開展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增進同鄉對居住國的理解與認同，密切了與祖（籍）國的關系。[10]　　

4.校友聯誼組織　　

目前硅谷有影響力的校友組織有北加州清華大學校友會、北京大學加州校友會、北加州華中科技大學校友會、舊金山灣區南開校友會、中國科技大學校友會、浙江大學校友會、硅谷四川大學校友會等。[11]這些組織的成員通常是赴美學成移民硅谷創業后，因為獨特的母校情結而走到一起的，校友會成為他們交流信息、溝通合作的平臺。　　

5.女性專業組織　　

硅谷的華僑華人女性工程師和專業技術人員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共同的職業追求、共同的愛好和審美情趣等，把她們緊密聯結在一起。硅谷最有影響的性專業組織是硅谷女性聯合會。該組織由一批早年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接觸女性在三八國際婦女節發起成立，旨在鼓勵女性經濟上獨立，多為社區做事，提高社交能力，為創造和平，和諧社會做貢獻。　　

6.網絡社會組織　　

發達便捷的網絡也為硅谷華僑華人社區增強了凝聚力和提供良好服務平臺。目前由華僑華人創辦的網絡平臺包括：硅谷清華聯誼網、加州華人網、加州州府華人網、加州灣區華人網、加州陽光、加州在線、唐城網、中加在線等網站。這些網絡為硅谷華僑華人提供就業、學習、生活等各方面的咨詢信息，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12]　　

除了上述這些主要社會團體外，硅谷還有華人文化體育協會、華人藝術家協會、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北加州華人聯盟等各類社團組織，幾乎囊括所有行業和領域的專業技術人士。　　

（二） 硅谷華僑華人社團組織的特點  　　

 硅谷華僑華人在長期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社區組織，發揮著網絡化、結構化的作用，具有濃厚的東西方文化色彩，在促進中美兩國交流與合作，密切相互關系中發揮顯著作用，彰顯出“越境移民族群”以及“互動者”二者所形成的時代特點。   　　

1. 源自國家和地區的廣域性　　

    美國的移民文化特征在硅谷表現的極為突出。硅谷華人族群由來自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越南、新加坡、泰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華人所構成（見表6），呈現出廣域性特征。　　

目前，大陸華人是構成硅谷華人社群的主力。大陸華人移民的主導群體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熱潮而進入美國，留學后來到硅谷工作創業的。他們的真才實學逐漸在美國社會獲得了認同，據統計，硅谷臨近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授予華人的科學、工程學學位中，上世紀八十年代只有10%授予中國大陸華人，到了九十年代中葉，授予大陸華人學位的人數比例達到了53%，其中授予科學、工程學學位的大陸留學生所占的比例是10%和35%。[13]　　

表6   硅谷華人來源國家和地區（1990）　　

（資料來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United States Census2000）　　

具有中國臺灣背景的華僑華人人數在硅谷華人中位居第二。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中國臺灣數百萬人移民海外，而移民美國約有60多萬，加州的舊金山、洛杉磯是中國臺灣移民的主要集聚地，其中學成移民的則多數選擇在硅谷定居、創業。八十年代，硅谷臺灣華人“回流”，其比例逐年下降。到了九十年代，硅谷的大陸的移民人數首次超過臺灣移民。　　

目前除大陸、中國臺灣移民外，中國香港華人已經成為硅谷華人的第三大主導群體。這一群體中涌現了一批成功人士，如：華鉆創投 (Diamond Tech Ventures)創辦人、車庫科技風險（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投資合伙人黃學思(Henry H. Wong)、大展公司（Achievo）創始人兼主席李本能（Robert P. Lee）以及2003年成功當選為洛斯奧托市(Los Altos)市長的嚴挹梅等。[14]　　

硅谷華人移民群體中的另外一部分則來自東南亞及其他國家。據統計，從1976年到1990年，美國收容了越南、緬甸和老撾難民共計957，316萬人，其中華人占難民總數的三到四成。[⑩] 這些華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來到了華人比較集中的硅谷，成為硅谷華人社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此之外，硅谷華人社群中還有少量華人是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以及拉丁美洲的留學生移民和投資移民。[15]　　

2. 知識工作者的主導性　　

硅谷始于斯坦福大學科學園，早期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創業就賦予了知識工作者主導性的特點。從歷史的角度看，無論是早期、中期，還是直至21世紀的今天，硅谷華人多是通過留學移居硅谷的求職創業者，他們構成了硅谷華僑華人的主體。例如從1978年到1998年間，中國向外派遣留學生達30萬人，其中留學美國的中國大陸學生占中國大陸留學生總數的40%。學成后，留美的中國學生憑借深厚的專業知識功底和與祖（籍）國通勤的便捷性優勢以及對硅谷創新文化的向往，因而紛紛把硅谷作為工作和居住的首選地。據統計，在硅谷總職員中，華人和華裔職員人數已達25萬，華人工程師數量占硅谷工程師總數的20%以上。[11]可見知識工作者已經成為硅谷華僑華人的主體。　　

3. 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性　　

文化認同是指人類或地區社會從文化角度確認并確立自己存在的根源、性格、意味和生活方式，[12]也是指人們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信仰、價值觀、規范、習俗等），彼此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識。[13]雖然華人族群居住、工作、生活在硅谷，受到美國文化的熏陶，但并不影響他們對祖（籍）國文化的認同。在硅谷的社會生活中，華人既是中華優秀文化的承載者，也是傳播者，他們為硅谷多元文化特色增添了豐富的內涵，例如，每逢中國的春節、元宵節、中秋節、端午節等，他們都會舉辦慶祝活動，并常常邀請與吸引當地居民甚至是政府首腦的參加。他們還密切關心祖（籍）國的未來發展，通過各種方式推動中美兩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4. 居住區域的相對集中性　　

與傳統的華人社區相比，硅谷沒有形成唐人街，華僑華人社群居住和工作在不同的城市和小鎮上，處在不同的社會空間，但由于職業的不同和產業的相對聚集，也促使他們發展自己的集中區域。正如　華裔　教授胡大偉所言，在舊金山灣區，亞裔移民聚居在某一集中地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30年亞裔人口將會倍增，人口的分布會逐漸和繼續擴散到硅谷的邊緣地區。不過，在人口擴散的同時，不同族裔仍然傾向于聚集在某些特定的城市或地區，例如有的華人居住在洛斯奧托，或者在門羅公園和帕洛奧托地區，其它人則居住在南圣荷西和弗里蒙，這種居住地的相對集中性折射出華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16]另外，出于房價、工作地等因素考慮，目前從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新來的華人比較喜歡居住在弗里蒙、桑尼維爾、山景城等城市。出于孩子受教育的考量，許多上層和中上層的華人則比較喜歡居住在基礎教育環境好的庫伯蒂諾。盡管華僑華人個體之間由于工作領域、經濟狀況、受教育水平等差異居住在不同城市或地區，但總的來說，華人居住區域仍多集中在硅谷腹地的幾個城市。[14]　　

5. 融入主流社會的差異性 　　

差異性實質上就是一種文化的不同或是多樣性，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對一種文化的認同度。從現實來看，許多華人還是與主流社會存在一定的距離。究其原因，一是語言的障礙導致缺乏基本的交際能力；二是工作的緊張，創業的艱辛，使華人很少有時間參與其它社會活動，缺乏對美國文化和社會的真正了解，造成融入的障礙。今天的硅谷華人社團正在努力采取措施改變這種狀況。但由于構成成分的差異，硅谷華僑華人族群融入主流社會的方式也各不相同。[17]大部分硅谷華僑華人通過從事高科技工作融入主流社會；部分先就職高科技公司，然后自己創業成為企業家后融入主流社會；部分伴隨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的提高，通過參選當地公職融入主流社會；其余部分則通過參加硅谷白人的組織、協會等方式結交朋友融入主流社會。　　

    三、硅谷華僑華人族群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經過短短幾十年的拼搏，硅谷華僑華人族群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顯著改觀。隨著國際遷移速度加快和中國的崛起，硅谷的華僑華人族群，在文化沖突與價值觀念背離、種族爭端與就會機會不均、適應與非適應、同化與非同化、回歸還是留下等博弈中，面臨著各種機遇和挑戰。　　

（一） 硅谷華僑華人群體面臨的機遇　　

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深陷經濟危機泥潭，從加強金融監管到提振實體經濟，從支持前沿科研到資助中小企業，從改進教育系統到努力創造就業崗位，從提出促進出口計劃到力推新能源戰略……美國正被卷入一場被新聞界冠以“再工業化”的歷史變革當中。[15] 在這種國家戰略實施進程中，硅谷華僑華人將面臨一種極好的機會。　　

1. 新興產業帶來新的創業浪潮　　

    美國的所謂“再工業化”不是簡單的再度工業化，更不可能返回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要素型的低端增長模式，其要義在于大力發展生物技術、風力發電、納米技術、空間技術、電動汽車等高新技術和新興產業，并以此改造傳統制造業，建立新產業部門，創造新經濟增長點。[18]這種轉變無疑將帶來許多創業和就業的機會。數據顯示，盡管2008年硅谷的總就業率多年以來首次出現了下滑，但是美國核心產業的就業仍然保持了增長，信息產品和服務業就業增長超過4%，生命科學產業就業增長超過3%。[19]另據硅谷最大報紙《圣何塞信使新聞》一項最新分析結果表明，美國硅谷各大公司2009年度在應對經濟衰退沖擊方面取得成效，150家最大上市公司的的營業額比過去七年增加了70%，利潤達到474億美元，比上一年度上升88%左右。[16]在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緩慢復蘇的進程中，硅谷以其高密度的創新技術展現自身的活力，迎來了新一波的創業浪潮。這必將為擁有3000家高科公司的硅谷華僑華人群體帶來極好的機遇，抓住了這個機會，不僅可以獲得豐厚的商業利益，大大提升華商企業實力，而且還可通過二次創業興業實現個人價值。[20]　　

2. 文化融合催生華人和諧社會　　

在經歷了“相遇(contact)、競爭(competition)、適應(accommodation)和同化(assimilation)的社會適應”后，硅谷華僑華人展現出獨特的文化品質：他們以善于創造、勇于求變的心理動因，推動著科學技術的反思與變革；他們以開放、大氣、包容的態度對待不同文化的沖擊，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時，吸取其他文化的優秀養分，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他們以責任、義務、法制、平等、公正為共同準則和社會公德，在透明的市場機制下，沖破一切傳統文化的束縛，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展現硅谷華僑華人群體的影響力和感召力。華僑華人族群在硅谷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不斷創新，鼓勵冒險，寬容失敗；崇尚競爭，平等開放；講究合作，以人為本”的族群文化特質，為傳播中華優秀文化，催生社會的包容和諧，增強華人族群的凝聚力，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等，帶來了極好的機會。　　

3．中國的崛起為硅谷華人精英發揮作用搭建平臺　　

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從國內來看，產業結構加速調整，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速，“十二五”國民經濟《綱要》順利實施等，中國正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種形勢的新變化，不僅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好的機會，也為深諳中國文化的海外華僑華人回到祖（籍）國施展才華，搭建起良好平臺，提供了絕好機會。　　

從現實情況來看，近10年來，許多移民硅谷創業獲得創業成功華人企業家，已從戰略的高度把注意力投回到自己的祖（籍）國。昔日在祖（籍）國學習與生活經歷形成的人脈網絡、深諳中美兩國文化的優勢等，使他們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得心應手，成為穿梭于兩岸三地的跨區域企業家、創業者、“空中飛人”和“全球人”。他們憑借先進的理念、技術優勢和成功的商業模式在獲取商業利益的同時，既把硅谷的文化理念、文化模式傳播到祖（籍）國，也把中國發展的信息傳播到世界，推動著中美兩國的經貿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實現著人生的價值。[21]　　

（二） 硅谷華僑華人面臨的挑戰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無疑也對硅谷造成重大影響。從2008年11月開始，硅谷出現的失業和商業地產空置的情況日益加劇。低迷的硅谷市場走勢無疑對硅谷華僑華人提出了挑戰。　　

1. 競爭壓力倍增　　

    盡管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硅谷的作用具有滯后性，但影響依然直接。自1990年以來，硅谷每位雇員創造的增加值一直超過加州和美國的平均水平。但在2008年，硅谷地區的勞動生產率首次與加州的勞動生產率持平。在收入方面，硅谷與美國向著不同的方向變動。2008年，硅谷地區的人均收入首次出現了0.8%的輕微下滑，而美國平均水平微增了0.2%。[17]房地產方面，2008年第4季度，硅谷商業地產的需求出現了急劇的下降，所有類型房產的空置率大增。2009年，硅谷的失業率持續攀升，3月一度達到11%，同期全美失業率為8.5%。一年之內，硅谷的失業率幾乎翻番。可見以創新著稱的硅谷也受到了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硅谷經濟的低迷與頹勢對華僑華人族群在硅谷的工作、學習、生活提出了挑戰，部分華僑華人因此丟失了工作，面臨的競爭和生活壓力前所未有。　　

2. 在新環境適應過程中遭遇心理困惑   　　

帕克的社會距離理論認為，移民對新環境的社會距離是由于自己在心理上迫切地想融入其中，但由于文化上的隔離等原因，導致很多人陷入了“邊緣人”的尷尬境地。他們因此產生緊張感、失落感，表現出過分小心、謹慎、自卑感和不敢自作主張，對自己的天性進行抑制等。邊緣人處于劣勢、被排斥，具有不穩定性、強大的生命力和反社會傾向等特征。[22]因此，邊緣人的存在就構成了社會重大的不穩定因素。[18]盡管硅谷華人族群中不乏科技精英、政治精英、學術精英、商業精英，但相對于龐大的華僑華人群體而言，仍有相當大一部分群體成員，由于價值取向、文化沖突、語言障礙、創業失敗、婚姻家庭等原因，正遭遇新的社會環境適應過程中的壓力和困惑，有些甚至走向極端。血淋淋的報復性沖突背后，折射出硅谷華僑華人承載的各種社會心理負擔。[23]　　

3．經濟衰退影響生活品質　　

美國社會并非財富的樂園。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10年9月23日　披露美國家庭經濟狀況的年度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美國整體貧困率已上升到14.3%，人數約4360萬；相當于每七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是窮人。以硅谷所在的圣塔克拉拉縣為例，2008年經濟衰退期以來失業者人數高達10萬，失業率超過12%；有將近1.2萬戶家庭因失業或入不敷出而無法還貸，被銀行收回房屋拍賣失去家園。另外，在硅谷擁有高薪的華裔家庭，面臨著房價、房貸、稅務、保險的高額支出，其可支配收入也已微乎其微，經濟狀況亦不容樂觀。[19]　　

    四、硅谷華僑華人與國家軟實力建設路徑探析　　

毋庸置疑，身處世界高科技中心這一獨特地區的硅谷華僑華人，是中國國家軟實力建設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們身上折射出來的中華民族優秀品質和執著的創業精神，既是中華軟實力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留下的深深烙印，也有利于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我國應該從戰略的高度為他們創造條件，構架平臺，凝聚各種力量，增強自信和活力，補充新的養分，維護中華傳統道德價值觀，加強他們對祖（籍）國的認識和了解，提供多方面的幫助和支持，拓寬文化傳播渠道，充分發揮硅谷華僑在建設國家軟實力中的作用，使他們真正成為中國軟實力的重要象征和符號。 　　

　　（一）強化認識，充分發揮硅谷華僑華人的作用 　　

硅谷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技術社會，始終走在世界創新科技前列，是人類科技發展的有力推動者、促進者和擴散者。作為硅谷重要組成部分的華僑華人有著獨特的優勢，他們的雙重身份賦予不同的職責，其軟硬實力的強弱不僅關系到族群自身利益，[24]也關系到祖（籍）國的國家利益。不少知名學者斷言，21世紀是中美兩國的世紀，中美兩國關系的好壞直接攸關世界的和平發展。哈佛大學著名經濟　史　教授尼爾·弗格森甚至提出了“中美國”的設想。在他看來，中美之間的關系不是不平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種共生關系，即東方的“中美國人”儲蓄，西方的“中美國人”消費；東方的“中美國人”加工生產，西方的“中美國人”提供服務業；東方的“中美國人”出口產品，西方的“中美國人”進口產品；東方的“中美國人”積聚外匯儲備，西方的“中美國人”樂于過赤字生活，印制東方的“中美國人”渴望的美元債券。可見，中美兩國關系之重要，相互之間的博弈也將更趨激烈。[25]　　

因此，從中國和平崛起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出發，和從華僑華人族群自身利益考量，我國都必須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重視發揮這一特殊群體在建設國家軟實力中的作用。首先，進一步提高認識，增強對這一特殊群體的全面了解，搭建有效平臺，加強國際合作。其次，通過他們將硅谷文化、技術、資金嫁接到國內高新企業、高新園區，直接服務于創新型國家建設，使中國盡快成為有實力、有影響的科技強國。科技強，勢必提升中國國家軟硬實力，提高海外華人華僑的地位。再次，除了政府間的戰略對話機制外，應當充分利用硅谷華僑華人政治、科技、文化精英的特殊身份的優勢，通過民間文化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等手段，解疑釋惑，為中國和平崛起營造良好的環境。 　　

　　（二）構建平臺，打造硅谷和諧華僑華人社會與文化之家　　

　  如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一樣，硅谷華僑華人擁有中華文化中的共同的文化觀念、共同的心理結構、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這為構建和諧僑社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但要充分考慮硅谷華人社團的特點，如來源地廣、知識層次高、政治態度各異等。要在這種背景下建設和諧華人社團，就必須拋開傳統的思維，以創新的形式，突破政治和心理的隔閡，借助中華傳統儒家文化，把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華僑以及他們組織的社團緊密聯系起來，增強凝聚力，使他們真正成為中國倡導的構建和諧世界中的重要力量。一是國內應該定期組織一些文化交流活動，尤其是要組織有規模、有影響，能夠代表國家文化水平的大型文化活動，如“中國文化周”、“中國——硅谷文化月（季）”等，使之逐步形成常規化，以活動為平臺來增強不同背景族群之間的了解，在社會活動中夯實中華“軟實力”基礎。但這類活動的內容應該盡可能“去政治化”、“去商業性”。在國家主導大型文化交流活動的同時，也應該鼓勵地方政府和有實力的文化藝術團體在幾大節慶期間，如春節、中秋、端午、七夕等傳統節日，前去慰問演出，以此拉進不同華裔社團與祖（籍）國的親近感。二是以非政府組織的形式在硅谷培植幾所有影響、有規模的中文學校或是中華文化藝術中心，使之成為華僑華人子女和外國學生學習中華文化之家。 　　

　　（三）教育為本，強化華僑華人子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 　　

　　“認同( identity)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20]它著重于探討現代國家在建構國家認同的過程中，面臨著因種族和宗教的復興，移民乃至各種跨國力量的興起所帶來的巨大挑戰，對文明之間的沖突、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危機的結局等。認同在全球化浪潮中具有超越時空的力量。然而，出生并成長在美國的華裔青少年們，由于歷史原因和身份限制，他們感到被社會邊緣化，存在民族虛無感，和缺乏作為主人的安全感。再如身處硅谷的華僑華人，他們研發、創業投入時間多，很少有時間顧及孩子，下一代的教育成為多數華僑華人的頭痛問題。如果丟掉了下一代的教育問題，或許就失去了一股認同的力量。[26]因此，以教育為本，強化華僑子女的認同感顯得特別重要。為此，一是需要依托社團組織促進華人子女之間的交流。隨著華僑華人從“單身漢社會”變為以家庭為主的族裔社區以及華人人口的增加，華人社團組織亦發生變化。這些社團組織的功能不斷放大，許多社團組織已經把教育后代作為重要的職能。[27]為了順應這種變化，國內從中央到地方，可以采取對口支援的形式，為相應的華人社團提供教育下一代的必要手段，如提供教材、現代化的教育手段等，使他們在學習之中強化對祖（籍）國、祖籍地文化的認識，提升他們作為華人的榮譽感和使命感。二是通過華文教育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在中華文化和漢語對全球影響日益提升的背景下，我國政府應抓住推廣中華文化的契機，加強對“海外希望工程”的華文教育。首先要培養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從一些可感知的文化現象入手，讓他們產生認同感。其次要用“揚棄”的辯證方法看待傳統文化，以使中華文化的精髓世代流傳。再次要注意文化傳承的時代性，結合中國現在的國情，以發展的眼光對待固有的文化，不斷補充豐富中華文化；結合海外華人的當地文化，既強調他們的文化身份、他們的根,也要尊重本地文化，互相吸收合理成分，做到中西文化融合。三是創造條件讓華人子女在社會環境中認知、體驗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無論是在居住國還是在祖（籍）國，可以通過組織形式多樣的文化活動來讓華人子女接觸社會，親身感受豐富多樣的、具有中華特質的社會現象、風土人情，學習更多的文化知識，以此來培養他們的社會觀察能力、文化適應能力和民族情感。 　　

　　（四）依托資源，發展以中華優秀文化為載體的硅谷創意產業 　　

在硅谷，無論哪一種產業，其運作的核心都是“創意”，尤其是在“經濟文化化”和“文化經濟化”的互動關系日益緊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面臨更多發展空間的今天，處在世界上最先進的高科技中心和創意中心的華僑華人，有更多的條件和機會，來發展以中華優秀文化為載體的文化創意產業，全面提升中華文化的“軟實力”。[28] 　　

　　首先，國家應充分利用硅谷的人才、技術、創作源泉與資源，以及他們熟悉的全球市場等有利條件，幫助深處世界高科技中心的華僑華人積極發展以中華文化內涵為載體的文化創意產業，做大做強“內容產業”。其次是協助建立“三大戰略”，即以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為載體的特色戰略，以骨干創意為主導的龍頭帶動戰略和實施區別發展戰略。再次，引導有戰略眼光和有實力的華人企業，打造有影響的、屬于硅谷全體華人的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目前，舊金山灣區有三份比較有影響的華文媒體：《僑報》、《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因為歷史原因，它們的受眾群體存在著來源地的地域差異。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受眾的差異性嚴重制約了文化的分享和和諧華人社區的建設。為此，建議通過不同方式，突破傳統受眾界限，在硅谷創辦一份《硅谷華人世界》的報紙或是刊物，并建立電子媒體，使其真正成為硅谷所有華人傳播文化、獲取信息、傾訴鄉親、促進科技、文化、教育交流的新平臺。最后，加強圖書出版機構和中文書店網絡的構建。原由對華友好人士Chris Noyes創辦，現由國家外文局和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控股的《中國書刊社》（China Books & Periodicals,Inc.），長期致力于中國文化的傳播與推廣，在美國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書店網絡方面，除常青書店、南海藝術中心外，也只有幾家規模不大的書店和錄映帶租借點，影響力有限。[29]為此，國家應該創造條件，鼓勵有實力的國內出版集團到硅谷設立出版公司，不僅可以針對硅谷和整個美國高科技人才需要的組織編輯書籍出版，還可以以此為平臺，把美國高科技的圖書介紹到國內來，促進兩國之間文化與技術交流。但在出版的選題上，必須做到題材、內容、寫法、翻譯、編輯、設計、印刷、裝幀、開本、推廣等多個方面本土化。 　　

　　（五）拓展渠道，推進硅谷華僑華人與祖（籍）國的務實合作　　

　　硅谷華人社團是維系硅谷華人社群的重要紐帶，也是軟實力的一種具體體現。為了進一步擴大社團組織在硅谷華僑華人中的影響力，我國職能部門和一些權威的專業機構應該加強公共外交手段，密切與華人社團的聯系，協助組織一些有意義的交流活動，在增進了解的過程中強化這些華人社團的感召力。為此，一是國家有關部門應建立硅谷、舊金山灣區的華裔政治領袖、科技精英、成功華商等信息庫，定期邀請他們訪問中國，以增進對祖（籍）國的了解，并通過他們參政彰顯硅谷華人實力。二是國家職能部門可依托硅谷幾家有影響的社團組織和機構，如硅谷中國工程師協會、華源科技協會等，經常開展中國與硅谷的科技交流、技術合作，定期在中國和硅谷舉辦“中國-硅谷科技精英高峰論壇”，使其制度化、常規化，以此會聚華裔精英，交流信息，推動中美兩國之間的科技合作。三是鼓勵有條件的中國高科技企業、高新技術開發區直接到硅谷設立研發中心，吸納硅谷的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加入到研發團隊，壯大華人實力；四是鼓勵有實力的國內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通過投資、置換股權、購買股份等形式投資硅谷華裔創辦的高科技企業，加速有發展前景的華裔企業快速成長。五是定期組織硅谷華裔科技精英考察團深入到我國高新區和科技園區考察，尋求合作機會，拓展合作領域。六是緊密依托國內國外企業創建硅谷華人之家。針對硅谷華僑華人的人數、整體實力以及與祖（籍）國的密切關系，國家職能部門可以借鑒日本、印度等國的經驗，依托國內和硅谷的華裔企業共同組建 “美國硅谷華商中心”，使之成為融會展、美食、賓館、旅游、信息服務等為一體的多功能的華人之家。 　　

　　（六）強化地位，維護和提升祖（籍）國崛起的大國形象 　　

良好的國家形象已成為一國對外交往的旗幟、走向世界的通行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實踐證明，海外華僑華人的社會地位與祖（籍）國的國際地位有著密切相關。硅谷華僑華人族群是植根美國社會的一個獨特群體，他們的雙重身份在提升和維護中國國家形象方面有著重要作用。首先，進一步提升硅谷華僑華人的硬實力。除這一特殊群體自身努力外，國內也可以創造條件，提供更多的商業合作機會，做大做強華商高新技術企業，以此引導國際社會對華商的重新認識，借“文化他者”展示中國崛起的大國形象。[30]其次，引導和鼓勵華人在對美國國家認同的同時，強化民族認同和對中美兩國的雙重文化認同，用他們在創業中折射出來的執著、堅強、聰明、善良、開放、謙虛、包容維等優良品質，提升中華民族的國際形象。再次，不斷提升華僑華人積極參與斡旋中美沖突和爭端的能力，在維護中美兩國共同利益、調中美關系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一是通過硅谷有影響的華人精英、商業名流等積極影響美國政要，推動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二是鼓勵硅谷華僑華人更多地涉足美國本土的傳媒業，客觀公正地傳播中國形象，用地方媒體搶占美國人的“情感市場”；三是充分利用硅谷華人“意見領袖”深諳中美兩國文化的優勢，經由他們通過地方媒體，以訪談、讀者來信、專欄文章等方式，對中國的話題做出快速公正反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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