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組織：西方發動“顏色革命”的急先鋒

    

   【內容提要】 西方非政府組織雖然強調其公益性、民間性、非政府性和公正性，但是回顧整個冷戰歷史，非政府組織有意無意成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和平演變”的工具，對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前幾年，東歐和中亞地區發生的“顏色革命”是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繼續。在這次革命中，非政府組織再次成為西方民主戰略的急先鋒，對東歐和中亞的再次劇變起到關鍵性作用。

  同蘇聯的建立一樣，蘇聯的解體是20世紀最重大的世界政治事件之一。對其原因的分析，學術界或從蘇聯共產黨集權的角度、或從民族問題的角度以及世界民主化潮流的角度來解釋，也有從蘇聯模式的失敗、蘇聯當權的腐敗、西方的和平演變來解釋蘇聯的解體，等等。本文試圖從非政府組織角度分析蘇聯解體的外因。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就采用各種手段，對蘇東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他們利用人員往來，“以接觸促演變”；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以維護“人權”為名，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大力扶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對派組織，支持他們搞動亂，亂中奪權；利用經濟貿易援助，對社會主義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做出政治上的讓步，等等。在這些措施的實施中，非政府組織起到了“先鋒隊”作用。
  一 非政府組織的基本內涵及其在西方“和平演變”戰略中的歷史地位
    “非政府組織”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紀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但現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最早出現在17世紀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涉及人道主義和宗教領域。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非政府組織的數量有了很大的增長，并開始登上國際政治舞臺，成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重要力量。同時，“非政府組織”這一術語被廣泛應用。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根據各自側重點，對非政府組織有不同的定義。有的根據法律的規定，有的依據資金來源，有的強調組織的結構與運作方式。聯合國在1952年第288（X）號決議中認為：“任何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起來的國際組織均應被視為非政府組織”。此概念強調了非政府組織的國際性。世界銀行編寫的《非政府組織法的立法原則》則認為“非政府組織指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政府部門視為一部分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托、非營利公司及其他法人，且其不以營利為目的，即使如有賺取任何利潤，也不可將此利潤分配”。最受認同的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非營利組織比較研究中心的“結構－運作”定義，即認為凡符合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五個特性的組織都可被視為非政府組織。
    二戰結束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武力推翻原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權無望的情況下，制定實施了以滲透與分化為基本政策的“和平演變”戰略，而以非政府組織為主的公共外交則為這種戰略的順利實施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冷戰時期西方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冷戰時期每屆美國政府都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美國的公共外交事務，把非政府組織看作是一支可以用來更有效地在世界各地“促進民主”的重要力量。參與美國公共外交的非政府組織經常以學校、醫院、環保組織、慈善組織、宗教組織、人權組織、社會服務組織、藝術博物館和研究機構、思想庫、基金會、商會等形式出現。如高等學校、研究所等學術機構以及學術團體以知識為載體進行文化教育交流。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能夠給人一種“客觀”的感覺，彌補美國的正規對外宣傳體系中經常出現因其政府性質而不被信任的弊端，從而有利于美國思想文化的滲透。
    杜魯門政府時期，專門制定了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和“真理運動”，制定了“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為了更好地實施這些戰略，1946年3月，杜魯門成立了志愿對外援助顧問委員會（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Voluntary Foreign Aid，簡稱ACVFA）。該委員會是在對外援助領域連接聯邦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橋梁。到1946年年底，已經有103個志愿性非政府組織在委員會注冊。1949年5月杜魯門政府還成立了由非官方的美國公民組成的“歐洲自由委員會”，該組織表面上是非政府組織，但經費由中情局支付，其宗旨是“利用逃亡的東歐人開展與蘇聯的統治地位的斗爭”。1950年中央情報局又設立了非政府組織性質的“文化自由大會（the 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的組織。在其鼎盛時期，它在3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
    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提出了用“宣傳的壓力”和“精神的壓力”應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解放戰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艾森豪威爾政府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心理戰”和“隱蔽行動”。“自由之家”雖是一個非政府組織，這一時期卻是馬歇爾計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堅定擁護者和美國民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該組織認為，東歐和蘇聯自由的推進或者暴政的廢除都不能夠依靠其內部因素推動，必須在西方領導下進行。這一時期以至以后的每屆美國政府，美國的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成為冷戰的重要工具，行使著政府文化外交項目的分包者和外交決策幕后的智囊的雙重身份。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在其著作《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中將這些非政府組織形象地稱為美國進行文化冷戰的“聯合部隊”。在美國公共外交領域比較知名的基金會有：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斯達爾基金會、杜蕾斯•杜蕾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等170多個基金會。表面上看來，這些非政府組織的公共外交活動是正常的國際民間文化交流，實際上這些文化項目大多來自政府的資助，或者經過政府部門授意，往往附加了許多政治和外交目的，比如輸出民主模式、傳播價值觀念以及左右對方國家的公共輿論導向等。如福特基金會同美國政府合作，重點對蘇聯進行民主宣傳和促進民主制度合作。這一時期美國的基金會成了美國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得力助手。正如1957年8月21日肯尼迪在美國參議院講話時說：“由于福特和洛克菲勒兩個基金會的慷慨與遠見，非官方的學生交流和教師工作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這種援助花錢不多，但效果特別好”。這一時期，在美國新聞署和中央情報局牽頭下，美國還成立了一些帶有半官方色彩的非政府組織及一些中情局的外圍組織，如大學聯合委員會（lnter－University Committee）、國際教育協會（l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法菲爾德基金會”、“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爭取自由歐洲委員會”、“國際婦女委員會”、“全國學生協會”、“世界青年大會”、“國際自由記者聯合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時代公司”、“國際筆會”、“美國知識協會理事會”和“美國現代語協會”等非政府組織。在中央情報局的直接或者間接的管理下，這些基金會及其外圍組織積極參加了各種文化滲透活動，并制造謠言、欺騙民眾，歪曲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建設，以達到顛覆東歐國家的目的。
    肯尼迪政府時期，出于對共產主義的憂慮和反擊，美國成立了以宣傳美國價值觀為主的非政府組織“和平隊”，該組織宣稱：“要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來促使共產主義世界演變”。到了1968年“和平隊”成為一個獨立的美國聯邦機構，其任務是向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派遣志愿者，從事教育、醫療衛生、社區等工作，利用美國公民與其他公民之間的直接聯系，向這些國家滲透美國的價值觀念，傳播“美國夢”。這一時期，美國還開始實施富布賴特海斯法案（Fulbrignt－naysAct），該法案的宗旨是“通過教育和文化交流促進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美國的對外政策，從而改善和加強美國的對外關系”，進而宣傳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著重宣傳政治上的多黨制、多元化、自由化和經濟上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化。
    尼克松政府時期，美國和西方國家利用一度出現的緩和局勢，大力對東歐國家進行思想滲透，宣揚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價值觀，期待有朝一日“開出變革之花”。在這種背景下，國際人道主義救援非政府組織和自由之家等人權非政府組織，在保持其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法律地位的同時，積極在蘇聯和東歐地區輸出西方價值觀，充當美國戰略利益的維護者。過去比較超然的基金會組織在“仇共”意識形態的氛圍下，也自覺配合政府在世界上大量進行文化資本輸出，成為“文化冷戰”的主要參與者。
    卡特政府時期，積極奉行“人權外交”，將人權與擠壓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聯系在一起，加強了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聯系。1977年卡特接見索爾仁尼琴及剛剛獲準赴美的布科夫斯基，并致信薩哈羅夫，聲稱“人權問題是美國政府主要關心的問題”，以示對蘇聯國內反對派的支持。這一時期，人權觀察等非政府組織把監督原蘇聯東歐地區國家遵守《赫爾辛基宣言》中有關人權的條款，推動原蘇聯東歐集團演變和解體作為該組織的“任務”之一。這一時期，自由之家成為波蘭團結工會的主要資助者之一。
    里根政府時期，強調美國的人權外交必須關注蘇聯違反人權的事例，叫囂“要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呼吁“美國要舉國一致（包括政府和私人）致力于援助民主事業的發展”，要通過“思想和信息的傳播”來影響東歐和蘇聯人民，要幫助這些國家的“民主力量”建立起“獨立的工會、教會、政黨、報刊和司法機構”，并通過培植這些“民主的基礎結構”最終使蘇聯東歐實現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2年5月20日，里根簽署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DD32），授權采取隱蔽行動和其他手段支持該地區的反蘇組織，如秘密資助游行示威、集會、各種會議、出版印刷宣傳品、制作電視節目、展覽以及諸如此類吸引人們注意蘇聯非法行為的活動。在政府的號召與鼓勵下，美國的一些非政府組織開始了“援助”波蘭的活動。這些團體包括美國援外合作社、教會對外服務團、美國波裔人聯合會、科希秋什科基金會等。這些組織和團體在促進美國與原蘇聯和東歐國家文化交流方面起了比政府更直接的作用。1984年成立的美國民主基金會，將支持、培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不同政見者同擊退與推翻蘇聯支持的獨裁政權的政治軍事目標結合起來。美國勞聯－產聯、“全國民主基金會”等美國非政府組織同波蘭的“團結工會”建立了“緊密的工作關系”，并給予大量資助。這一時期，以幫助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為宗旨的索羅斯基金會迅速遍布歐洲東部。
    布什政府時期，美國教師聯盟及一些歐美工會組織、國際律師協會等非政府組織紛紛派人前去活動，為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推波助瀾。
  總之，在和平演變政策實施過程中，西方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目標一致，相互協調，相互借重，團結協作，在各自的領域齊頭并進。
  二 冷戰時期西方非政府組織在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活動特點及影響
  （一）積極推進“跨國市民社會運動”（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Movement），幫助蘇聯東歐國家建立各種政治性非政府組織。1975年西方國家與蘇聯簽訂《赫爾辛基條約》后，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等西方國家與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反對派一起，以人權為借口，開展了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跨國市民社會運動”。美國的勞聯－產聯同法國、奧地利、比利時和西德等西歐國家的工會合作，專門幫助東歐和蘇聯新出現的獨立工會組織。在他們的幫助下，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成立了蘇聯的勞聯及其下屬工會等組織，波蘭成立了“團結工會”組織，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第77憲章集團”（Charter77），保加利亞成立了“支持”工會，羅馬尼亞成立了“博愛”工會、匈牙利成立了“民主反對派”（Democratic Opposition）、民主工會聯盟，東德成立了“劍與犁”組織（ Swordsand Ploughshares）等。這些工會組織在西方的支持下，鼓吹“極權政治”是核戰爭的根源，民主與和平不可分、裁軍與人權統一等口號，并打著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幌子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宣傳。
    （二）配合本國政府積極開展人權外交，支持蘇聯國內成立各種具有反對派色彩的“獨立政治組織”和社會團體。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蘇聯出現了各種“民主”、“人權”運動組織、帶有社會主義左翼傾向的聯盟組織及民族主義組織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宗教組織等，在蘇聯青年人中也出現了相對獨立的青年組織、文化組織，包括流行音樂愛好者組織、體育俱樂部、志愿性民間社團、環境保護團體以及文學團體等等。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也出現了第三類民間社團。這些非政府組織試圖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課題中，發現俄國歷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許多史實，恢復被官方長期扭曲的俄國歷史和人物的真實面貌。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和平”組織、勞聯－產聯、國家民主基金會、人權觀察、索羅斯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積極在這些組織中培植蘇聯社會里各種親西方的民間組織，培育蘇共的反對黨，激化蘇聯社會中個體與社會：民眾與“保守的官僚政府”、人民與執政的共產黨之間的沖突。20世紀80年代后期，索羅斯基金會開始在前蘇聯地區進行滲透，支持所謂持不同政見者。1987年建立了蘇聯索羅斯基金會，1990年在烏克蘭創立了國際復興基金會，大搞民主滲透。自由之家利用在蘇聯的培訓基地及其他合法機構，網羅親西方人員，物色和培植親美親西方勢力，爭奪、策反高級人才，鼓勵、支持蘇聯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和鼓吹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鼓動宗教社團對抗和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反社會主義勢力“逐步形成和發展”。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蘇聯內政，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的反對勢力，向社會主義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如薩哈羅夫、瓦文薩等頒發“喬治•米尼人權獎”，向反對派組織提供資助。1989年，國會撥給“全國爭取民主基金會”2 500萬美元，用于在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發展民主”和支持反對派，幫助他們建立各種非政府組織，資助他們出版各種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出版物，并鼓勵他們向蘇共展開奪權斗爭，并為他們提供政治避難。
    在西方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下，蘇聯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1987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成立了“改革俱樂部”、“歷史政治俱樂部”、“全蘇社會政治記者俱樂部”，1989年出現了“紀念”、“保衛人權”等組織。1988年年7月29日葉利欽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陣線”。面對以非政府組織面目出現的政治反對派，1988年6月，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卻說，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迅速增加是改革的“顯著特點”，“是人民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現，值得大力支持”。由于受到國家領導人的肯定，蘇聯的非政府組織由1987年的3萬多個上升到1990年8月的9萬個。這些團體和組織要求取得與蘇共平等的地位，實行多黨制，改變共產黨一黨執政狀況。這也標志著蘇聯共產黨壟斷政治舞臺開始走向歷史終結。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斯切雷爾所說，“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對蘇聯實行的‘人權’政策非常奏效，這項政策推動了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們’的反政府活動，促進了其國內的民族民主運動，挑戰了蘇聯的體制”。
    此外，在美國非政府組織影響或策劃下，從1989年10月起，蘇聯軍隊內部也建立了“盾牌”、“士兵母親運動”、“軍官會議”、“全蘇軍隊和勞動老戰士組織”、“全蘇老戰士協會”、“民主阿富汗戰爭老戰士聯盟”、“聯盟”等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要求重新認識黨對軍隊的全面領導等，對蘇聯的解體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以開展學術交流活動為名，加強對原蘇聯和東歐國家知識界的意識形態滲透和思想政治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總結了“遏制”策略不能奏效的教訓，提出了“以接觸促演變戰略”。為此，美國政府撥出數億元資助一些學術團體、專家名流、文化部門，并通過非政府組織的公開性運動與蘇聯社會建立聯系，進行各種交流，并向他們灌輸西方價值觀念，力圖培養親西方的社會群體，建立與官方政治機構對立的公民社會，并利用這些關系向蘇聯權力機關施壓，形成對美國有利的社會輿論。勞聯－產聯下屬的美國教師聯合會幫助一些蘇聯教師組織，用“民主的原則和實踐教育學生”，鼓勵蘇聯學生同美國學生聯絡和對話，向教師提供幫助組織和管理新工會的“技術援助”。索羅斯基金會曾在蘇聯和東歐地區投資50億美元，進行民主宣傳。美國的“和平隊”和“富布賴特”項目，把專家、學者和其他人員派遣到別的國家去進行學術交流，充當傳播西方影響的使者。80年代美國還推出了以針對新聞記者為主的“國家訪問學者計劃”，從經費上支持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獨立組織和報紙，以培養親西方的新聞記者和媒體。“美國民主基金會”向蘇聯的“民主分子”提供書籍、印刷設備及電腦、美元等等。蘇聯解體前，索羅斯基金會就投入幾億美元，資助美國中央情報局以發展幫助和支持原蘇聯地區的民主機構。此外美國的斯拉夫促進協會、胡佛戰爭與革命和平研究、經濟發展委員會、蘭德公司、保護人權會、福特基金會、哈佛大學俄羅斯東歐中心、耶魯大學國際和平地區研究中心等非政府組織，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對原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青年精英進行培訓和提供去西方訪問、講學的經費，并與這些國家的高官、報刊電臺的高級主管，學術界重要人物來往密切。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以促進全人類的“共同繁榮”為根本目標，以“傳播文化、增加知識、促進了解、造福人類”為己任，在東歐進行文化資助，從而培養親美意識。
    此外，為配合對蘇思想戰，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建立了以研究蘇聯問題為核心的非政府組織性質的智庫。這些智庫利用各種渠道，配合或直接參與搜集情報工作，或幫助美國特種機構篩選出有利用價值的特定人群，或給蘇聯反對派組織提供情報，幫助其采取具體行動以削弱蘇聯政權。1990年年初，美國中央情報局制定了一個與蘇聯、東歐“學術交流”的計劃，該局的人員以“教授”、“學者”的身份到蘇聯、東歐去，與有關部門進行“直接接觸”，建立雙邊的“學術聯系”，使美國對蘇聯、東歐的“情報分析工作更加準確可靠”。中情局還通過掛名組織和基金會對原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普蘭基金會、時代公司、國際筆會、大都會歌劇團和現代藝術博物館、哈潑－羅公司、美國知識協會理事會和美國現代語協會等都是其協作伙伴。這些組織幫助蘇聯境內的持不同政見者辦刊物，出版著作，聘請他們出國講學，授予他們各種獎金，準許他們政治避難等。而這些人在蘇聯改革和蘇聯解體后的經濟改革中，都發揮了非常巨大的影響和作用。1969年，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在被蘇聯作協開除后的第二年，被西方授予諾貝爾和平獎。1976年，另一名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后來在蘇聯演變期間深得西方賞識的安德烈•薩哈羅夫，也被西方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四）積極資助出版宣傳西方價值觀的書刊和報紙。西方一些政治家認為，要搞亂共產黨國家人們的思想，就要貶低他們所信奉的理論體系，而要貶低這些理論，就要搞臭創立和堅持這些理論體系的那些領袖們，第一是毛澤東，第二是斯大林，第三是……為達到此目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慷慨資助有關研究機構，設計了一個專門打掉蘇聯人長期以來在實踐中形成的對列寧其中包括斯大林情結的“哈佛方案”，使反對列寧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報刊、廣播、電視和電影等。美國的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威爾遜研究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思想庫，積極在原蘇聯地區推銷政治主張，他們否定蘇共的革命歷史，把蘇聯、東歐國家存在的社會問題無限夸大，煽動人民的不滿，并把這種不滿指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通過召開各種學術研討會議和有關國際性會議，給那些崇拜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學者各種榮譽和獎金，抬高他們在國內外的名聲和地位。有的非政府組織直接資助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機關，促使他們承擔有利于傳播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科研課題，有的通過互訪和講學，宣揚西方民主制度創始人的功績和進步性，“抨擊共產黨領袖的專斷和殘暴”，以達到丑化共產黨領袖的目的。他們還別有用心地稱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支持其削弱、取消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乘機宣揚西方所謂的“美好生活”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美國的非政府組織還編寫了許多反蘇的材料，偷運進蘇聯境內后在一些團體中散發，向他們宣傳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希望能用這樣的方式培養蘇聯的“第五縱隊”。美國希望，當蘇聯社會出現動蕩的時候，這些地下組織就開始公開活動，利用群眾集會和游行或者更激進的手段來推翻現政權。此外，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府及其非政府組織，通過資助、推薦等方式，使西方的政治哲學、社會學說大量地滲透到社會主義國家，以便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認為未來的社會是信息社會，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還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在沒有電燈的時代幻想出來的，而他們的信息社會是用電子計算機算出來的。其最終目的是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必要性。
    西方國家還通過NGO控制的媒體，放大蘇聯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從意識形態領域否定社會主義。針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酗酒、賭博、貪污受賄、貪圖享受、對政治冷漠等問題，西方非政府組織利用廣播、電視等媒體故意無限制放大，極力丑化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府和政黨。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后期，西方對蘇廣播電臺有37個，用23種蘇聯民族語言進行播音，晝夜廣播，勃列日涅夫說，整個太空“都充滿著反蘇宣傳”。西方的宣傳攻勢對蘇聯青年產生了很大影響，在蘇聯青年中出現了一些叛逆行為，如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舉止、衣著打扮一改蘇聯傳統，有的崇拜并迷醉于西方的音樂舞蹈藝術，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生活，出現了知識分子叛逃等現象，有的對共產主義信仰出現動搖，改為信仰宗教等等。
    （五）以維護世界和平、反對核戰爭為由，推廣西方的民主價值觀。西方非政府組織鼓吹“極權政治”是核戰爭的根源，民主與和平不可分，裁軍與人權一致等等觀點，甚至提出，要完成裁軍的目標，各國首先就要實現民主。“國際和平組織”、“科學家關心人類福利聯合會”、“爆心投影點”、“國際醫生防止核戰爭組織”、“爭取可生存的世界委員會”、“意大利天主教道德神學會”等組織以反對軍備競賽、主張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為名，與人權運動、工會運動、婦女運動、反種族主義運動等相聯系，積極推進西方民主化運動。蘇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的反冷戰、呼吁世界和平的聲音就是受到這些組織鼓動，成為西方對蘇和平演變的先鋒。
    （六）插手蘇聯的民族宗教問題，制造民族矛盾，破壞蘇聯的民族關系。美國民主基金會、大赦國際（AI）和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組織（MRG）、人權觀察組織（UN－VOHR）等國際非政府組織支持蘇俄僑民成立組織、出版刊物，并與蘇國內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遙相呼應。在他們的支持下，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趁機打著擁護改革的旗號大肆進行民族分離活動，成立了“人民陣線”組織，即“愛沙尼亞人民陣線”、“拉脫維亞人民陣線”和“立陶宛爭取改革運動”。另外，20世紀80年代國際上興起“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配合其本國政府竭力有意引導這兩種勢力與蘇聯國內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相結合，共同促進蘇聯向“民主、人道的國家演變”。美國學者科拉斯克•塞道指出，西方國家熱衷于“在一些多民族構成的國家中制造矛盾，鼓勵那些削弱他國實力的民族分離主義”。西方非政府組織直接支持蘇聯國內的一些民族分離主義分子的活動，并進行蠱惑宣傳和思想滲透，對蘇聯境內的民族動亂升級直至蘇聯解體起了煽風點火和推波助瀾的作用。
  （七）以蘇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為借口，積極推動所謂的“綠色政治”，促使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發生劇變。蘇聯由于長期推行以軍事工業為先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超常規開采和使用自然資源，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到60～70年代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如貝加爾湖、波羅的海、咸海、里海、亞速海等內海湖泊出現水面萎縮和污染，頓巴斯煤區嚴重污染，科拉半島和中亞地區土地嚴重沙化，大片森林被毀等。因此，“綠色政治”闡述的生態環境優先、人類整體安全、反戰反核的和平主義三大觀念以其超階級、超國家、超社會制度的特性，很容易得到蘇聯民眾的認同和共鳴。這也與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實行所謂“新思維”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在此情況下，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地球之友”、世界野生動物基金（WWF）等國際組織定期在莫斯科等地舉行活動。20世紀50年代末，莫斯科大學就成立了保護自然的學生社團組織，到了1979年，全蘇主要大學中共有29個學生環保團體，約有3 000名成員。在席卷全國的群眾性生態運動中，西方非政府組織或者把自身原有的不被官方所接受的政治性組織改頭換面，在名稱上冠以“綠色”、“生態”、“環境”等字眼，借以取得合法地位或者官方的默許，或者向單純的生態團體滲透，使之成為符合自己政治目的的組織。
  三 歷史地看待非政府組織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影響
    非政府組織雖然是建立在人道主義的慈善理念之上，獨立于政府和政府間組織之外，不是政府的行政附屬物，與政府之間不存在任何的行政隸屬關系，但回顧整個冷戰史和近幾年來世界上所發生的“顏色革命”等事件，可以看出，非政府組織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有意無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沉默的伙伴”。雖如此，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只是外因，它們只能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或外國非政府組織能夠制定出一個標準的成功模式，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力量組合各不相同；也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或外國非政府組織能夠收買或鼓動足夠人數的民眾掀起一場大規模運動，對國家政治領導層形成有力的挑戰。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是“蘇聯模式的失敗”，因為當局的公信力喪失，政權失去合法性，導致普通民眾要求更換領導人的普遍行為。在一個經濟發展繁榮、社會分配公平公正，政治清正廉潔的國家，境外非政府組織可以發揮影響的空間并不大。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東歐各國及中亞各國，將非政府組織視為“公民社會”的主體之一加以扶持，并試圖借助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資金、技術和經驗推動其社會轉型，這為西方非政府組織對俄滲透打開了大門。于是，西方非政府組織大量涌入俄羅斯和東歐地區。到2005年8月，總共有2 914家西方非政府組織在中亞注冊，其中在哈薩克斯坦的有699家，吉爾吉斯斯坦有1 010家，塔吉克斯坦有595家，土庫曼斯坦有138家，烏茲別克斯坦有472家。在俄羅斯的西方非政府組織由蘇聯解體前的數十個激增至2005年600余個。“顏色革命”后，俄羅斯加大對西方非政府組織的整治，使西方非政府組織縮減了將近一半。截至2009年3月在俄羅斯國家登記署登記在冊的外國非政府組織有267個。它們不僅在該地區獨立開展教育、扶貧、宗教、文化、環保、人權、發展援助、科學研究等活動，而且通過提供資金、人力資源、組織管理等大力扶持中亞各國和俄羅斯本土非政府組織。但是這些組織大多有美國背景，且受到美國國際發展局（USAID）等機構的資助或直接領導，以參與政治為目的。西方非政府組織對該地區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挑戰。2004年至2005年格魯吉亞發生了“玫瑰革命”、烏克蘭發生了“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發生了“黃色革命”。西方學者將這些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方式稱作“顏色革命”。其實，“顏色革命”與20世紀蘇聯東歐劇變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一脈相承，都是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繼續與發展。它是非政府組織搭臺，西方政府唱戲，有很強隱蔽性、迷惑性和欺騙性。目前，因“顏色革命”西方非政府組織受到許多國家的批評和限制，但西方非政府組織并沒有因此而退出，美國也不會因此而放棄在全球戰略中利用非政府組織，依然通過非政府組織對該地區施加影響，扶植親美勢力，推動該地區國家內部的政治演變，進一步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并削弱歐盟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從而激化外部力量在中亞地區的角逐。然而，以無黨派和公益性著稱的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1期，摘自2011年第3期《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