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聯盟”戰略的困境

    

    內容提要：《普林斯頓報告》提出建立“民主聯盟”戰略構想后，曾經一度引起戰略研究界的廣泛關注。然而，奧巴馬上臺后，并未明確提出采納“民主聯盟”戰略構想，表明該戰略遭遇挫折。但是，奧巴馬政府未采納“民主聯盟”戰略，只是一種策略考慮，而不是戰略抉擇。從長遠角度來看，推進民主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而且也存在繼續推進民主的國際條件。因此，作為推進民主的一個重要手段，“民主聯盟”戰略也有被重新考慮和實施的可能。

    2006年9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發表了一份題為《鍛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是名為“普林斯頓國家安全項目”的最終成果。報告全面闡述了美國面向21世紀的國家安全戰略構想，其中建立一個“民主聯盟”是最引人注目的內容。
    《普林斯頓報告》發表后，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一時成為國際戰略研究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然而，奧巴馬上臺后，并未正式接受“民主聯盟”戰略構想，甚至對之還顯得有些冷淡。因此可以說，“民主聯盟”戰略遇到挫折。但是，這并不等于這個戰略構想就已經胎死腹中。從長遠角度看，這個戰略構想是符合美國全球戰略目標的。如果時機成熟，該戰略或者其翻版還是有可能被實施的。中國應當未雨綢繆，妥善應對。
    一 美國戰略研究界對“民主聯盟”戰略的批評
    “民主聯盟”戰略提出后，筆者走訪了20多位美國戰略專家，了解他們對“民主聯盟”戰略的看法。專家們普遍對“民主聯盟”戰略持否定態度。主要理由是：“民主聯盟”的成員很難確定；沒有必要成立“民主聯盟”這樣的機構；成立“民主聯盟”會導致一些國家之間關系緊張；不應當用“民主聯盟”取代聯合國。
    (一)“民主聯盟”的成員很難確定
    許多專家認為，“民主聯盟”帶有空想成份，很難成立起來。主要困難就是其成員很難確定。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認為，“成立‘民主聯盟’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如何劃線？誰是其成員？成員的標準如何定？誰來定？都是問題。如果在四年前，普林斯頓報告撰寫者會說俄羅斯夠格，而現在肯定不行。”布熱津斯基的質疑是有道理的。按安妮•瑪麗•斯勞特教授(Anne-Marie Slaughter)的說法，印度應當成為聯盟的成員，但是印度的民主程度與美歐相比卻存在著很大差距，而與印度條件相近的國家又太多了，非洲、拉美、亞洲很多國家的民主程度并不亞于印度。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民主問題專家戴雅門(Larry Diamond)則認為，印度等發展中的民主國家不會參加“民主聯盟”。也是民主問題專家的丹佛大學教授唐法榮(Tom J. Farer)的看法更為獨特。他認為，“如果‘民主聯盟’包括了印度和俄羅斯而不包括中國，那就不合適。”在他看來，從民主發展的實際程度上講，中國與印度、俄羅斯是在同一個層次上。
    (二)“民主聯盟”沒有成立的必要
    有些專家認為，成立“民主聯盟”的現實基礎不存在，沒有意義。布熱津斯基認為，目前世界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民主，而是和平、安全、發展、環境等。要成立新的國際組織，也應當是處理這些問題的組織，而不是推進民主的組織。他提議應該有四國(G4)或五國(G5)這樣一個新國際組織，由美國、歐盟、中國、日本組成，也可以加上俄羅斯。這些真正有能力的大國應當聚到一起來討論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緊迫問題。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認為，時代不同了，“民主聯盟”的基礎已經不存在，這就如同面對經濟問題，八國(G8)已經不管用了，需要20國(G20)一樣。有專家認為，即使從推進民主的角度講，也沒有必要成立“民主聯盟”。格林認為，“美國的盟友都是民主國家，但是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或機制，也沒有必要建立這么一個機制。如果建立起來了，也很難運轉。北約已經很大了，缺乏效率。”戴雅門認為，“如果按斯勞特教授的說法，搞一個‘成熟民主國家的聯盟’，那實際上等于北約的擴大，無非是北約加上日本、澳大利亞幾個國家。這沒有多大意義。實際上北約一直在擴大，已經遠遠超出了北大西洋的范圍。”
    位于首都華盛頓的民主共同體理事會(Council for a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簡稱CCD)是一個以促進世界的民主教育、為民主共同體的發展提供政策咨詢和各種支持為宗旨的非政府組織。該委員會的執行主任羅伯特•拉嘎馬(Robert R. La Gamma)認為，推進民主是好事情，但是沒有必要成立“民主聯盟”，為了推進民主，應該加強民主共同體，而不是成立新的機構。
    (三)成立“民主聯盟”會導致一些國家之間關系緊張
    有些專家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批評“民主聯盟”戰略，認為它不利于美國貫徹其現行的對外戰略。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A. Hupchan)認為，如果建立“民主聯盟”，會影響中美關系和美俄關系，因為中國與俄羅斯成為“民主聯盟”成員的可能性極小，但是按照普林斯頓報告的設想，美國要依靠“民主聯盟”來解決重大國際事務，這勢必要拋開中、俄兩國。一方面，沒有中、俄兩國的參與，許多重大國際事務都難以處理；另一方面，建立“民主聯盟”很有可能導致“民主聯盟”國家與包括中、俄在內的非“民主聯盟”國家的對立，進而造成國際關系的緊張。曾經在2008年總統競選期間任奧巴馬中國政策顧問的杰弗里•貝德(Jeffrey Bader)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成立“民主聯盟”會使中國、俄羅斯與美國疏遠，而中、俄是重要的國家。他還稱奧巴馬在競選期間就批評過麥凱恩支持建立“民主聯盟”的言論。既是民主問題專家，也贊成推進民主政策的戴雅門稱他自己不贊成建立“民主聯盟”。他認為，如果建立“民主聯盟”，就會帶來很多問題，引起新的矛盾，會使聯盟外的國家感到緊張，與聯盟國家之間的關系惡化，甚至有可能會促使中國與俄羅斯擴大“上海合作組織”與之抗衡，或者組建一個“威權國家聯盟”。另一位也贊成推進民主的專家斯考特•賽根(Scott D. Sagan)稱，“民主聯盟”有冷戰的味道，太不現實。
    (四)不應當用“民主聯盟”取代聯合國
    有專家從聯合國的角度批評建立“民主聯盟”的設想，因為《普林斯頓報告》提出這一設想的出發點之一就是聯合國沒有效率，必要時用“民主聯盟”取代它。賽根引用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的話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曾經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奧爾布萊特說：“不管美國喜不喜歡，聯合國就是這個樣子，你拋不開它。美國可以改造它，但不是不要它。”賽根還表示贊賞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期間強調發揮聯合國作用的觀點。
    上述專家對“民主聯盟”的批評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的，有的出于現實主義的立場，有的出于自由主義的立場。現實主義者強調美國的現實國家利益，不贊成把推進民主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至少不應把推進民主這個目標放到突出位置上。
    而自由主義者強調推進民主，把推進民主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但是在推進民主的手段和途徑上，又分成不同的流派。作為極端自由主義的新保守主義者主張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來推進民主，包括使用武力。而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則主張主要通過建立國際制度和國際合作來推進民主。新保守派在小布什政府任內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了小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但是卻不太成功。隨著小布什政府任期的結束，新保守派的影響大為減弱。主流自由派一般都支持民主黨。他們有推進民主的理念，但多數比較務實，重視推進民主的效果，避免采用會引起嚴重負面效果的辦法，也會權衡推進民主在整個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不會為了推進民主而影響美國總體外交戰略的實施，損害更重要的國家利益。從上述四種批評意見可以看出，無論是現實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他們不贊成建立“民主聯盟”，并不是認為它有悖于推進民主的目標，而是認為它不具備實施的條件，有些不合時宜。
    二 “民主聯盟”戰略遭遇困難
    還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奧巴馬就表現出對“民主聯盟”戰略構想的冷淡。在競選中，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明確表現出“熱衷于建立‘民主國家聯盟’(League of Democracies)，主張世界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新的國際體系”。麥凱恩所用詞語雖然與《普林斯頓報告》所用“民主聯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有所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而奧巴馬則沒有這樣鮮明的態度。奧巴馬上臺后，更是對“民主聯盟”戰略構想保持緘默。2010年5月27日，奧巴馬總統向國會遞交了其上任以來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可以說是奧巴馬政府對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正式系統闡述。該報告除了進行一些微調外，比如突出防止核擴散、將反恐對象集中在“基地”組織上、不像小布什第二任期那樣強調推進民主，基本上延續了小布什時期的全球戰略框架。在這份最具權威性的戰略報告中，沒有明確提出要實施“民主聯盟”戰略。可以預測，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民主聯盟”戰略構想不會被正式實施。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聯盟”戰略遭遇挫折。
    從歷史傳統來看，民主黨的對外政策更具理想主義色彩，更重視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而且也對建立國際機制更為積極。從國際聯盟到聯合國，再到民主共同體，都是民主黨政府推動建立的。那么奧巴馬政府為何對“民主聯盟”戰略如此冷淡呢？這主要是形勢使然。中國有句俗話：形勢比人強。從理念上說，奧巴馬本人及民主黨精英肯定熱心在世界進一步推進民主，因而愿意采納“民主聯盟”戰略，但是客觀形式又迫使他不得不將這個戰略暫時束之高閣。正如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王緝思教授所分析的，“雖然民主黨的外交傳統強調意識形態和人權，但當今世界政治同冷戰剛結束時已恍如隔世，西方民主化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挫折和抵制，奧巴馬政府不可能也無力量去建立什么‘民主國家聯盟’。”
    奧巴馬政府面臨的當務之急是應對金融危機，為此它需要國際社會的合作，特別是像中國這樣有相當經濟實力的大國的合作。此外，困擾小布什政府的安全難題都未解決。打擊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等問題是奧巴馬政府要優先解決的。奧巴馬政府剛一上臺，《今日美國報》就列出了奧巴馬政府在外交上所面臨的七大優先議題，它們是：金融危機、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基地組織、俄羅斯。人們一直關注的朝核問題和巴以沖突都未列進去。這種形勢決定：一方面，推進民主在奧巴馬政府的外交議題排序中大大靠后，因此對“民主聯盟”戰略也就不可能太熱心；另一方面，要解決這些優先議題，不可能缺少大國合作，而在對外政策中突出推進民主，勢必會使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增強對美國對外政策的疑慮和反感，進而影響在更重要議題上合作的效果。美國著名學者庫普乾就撰文批評“民主聯盟”戰略構想，認為如此一來，很有可能導致中國和俄羅斯同西方的對立傾向。因為這個戰略實施的結果就是將中國、俄羅斯置于對立面。
    奧巴馬政府對“民主聯盟”戰略熱情不高還有吸取小布什政府教訓的因素。小布什政府高調實施“推進民主戰略”，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遭遇不少挫折，反倒使“推進民主戰略”的聲譽受損。奧巴馬打著“變革”旗號上臺，一定要在內外政策上展現出自己的新氣象，劃清自己同共和黨的界線。回避、淡化“民主聯盟”戰略，既是吸取小布什政府的教訓，也有試圖拉開同共和黨對外政策之間距離的用意。不僅如此，奧巴馬上臺后，甚至公開批評小布什政府推進民主的政策。在2009年聯合國大會上，奧巴馬在講話中表示：“民主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一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應當尋找自己的道路，沒有一條路是盡善盡美的。每個國家都將沿著發源于本民族文化的道路前進，過去美國的民主宣傳常常選擇性過強。”這話出自美國總統之口，又是在聯大這種場合，非同尋常。
    “民主聯盟”戰略構想受冷遇還與“推進民主戰略”的境況有關。“民主聯盟”戰略構想的宗旨就是貫徹“推進民主戰略”。而“推進民主戰略”近些年進展不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民主聯盟”戰略構想的熱情。冷戰后，美國的“推進民主戰略”雖然取得了不少戰果，但是也遇到困難和挑戰。除了小布什政府過于極端的“推進民主戰略”措施損害了這個戰略的聲譽這一主觀因素外，國際形勢變化也不利于推進民主。全球化、多極化、非極化、中國崛起、俄羅斯復興、發展中國家壯大、國際安全環境復雜化、全球性問題突出等一系列因素，都不利于“推進民主戰略”的實施。其中尤以中國崛起影響深遠。
    美國的“推進民主戰略”是要推廣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而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中國不僅不在美國所認可的“民主國家”之列，而且還是“推進民主戰略”的重要實施對象。然而，伴隨著中國崛起，中國發展模式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使越來越多的國家看到，不搞西方式的民主也能實現快速發展，也可以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一份報告將中國模式及其影響看成是“民主化減速”的重要原因。報告認為，“中國在走上與西方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后，又提供了另一種政治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對那些政績不佳的專制政權，以及多年來苦于經濟發展滯后的虛弱民主國家，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的文章也持相同看法。“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倒臺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取得的巨大成功使西方渴望實現‘歷史終結’的良好愿望化為泡影，破壞了全世界以不可阻擋之勢邁向自由民主的進程。”這些評論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模式的成功，使得那些支撐“推進民主戰略”的理論，諸如認為只有實行西方民主制度才能發展起來的“民主發展論”等的說服力越來越弱。
    三 “民主聯盟”戰略并未胎死腹中
    奧巴馬政府對“民主聯盟”戰略構想的冷淡，淡化“推進民主戰略”，并不等于“推進民主戰略”自此就會退出歷史舞臺，也不等于“民主聯盟”戰略至此就胎死腹中。筆者以為，奧巴馬政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策略考慮，而不是戰略抉擇。
    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發表了題為《中國登場：一種全球關系的戰略框架》，試圖為奧巴馬政府提供一個應對中國崛起的新戰略思路。報告第六章《美國亞洲戰略中的權力與準則：構建一種觀念體系以促進中國和平崛起》，著重從意識形態和美國亞洲戰略的角度論述如何應對中國崛起。在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上，報告基本繼承了第二任小布什政府的戰略思路：美國不應當遏制或阻礙中國崛起，而是應當繼續與中國進行接觸、合作，通過接觸與合作來塑造中國。不過，與以往不同的是，報告特別強調，美國要謀求與亞洲地區民主伙伴進行戰略和外交合作，將亞洲民主伙伴關系作為“平衡”中國的重要手段。報告將美國的“推進民主戰略”作為加強亞洲民主伙伴關系的戰略指南。為此，報告論證了奧巴馬政府并未放棄“推進民主戰略”。報告認為，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過程中對于尋求實現民主主義價值觀一直在通力合作。對普林斯頓報告提出建立一個“民主國家聯盟”的主張，兩黨都是贊成的。奧巴馬政府駐北約大使伊沃•達爾德(Ivo Daalder)還呼吁按照“北約全球化”的模式建立全球民主國家聯盟。報告還批駁道：“有關推進民主政策已經終結的傳言不足為憑。”
    從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的表現來看，雖然在外交上有許多新氣象，被人們冠以“新外交”也不為過，但是美國外交的基本面并未改變，奧巴馬外交同其前任們的外交，包括小布什政府的外交，仍然有很強的連續性。最根本的就是維護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總目標及相關子目標未變。
    維護美國世界領導地位，即霸權地位，是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最高目標或總目標。奧巴馬政府雖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但是并未放棄這個總目標。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一再聲稱：“美國不能單獨解決世界問題，而世界沒有美國也不能解決問題。”這就是說，美國雖然在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核擴散、恐怖主義等問題上需要別國的合作，但是美國仍然要發揮主導作用。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宣稱要實行“重振美國和領導世界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說，奧巴馬政府將它所面臨的各種危機當成了恢復美國實力、重振國威、維護霸權的機遇。
    美國堅持霸權戰略是與其對自己實力地位的認知密切相關的。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這樣評價美國自己的實力與地位的：“我們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經濟、最強大的軍隊、強大的聯盟、充滿活力的文化魅力，以及在經濟和社會領域領導世界的歷史經驗。我們仍是世界各國移民青睞的目的地，移民也豐富了我們的社會。我們擁有透明和負責任的民主政治體制和與全世界人民都有緊密聯系的人口。我們仍然信奉給國內外帶來自由和機遇的價值觀。”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評價是在美國剛剛經受金融危機打擊而且面臨許多外交難題的情況下做出的。美國的自我評價基本符合事實。雖然面對一系列挑戰，特別是新興大國崛起，美國的實力地位同冷戰剛結束時相比確實相對下降，但是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相當長時間內這一地位還是無可替代的。很自然地，美國會盡最大努力維護這一地位。
    與維護霸權這一總目標相適應，維護安全、擴展經濟和推進民主這三個子目標或“三大支柱”也未改變。維護美國霸權地位需要從安全、經濟和政治三個領域同時著手，即維護安全、擴展經濟和推進民主。這“三大支柱”，奧巴馬政府都未放棄。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美國的持久利益”定為四項：美國、美國公民及美國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在一個開放和促進機會與繁榮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保持美國經濟的強大、創新和增長；在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觀；在美國領導下，通過緊密合作建立促進和平、安全和機遇的國際秩序，以應對各種全球挑戰。用關鍵詞來表述這四項持久利益就是：安全、繁榮、價值觀和國際秩序。這四項“持久利益”的前三項，就是原有的“三大支柱”，只不過是在表述上用“價值觀”取代了“民主”。第四項實際上是實施霸權戰略的結果。維持一個美國領導下的國際秩序就是實現了美國的霸權，當然這本身也是美國的“持久利益”，而且是最根本的“持久利益”。
    可以斷言，奧巴馬政府不放棄“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這個全球戰略框架，也就不會放棄“推進民主戰略”。因為從邏輯上講，推進民主確實有利于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世界上的民主國家越多，就越有利于美國維護其領導地位，因為民主國家更愿意接受美國這個最強的民主國家的領導，至少愿意同其保持良好的關系。
    許多跡象表明，奧巴馬政府對推進民主仍然是相當熱衷的，不排除在那些迫在眉睫的問題解決或緩解之后，再將目光轉向推進民主，進而實施與“民主聯盟”戰略相類似的戰略。實際上，許多擁有“民主聯盟”理念的人士都進入了奧巴馬政府，比如普林斯頓報告的主筆之一安妮•瑪麗•斯勞特就進入國務院任國務卿辦公室負責政策計劃的主任，直接向國務卿負責，其地位相當于副國務卿。這一安排絕不會是隨意的。
    美國人才濟濟，懂國際政治的專家大有人在。希拉里選中斯勞特，大有惺惺相惜的味道。如果不是志同道和，很難會有這樣的安排。另一位也主張推進民主的學者，斯坦福大學民主、發展與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邁克爾•麥克法(Michael McFaul)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任俄羅斯與歐洲事務高級主任。這些戰略家和學者的思想和主張肯定會影響決策者。筆者的這種評價得到斯勞特的學生、部下威廉•柏克懷特(William Burke-White)的認同。柏克懷特也認為，奧巴馬政府執政初期對“民主聯盟”戰略不積極，主要是為了集中精力應對金融危機等問題，并不等于放棄了這個戰略。
    奧巴馬上任之初就確立了奧巴馬版的美國全球戰略，其中仍然包含著推進民主的內容。奧巴馬版的美國全球戰略有三根支柱：共同防御、全球發展和民主外交。其中有兩根支柱與推進民主有直接的關系。全球發展戰略的目的，一方面是“通過實施全球發展戰略，從根本上鏟除滋生世界恐怖主義的社會土壤，鞏固美國在一些全球發展薄弱區域的影響力和霸權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推動全球發展，實現美國民主體制和價值觀念的輸出，重建美國在世界事務上的領導地位及其合法性”。民主外交戰略的目的就是“力爭消除反美主義滋生的土壤，促進世界對美國價值和制度的認同”。可見，奧巴馬根本未放棄推進民主這個戰略目標，只不過是不再像小布什政府那樣以強硬的姿態來實施“推進民主戰略”。奧巴馬是用一種溫和柔性的方式實施“推進民主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劉飛濤博士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認為，“奧巴馬總統同樣以向海外推進‘民主’為己任，但他吸取其前任的教訓，改變策略和手法，注重用‘軟手段’推廣美式民主。”
    如果觀察奧巴馬政府的言行，就更能看出它對民主的青睞。希拉里2009年4月22日在眾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作證時闡述了奧巴馬政府的對外政策。她稱奧巴馬政府的“外交議程基于三方面行動：加強美國與歐洲、亞洲、非洲和西半球民主伙伴國的聯盟；發展與重要地區性大國的伙伴關系；與中國和俄羅斯建立建設性關系。”這里，她將“民主伙伴國”放在首位，很能說明問題，表明她并未擺脫將世界分成“民主國家”和“不民主國家”這種思維。希拉里在另一次演講中，高度贊揚“北約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聯盟”，“新的北約是一個東起波羅的海、西至阿拉斯加的擁有近10億人口的民主共同體”。在2009年7月11日至12日“民主共同體”里斯本部長級會議上，美國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演講中傳達了奧巴馬政府對于在華沙建立民主共同體“永久秘書處”的贊揚，指出這是“民主共同體”以行動為導向的積極標志，并指出美國會繼續全力支持推進民主這項重要的事業。2010年7月2日至4日，在波蘭的克拉科夫市召開了紀念“民主共同體”成立10周年會議。奧巴馬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美國作為民主共同體的發起國，以后仍會堅定地支持推廣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制度”。當然，無論是奧巴馬，還是希拉里等政要，近一年來也講了許多類似于要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要建立“多伙伴世界”這樣的話，但是給人的印象是，他們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說什么話完全取決于講話的場合和聽者。這一點不同于小布什及其閣僚，后者不管場合和聽者，都一個腔調地大講推進民主。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系統闡述美國全球戰略最權威的文件。2010年的報告只是比2006年的報告在推進民主上降低了調門，同其他幾份報告相比，對推進民主的強調一點都不遜色。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仍然將“價值觀”作為美國的“持久利益”，并將“促進國際民主與人權”作為維護“價值觀”的重要途徑。
    奧巴馬政府的表現表明：第一，它只是降低了推進民主的調門，而不是放棄了“推進民主戰略”，更不是擯棄了與之相應的戰略思維。第二，它何時強調推進民主，何時回避推進民主，完全根據要解決的問題而定。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核擴散等需要同眾多“非民主國家”合作的議題上，它回避推進民主；而在維護地區安全等需要像歐盟、日本、印度這樣的“民主國家”合作的議題上，它會強調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強調推進民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在談中美俄關系時認為，對俄羅斯來說有“特殊利益”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美國不會停止從推廣或捍衛民主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地方，即使是在奉行更實用主義外交政策的奧巴馬政府治下。”筆者十分贊同他的觀點。
    奧巴馬政府不僅未放棄“推進民主戰略”，而且也并未完全擯棄“民主聯盟”戰略構想。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顯露出這種跡象。報告中特別提出，“構建一個更廣泛的聯盟(Coalition)，以促進普世價值觀”。這里，報告沒有明確說“一個更廣泛的聯盟”是什么樣子？是否就是普林斯頓報告所說的“民主聯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還是像麥凱恩所說的“民主國家聯盟”(League of Democracies)？但它肯定不是已經存在的國際組織，不是“民主共同體”，也不是北約、西方七國集團。對這個“更廣泛的聯盟”可以做出各種解讀。“民主聯盟”的支持者可以說，它就是“民主聯盟”，奧巴馬政府實際上采納了普林斯頓報告提出的“民主聯盟”戰略構想。
    不管怎樣，可以做出這樣的推論：等到美國的安全形勢好了，或者美國對安全威脅的判斷發生了重大變化，比如認定像中國、俄羅斯這樣在民主上存在問題的國家所構成的威脅上升為最主要的威脅，美國還會將推進民主提升為其全球戰略中排位在前的重要支柱。當然，奧巴馬及其后人會吸取小布什政府在實施“推進民主戰略”上的教訓，在方式、方法、策略上會更加靈活、溫和、柔性一些。
    美國是個信奉實用主義的國家，同其前任相比，奧巴馬政府的實用主義色彩更明顯。就拿對華政策來說，在20國集團倫敦峰會上，奧巴馬同胡錦濤會面時還承諾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可是剛剛過去不到半年，他就簽署了明顯帶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針對中國產輪胎的特保案。這讓人不能不產生這樣的聯想：在2009年4月的倫敦峰會時，美國經濟形勢仍然是陰天，美國需要中國的大力合作；而到了9月份，美國經濟形勢已開始轉晴，美國對中國經濟合作的需求已不那么強烈。美國在售臺武器、在中國黃海與南海問題上的表現也是如此。實用主義思維和傳統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對外政策。奧巴馬在聯大上講“民主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一個國家”，并不等于將來就不改口。
    其實，推進民主一直是美國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核心內容。美國對外政策始終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有機結合的產物，只不過是不同的政黨和總統，由于價值觀和執政理念不同，特別是所面對的安全形勢和國際環境不同，對推進民主強調的程度有所區別罷了。暫時的弱化，絕不等于永久的放棄。
    至于“民主聯盟”戰略構想，在“推進民主戰略”被弱化的情況下，自然不可能被提上議事日程，但這并不等于它就胎死腹中，就失去了存在價值。它的命運是與“推進民主戰略”本身的命運緊密相關的。奧巴馬政府目前淡化“推進民主戰略”，冷處理“民主聯盟”戰略構想，不等于它今后也如此，更不等于奧巴馬之后的美國政府也如此。
    四 實施“民主聯盟”戰略的前景
    雖然美國實施“民主聯盟”戰略在目前遭遇了一些困難，但是從長遠來看，還是有不少有利的國際條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態勢；二是多數大國和大國集團對外政策傾向。
    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態勢導致世界多數國家都認可民主價值觀和制度。聯合國大會于2007年將9月15日定為一年一度的“國際民主日”(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2008年9月15日為第一個“國際民主日”。確立“國際民主日”的聯大決議案是由“新建民主政體與復興民主政體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ew and Restored Democracies)的主席國卡塔爾代表該組織提出的。在相當大程度上，這些民主政體國家并不反對，甚至是歡迎美國實施“推進民主戰略”，歡迎建立某種有利于推進民主的國際組織和機制。當然，許多國家也關注在“推進民主戰略”實施過程中，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應當得到維護。
    當今世界大國和大國集團中，除了中國和俄羅斯外，都屬于美國所認可的合格的“憲政民主”國家。就是俄羅斯，其政治體制框架也符合美國的標準，只不過在普京的治下實質上有點脫離美國標準的味道。其他大國和大國集團，在很大程度上都認同美國的“推進民主戰略”。
    印度雖然不像美國那樣有推進民主的戰略，而且在外交上比較獨立自主，但是印度精英階層對印度的民主制度是非常自豪的，將之看成是印度的一大優勢。筆者在同印度學者交流中深深感受到這一點。印度被美國視為“最大的民主國家”，它很樂意享有這個稱號。近些年印度在外交上非常活躍，與其“最大的民主國家”身份有很大關系。自2005年小布什總統訪印并宣布兩國建立全球伙伴關系后，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最高領導人紛紛訪印。印度開始被西方大國接納和抬舉。實際上，美國早在九一一事件后就開始非常重視印度。200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印度與中國、俄羅斯并列為反恐的重要伙伴，但對印度的評價遠高于中國和俄羅斯，理由之一就是印度是民主的國家。以后隨著印度經濟出現快速增長，美國又將印度視為對21世紀世界戰略格局走向有重大影響的大國之一。從地緣戰略上講，美國及其他西方大國是把印度視為能夠平衡中國崛起影響的戰略力量。從推進民主的角度講，美國將印度作為一個重要伙伴。《普林斯頓報告》的主筆之一斯特勞在談及“民主聯盟”的組成時，就把印度作為一個可選對象。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甚至提出“美國與印度正在構建戰略伙伴關系，這是基于雙方共同利益、世界上兩個最大民主國家的相同價值觀及兩國人民的緊密聯系。”該報告雖然把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作為美國盟友之外的三個主要“21世紀的‘影響力中心’”，并要同這三個國家“建立合作關系”，但是對印度的評價遠高于中國和俄羅斯，期待的關系定位也有明顯區別，同印度是“戰略伙伴關系”，而同中國則是“積極合作全面的關系”，同俄羅斯是“穩定務實多維的關系”。可以說，“最大的民主國家”身份，是印度的一個巨大外交資產，正如《南風窗》雜志文章所分析的：“正是民主國家和傳統第三世界領袖這雙重身份，使得新德里既受發達大國青睞，又有‘四國集團’(日、德、印、巴西)、77國集團等背后支撐。這樣一種‘橋梁’角色，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實力缺陷，使其成為一個勉強合格的棋手。”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將印度視為歐亞大陸的一個地緣戰略棋手，與中國、俄羅斯、法國、德國并列。在這些棋手中，印度的硬實力明顯較弱，但“最大的民主國家”身份所形成的軟實力卻是非常可觀的。從這個視角看，印度對美國的“推進民主戰略”以及建立“民主聯盟”，應該是樂享其成的，至少是不會反對。如果民主得以在世界繼續推進，世界有更多的國家走向了民主，那么印度這個“最大的民主國家”的光芒就更加耀眼，由這個身份所帶來的軟實力及外交資產自然會更大。實際上，印度也一直在利用“民主國家”這個軟實力和外交資產。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積極發展對華關系，尤其是奧巴馬首次訪華，就同中國領導人共同發表了聯合聲明，表示致力于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并將采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伙伴關系。給人的印象是，在中印這兩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間，美國更重視中國。但是就在奧巴馬訪華后不久，印度總理辛格訪美。在談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時，辛格稱“這是統治者在中央集權體制、而不是在民主體制中實現的，并且忽略了對人權、民族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等價值觀的尊重。”辛格的意思非常清楚：印度的經濟發展雖然不如中國快，但卻是在民主體制下實現的，因此更應該受到美國的關注和支持。
    與印度相似，其他實行西方憲政民主體制的發展中國家也都以自己的民主體制而自豪，并且在對外政策中有推進民主的情結。印度、巴西、南非這三個發展中大國的外長于2003年6月在南非宣布成立三國對話論壇，呼吁加強國際機構，從而處理發展中國家關心的貧困、環境和技術等問題。西方觀察家稱此舉等于是建立了由印度、巴西、南非這三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組成的“三國集團”(IBSA，三國英文名稱首字母縮寫)，這個集團志在成為“全球層面發展中國家發言人”。而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則因政治制度差異而很難加入到“三國集團”中來。還有專家認為，這三國擁有完美的民主背景和深遠的全球影響力，“三國集團”成為發展中國家發言人的努力會得到國際社會不斷的支持，而美國則是“三國集團”的主要保證人。“新的三國合作可能使中國在國際事務的討論中靠邊站……，是對中國大國野心的破壞。”
    盡管西方的觀察家和學者有可能高估“三國集團”的影響，但是有一種動向是需要關注的，那就是西方國家更愿意支持“民主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擴大影響力，并希望借助它們來平衡、弱化中國的地位與作用。如果美國拉它們加入“民主聯盟”，并非完全不可能實現。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民主化”了的小國也有同樣的傾向。比如，這些國家在同中國發展關系時，更多地關注經濟、文化合作而回避政治問題。筆者于2010年夏赴蘇里南、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參加學術活動，中國駐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外交官介紹說：“像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這樣的國家，只愿意同中國進行經濟合作而回避政治議題。實際上，他們在政治上同美歐有相同的價值觀，實行相近的社會制度，因此在國際事務中，更認同美歐的理念。”在推進民主上，這些發展中國家同美國是“同志”或“盟友”的關系。
    與印度等國比較起來，日本在接受美國“民主聯盟”戰略上更為積極，這與日本自己的外交戰略變化有關。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外交中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濃，大搞“價值觀外交”，尤其是在安倍晉三任首相時，曾掀起“價值觀外交”的一個高潮。安倍大力推動建立“日美澳印價值觀聯盟”，要在歐亞大陸建立“自由與繁榮之弧”，把太平洋和印度洋建成“自由與繁榮”之海，大有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區域性的“民主國家聯盟”之勢。日本特別重視拉攏印度。日本《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認為，“日本和印度是亞洲的兩頭巨象”“日印間正在產生基于戰略考慮建立關系的親和力……，但是在兩國間本來應該有比這更強大的親和力。比如兩國都有牢固的民主，以及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深厚底蘊。它不是勢力或威力，而是一種引力和魅力。”
    只是由于安倍政權短命，取代它的福田政權換了另一種戰略思維和外交政策，日本建立亞太地區“民主國家聯盟”的努力暫時受挫。福田之后的麻生政權由于內外交困，沒有像安倍那樣大張旗鼓地推行“價值觀外交”和建立亞太地區“民主國家聯盟”，但是，麻生本人的外交理念卻是與安倍一脈相承的。實際上，“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始作俑者就是時任安倍內閣外相的麻生太郎。2006年11月，麻生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做了題為《創建“自由與繁榮之弧”：拓展的日本外交地平線》的演說，大講“價值觀外交”。麻生于2008年9月出任首相后，如履薄冰，唯恐在外交上再失分，于是收斂了以往的鷹派姿態，但是并未放棄“價值觀外交”，只要有機會就會以略為溫和的方式祭出“價值觀外交”的大旗。比如2008年9月25日麻生在聯合國的演講中就強調： “我想與基本價值相同的各國進行聯合”，在四天后的施政演說中，他強調“要對年輕民主主義各國進行幫助”。在2009年1月發表的施政演說中，麻生重新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構想。日本《東京新聞》文章評論道，麻生的目的“在于與擁有人權和民主這些共同價值觀的美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加強同盟關系”。日本民主黨上臺后，雖然不像前述這些自民黨政府那樣搞“價值觀外交”，但是也仍然強調民主價值觀，強調共同價值觀是日美同盟的基礎。
    冷戰后日本在政治上趨于保守，在外交上更加倚重日美同盟，而且對日益崛起的中國存有疑慮，想要牽制中國，同中國爭奪在東亞地區的主導權。因此，追隨美國并在外交上打價值觀和民主牌，協助美國實施“民主聯盟”戰略，還有可能成為今后日本的戰略選擇。
    在配合美國推進民主方面，最為積極和有影響力的是歐盟。歐盟一直將推進民主作為它的對外政策重要目標之一。就歐盟自身來說，在它的許多重要文件中都明確指明，捍衛、發展、推進民主是它的重要目標之一。1993年通過的《歐洲聯盟條約》就提出了“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五個目標，其中第一項是“捍衛聯盟的共同價值觀、根本利益和獨立”，第五項是“發展并加強民主和法治，以及尊重人權”。1997年通過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和2004年通過的《歐盟憲法條約草案》都堅持這些目標。
    這里的“共同價值觀”主要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2005年的《歐盟人權年度報告》明確指出：“發展并加強民主是一個基本目的，也是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及同第三國合作政策的一個關鍵政策目標。”可見，捍衛、發展、推進民主，是歐盟各國的共同目標，同時，民主價值觀也是維系歐盟，將各國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紐帶。
美歐同盟更能體現歐盟維護民主的目標。冷戰期間，西歐國家與美國結成聯盟固然有抵御蘇聯威脅、維護西歐安全的考慮，但是共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也是維系聯盟的重要紐帶。正如英國學者保羅•科尼什(Paul Cornish)所說，軍事聯盟必須是建立在共同的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基礎上的共同體。另一位英國學者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認為，“決定歐美關系的最關鍵因素是歐美共同價值觀”。當美歐同盟的主要載體北約建立時，無論是美國還是西歐國家都承認，這是美國與西歐國家為了維護西方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的需要。杜魯門在1947年的那篇作為“杜魯門主義”產生標志的著名演說中，就是以兩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對立來作為美國奉行對蘇聯“遏制”政策的理論基礎的。在醞釀成立北約的過程中，歐洲國家也強調北約的“政治意義”。積極推動北約成立的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一開始就強調，正在形成的“西方聯盟”是“精神的聯盟”，目的在于“保衛西方文明”。1949年4月4日通過的《北大西洋公約》在總綱中明確其宗旨之一是：“各締約國決心保障基于民主原則、個人自由及法治精神下的各國人民之自由、共同傳統及文明。”1949年4月12日，杜魯門在將北約文本提交參議院批準的附言中強調：“本條約簽約國擁有共同的民主傳統，個人自由和法治。北大西洋共同體中的美洲成員在傳統上，在對自由的熱愛上，都直接源于歐洲的成員國。”
    在失去了蘇聯這個共同戰略對手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在維系美歐同盟上的作用更加突出，甚至成為同盟的主要基石。1999年通過的《北大西洋聯盟戰略概念》明確指出，聯盟基于在民主、人權和法治方面共同的價值觀念，自創建之初便一直為保證歐洲公正持久的和平秩序而奮斗。同年發生的科索沃戰爭實際上就是北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新的“戰略概念”的一次實踐。北約為了捍衛西方價值觀，拔除南斯拉夫聯盟米洛舍維奇這個歐洲最后一個專制政權，不惜挑戰聯合國的權威，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便對一個主權國家、聯合國成員國進行空中打擊。軍事行動期間，北約動用了其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包括石墨炸彈和貧鈾炸彈。北約19個成員國中，有8個國家參與了對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與之相配合，北約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大肆宣揚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并提出了“人道主義干預”理論。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使美歐之間產生裂隙。歐盟的核心國家——法國和德國——強硬地反對美國在武器核查取得最終結果之前對伊動武，迫使美國放棄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努力，在英國等國的支持下發動對伊戰爭。法德的行為使美國朝野產生強烈的反歐浪潮。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指責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老歐洲”背棄美國，不念美國曾經多次拯救歐洲的恩情；美國的一些快餐店甚至將“法國炸薯條”改稱“自由炸薯條”，以表示對法國的不滿。與此同時，歐洲也掀起了反美浪潮，歐洲人的反美情緒也達到空前的高度。筆者親身經歷了這樣一件事：2003年10月，筆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時，再會瑞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麥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同他談起美歐關系。在言談中，筆者感受到他對美國大行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不滿。他贊同法國和德國在伊戰前后的政策，并且對未來的美歐關系持悲觀態度。他說你們中國人常說的“西方”已經不存在了。沈麥克的說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大西洋兩岸的研究者們都“擔心西方正在淪落為一個地理名稱，而再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巋然于世的那個強大的政治共同體和道德燈塔。”
    然而，如果認真分析伊戰時法德對美政策，可以看出，法德同美國的分歧并不是在推進民主這樣的大目標上，而是在具體的方式方法上。法德并不反對推翻薩達姆政權，而是反對美國不顧歐洲的利益、只顧自己的做法。確實如沈麥克所言，伊戰使“西方”分裂，但是這個分裂與其說是在美國和歐盟之間，不如說是在歐盟內部，因為確實出現了拉姆斯菲德所說的“兩個歐洲”，一個是支持美國的“新歐洲”，一個是反對美國的“老歐洲”。新老歐洲，誰的實力更強，誰能主導歐洲的未來，還很難說。即使籠統地說美歐分裂，由于雙方并不是在根本價值觀和戰略利益上的分歧，所以裂隙并不是難以彌合的。2005年以來，美英法德在伊朗核問題上的立場就非常接近。在2006年初歐洲媒體“褻瀆”伊斯蘭教事件發生后，美國旗幟鮮明站在歐洲一方。這些都讓人們很容易感受到“西方”的存在。就是那位沈麥克先生，筆者2005年在北京與之共進晚餐時，“西方”一詞不時地從他口中飛出。
    在當今世界的“一超多強”中，多強中的多數都有支持美國實施“推進民主戰略”和“民主聯盟”戰略的動力。在這種動力的驅使下，只要有適當的條件和契機，“推進民主戰略”就會浮上前臺，“民主聯盟”戰略就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選擇。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9期，摘自2010年第3期《美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