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操弄各國民族問題控制世界

    

    國際社會是一個多民族的世界，民族問題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政治問題。冷戰結束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民族問題呈現出以下三大新變化、三大新態勢、三大新影響。

                                     新變化

    因民族問題而生的國內沖突成為世界沖突的主要形式。在冷戰大環境下，國家內部的民族沖突被掩蓋、壓抑、扭曲，甚至被利用，以服從于美蘇爭霸的利益。冷戰結束后，國家內部的民族沖突以前所未有的聲勢爆發出來，據統計，從 1989年到 2002年，世界上發生了116起主要的武裝沖突，其中僅有7起是傳統的國家間沖突，其余109起幾乎都是與民族問題有關的國內沖突。民族沖突的原因很復雜，如有學者將民族沖突區分為“族群民族主義者”(ethnonationalists)、“原住民”(in-digenouspeoples)、“社群競爭者”(com-munalcontenders)和“族群階級”(ethnoc-lasses)四類。其中，前兩者或要求與國家分離(secession)或尋求自治(autonomy)，如塞內加爾的卡薩芒斯地區、尼日利亞的比亞法拉地區;后兩者則要求在現有國家體制內尋求更廣泛的政治參與。延續至今的科特迪瓦內戰是后一類型沖突的典型事例。冷戰之后，科特迪瓦的繁榮吸引很多西非人，如布基納法索人，移居到此，從而引發選舉投票權之爭——政府強行通過《血統論法案》，要求總統候選人父母都要出生在科特迪瓦，從而導致北方的總統候選人瓦塔拉被直接取消參選資格。瓦塔拉代表北方的穆斯林，尤其是從馬里和布吉納法索地區來的貧苦移民，他們的主要訴求是要求政府明確定義“科特迪瓦公民”、總統投票權等基本的政治權利。如今，科特迪瓦出現了北南兩位“總統”分庭抗禮的亂局，全國陷入了嚴重的族群沖突之中。
    氣候、資源、宗教等因素日益誘發民族沖突。今天，民族之間爭奪資源的戰爭不斷擴大，有時沖突跨越了國界，部分原因是因為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荒漠化和牧場面積不斷縮小。例如，在尼日利亞，信奉伊斯蘭教的豪薩族、富拉尼族與信奉基督教的伊博族為爭奪土地和水資源而經常發生沖突。在蘇丹達爾富爾，黑人部落富爾族雖然同阿拉伯人一樣都信仰伊斯蘭教，但因為水資源爭端而同札哈瓦族、馬薩里特族等黑人部落組成“蘇丹解放軍”、“正義平等運動”等反抗武裝組織，與阿拉伯民兵進行軍事對抗。此外，宗教因素往往與民族沖突相互交織，增加了民族問題的復雜性。近年來，有些國家制定了公開歧視宗教少數民族的政策，如規定只有信奉國教的人才能成為公民、擔任公職的人必須宣誓效忠于特定宗教，等等。目前，在非洲，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或非洲原始宗教的沖突日益突出。其中，埃及、蘇丹等地處北非且國土面積較大的國家更容易面臨這方面的棘手問題。
    國家在民族問題上的壓力向度發生變化。冷戰之前，國家在民族問題上的壓力主要來自國外，其目標是反對分裂，維護領土完整、政治統一。冷戰之后，國家在民族問題上的壓力更多來自國家內部，即國家內部的文化認同、國家建構、民族融合等問題。可見，民族問題依然存在，但問題的切入點和重心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現代大眾傳媒和信息革命大大提高了國際社會對世界民族問題的了解程度。媒體的即時報道，確實產生了對民族問題進行國內管理和國際干預的強大壓力。需要指出的是，在非洲等特定地區，國際壓力依然是主權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變量。特別是原殖民母國對相關國家的民族事務依然具有強大的干預能力。例如，比利時在盧旺達、布隆迪、剛果(金)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法國與科特迪瓦、中非共和國、科摩羅、吉布提、加蓬、塞內加爾、多哥、喀麥隆和乍得簽署了軍事保護協定，當上述國家發生沖突時，法國總是表現出較強的干預意愿和干預能力。英國的影響力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亞、塞拉利昂等國家。利比里亞是由美國黑人移民于1948年7月建立的。因此，當利比里亞發生族群沖突時，美國總是主動介入沖突管理進程。

                                    新態勢

    西方國家將極力掌控世界民族問題的話語權。“一族一國”(Nation-State)理論是目前有關世界民族問題的主流話語體系。但是，這一理論僅僅反映的是“歐洲狀況”，而很多非洲國家、東方國家幾千年來本就是多民族融合的整體，和歐洲的觀念和實際很不一樣。但是這種基于族裔的民族主義或民族自決理念不斷被西方國家炒作，而成為世界性、權威性的話語。最近，西方國家倡導的一些新理念，如“保護的責任”(ResponsibilitytoProtect)、“建 設 和 平”(Peacebuilding)等，其核心內涵是“民族和解的根本途徑在于經濟上實現市場經濟，政治上實現民主制度”。故此，修改憲法、舉行大選、建立多黨制度、扶持反對派、健全公民社會等措施往往就被西方國家看作是治愈民族沖突的“靈丹妙藥”。
    西方國家將極力推行世界民族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不可否認的是，民族問題與國際關系緊密相關，而且民族分裂不完全是民族問題本身，這里還有一個國際政治考量的問題。例如，西方國家對英國的北愛爾蘭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問題、法國的科西嘉問題、加拿大的魁北克問題、印度的“七姐妹邦”(TheSev-enSisterStates)等分裂問題，始終保持“促和”的立場，希望將問題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極力防止問題的激化;但對塞爾維亞的科索沃(已獨立)、索馬里的索馬里蘭(已獨立)、俄羅斯的車臣、南蘇丹及達爾富爾等問題，則支持民族分裂勢力，希望將民族問題國際化，并不斷為國際干預制造借口。
    “淡化民族認同、強化國家認同”成為國際社會民族沖突管理的主要趨向。例如，一些西方國家表面上不承認少數民族的存在，但在人口普查時是對此進行專門數據統計的，且統計后的結果從來不對外發布，以免強化民族差異。又如，俄羅斯吸取了蘇聯的一些教訓，在民族問題上有所改進，即否定雙重主權和“自由退盟權”，現在俄羅斯仍然是聯邦國家，但在公民觀念上強化國家認同感，而不是民族認同感;淡化民族意識，不再片面宣傳民族平等;廢除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居民身份證上登記民族的做法，等等。再如美國采取了建構性的民族政策，即不同移民到了美國之后，都強調要塑造一個全新的民族認同——美利堅民族。這樣就把民族概念中暗含的民族自決的功能去掉了，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有種族沖突但沒有民族分裂的原因之一。此外，美國的各種表格沒有民族一欄，只要求填寫國籍——淡化民族意識;美國有國旗日，到了那天美國公民都要宣誓效忠美國——強化國家意識。

                                    新影響

    一些民族問題極端案例的出現加劇了國際體系的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民族分裂問題雖不是民族問題的全部，但它是民族問題最極端的一種表現形式。其中，最危險的便是“未經公投也可單方面宣布民族獨立”。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未經全民公決就單方面宣布獨立。兩年后，2010年7月23日，國際法院發布“參考意見書”，認為科索沃宣布獨立“不違反任何可適用的國際法規則”。上述事件有可能對國際社會帶來“災難性影響”，因為世界上有很多類似科索沃的地區，他們正盼望著科索沃獨立能被國際社會看作是可被接受的范例。此外，即便有公投的形式，但當一國舉行公投的時候往往就已經意味著國家的分裂。2011年2月7日，蘇丹宣布南部公投的最終結果，98.83%的選民支持南部地區從蘇丹分離，非洲面積最大國家蘇丹從此將可能被“一分為二”。但是，即使是加拿大、西班牙等西方國家在上述民族獨立問題上也都采取了極其謹慎的態度，因為他們擔心今天的表態會對其自身國家統一問題產生負面影響。
    “民族問題”將成為大國之間、新興大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發生沖突的主要誘因。首先，“民族問題”使美歐的地緣合作“親密中潛藏危機”。由于自身不存在民族問題，因此美國希望把民族獨立作為解決世界民族問題的主要模式，并為今后干預和肢解多民族國家制造借口和依據，但是歐洲國家則普遍受到民族問題的紛擾。其次，“民族問題”使美俄矛盾趨于尖銳。例如，在高加索地區，俄羅斯明確表示，將結合西方國家對巴爾干民族獨立的態度來考慮其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的獨立問題。最后，“民族問題”將成為霸權國阻礙新興大國崛起的有力武器。例如，美歐等西方大國利用“民族牌”攻擊崛起中國的手段更加多樣、攻擊的方式更加細致。
    民族問題的新變化、新態勢必然催生民族沖突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鑒于世界民族問題的持久性、復雜性、敏感性，國際社會對民族沖突的觀點必然從“控制”(control)轉換至“管理”(management)。但是，沖突管理應始終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言”(TheOathofHip-pocrates)——有利但不傷害原則，即沖突管理不應對目標國國內事務造成傷害，不應煽動族群爭斗，不應破壞國內秩序的穩定。沖突管理的主要內涵應包括：一是促進社會公正，保障不同民族的利益訴求得到充分尊重。二是將經濟建設作為國家各項工作的重心。沒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民族融合就將成為一句空話。三是消除民主化對民族沖突的負面影響。任何過早、過急的民主化都可能導致部族主義、族群沖突因政黨活動而復活;隨即，嚴重的族群分裂，不僅讓國家的民主轉型付出高昂的代價，而且也使轉型之后的民主政體始終無法正常運行。需要強調的是，新理論、新方法的產生將充滿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博弈，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言，不僅要作民族團結的典范，更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即要在世界民族問題的話語體系塑造進程中占據主動。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自2011年5月23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