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呂 翔 

　　一、國家安全、普世價值與戰略傳播

　　2010年度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簡稱《NSS 2010》)于去年5月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并公布。相較于往年的“NSS”報告,《NSS 2010》以更加直露的方式彰顯了美國之所謂普世價值及相應的戰略傳播規劃在維持和伸張美國國家利益的整體安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體現出奧巴馬政府將更多地利用以普世價值為核心的全球性“軟權力”戰略框架及戰術暗示。對于未來的美中關系而言,基于其普世價值的外交攻略,無疑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這里還應指出,所謂《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僅是一份提交美國國會并向公眾公開的戰略報告,其敘述是粗線條的勾勒,基本不涉及戰術層面的具體運作規劃。因此,要更加全面地了解美國的安全戰略,還需要我們對更多資料的解讀。

　　對于美國來說,普世價值并不是有關價值觀的夸夸其談或泛泛而論,而是其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核心概念。在長時間的冷戰中,美國建立起一整套以普世價值為核心概念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和運作機制。

　　雖然語焉不詳,《NSS 2010》還是提出,在美國國內及全球推廣普世價值是美國四大核心利益之一。而為推進包括普世價值在內的美國戰略利益,美國必須開展更有效的戰略傳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報告指出:“貫穿于我們的所有努力,對于維護我們的全球合法性(global legitimacy)和支撐我們的政策目標而言,有效的戰略傳播是根本性的。”

　　2010年3月,根據《鄧肯·亨特2009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Duncan Hunt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9)的要求,美國總統奧巴馬向美國參眾兩院提交了《國家戰略傳播構架》(U.S. President, 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2010),這是美國總統首次系統地闡述美國國家戰略傳播的性質、目標和實施體系。

　　在美國政府的官方術語中,所謂戰略傳播也被稱為“精心運作的傳播”(deliberate communications),意指直接服務于國家的戰略利益和戰略目標并圍繞相關戰略信息而進行的系統化傳播活動,實際上也就是由國家主導的制度化、系統化的宣傳活動。

　　美國國防部對國家戰略傳播的正式定義是:

　　“戰略傳播”是美國政府為理解并觸及關鍵受眾以便創造、強化或保持有利于增進美國政府的利益、政策和目標的環境而進行的針對性努力。“戰略傳播”與國家權力的所有手段相同步,使用協調一致的方案、規劃、主題、信息和產品。[見美國國防部:《軍事及相關術語辭典》(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amended ed. 2011)]

　　作為“精心運作的傳播”,美國國家戰略傳播是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的系統化的全球攻略,是實現由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維護并伸張其全球領導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這一戰略的實施對于美國具有三重意義:

　　a)促進國內的團結,并以此作為對外擴張的動員要素;

　　b)對盟國而言,起到強化同盟關系的作用;

　　c)對非盟國而言,則是削弱其政府、分化其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利器。

　　根據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闡述,其國家戰略傳播的重點是(見美國總統:《國家戰略傳播構架》:

　　a)使國外受眾認可其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相互利益;

　　b)使國外受眾相信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著建設性作用;

　　c)使國外受眾將美國視為應對全球挑戰的令人尊敬的伙伴。

　　而美國國防部對美國國家戰略傳播之目標的界定則顯得更加直言不諱(見美國國防部:《戰略傳播聯動集成概念》(U.S. Defense Departmen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Joint Integrating Concept, 2009)):

　　a) 增進美國的信譽和合法性(improve U.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引致有利于美國的態度和行為;

　　b) 貶損對手的信譽和合法性(weaken an adversary’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比如詆毀(discredit)對手的意識形態或政策,揭露對手的錯誤和謊言;

　　c) 說服特定受眾采取特定行動來支持美國的目標;

　　d) 引致對手采取或放棄采取特定的行動。

　　二、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形成

　　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雛形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成型于二戰結束之后和冷戰之初。早在1917年,威爾遜總統即成立“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成員包括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商界財閥,直接服務于參加一戰的宣傳需要。該委員會被史學家稱為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主導的制度化的宣傳機構。二戰之后,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兩任總統的努力下,美國政府于1947年至1953年間分別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中央情報局(CIA)和美國新聞署(USIA),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傳播奠定了雄厚的制度性基礎。直到今天,這一體系的核心理論仍然是將世界劃分為“自由世界”和“專制世界”兩大對立陣營的杜魯門主義。

　　美國政府及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將“宣傳”一詞刻畫為專制國家的專利,仿佛他們自己從來不進行“宣傳”。而事實上,美國自二戰始即建立起龐大、高效而且運作精妙的面向全球的宣傳機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美國政府使用了多個術語來指稱其對內、對外的公開和隱蔽的宣傳活動,包括“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 / PD)、“公共事務”(public affairs / PA)、“信息活動”(information activities)、“心理戰”(psychological warfare)、“觀念戰”(war of ideas)、“信息戰”(information war / IW)、“心理運作”(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 Psyop)、“信息運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 / IO)、“有控的信息散布”(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戰略影響”(strategic influence)等等。

　　至2010年,在美國軍方的竭力推進下,以奧巴馬總統的《國家戰略傳播構架》為標志,美國政府終于以“戰略傳播”一詞來統括上述所有這些活動。

　　三、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的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

　　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非但沒有削弱,反而變得更加精致而高效。根據美國國防部國防科學委員會(Defense Science Board)2004年的一份報告的勾勒,這一體系的構成大致如下圖所示[詳見美國國防部國防科學委員會:《國防科學委員會特別工作組關于戰略傳播的報告》(Defense Science Board, Report of the Defense Science Board Task Force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2004)]:

　　美國總統《國家戰略傳播構架》所闡述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與圖中描述基本一致。

　　在美國國家戰略傳播體系中,所謂“公眾外交”和“國際廣播”都是美國政府直接掌控的公開的對外宣傳活動。其實,所謂“公眾外交”和“國際廣播”原先都是美國新聞署(USIA)的職能。1999年,USIA被拆解,其廣播職能交由新成立的廣播管理委員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行使,其他職能則劃歸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指的是美國國防部主導的對國內輿論的引導,亦即面向國內受眾的戰爭動員。而“信息/心理運作”則是心理戰的替代詞,指的是由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主導的、面向國內外進行的隱蔽的傳播活動。所有這些傳播活動的根本目的,都是通過信息操控實現對國內外受眾在特定戰略事務上的認知操控(perception management)。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定義,所謂“認知操控”指的是“向國外受眾傳達和/或阻隔特定信息、以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目標推斷的行動。這樣的行動也面向(國外的)情報系統和所有層級的官員,以影響其國家的官方評估,從而最終致使其國家做出有利于原行為國之目標的官方行為”。(見美國國防部:《軍事及相關術語辭典》)

　　從這一定義不難看出,美國國家戰略傳播的終極目的是通過信息操控而圖謀其他國家做出有利于美國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行為。

　　根據美國總統《國家戰略傳播構架》的闡述,美國國家戰略傳播的運行機制,是在總統通過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領導下的龐大的跨部門(interagency)體系,是美國外交、軍方和諸多情報機構的聯動機制。這一聯動機制,可通過圖表予以簡要表述。

　　鑒于美國國家戰略傳播涉及諸多的隱蔽活動,美國公開的官方文件從不提及其在戰術層面的表現。而根據國外研究者透露的零星材料,美國的國家戰略傳播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詳見Loch K. Johnson主編:《戰略情報》第三卷(Strategic Intelligence, Vol. 3,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Westport, 2007),第110-112頁]:

　　a) “白色”宣傳,即以政府的公開活動(overt operations)所開展的滲透性宣傳,美國國務院主導的公眾外交以及以“美國之音”為代表的政府媒體即屬此列;

　　b) “黑色”宣傳,即以隱蔽行動(covert operations)開展的宣傳活動,美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所開展的宣傳活動多屬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國內外媒體、收買政治家等大量的滲透性活動;

　　c) “灰色”宣傳,即通過幕后的收買、利誘等手段誘使相關國家內部“意見領袖”及媒體從業者充當其代言人,從而達到張揚美國利益訴求、進而影響相關國家政府決策的目的。

　　在此三種國家戰略傳播活動中,所謂“黑色”和“灰色”宣傳基本由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機構負責,其行為的隱蔽性使得我們無法了解具體的行動方案。據美國研究者透露,美國國防部下屬的特別運作指揮部(Special Operation Command/SOCOM)從事大量的對內、對外宣傳活動,其2006年至2011年的總預算為280億美元;而在中央情報局從事的所有隱蔽活動中,40%是隱蔽性的對外宣傳活動,其經費遠遠大于其他公開機構(如美國民主基金會及現已歸屬美國國務院的原美國新聞署班底)的費用的總和。(參見Loch K. Johnson主編:《戰略情報》第三卷,第134、146頁)

　　四、簡短的結論

　　美國政府公布的所有有關國家戰略的文件都指向同一個戰略目標:在全球維護并擴展美國的權力(American power)和領導地位(leadership)。而為達致這一目標,美國必需證明、推廣和強化其在全球的合法性(global legitimacy),從而讓其他國家支持、順從或起碼不阻撓其權力的實施和伸張。約瑟夫·奈(Joseph Nye)引人注目地將美國的世界權力劃分為“硬權力”和“軟權力”,前者以懲罰和獎勵的方式引導世界,后者則是以軟性的價值觀、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誘使別國順應美國的領導地位;前者通過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提供或中斷經濟援助的方式“改變他國的行為”(to change what others do),后者則通過“塑造他國的期許”(to shape what others want)使其順應。[參見約瑟夫·奈:《領導的權力》(The Powers to L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8),第30頁]顯然,美國的成熟的、制度化的國家戰略傳播體系是其“軟權力”體系中最重要的構成部分,離開美國政府主導的龐大的傳播運作,其“軟權力”將無從談起。補充一句題外的話,約瑟夫·奈的“軟權力”理論中有一種故意的誤導,仿佛任何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都自動地具有能夠發揮的“軟權力”。作為曾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國防部助理部長的教授,奈不可能不了解美國軍事及情報機構的隱蔽活動在運作美國“軟權力”方面之巨大而無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他專門談論“軟權力的運作”(the wielding of soft power)的篇章中,他顯然是故意忽略了美國軍事和情報機構的大量隱蔽活動的作用,而僅以一句“那并不意味著中央情報局在生成軟權力方面毫無作用”為引導而輕松描過。[參見約瑟夫·奈:《軟權力:世界政治中的致勝手段》(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2004),第115-117頁 ]

　　(本文全文將載于黃平主編:《美國藍皮書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求是理論網，原文網址：http://www.qstheory.cn/hqwg/2011/201110/201105/t20110524_823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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