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9日參考消息

《德外長或因誤判利比亞形勢下臺》，德國《明鏡》周刊網站8月27日報道。此前，我們就分析過德國在利比亞戰事上的表現是有利于美國而不利于歐盟和歐元的。現在，德國統治集團的喉舌企圖將德國政府在利比亞問題上的錯誤選擇歸咎到諸如德國外長這樣的個別政治人物的身上，企圖將德國統治集團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給掩蓋起來，從而為德國在利比亞問題上的政治轉向——實質是為德國在歐盟外交上的政治轉向——制造借口。并且，最近還傳出一些德國秘密參與到入侵利比亞戰事的“秘聞”，總之，德國正在極力為其在某些領域背叛了歐盟的整體利益的行為進行辯解。當然，由于歐盟經濟還要指望德國支撐，因此，我們相信其他歐盟國家也將不得不接受德國的解釋。但，無論如何，德國在利比亞問題上過于親美的表現的確一度讓歐盟處于崩盤的邊緣，對此，法國——作為歐盟的軍事力量核心——必須進一步認識到德國的兩面性（雖然德國在歐盟及歐元既得利益集團中擁有龐大的經濟利益，但是，美軍對德國的軍事半殖民統治現狀使得德國在某些關鍵時刻會做出有損于歐盟及歐元區利益的向美國妥協的事情來，在很多問題上，德國的獨立性遠不如英國——盡管美英存在所謂的特殊關系），如果利比亞戰事還不能讓德國從“用和平手段實現崛起”的幻想中清醒過來的話，那么法國自己就應該及早檢討它和德國的關系，當然，首先還是應該對德國曉之以理，盡力使德國能夠從錯誤的道路上回歸正途，使德國及早認識到“只有軍事獨立于美國之外，才有可能確保自己已經獲得的經濟成就不會被美國——憑借其軍事霸權——給掠奪走”的這個道理。

 《政治不作為，經濟才沉淪——日媒分析全球債務危機根源》，日本《朝日新聞》8月28日文章。文章引用剛剛當選日本第95任首相的前財務大臣野田佳彥的話說，“要采取果斷措施”，控制已經沖擊戰后歷史最高值的日元升值趨勢（可見，日本統治集團即使要選一個極右派上臺，那也是要選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像前原誠司那樣的有明顯親美表現的極右派，當然，野田佳彥的上臺很可能意味著日本會加速向軍國主義的道路上前進），然而，文章指出野田佳彥所要求的那種政治干預根本就解決不了日本所面臨的問題，因為那種規模的干預政策——在面對世界外匯市場的時候——無異于滄海一粟。換言之，該文對日本政府提出了提高政治干預能力的要求，而其所設想的目標就是要使日本的政治干預能力與日本所擁有的已經超出日本國境的經濟利益相匹配，換言之，該文實際上提出了“日本應該進行全球政治擴張”的要求，這也就是說，該文作者所希望看到的不僅僅是“大東亞共榮圈”，而是“地球共榮圈”，其意旨日本應重拾對外侵略擴張的主張已經是不言自明了。對此，日本的周邊國家都應該保持高度警惕，并且應該采取具體的措施來積極應對日本的這一傾向。

 《中國擴大存款準備金繳存范圍，專家認為此舉旨在抗通脹》，彭博新聞社網站8月27日報道。中國人民銀行下發通知，計劃將商業銀行的保證金存款納入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從9月5日起實行分批上繳。這意味著大約9000億元（人民幣）將被凍結，相當于未來6個月內上調兩至三次存款準備金率。的確，此舉可以有效減少能夠用來周轉的貨幣存量，當貨幣周轉速度保持不變時，貨幣存量的減少必然導致貨幣流通總量的下降，從而將會起到通貨緊縮的作用。但，問題在于，既有的資本生存方式會反過來阻止貨幣流通總量的下降，由此會導致在貨幣存量下降的同時，迫使滋生出新的可以使貨幣周轉速度提高的手段來，而當該手段作為某種機制確定下來后，就會因為形成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很難再革除它了，由此，當央行將來由于某些原因開始釋放流動性的時候（或因為某些政策導致境內人民幣的流通量會因為境外因素而開始增加的時候，比如允許外商將其在境外獲得的人民幣投資到境內的政策，等等），這一既有的提高貨幣周轉速度的機制就會使得央行在調控貨幣流通總量的時候會面臨“上下”的不對稱性，這也就是說，央行在提高1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時所回收的流動性會小于央行將來下調1個百分點的準備金率時所釋放的流動性，由此導致“矯枉過正”的情況發生，至少會在決策時引起某些誤判。此外，更嚴重的情況時，由于在提高貨幣流通速度的新手段保護下，央行的政策措施難以按時達到政策預期，由此可能導致央行采取更大的措施力度以達到政策預期，如果央行不那么去做的話，通脹形勢本身就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總之，無論是收緊流動性還是釋放流動性，如果只是以“抗通脹”或“抗通縮”（如某些要求增加向私企貸款的主張）為目標的話，那么，“矯枉過正”都是很難避難的，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應該被理解為“抗通脹”或“抗通縮”，而是應該從如何有利于經濟金融穩定運行的角度去理解。因此，當貨幣政策的調整是以中國經濟金融的穩定運行為目標的話，那么由貨幣政策所產生的對“通脹”或“通縮”目標的“矯枉過正”的情況就成為次要矛盾了，換言之，如果中國經濟金融的穩定需要收緊貨幣的話，那么就不必在乎資本家及其走狗的“避免政策超調”的聲音了。

2011年8月30日參考消息

《尼泊爾新總理面臨棘手老問題》，美國《紐約時報》網站8月28日報道。在美國媒體看來，尼泊爾新總理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幫助1.9萬名原毛主義戰士重返社會或者融入軍隊，以及如何在尼泊爾的永久性新憲法中平衡各方勢力”，然而，對尼泊爾的毛派共產黨人而言，美國媒體所關心的問題恰恰是尼聯共（毛主義）最不必而且是不應該去做的事情。美國媒體所謂的讓原毛主義戰士重返社會的這個議題的實質就是要尼聯共（毛主義）自廢武功，即把自己得以生存的保障——人民軍隊——給遣散了，然而，如果共產黨失去了軍權，那么共產黨就不可能確保自身的獨立性，失去軍權的共產黨就必然會淪為資產階級的走狗；而美國媒體所謂的將毛主義戰士融入軍隊的議題實質上就是要讓尼聯共（毛主義）接受資本主義國家的那套軍隊國家化的觀念和做法，實際上也是在設法剝奪尼聯共（毛主義）的執政保障，如果軍隊不受共產黨的直接領導，或者說，如果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獨立武裝，那么共產黨不僅不可能確保自己能夠長期執政，就是連上臺執政的機會都不會有，這已經為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一再證明；而美國媒體所謂的要尼聯共（毛主義）政府在憲法中平衡各方勢力的目的實質上是為了維護尼泊爾國內的買辦和資產階級的代理集團的利益，換言之，這也是讓尼聯共（毛主義）自己削弱自己的執政能力的陷阱，共產黨政府必須鮮明地表現出自己的階級立場，必須明確的站在無產階級人民大眾這一邊講話、做事，必須堅持兩個原則，即廢除私有制（考慮到目前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實際情況，至少也要確保生產資料公有制占據主體地位這個底線）和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對尼聯共（毛主義）來說，不僅不應該遣散軍隊，反而還應該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執政地位來擴大和強化尼聯共所直接掌握的人民軍隊，應該堅決反對軍隊國家化，而且要確保憲法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

 《美聯儲緣何未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英國《星期日電訊報》8月28 日文章。我們以前就講過，量化寬松政策雖然能夠起到緩解美國債務危機的作用，但是，這個政策的實質是制造通貨膨脹，由此導致世界財富向美國集中、美國社會的財富向美聯儲集中，換言之，就是向控制著美聯儲的極少數金融壟斷資本家的手里集中。從表面上看來，存在一個世界財富向美國集中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美債有了買者，所以美債危機就獲得了緩解，然而問題并沒有因此結束，因為美國國內的財富分配機制決定了社會財富會進一步向極少數壟斷金融資本家的手里集中，而且，壟斷金融資本家手里的財富越多，其瓜分社會財富的能力就越大。因此，量化寬松政策所引起的不僅僅是美國與非美世界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它同時惡化了美國國內的階級矛盾，特別是惡化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時期的特征之一），在量化寬松政策的作用下，美國國內的大、中、小資本家之間的矛盾隨著財富不斷向壟斷資本家集中而加重，由此迫使很多美國資本選擇到美國以外的地區避難，甚至迫使有些美國資本家放棄美國國籍。因此，量化寬松政策給美國帶來的不僅僅是世界的財富，它更是給美國的統治集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換言之，美國統治集團是通過吃掉集團部分成員的財富才使得整個集團的統治地位獲得穩固的。

 也正是因為量化寬松政策會增加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沖突，而且也容易讓美國在世界上變得更孤立。目前，美國正在極力拉攏中日這些美債大戶以圖在最大程度上孤立歐元區，而量化寬松政策將直接損害中日等國的經濟利益，由此必然破壞美國企圖建立的“反歐元統一戰線”，因此，美聯儲遲遲沒有明確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實施的日期，尤其當利比亞戰事——當俄羅斯的態度轉變后——突然開始朝著有利于歐盟的方向發展的情況下，如果美國堅持明確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的話，那么實際上反而更容易在國際上形成“反美元統一戰線”。但是，要知道，就美國目前的狀況而言，即使美聯儲不明確宣布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美國政府的正常運轉也一天離不開量化寬松政策，提高美國政府債務上限這個行為本身就是讓美國政府繼續舉債的行為合法化，實際上也就是允許美國政府借新債還舊債，而這種行為在本質上與量化寬松政策沒有任何區別——就是通過增加周轉資金將債務期限不斷向后延伸，換言之，量化寬松政策目前只是換了個名目在暗地里被實際執行著而已。因此，非美世界絕不能因為美國沒有明確宣布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而就對美國抱有幻想，應該從美國的生存方式出發進行研究，而不能只從美國政府的表態上去判斷美國的動向。

 《崇洋媚外心理致國人屢被忽悠》，香港《南華早報》8月29日文章。現在很多人都認識到了崇洋媚外的危害，這一點甚至連漢奸媒體也不得不承認了，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把“被忽悠”的原因歸結為“崇洋媚外心理”這點上的話，那么，我們實際上就是把導致“被忽悠”的原因給神秘化了，換言之，我們的認識水平就降到和唯心主義者一樣的程度了。關鍵的問題在于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崇洋媚外心理的產生呢？首先，當然是主流輿論的引導，正是因為主流輿論長期向中國社會灌輸一種“外國比中國好”的觀念，所以才使大多數中國人至少不會產生“外國比中國壞”的觀念。其次，僅僅靠輿論灌輸是不能真正改變人的思想的，必須要有大量的社會存在才能改變社會意識，因此，漢奸國賊用它們炮制的“外國比中國好”的觀念提出了“開放”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由此為外資進占乃至壟斷中國市場打開了方便之門，而且，時至今日，漢奸國賊還在叫囂“開放得不夠，外資進入的不夠多”等等，然而，事實證明，所謂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執行下來的結果是“中國市場被外資控制了，外國人卻不肯出售他們的先進技術，同時還耽誤了中國人自己發展科學技術的時機”，更重要的是，由于外資對中國市場的控制使得外資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中國的輿論了，由此使得中國社會的崇洋媚外心理更加嚴重。國人之所以屢被忽悠，不僅是因為外資在中國社會被奉若神明，更是因為外資對中國的控制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地步。如果中國人民不能剝奪外資在中國的太上皇地位及各種特權的話，那么單憑心理治療是不可能消除國人崇洋媚外的心理的，而要剝奪外資在中國的太上皇地位及各種特權的話，不僅需要政治強力，而且還需要中國人民自己能夠占領各個領域的制高點，但無論如何，依賴外人幫助的政策非但決不可能實現自強的目的，甚至連自己獨立的愿望都會被外人給打消掉。

2011年8月31日參考消息

《美專家稱人民幣可能加速升值》，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網站8月30日文章。事實是，人民幣正在加速升值。并且，由于人民幣匯率的不穩定性導致了中國經濟的不穩定性。因此，表面上看起來，中國經濟的變化與國家經濟政策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不明顯了，由此讓人產生了中國經濟正在“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的幻覺，在某種人看起來，中國經濟似乎更獨立了，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獨立，只不過是中國經濟越來越不受中國政府控制的結果而已，相反，中國經濟卻越來越受到外國資本和外國政府的控制。典型的如匯率問題，正是因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越來越按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的意志進行，因此，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的失控恰恰說明人民幣匯率的主導權落入了外國人的手里，直接表現為落入了為美國人服務的漢奸手里，如果說人民幣變化的結果是符合所謂的調控預期的話，那也只能證明這種調控政策本身是一個賣國政策罷了。而且，由于高企的物價嚴重降低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因此，人民群眾對政府在宏觀調控上的乏力表現越來越不滿意了，如果政府方面仍然認為經濟的變化方向是朝著其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的話，那么這只能證明政府的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越來越與人民群眾對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相背離了，那只能說明政府的政策越來越脫離群眾了。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有些在政府方面看來是好的東西，在人民群眾看來則未必如此，最典型的莫過于不斷高企的物價，政府認為物價上漲是一件好事，但是人民群眾并不這么認為，人民群眾認為經濟獲得發展的證明應該體現在物價的下降上（在商品質量不變的前提下），否則人民群眾又如何從所謂的經濟發展中收益呢？！

 另一方面，美國專家認為人民幣加速升值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減少中國的投資風險，另一個是遏制國內通貨膨脹。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每一次推動的人民幣匯改措施都是在美國的壓力下產生的，其執行的結果都是讓中國為美國分擔了部分經濟負擔，即漢奸們所講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因此，美國專家所講的這個原因從一開始就不是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其次，美國專家所講的這個兩個原因也是根本錯誤的。第一，作為擁有龐大外匯儲備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升值的后果只能是讓中國的外匯儲備貶值，這根本就是有利于外國而不利于中國自己的做法，因此，將減少中國投資風險作為人民幣升值的理由，那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這種做法與其說是為了削減中國的外匯儲備，還不如說是在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第二，中國兩次匯改的教訓證明，人民幣升值非但不能打壓物價、遏制國內通貨膨脹，相反，人民幣升值的過程恰恰是中國國內物價不斷上漲的過程，恰恰是中國通貨膨脹大爆發的過程。無論洋教條怎么說，事實勝于雄辯，人民幣升值決不可能遏制國內通貨膨脹。最近一段時間，人民幣升值加速，然而，國內物價上漲的速度更快，CPI指數也是屢創新高，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更關鍵的問題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美國專家習慣在事物之外尋找克服事物內部矛盾的辦法，因此，他總是認為可以而且必須通過外部因素——匯率變化——才能解決一國的通貨膨脹問題，事實上，美國自己也的確是用讓美元貶值的方法來將其國內的通脹壓力傳導到非美世界中去的——然而，美國專家卻認為中國應該采取讓人民幣升值的辦法來解決通脹問題，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再則，如果我們真的接受美國專家所相信的那套思維邏輯的話，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國內的經濟問題是由國外的因素導致的，那么，要解決國內的問題，就必須首先清除掉國外因素對國內的各種干擾和作用，因此，就不僅僅應該使用匯率手段來解決國內通脹問題，而且還應該使用其他政治手段來解決外資在國內諸多行業中的壟斷問題，我們很有理由相信，正是因為外資在中國諸多行業中的壟斷地位，所以才導致中國經濟——直接表現為物價——的變化越來越受到境外因素的影響。因此，認同美國專家的那套邏輯的人就不應該同時支持擴大引進外資的政策，否則，就是自相矛盾的。這也就是說，如果某人標榜自己是真心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話，那么此人就不應該同時支持“擴大開放”的政策。我們認為，這是檢驗一個人究竟是民族資本家（及其代言人）還是漢奸賣國賊的試金石。

 最后，我們還是要再簡單講一下國內通貨膨脹不可遏止的真實原因，就是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發展的太大了，而資本增殖的要求決定了貨幣貶值是資本得以生存的一個條件，因此，只要中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規模越來越大，中國的通貨膨脹就會越來越厲害。換言之，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是國內通脹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所在，不遏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任何其他的貨幣、財政政策都是不可能解決通脹問題的。

 《阿基諾訪華刻意淡化領土爭議，外媒稱經濟需求軟化菲越對華強硬立場》，《菲律賓每日詢問者報》網站8月30日報道，《菲律賓自由報》網站8月30日報道，《日本經濟新聞》8月30日報道。菲律賓總統在訪華時淡化領土爭議的做法并不能證明菲律賓政府認同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因此，與其說阿基諾刻意淡化領土爭議，還不如說是阿基諾企圖蒙混過關。對此，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不應該淡化領土爭議，應該在中菲首腦會晤時明確表達中國對南海的主權主張，中國對南海擁有完全主權的立場應是中菲經貿關系發展的前提，如果沒有這一條，中菲關系就不可能有穩定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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