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是正義、平等與尊嚴在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挑戰；二是在實現正義、平等與尊嚴的過程中所取得經驗和教訓。我特別考察了國際上日益突出且彼此關聯的三種現象，即全球化、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許多觀察家將上述三個現象看作是當代實現全人類正義、平等和尊嚴的障礙。為了考察這三類現象與正義、平等、尊嚴的關系，我列出幾點看法來說明這些現象是如何阻礙平等、正義、尊嚴目標的實現的。我所提供的分析路徑與其說是政治哲學的，不如說是從一個研究全球化15年的學者角度展開的。

　　正義的實現意味著個人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獲得應得之物。只有當人與人之間忠誠、誠實、尊重地彼此相待，正義才有可能實現。只有當人類在諸如保健與健康、對營養食物的獲得、財富的占有和文化主權等人類社會生活主要構成因素方面處于相近狀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才能實現。只有實現上述方面的均衡與相似，人們才能真正處于相同“水平”，才能享受相同的優待與權利。即人們享有的基本生存狀況越相似，人們就越有可能公平地對待他人，與人竭誠相待。最終，獲得尊嚴可以被看作是實現公平和正義后的一個必然結果。

　　當我們放眼整個地球，著眼于全人類，甚至一切地球生物時，當代的全球化進程通常被看作是導致不平等、不公正、無尊嚴狀況的原因。批評家們常常針對全球化的一種特定表現形式——全球資本主義——提出質疑，全球資本主義以全球范圍內金融市場的融合為典型特征，導致既存的社會關系遭到破壞，維系社會平等與正義的公共政策受到干擾。另一個與全球化問題緊密相連但又迥然不同的問題是經濟—政治—文化制度與安排，不同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與水平使一些特定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國際社會居于支配和主導地位，能夠對其他國家施加影響。這種絕對支配力在一些人看來就是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支配和控制的實現，通常必須以軍事力量的增強和間或訴諸武力作為支撐。當一個霸權國家不斷加強軍事部署，并以此作為其實施全球控制與支配的主要工具時，與之相伴的是，本國公民對軍事實力的頌揚和作為軍事強國的身份認同的發展。上述結果通常可用軍國主義的概念來概括。當具有全球觸角的國家以軍國主義作為中心路線時，在全人類實現正義、平等和尊嚴的目標便漸行漸遠。

　　本文通過以下三個步驟來探究上述假設。首先，考察全球化的含義以及學者們針對全球化與帝國主義關系的既有研究。其次，深入探究在美國參與的全球化時代，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關系問題。最后，總結出當代新帝國主義模式對正義、平等和尊嚴提出的挑戰。

全球化

　　由于學科背景和理論研究范式不同，學者們對全球化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也是眾說紛紜。另外，學者們還必須認識到，正如其他一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概念一樣，全球化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全球化”頻繁地出現在大眾媒體以及政治家、企業管理人員和各類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的日常話語中。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場合，談論“全球化”都多少帶有感情色彩，而且能夠傳達出人們在當今世界重大問題上的立場。^[1]

　　隨著全球化研究的學術文獻不斷更新，研究中的思維共性也逐漸顯露。“Global”一詞用來指“跨星球”(transplanetary)的規模和現象。 “跨星球”現象不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在大眾的日常話語中它經常被使用在經濟領域），還包括政治、文化、軍事以及非人類領域。^[2]近些年，交易規模的擴大、交流溝通渠道的擴展和跨國交往的發展都有案可稽。但是，許多學者卻強調，“跨星球”關系的發展并不平衡：富裕國家內部的聯系和交往比貧窮國家突出，即使在富裕國家內部也存在發展不均衡現象。關注全球化的歷史學家注意到，全球化進程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的重要性逐漸增長。如果略微回顧一下過去的150年，我們就會發現，全球化的重要性只有在1870年至1914年間較為顯著，但是此后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這種現象卻大幅式微。^[3]

　　研究人員普遍認為“跨星球”聯系在二戰后有加速的趨勢，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后，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對于這種趨勢的解釋不一，但核心觀點都認為，全球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導致資本主義活力的增強，這是全球化趨勢加快的主要原因。金融資本的主導地位，導致了一種全新的全球資本主義模式的出現。^[4]資本主義模式的改變與信息通訊技術的革新休戚相關，技術上的革新使跨國聯系更便捷。因此，信息通訊技術的飛速發展為全球范圍內快速便捷的聯系提供了可能。

　　基于以上分析，我從以下角度定義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圍內人與人之間聯系與溝通方式的變革性增長。當前，許多聯系以超地域、跨國界的形式出現。全球化以更為深刻的方式，將人們的行為、經歷、心路歷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簡言之，社會和個人開始將他們生存的這個世界看成一個整體，并在這個統一體中為自己賦予了新角色，除此之外，他們通過構建這種跨世界的關聯，以共同迎接挑戰，最終實現幸福與安康。

全球化與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一詞通常被用來概括與“帝國”相關的概念。在歷史長河中，“帝國”曾呈現出多種形式，不同的帝國曾統治過世界許多地區。17世紀和18世紀的歐洲帝國都遵從一種形式，即一個政治體控制了廣袤的領土，統治著該地域上種族各異的臣民。遠在海外的領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殖民地。但帝國也擁有一些不能被稱為殖民地的非正式的領地，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帝國會使用海上力量或以軍事操控和商業主導等方式，威逼利誘以迫使弱小國家放棄其主權。“帝國主義”一詞就是指在帝國的創建和擴張過程中，與之相關的思維方式和過程。

　　因此，雖然全球化與“帝國主義”或帝國的建立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們畢竟是本質不同的過程。在帝國的構建過程中，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聯系日漸緊密——這些聯系逐漸演變為一種支配—被支配關系。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帝國主義能夠在全球化過程中，為跨國聯系的增長創造物質條件。正如歷史學家薩米爾·索爾（Samir Saul）在一次有關“全球化和自治權”課題的網絡討論中所說的：“全球化雖然是一個持續進行的累進的過程，它的歷史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過去，但是只有到了最近，全球化才成為突出的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緊密的聯系逐漸使世界統一為一個整體。伴隨著帝國的操控范圍的擴大、帝制規模的擴展，之前毫無關聯的區域之間建立起聯系，并深刻地改變著它們之間的既有關系。”

　　當今的全球化進程，是否能夠導致全新的帝國主義模式的產生，對此，人們已經進行了大量討論。其中有些涉及美國是否是一股帝國主義勢力；與19世紀歐洲的帝國相比，美國有何異同。史密斯（N.Smith）在他的一項研究中表明，美帝國的發展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1898年爆發的美西戰爭是美國擴張主義的分水嶺，史密斯補充說，之后美國的擴張主義更多地是采取地緣經濟而非地緣政治模式。^[5]史密斯所謂的“地緣經濟”是指“權力的運用最初是通過世界市場實現的，其次，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通過地緣政治方式實現”^[6]。正如我們所觀察的那樣，政治和軍事力量的使用是為了不斷開辟和獲取世界市場。概言之，美國的帝國力量不僅決定了全球化進程的特點，而且逐步促進了全球市場的擴展。

　　在本文中，我特別關注過去40年全球化進程與美國強權之間的關系。在以往的學術討論中，學者們已經就兩者之間的關系提出了若干不同觀點。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帝國的控制如何實現，美國是否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帝國統治模式，或是一種與過去相差無幾的統治模式。學者們都認為，全球化為帝國主義的出現創造了物質和文化基礎，而這種帝國主義是歷史上范圍最廣、影響最深的，但是，學者們卻不太同意美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0年出版的《帝國》一書中，試圖將當前的帝國模式與早期的帝國模式區別開來。全球化不是單一的過程，而是一個紛繁錯雜的進程。經濟進步導致了世界市場的發展，而世界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能在世界范圍內組織生產經營的跨國公司開創的。與經濟全球化相伴隨的是生產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源自于“在全球坐標系內進行生產”這一理念，此時，民族國家邊界變得無足輕重。哈特和內格里特別強調了全球貨幣或金融市場的構建，以及這些市場是如何解構一個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市場的。^[7]

　　哈特和內格里反對世界體系論的觀點，即將這種發展單純視作世界市場發展的長期歷史趨勢，視作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的延續。哈特和內格里認為，當前這種情形是“全新”的，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變”^[8]。要想理解他們的論點，就必須首先理解兩種發展趨勢。第一，他們指出，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促進了通訊網絡的建立，通訊網絡與新的世界秩序產生了一種“有機聯系”；“通訊方式不僅能夠體現和代表全球化，而且能夠組織全球化運動”。^[9]這些網絡不僅對于大眾主體的創建至關重要，而且在從“規訓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會”(the society of control)的過渡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通訊網絡創造了不拘泥于領土版圖的新的空間。哈特和內格里頻繁使用“去疆域化”（或“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使人不禁想起另兩位全球化學者，揚·阿特·肖爾特（Jan Aart Scholte）^[10]和約翰·湯姆林森（John Tomlinson）^[11]。

　　其次，哈特和內格里認為，全球權力關系的變化使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聚集靠攏。此刻，“帝國”的概念被投入使用。他們將帝國描述成一種“制度”，該“制度”利用“去中心的、分權的統治機構，積極地將全球納入其不斷擴張的、開放的邊界之內”。^[12]他們認為，政治全球化進程依賴于不斷發展的全球法律體系（司法制度）、行政體制、治安策略，以及以人權等普世觀念為基礎的全球道德體系。另一方面，帝國的控制力與行政方式，以及帝國的禮俗規范等概念，都隨著這種政治進程而得以發展。這種“制度”既無中心，亦無邊界。

　　因此，在他們看來，“美國，或是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不能成為帝國的中心。帝國主義早已成為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近代歐洲國家那樣，真正成為世界的領袖”^[13]。在《大眾：帝國時代的戰爭與民主》一書中，哈特和內格里詳細論述了這一立場：

　　當然，并非所有帝國網絡內的國家都是勢均力敵的，相反，一些國家國力強盛，而另一些國家卻國力衰微，而構成帝國網絡的企業和機構也與國家類同，其勢力強弱不等。盡管它們之間存在差異，但是它們通過各自內部的分層和等級安排，以及彼此間的合作，共同創建和維持當前的世界秩序。^[14]

　　因此，“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最強大的美國，也不可能在世界舞臺‘唱獨角戲’，都不得不通過與帝國系統內的其他主要國家合作，來共同維持世界秩序”^[15]。

　　起初，美國聲稱，與歐洲國家的主權衰落相比，自己是一個例外。^[16]美國繼續將自己描述為世界領袖，以促進全世界范圍內民主、人權和國際法治的實現。但是，美國的例外主義也意味著另一個例外，即在法律上的例外。哈特和內格里想借此引出強國所慣用的雙重標準問題：一國對外發號施令，而自己卻無須遵守與服從。他們補充說，這種例外正是專制獨裁的基礎，是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絆腳石。

　　烏爾夫·赫德陶福特（Ulf Hedetoft）卻對哈特和內格里的觀點持有異議，赫德陶福特認為，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與19世紀的帝國主義并無二致。^[17]他認為，二戰后，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美國開始致力于推行一種“新帝國主義”的政策路線和行動方針。因而，在戰后一段時期內成立的機構組織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都符合美國的政策目標。他認為，正是由于這一目標的持續連貫性與方式方法的靈活變動的共同作用，才產生了我們當前所談論的“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態勢。基于此點，赫德陶福特認為全球化實際上是由美國主導、跨國企業利益驅使而形成的開放經濟系統。

　　他從三個方面將“新帝國主義”與早期的帝國主義相區別。首先，與史密斯觀點相似，赫德陶福特認為，與基于領土征服與控制而建立起來的傳統殖民帝國不同，新帝國主義憑借更為寬泛、間接的策略組合來實現其控制與征服的目標。其次，全球化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因果關系和自反關系也得到了逆轉：殖民帝國主義為戰后全球化進程創造了許多經濟、地緣政治、技術、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條件，而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又為新型帝國主義政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最后，殖民主義是一個由帝國和民族、政治和文化進程組合而成的奇特的混合體，在很大程度上，任何一個中央機構都無法實現彼此協調。而美國現在卻正在扮演著一個協調的角色。在此，赫德陶福特與哈特和內格里的觀點迥異，他認為：“世界的‘單極’結構——美國的強勢及其全球利益——不僅使全球化進程更為協調，而且將全球化和美帝國逐步融合為一。”他補充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個奇特的生物體誕生了，它將強大的民族主義、主權控制、‘國土安全’政策與實現全球霸權的雄心抱負和自由的世界主義目標融為一體。”^[18]

　　如上所述，史密斯將1898年美西戰爭看作是美帝國的“第一時刻”。他將1945年界定為“第二時刻”的開始，此后，美國參與設計并創立了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框架下的世界貿易制度，以及聯合國。他認為“第三時刻”開始于冷戰結束后和“反恐戰爭”開始之際。

　　赫德陶福特的分析與之相似，他認為，重大的“全球轉變”發生在冷戰結束后。這種全球轉變進一步鞏固了美國新帝國主義全球戰略的主導地位。赫德陶福特寫道：“這種轉變不是斷裂，而是一種或多或少急速的方向轉變。”^[19]赫德陶福特在總結這一轉變的同時，建議應該圍繞三個軸線對此轉變進行追蹤和考察。第一個軸線是“首要性”問題，“是指美國主導的、自由的全球化進程與國際秩序之間的優勢序位”^[20]。全球化和世界秩序之間的對稱性平衡在1990年之后朝著有利于“美帝國”的方向轉變。這種逐漸產生的不對稱，使美國通過一系列行為放棄了一貫主張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這些行為包括設定“實現全面主宰”的目標、發動反恐戰爭、確定“防御性打擊”的原則和權利。第二個軸線是“范圍”，指1990年之后美帝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擴展。^[21]隨著蘇聯牽制性影響的消失和兩極格局的消亡，其他國家被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吸引，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格局。第三個軸線是帝國的空間擴展對全球化的“質量”和“深度”的影響。這些轉變促使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全球）治理問題以及主權的含義。

　　總之，在赫德陶福特看來，二戰結束后，歷史發展的脈絡清晰地表明，經濟的發展不僅先于軍事實力的壯大，而且能夠增強軍事實力。與此同時，軍事實力的持續增強為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升開辟了道路。^[22]1971—1973年間國際貨幣制度的崩潰對于赫德陶福特的分析至關重要，舊的國際貨幣制度的崩潰使美元匯率隨市場波動，因此，美國在政治和商業領域能夠自由地運籌帷幄。實際上，赫德陶福特的分析側重于強調美國是如何通過對全球化的掌控來實現其新自由主義經濟目標的。而其他學者則看到了美帝國走向全球而引發的負面后果，即追求高度軍事化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與軍國主義

　　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是一位研究中國和日本政治的美國政治學家，他在1995年對沖繩島進行了一次惶惶不安的訪問之后，便開始研究美國式的帝國主義。在參觀了島上38個美軍基地后，他不禁產生了疑問，為什么在二戰結束后50年，這里仍然保留著美國的軍事設施。這個問題促使他對全世界的美國軍事基地及其支撐系統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約翰遜得出了與赫德陶福特相似的結論，即美國在根本上是按照帝國模式運作的。

　　然而，與赫德陶福特的觀點不同，約翰遜主要從帝國的軍事方面進行分析。他認為美帝國通過“投放”武力而得以運轉；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軍事基地，正是這種武力“投放”的主要途徑。在他的分析中，區分“軍事”和“軍國主義”至關重要。“軍事”是指“一個國家在其防御戰爭中所需要的素質和能力、制度和機構，以及全部活動”^[23]。因此，軍事實力是保衛國家獨立之能力和獲得“個人自由”所必需之物。與此對應，“軍國主義”是指一種總體制，即，該國軍事機構：

　　將捍衛國家安全和維護政府機構完整作為其制度和機構維護的重中之重。……當軍隊轉變成一個軍國主義的機構，它就很自然地開始取代那些真正處理與他國關系的政府機構。^[24]

　　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cevich）深入分析了軍事在當今美國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他從不同的視角對軍國主義進行了概括：

　　將戰士看作是理想、傳奇的化身，將軍事力量作為國家實力的衡量標準，對武力效用的夸張預期。在某種程度上，美國人開始史無前例地從軍事備戰態勢、軍事行動能力以及對軍事理想的培育的角度，來定義國家的實力和未來的福祉。^[25]

　　在巴塞維奇看來，新軍國主義表現為，隨著訴諸武力偏好的提高，最終將導致戰爭的常規化。^[26]

　　在仔細查閱官方文件的基礎上，約翰遜估計，截至2005年，美國的海外軍事基地達到737處。^[27]在他看來，在國境內保有軍事基地是國防戰略的組成部分；而在國境外建立和保有軍事基地只能被理解為軍國主義。200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喬治·布什曾在西點軍校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美國擁有單方面權力來推翻世界上任何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政府。他認為，美國必須“時刻準備著在必要時候先發制人采取行動，以捍衛我們的自由和保護人民的生命……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唯一實現安全的途徑就是付諸行動，而這個國家時刻準備行動”^[28]。在布什總統看來，軍事備戰要求美國在世界上盡可能多地建立軍事基地，這樣在需要捍衛美帝國利益時，美國的武裝力量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挺身而出，實施快速有效的軍事打擊。“實際上，軍事部門已將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看成是必須實現的目標，在提高軍事實力的努力過程中，絲毫的猶豫不決和懈怠都將被認為是落后和即將衰敗的表現。”^[29]

　　總之，赫德陶福特和約翰遜都認為，要想準確理解跨國暴力行徑的發生，就必須研究美國式的帝國主義。約翰遜補充說，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帝國主義是一種史無先例的“軍國主義”式的帝國主義：“美國的軍事基地網絡并非軍事戒備的標志，而是一種軍國主義的標志，它們是與帝國主義相伴相生的。”^[30]與此相反，哈特和內格里則將國際化與暴力聯系起來，認為這種關聯源自去中心化的統治體制。他們認為美國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但絕不是主導和支配地位；美國只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跨國公司以及為其提供雇傭服務的人員和機構通力合作，共同行動。

軍事帝國主義的制度結構

　　與當代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網絡結構一樣，軍事帝國主義也遵從一種網絡邏輯規則。美國的全球軍事基地網絡在20世紀逐步發展起來，在二戰后迅速擴張，尤其是它在歐洲和東亞的軍事基地發展得尤為迅猛。另一個加速發展時期是冷戰結束之后。據約翰遜所言，軍事基地本身就像一種“微型殖民地”，因為它們完全獨立于東道國的管轄權之外。美國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時，幾乎總會與東道國協商簽訂《駐軍地位協定》。該協定規定，東道國的法院不得因美軍事人員對當地居民的犯罪行為而行使司法管轄權，除非在一些特殊案例情況下，美國才將其軍事人員主動移交當地司法部門。因為美國軍事人員不持有普通護照，且不受當地移民法規的監管，所以美國軍方有可能將被指控犯罪的軍事人員遣送出東道國。2001年，美國宣布與93個國家簽署了《駐軍地位協定》。除此之外，美國還拒絕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監管。因此，無論是東道國的國內法律還是國際法，對美國軍事人員都不具有司法管轄權。

　　美國全球軍事基地處于地區總司令的命令和指揮之下。冷戰后，這些地區指揮官集中了更多的權力，管轄的事務范圍擴大到情報、特別軍事行動、空間資產、核武器、軍售以及軍事基地等領域。^[31]地區總司令所制定的“戰區接觸和參與計劃”相當于針對特定國家的外交政策聲明，內容主要涉及如何進一步發展與當地軍事組織和機構的合作關系。從這個方面講，地區總司令在特定區域內，其影響力已經超過美國國務院派駐的大使。地區總司令直接向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報告，避免了繁瑣的外交層級匯報和指令程序。中東、太平洋地區、歐洲和拉丁美洲分別由不同的地區總司令負責。隨著地區總司令制度的發展，國防部加快了其替代國務院作為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的主要機構的步伐，而成為喬治·布什政府的外交機構的有力補充。^[32]現在美國駐扎在海外的軍事人員的數量已經超過其外交人員、援助人員以及地區問題專家的數量。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以定值美元計算的每年軍費總支出，自1955年開始，該支出從未低于冷戰前的軍費開支水平。近來，如果將軍方外包的服務開支也計算其中，那么，據約翰遜估計，每年有7500億用于專門和長期的軍費開支；^[33]其中，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軍事行動的費用為1200億，核武器164億，退休金、醫療費以及老兵傷殘補助1000億。當我們把這些數字置于世界范圍內考察時，美國的軍事優勢是不言自明的。

　　冷戰后，美國不再以“防御性國家”的面目示人，而是在面對潛在的威脅和挑釁時，努力維護其自身及其同盟國的安全。美國并沒有急于宣布勝利。也沒有關閉海外軍事基地、遣返軍隊，而是賦予了自己新的角色，認為自己“有責任保護”其他國家和社會的“人權”免遭侵犯，避免“種族滅絕”的發生。除此之外，美國也宣稱自己有責任推行美國式民主和市場經濟，擊退和遏制拉美販毒集團，平息地方叛亂，打擊“流氓國家”，當然還包括永無休止的“反恐戰爭”。約翰遜就美國后冷戰時代的五大軍事使命進行了概括：

　　1．保持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絕對軍事優勢。

　　2．竊聽本國公民、盟友以及敵方的交流通訊。

　　3．盡量多地控制石油資源以滿足國內能源消費需求和軍事需要。

　　4．為軍工復合體提供機遇和收入。（在其最近的著作中，約翰遜稱之為“軍事凱恩斯主義”。）

　　5．確保軍事人員及其親屬生活舒適，當軍事人員在海外服役時，其家人能夠得到妥善照顧。^[34]

　　約翰遜總結出的五大軍事使命即使被綜合考察，也無法解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不斷擴張的原因。他進而回歸到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問題上來，認為，美國星羅棋布的軍事基地反映了美國領導人控制和主宰其他民族和人民的沖動和欲望，而這僅僅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實力這么做。^[35]

　　實際上，與冷戰時期相比，美國在冷戰后更加頻繁地參與到戰事之中。^[36]巴塞維奇寫道：“超級大國發動小規模戰爭不是為了防御，而是為了掌控這些小國。小規模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37]在這個時期，美國在東歐、伊拉克、波斯灣、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和吉爾吉斯斯坦擁有了新的軍事基地。這些新軍事基地使美國相應縮減了它在德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軍事部署，而這三個國家對于美軍事基地的反對也日益升溫。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建的幾處規模龐大的軍事基地，預計將取代沙特阿拉伯的軍事基地。約翰遜認為，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幕后原因是為了將美國在中東的軍事部署的重心移至伊拉克，而伊拉克又是產油大國。^[38]新保守派人士甚至開始公開談論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動及其所扮演的帝國主義角色，其呼聲日益高漲，在布什政府中影響日益巨大并占有重要地位。

討論：平等、正義和尊嚴

　　在探討全球化、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對平等、正義和尊嚴的影響時，我們應該同樣注意，有些學者似乎對這種情形與事態并不關心。他們認為，美國扮演的是一個仁愛慈善的角色。但當我們考察該領域著名學者所提出的觀點時，我們很容易發現，他們并不否認美國的帝國主義傾向及其軍事實力，而是認為，所有這些都是用來實現積極的目標的。我接下來將簡要呈現兩位美國學者的觀點，進而繼續討論本文的主題。

另類視角

　　艾莉森·斯坦格（Alison Stanger）出版了一本考察美國軍方對私人部門利用和合作的著作，它是迄今為止該領域最為綜合的論著。她不僅對軍事私有化所產生的影響發表意見，也對美國式帝國主義問題進行評論。她承認，美國的確是帝國之首，但在她看來，美國也是一個被世界“心甘情愿”接受的帝國。她認為這個帝國是一個“擁有眾多節點的網絡，這個網絡能夠把世界上那些支持在美國本土所形成的價值觀的個人和社會集結在一起”^[39]。進而，她認為美帝國在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美國利用其宣揚的經濟自由、機會均等的“普世”理想的感召力來實現其核心利益。“它將不同國界內的人們聯合在一起，使這些被解放的人們揚眉吐氣，盡管他們之間可能存在著國籍、種族、性別或宗教方面的差異。”^[40]因此，美帝國的形成是其他國家主動參與和選擇的結果，并非像古代帝國那樣通過威逼脅迫而形成。“美帝國是第一個不需要依靠民族主義來維持的、真正的全球性的帝國，它本身所具有的融合性遠遠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大國。” ^[41]

　　另一方面，斯坦格并沒有對約翰遜等學者提出的美國軍事勢力范圍的觀點進行反駁。事實上，她通過對越來越多私人承包商參與美國軍方活動的細致入微的研究，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軍工復合體這一奇特現象。如其所述，伊拉克戰爭中，阿布格萊布（Abu Graib）監獄發生了伊拉克人受虐事件，但由于該監獄由私人承包商監管，因而此事件并不受日內瓦《禁止酷刑公約》的制約。她特別考察了承包商是如何滲透到美軍軍事活動的各個方面的，甚至包括戰斗本身。她認為，在帝國的各項活動中，雖然軍事行動是其核心部分，但總體而言，帝國的活動是善意的。它在捍衛自由主義、自由和民主的普世理想；帝國將那些擁有共同理念并希望團結在一起的國家聚攏在一起。

　　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和伍德·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研究政治學和國際事務的著名學者。他常常就美國霸權問題以及美國是否可以被稱為帝國等問題發表看法。在此，我特別關注他在2004年發表的題為《自由主義與帝國：美國單極時代秩序的邏輯》的一篇論文。如題所示，作者認為在一國與他國的關系中，有兩個“邏輯”起著重要作用。第一個是自由邏輯，它產生了一種政治秩序，該政治秩序“建立在‘自由主義霸權’、擴散性互惠安排、公共產品供給以及一系列政府間機構和工作關系的基礎之上。發達的民主國家在一個‘安全共同體’框架內運行，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脅在這個框架內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這不是帝國——而是一個由美國主導的、開放、民主的政治秩序，它無名無姓，但卻前所未有”^[42]。第二個是帝國邏輯，萌生于美國新保守派的單邊主義戰略。“這是一種秩序愿景，即美國通過耀武揚威地行使權力，逐漸擺脫多邊主義的束縛，先發制人，主動出擊，以瓦解和顛覆敵對的獨裁統治。對伊拉克的入侵便是為了實現這一雄偉宏大的戰略目標。”^[43]

　　隨著分析的逐漸展開，伊肯伯里認為，如果說美帝國的確存在的話，那么它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都不相同（此觀點與斯坦格類似）。雖然這個國家曾有過侵犯拉丁美洲和中東的不堪歷史，但“戰后與之交往的國家愈發達愈民主，美國所主導的秩序就越是建立在磋商和談判的制度之上，美國在各方同意的前提下尋求更多的國家參與其中”^[44]。伊肯伯里承認，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層級關系，而它的最終為繼靠的則是經濟和軍事實力。但與斯坦格的觀點類似，伊肯伯里認為這種秩序本質上是自由的，并且“被用于服務和保障民主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45]。

　　伊肯伯里用這樣一句話作為結語：“當一切都塵埃落定，美國人與其說對統治世界興致勃勃，不如說是對這個充滿規則和制度的世界本身興味盎然。”^[46]另外，與斯坦格的觀點類似，伊肯伯里也承認美國的統治帶有帝國主義的因素，但是在追求民主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過程中，這些因素盡在掌控之中。如果仔細研讀他的文章就會發現，美國統治中存在“非帝國”的因素，這又不得不提及其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歐盟和日本。而更多“粗魯”的帝國式干預則發生在其他地區，如拉美和中東。這一觀點有可能與約翰遜和赫德陶福特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們承認，美國與經合組織成員國和與較貧窮的非經合組織成員國之間存在著不同種類的國家關系。大部分經合組織成員國通過向美國劃撥領土供其設立軍事基地的方式，來支持美帝國。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當談及正義、尊嚴和平等時，西方帝國很自然認為其核心信仰及實踐具有普世意義，能造福全人類。自由主義、自由式民主、經濟自由等理念被用來為美國式帝國主義的存在合法性進行辯護，這與19世紀英法帝國的言行如出一轍。隨著這些普世價值觀念的宣傳和普及，帝國產生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認為自己代表更先進的文明，而其他民族和社會則應受帝國主宰與控制。例如，美國和加拿大就援引了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西方帝國自我標榜的發達文明和基督教的理念，來為自己攫取北美土著居民土地的行為進行辯解。這種對土著居民的強取豪奪被美其名曰為“對野蠻人的文明化”，而這種災難性的后果至今仍揮之不去。

　　博溫托·迪·蘇薩·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著名的法學家和社會學家，曾提出了一個疑問：“另一種知識形態是否存在？”他認為，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強國所聲稱的普世價值理念很難被擺脫和突破。帝國往往認為自己的文化是廣博而完整的，當帝國與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觀念的社會發生聯系時，這種強勢文化毫無例外地會導致其他異質文化的破壞甚至毀滅。桑托斯認為：“在一個跨國社會和文化交往日益頻繁的時代，文化上的封閉，充其量是一種虛偽的抱負，它秘而不宣地容忍并寬恕了這場摻雜著破壞、混亂而又無法控制的進程的發生。”^[47]他補充說，將一種文化描繪成“不完整”是十足的霸權主義行徑。^[48]在美帝國的主導下，只有當一種文化接受了諸如民主和人權等西方價值理念時，才可以被稱作是“完整”的。在這種情形下，一些非主流的文化希望獲得“人類尊嚴”的夙愿便成了“不宜提及”的奢望了。

與帝國相容共生：平等、正義、尊嚴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主要考察冷戰后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廣建軍事基地并不斷訴諸武力和發動戰爭給人類造成的影響；繼而，簡要探討帝國體制對美國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影響。通過上述考察，旨在突出帝國體制對于人類平等、正義、尊嚴的侵蝕。

　　上圖顯示了美國軍事基地網絡在全球的分布。人類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擁有數量如此之多的軍事基地。除此之外，美國軍方正在制定計劃，將其軍事基地擴展到外太空，以此作為其空間軍事化戰略的一部分。^[49]根據官方數據，美國目前大約有超過19萬軍事人員和11.5萬非軍事雇員駐扎在全球909個軍事部門；美國軍方擁有或租用了79.5萬英畝的土地和價值1460億美元的建筑設施。^[50]而這些數字不包括近10年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新建基地，以及在以色列、科威特和菲律賓建立的秘密軍事設施。

　　如上所述，軍事基地的建造并非新奇，但二戰后新軍事基地在數量上的快速膨脹，以及冷戰后出現的新一輪迅猛增長，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二戰后，隨著去殖民地化時代的到來，出現了一大批新興的獨立國家。美國國防部以“戰略島嶼理念”為指導，為美國建立新的軍事基地造勢。^[51]維恩（D.Vine）引述前國防部長副助理、空軍副部長詹姆斯·布雷克（James Blaker）的話說，軍事基地被用來“塑造他國個性”，共筑世界美好未來。^[52]巴塞維奇認為，軍事基地網絡的主要目的是“向全球投放武力”。^[53]在過去20年間，美國海外軍事基地迅猛增加，與之相聯的是，美國軍事干預和各種規模的戰爭的增加。從1945年至1988年間，據巴塞維奇估計，美國參與了6次大規模軍事干預；^[54]而從1990年開始，共有19次干預行動。這些軍事干預對正義、平等和尊嚴的破壞是不言而喻的。

　　縱使有充分的理由證明，這些軍事基地是對東道國的經濟恩賜，但它們同時也暗中損害了東道國的正義和尊嚴。軍事基地的日常運作給東道國帶來的惡劣影響，皆有據可查：戰斗機噪音所引發的周邊居民的健康問題、空氣和水污染問題、士兵犯罪事件，尤其是強奸案的發生、其他各類人身攻擊、謀殺以及車禍等事件。這些負面影響日益深重，導致越來越多的東道國頻繁爆發反對美國軍事基地的社會游行和抗議活動。例如，日本人反對美軍在沖繩島的軍事基地的活動愈演愈烈，以至于該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日本選舉的一個關鍵問題。2007年，部分由于受到伊拉克戰爭的刺激和激勵，一個反美軍事基地網絡在經過幾次會議協商之后正式成立，目的是為了聚集和聯絡不同地區的類似的反美軍基地的運動。^[55]“廢除外國軍事基地國際網絡”在北美、南美、新西蘭、澳大利亞、韓國、日本、臺灣、關島、菲律賓以及泰國等國家和地區都發起了反軍事基地運動。軍事基地是軍國主義外交政策得以實施的基礎設施，而軍國主義正是破壞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罪魁禍首。

　　對東道國正義和尊嚴的最嚴重侵犯主要來自島嶼軍事基地，主要體現為對當地人的搬遷。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島（印度洋查戈斯群島的主島）。為了在此建立空軍和海軍基地，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從英國手中購買該島，向英國支付了“該印度洋島嶼的行政派遣費用以及相關的購買費用”^[56]。被驅逐的查戈斯人是印度洋查戈斯群島的原住民，在此居住已有300年的歷史。為了避免查戈斯人向聯合國申訴其自治權，英國擬定了一個法律，假設“查戈斯群島上的居民并非永久居民，或只是半永久居民”^[57]。因此，將這些居民從迪戈加西亞島遷出是完全可行的。形式上，美國讓英國替自己干了卑鄙的勾當，這樣，美國國防部便能夠很自然地避免國會審查和民主監督。“戰略性的人口遷移”作為帝國實現其軍事目標的戰略步驟，已經發生了幾百年。如果說這一戰略與美國所倡導的自由式民主、人權相違背的話，那我們也僅僅是說出了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

　　最后，諸如約翰遜和巴塞維奇這樣的愛國的美國學者，他們提出疑問：美國，作為擁有眾多軍事基地的帝國，正義、平等和尊嚴會在其社會和政治體制內部產生怎樣的影響？約翰遜談到“皇帝式總統”，而與之相伴的是，立法和司法等獨立的民主角色開始萎縮。他認為：

　　不幸的是，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再可能以我們所諳熟的那種方式挽救美國，因為我們很難想象，總統或國會能夠與強大的五角大樓、秘密情報機構以及軍工復合體的既得利益進行抗衡。考慮到40%的國防預算以及每一個情報機構的預算都是秘而不宣的，那么，即使國會議員有監督的意愿，國會也不可能對其行使有效的監督。^[58]

　　約翰遜觀察到這樣一個現象，用于武器裝備的資金要在盡可能多的州內進行分配，使任何有可能對軍事采購合同投反對票的國會議員都會對其投票產生顧慮，因為他們所投的反對票有可能使他們因為自己所在選區或州的公民的失業而受到譴責。^[59]巴塞維奇也探討了美國教育投入所產生的影響，以及過度軍費開支所引起的債務負擔加重和對外依賴性的增強對美國在社會政策等方面的影響。^[60]

結語

　　在當代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存在著諸多因素能夠促進或減弱我們對于平等、正義和尊嚴的追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政策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然而，本文所闡述的主要觀點是，歷史悠久的具有“帝國”特性或與“帝國”概念緊密聯系的人類統治傳統，在當今社會仍然存在。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為全球勢力范圍的延伸提供了各種可能。一些學者認為，二戰結束后，一種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帝國形式逐漸取得了統治地位。已有的證據表明，帝國的臣民往往就是那些遭遇不公正、不公平對待且鮮有尊嚴的人。我認為，當今的帝國在任何方面都與以往的帝國并無二致。

注釋：
　　[1] Diana Brydon and William D.Coleman，“Globalization，Autonomy and Community”，in Brydon and Coleman eds.，Renegotiating Community：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Global Contexts，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8，p.6.

　　[2] David Held，et al.，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William D.Coleman，Stephen Streeter and John Weaver，“Introduction”，in Streeter，Weaver and Coleman eds，Empires and Autonomy：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9.

　　[4] Manuel Castells，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2nd ed.，Cambridge，MA：Blackwell Publishers，1999.

　　[5] N.Smith，American Empire：Roosevelts Geographer and the Prelude to Globaliza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xiv，p.31.

　　[6] Ibid.，xiv.

　　[7]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Boston，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345-346.

　　[8] Ibid.，p.8.

　　[9] Ibid.，p.32.

　　[10] Jan Aart Scholte，Globaliz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5.

　　[11] John Tomlinson，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12] Hardt and Negri，Empire，xii.

　　[13] Ibid.，xv-xvi.

　　[1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Penguin Press，2004，xii.

　　[15] Ibid.

　　[16] Ibid.，p.8.

　　[17] Ulf Hedetoft，“Globalization and US Empire：Moments in the Forging of the Global Turn”，in Streeter，Weaver and Coleman eds.，Empires and Autonomy：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9.

　　[18] Ibid.，p.253.

　　[19] Ibid.，p.256.

　　[20] Ibid.，p.257.

　　[21] Ibid.，p.258.

　　[22] Ibid.，p.259.

　　[23]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Holt，2004，p.23.

　　[24] Ibid.，pp.23-24.

　　[25]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

　　[26] Ibid.，p.18.

　　[27]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Holt，2006，p.139.

　　[28]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p.286.

　　[29]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18.

　　[30]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p.24.

　　[31] Ibid.，p.124.

　　[32] A.Stanger，One Nation under Contract：The Outsourcing of American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Foreign Polic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57-64.

　　[33]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7.

　　[34]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pp.151-152.

　　[35] Ibid.，p.152.

　　[36]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19.

　　[37] Andrew J.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8，p.141.

　　[38]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156.

　　[39] A.Stanger，One Nation under Contract，p.48.

　　[40] Ibid.，p.50.

　　[41] Ibid.，p.52.

　　[42] G.John Ikenberry，“Liberalism and Empire：Logics of Order in the American Unipolar Ag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0 (2004)，p.611.

　　[43] Ibid.

　　[44] Ibid.，p.620.

　　[45] Ibid.

　　[46] Ibid.，p.630.

　　[47]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Human Rights as an Emancipatory Scrip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Santos ed.，Another Knowledge is Possible：Beyond Nor-thern Epistemologies，London，UK：Verso，2007，p.25.

　　[48] Ibid.，p.22.

　　[49] D.Vine，Island of Shame：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S.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17.

　　[50] C.Lutz，“Introduction：Bases，Empire and Global Response”，in C.Lutz ed.，The Bases of Empire：The Global Struggle against US Military Post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9，p.1.

　　[51] D.Vine，Island of Shame，pp.41-42.

　　[52] Ibid.，p.46.

　　[53] Andrew J.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p.17.

　　[54] Ibid.，p.19.

　　[55] A.Yeo，“Not in Anyones Backyard：The Emergence and Identity of a Transnational Anti-Base Network”，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3(3)，2009，pp.571-594.

　　[56] D.Vine，Island of Shame，p.89.

　　[57] Ibid.，p.92.

　　[58] Chalmers Johnson，Nemesis：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p.9.

　　[59] Ibid.，p.17.

　　[60] Andrew J.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p.11.

　　（作者：William D.Coleman系加拿大滑鐵盧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貝斯利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治理創新中心“全球化與公共政策”主席；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