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沖”到多元，是東亞政治發展又一普遍現象。當新型社會結構、新精英階層和新保守意識這三項重要因素出現的時候，東亞社會向多元轉型的歷史條件就基本形成了。

三年實地調研五國一區

中國的發展具有獨特性，但中國的發展并不會脫離人類文明大道，中國以外的經驗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帶著這樣的思考，我們開展了為期三年的“東亞政治發展研究”項目。在對日本、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等與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起點和發展環境相近的東亞國家，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的研究中，我們對東亞政治發展觀研究最主要的發現之一是：權利與權力的“對沖”現象。

東亞五國一區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無一例外采取了保障民眾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的體制，即一方面，經濟社會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的權利，開放資源、擴大自由，極大刺激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為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巨大動力；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集中權力于政治精英階層，強化國家政權，依靠政權力量推動國家工業化的戰略性發展。

這種保障人民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的體制，在東亞五國一區平均存在的時間約為30年，這正好也是這些國家及地區實現快速工業化的時期。比如，日本明治時代，一方面開放經濟，另一方面，建立天皇體制，集中權力于中央政府，實現舉國一致體制，加速了國家的工業化進程。日本在短短30年里因這一體制而迅速崛起，拿到19世紀亞洲工業化的最后一張“船票”，躋身西方列強。明治體制是一個典型的“對沖”體制，戰后韓國、臺灣、印尼、新加坡、泰國等工業化時期的政治體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復制了明治體制蘊含的那種“對沖”機制。

所謂權利與權力的“對沖”，是相對美國政治發展模式而言的。建國初年，美國政治制度便形成兩個要點，即保障人民的權利和開放國家的權力。這種權利與權力雙重開放的體制是美國的特色，更被奉為自由民主政治的圭臬。然而，大量經驗性事實證明，后世現代化道路上的成功者卻鮮有實施美國雙重開放模式者。

為何后世采取“對沖”模式

工業化進程既是物質生產進程，也是社會關系發展的進程，即人們常說的“社會轉型”。所謂“社會轉型”一般具有四項主要表現：社會大流動、身份大改變、財富大增加、關系大變化。工業化、現代化將所有社會成員卷入其中，人們渴望實現流動、改變身份、擁有財富，而途徑大致有兩條：一是經濟途徑，即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其追求；另一條是政治途徑，即通過政治活動、集體行動，通過爭取政治權力，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來獲取利益。

如果在工業化進程中社會急劇變動的時代，開放政治權力，無疑就是開放社會流動的政治途徑，必然吸引社會集團通過政治參與獲取利益，必然導致各個社會群體和集團的政治斗爭和權力爭奪，社會進程主題轉向政治參與、政治斗爭，結果往往是社會動蕩，嚴重的情況下甚至會中斷工業化的進程，使社會陷于混亂。根據東亞經驗，我們將工業化進程中權利與權力雙重開放所引起的政治爭奪效應稱為：分配性激勵。

分配性激勵現象及引發的社會混亂在東亞工業化進程中屢見不鮮。如在韓國20世紀60年代初張勉政權的“民主失敗”、印尼蘇加諾時期的動蕩、泰國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多黨政爭，都曾是比較典型的分配性激勵引起的社會動蕩。

“對沖”體制的功效就在于：在工業化進程中開放權利通道，而關閉權力通道，其效果就是把社會參與的潮流導向了生產活動、導向了經濟領域，引導社會群體與集團通過經濟行為、經營活動爭取社會流動、身份改變和占有財富的機會，而不是通過政治性活動。我們將“對沖”體制所產生的這種效應稱為：生產性激勵。

開放權力需具備三個條件

東亞五國一區依靠“對沖”體制實現了工業化，在后工業化時代，這些國家與地區的又一普遍現象是結束原有體制，逐步開放政治權力，實行競爭性選舉，漸次過渡到多元化政治體制。這被輿論界稱為“民主化”進程。

從“對沖”到多元，是東亞政治發展又一普遍現象。當新型社會結構、新精英階層和新保守意識這三項重要因素出現的時候，東亞社會向多元轉型的歷史條件就基本形成了。

第一，新型社會結構形成。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社會流動和社會成員身份、地位改變，逐步穩定、固化新的利益關系，進而形成新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這種新結構一旦形成，政治參與乃至政治權力對于各個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的社會身份、地位改變的作用便大大降低。政治參與和分享權力的努力，對于處于不同地位的社會群體而言，至多帶來某種利益的改善，而不會改變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會帶來身份、地位的改變。在這種基礎性因素改變的條件下，開放政治權力和實行競爭性的制度安排，政治參與和分享權力動力會有所下降，基本社會秩序、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得到保障。再配合以其他條件，多元體制才有建立和鞏固的可能。

第二，新精英階層形成與整合。東亞政治發展的經驗表明，在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發展中，社會政治精英階層也在隨之變動，舊的精英消失或轉型，新的精英出現，不同精英集團之間建立新聯系、形成新關系，并最終達成一定的共識與默契。這意味著，不同精英集團之間就基本社會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會理念達成一致。在此基礎上，不同精英集團對各自所代表的群體、群眾有所引導和約束。這是權力開放和競爭體制下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和政治參與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同時，由于精英階層中不同集團的整合與協調關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參與和政治過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識形成。伴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社會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狀態也在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其基本傾向是在新的社會結構基礎上，新的社會主體形成新的社會保守意識，即對現行社會制度和現有秩序的認同。新的社會保守意識，抑制了“民粹主義”以及各種反體制的激進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產生發展的思想條件。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人們目睹了左翼思潮的衰落，而1998年以來印尼較為平穩地實現政治轉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條件則是當地伊斯蘭的溫和化。這些都顯現了社會保守意識與多元體制轉型的關聯。

我們關于東亞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政治發展研究依然是初步的，但我們取得的成果扎實可靠。因為這是中國人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用自己的經驗判斷所獲得的認識。它有新知的發現，有舊識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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