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6月我參加了多次國際會議。內容涉及中國在全球（非洲）衛生合作、不同國際援助方式等方面。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首爾，討論的議題都在表明：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日益增加，從而引發了世界政治力量的關注；于此同時，非洲擺脫了多年來被邊緣化的局面，正日益成為世界各個方面的關注點；而且，新興國家與非洲的關系正在改變既定的國際秩序，日益成為當代國際政治各種矛盾的交會點。
 
槍打出頭鳥

中非關系近年發展很快，這是事實，但如果說中國在非洲投資最多或影響最大，則是一種誤導。

第一，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并非最多，《非洲投資者》“2003-2009年投資非洲項目來源國”的統計數據，其中美國第一位，總數411個，中國只排在第10位，總數86個，排印度和南非之后。

第二，中國對非洲的影響力雖在增加，但并非最大。中國與非洲政府間關系平等融洽，但有兩點要注意。一是民間關系近年出現了一些問題。二是在宗教文化、社會習俗乃至政治軍事方面，英法等國在非洲的基礎深厚，二戰后美國的影響也頗為可觀。坦桑尼亞小學生往往帶著一把梳子，卷發梳得亮光。這一件小事將英國紳士風度的潛移默化表現得淋漓盡致。大量從西方留學歸來的政府官員是文化影響的明證。

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中國受到的攻擊最多。何以如此？槍打出頭鳥。任何國家在崛起過程中總是最惹人注意的，也是最招現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忌恨的。

英國外務大臣2006年在尼日利亞發表講話時曾提到：中國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正是英國100多年前所為。一時間，“新殖民主義”的論調甚囂塵上。5年后，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贊比亞再次提醒要警惕有的國家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其意自明。這種指責很有意思，中國也不必太在意。的確，新興國家在非洲的卷入正在改變原有的政治經濟版圖。而西方的政治意愿在非洲有點不靈了，非洲對西方的干涉、援助和經濟合作的方式有意見了；非洲國家對前殖民宗主國的看法日益消極，英、法等國獨占非洲的霸主地位不僅受到美國的挑戰，也受到新興國家的沖擊……

新興國家對非洲的投資對非洲的正面意義非常明顯。非洲經濟轉型研究中心2009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向東看”的政策咨詢報告指出，中國在非洲各種經濟活動的正面影響表現在多方面。除了帶動非洲產品的出口和經濟增長、促進了農業發展和彌補了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外，有幾點值得一提。

第一，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進入給非洲人提供了更多選擇機會，在選擇合作伙伴時，他們可選西方國家，也可選新興國家。第二，打破了西方公司對原材料價格的壟斷。尼日爾有豐富的鈾礦，以前一直被法國公司阿萊瓦壟斷，鈾的價格壓得很低。中國公司進去后，鈾礦和原料價格提高。第三，中國很多項目進去時，基建、鐵路和公路也修進去，從根本上改變了整體投資環境。第四，中國公司的投資為非洲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的利潤和稅收，也培育了非洲的市場。

以中非農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坦桑尼亞公司來說。該公司原為援助項目，后來轉為合作經營項目。目前，該公司僅有6名中國雇員，但有1000余名當地工人。生產的劍麻不僅供當地消費，還銷往國際市場，每年為坦政府提供數百萬美元的稅收。西方輿論在攻擊中國時總喜歡挑壞的說，對好的例子他們似乎看不到，也不愿意看到。

實際上，非洲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國在非洲的作用。贊比亞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2000-2007年中國投資從總體上促進了贊比亞的發展。非洲轉型研究所的咨詢報告也詳細列出了中國在非洲經濟活動的貢獻和挑戰。馬丁•戴維斯的研究發現中國對非投資的增長曲線與非洲發展的增長曲線成正比；非洲歡迎中國投資；金融危機將促進非洲向東看。
 
沒問題就沒交往

中非關系日益深化，問題也日益增多，如產品市場、環境、勞動力、工人待遇以及產品質量等問題。對這些問題需要客觀分析。

一方面，中國企業確實存在著各種問題，這在中國國內都十分明顯，另一方面也有非洲方面的問題。記得2006年溫總理訪問南非時，南非工會抗議中國涌進南非的紡織品打擊了當地紡織業，溫總理當即表態減少對南非的紡織品出口。當年底我在香港參加有關中非關系的國際研討會時，一位南非學者的發言很說明問題：南非出現的問題不能歸咎于中國，“中國總理減少對南非的紡織品出口很好，但越南、孟加拉和馬來西亞的紡織品照樣進來。關鍵問題在于南非的紡織業要升級”。這種看法比較理性。

當然，南非是一個工業基礎比較雄厚的國家，它在面對國際競爭時有能力對自身體制和能力進行調整。對于一些工業基礎薄弱的非洲國家，中國政府和企業應注意投資對當地產生的負面影響，特別在市場、環境、勞動力以及原料價格等方面。如果不仔細考慮后果，采取撈一桶金就走的做法，這種企業將面臨生存問題。較好的辦法之一是合資辦廠。非洲合作方可在處理政府關系、投入人力資源、打通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渠道方面多出力，中國合作方可以在融資、技術及管理方面多出力。目前的馬里糖聯是一種較好的合作方式。這樣，一方面雙方企業做到雙贏，有錢大家掙，另一方面通過管理合作、文化交流和技術轉移，中國企業融入當地，為非洲造福，這與中國“大同世界”的傳統理念頗為默契。何樂而不為？

環境保護與發展的矛盾是全球面臨的一個難題。只要看看中國目前國內的問題就會發現，環境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中國有的企業在非洲的礦業或木材投資沒有注意到當地的環境問題，因而引起一些當地居民和非政府組織的不滿。同時，也有一些企業注意盡可能地保護環境。我們去年參觀蘇丹首都喀土穆煉油廠時很有感觸。這是中石油援建的一個中蘇合作項目，現在有1100多當地員工，一半上崗一半培訓，招聘門檻也比較高。為了處理煉油過程中產生的污水，煉油廠修建了一個污水處理池，效果很好，湖里有魚，湖面還有水鳥。煉油廠的董副經理告訴我們：一些西方媒體原來大肆攻擊中國石油企業在蘇丹破壞環境，中方組織聯合國官員和駐蘇丹的外國使節參觀了污水處理池后，再也聽不到這種指責了。

環境保護問題是全球共同問題，處理好環境與發展的矛盾是發展中國家的難題。我在給非洲外交官講發展問題時，一位來自中非共和國的外交官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指出，中非的森林資源極其豐富，與亞馬孫森林一樣，是人類社會的肺。為了保護人類的環境，中非可以不進行開發，但國際社會應以某種方式對中非進行補償。這與中國國內的“輸血 造血”的方式頗為相似，即為了保護某一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和自然環境，國家和地方拿出一部分錢進行財政補貼，以達到環境保護和提高當地生活水平的統一。

我在與非洲朋友及其他國際同行討論時，總是主動交流中非合作中存在的問題并亮出自己的獨特觀點：問題越多越好。何以如此？因為沒問題就是沒交往，問題越多表明中非關系發展越深入、涉及的范圍越廣。關鍵在于：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保持著平等的關系，比較容易互相理解，問題可以通過交流來解決。每解決一下新問題，關系即會深入一步。

中非合作最缺的是戰略

依我看，中國在非洲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戰略。中非合作是一件長遠之事，需長久之計。中國在非洲缺乏戰略思考和戰略設計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應付外交，即人家批什么，我們就否認什么。這樣既不能服人，也不夠客觀。二是缺乏長遠規劃，目前的計劃局限于3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論壇，忙于應付。三是分頭行動，無統一籌劃。金融、工礦、衛生、農業、文化、能源、科技、法律、教育等部門都希望參與進來。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中非合作論壇后續行動小組又無權對這些活動進行協調和干預。因此，實有必要從長計議，通盤考量，將中非合作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國際戰略中考慮，以找到它的恰當位置。

關于中非關系，非洲也有諸多評論。南非總統祖馬去年訪華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時表示：“中國沒有對非洲大陸進行過所謂的殖民活動，雙方之間并不存在任何殖民關系。”他只是在陳述一個歷史事實。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最近舉辦的紀念毛主席關于非洲研究的指示發表50周年的會議上，我再次聽到了加納駐中國大使海倫•馬姆萊•科菲女士關于“中國是非洲人的大哥”的親切表述。對中國的一些經驗，非洲國家確實可以借鑒，如農業政策、對國家主權的重視、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的觀念以及盡量保持社會穩定的做法等。

我們應該注意在一些問題上多發聲，如非洲發展與中國模式的互惠、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如何達到互利雙贏、中非合作與大國在非洲既得利益的潛在沖突、中非企業在市場、投資、技術、勞動力方面的合作與矛盾、非洲可持續發展與中國能源開采的矛盾等。對國際上的一些批評，中國應正確對待。首先，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客觀的認識。好的堅持，不好的改正。第二，應逐步掌握自己的話語權，如在發展、國際援助和平等合作等方面，中國有自己的觀點，應大力宣傳。第三，加強獨立的研究體系。一般而言，就宣傳效果而言，非官方、學者的聲音比官方的好，外國學者的比中國學者好，非洲學者的最有說服力。

中非關系正處于良性發展階段，這既得力于50多年來中非合作的基礎已經奠定，同時也是現實政治經濟的需要。正確理解非洲-中國合作關系，為政策的制定提供相應的咨詢意見，從而對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和概念提出質疑以確立中國學者的看法，這是目前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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