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信使報》：“非洲將繼續挨餓！”

　　一場大饑荒正在非洲東部蔓延。據世界糧食計劃署估計，肯尼亞、吉布提、索馬里、埃塞俄比亞、蘇丹和南蘇丹等幾個國家受災人數超過1100萬，其中包括200萬兒童。受災最嚴重的是索馬里，估計已造成1萬人死亡。由于饑荒，埃肯邊境地區居民甚至出現了小規模沖突。還有大批索馬里災民滯留在肯尼亞。《環球時報》記者在肯尼亞東部邊境處的達達布難民營采訪時，不少索馬里人表示今年糧食嚴重短缺，只能離開家園。

　　提到非洲，似乎總會有“饑荒”相伴。但泛非通訊社網站7月31日發表題為“只有和平與鐵路能打破非洲之角的饑餓循環”的文章說，“非洲之角”最早的饑荒記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3年，但事實上，在1917年至1957年間，非洲大陸只有一次大饑荒記錄。那為什么，最近幾十年非洲國家饑荒不斷？1984年埃塞俄比亞大饑荒、1992年索馬里饑荒都是當時轟動世界的大新聞。這篇文章反思說，非洲以前的饑荒都是由天災造成，比如干旱、洪水和蝗蟲。但后來由于經濟的脆弱和政府的軟弱，也造成饑荒。殖民地時期同樣出現類似災難，只是規模沒有這么大。非洲國家獨立以后，軍人政權、暴動和內戰等導致剛果（金）、安哥拉、利比里亞等以前沒有饑荒的國家成為大饑荒多發國。戰亂不僅打亂了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系統，而且讓該地區的軍事開支擠占了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基礎設施投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的饑荒都離不開戰亂原因。

　　聯合國難民署駐達達布難民營辦事處新聞發言人威廉姆·斯賓德勒告訴記者，沖突是索馬里糧食危機的根本原因，只有幫助其恢復和平，才能徹底解決饑荒問題。但導致非洲饑荒的原因并不能完全歸咎于非洲的動蕩。由美國國際開發署資助建立的饑荒早期預警系統網絡早就預測到東非地區今年5月至9月會發生糧食短缺問題。該網絡認為，索馬里南部的饑荒是多種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缺雨導致糧食產量減少，進而推高糧價，并進一步削弱了人們的購買力。去年5月，在肯尼亞東部，用一頭羊能換回40公斤玉米，今年卻只能換30公斤。

　　非洲饑荒還有更為復雜的國際背景。瑞士《信使報》在一篇題為“非洲仍在挨餓”的文章中提到，世界銀行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難逃其咎。文章說，上世紀70年代末前，非洲國家一直有實現糧食自給的政治愿望，資金向農業和畜牧業傾斜，農業人口達到80%。但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出鼓勵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的改革后，一些非洲國家取消了對農業的支持，這讓大量非洲農民在與高補貼的歐美農業的競爭中破了產，被迫離開土地。2008年世界銀行承認其失誤后，私營企業投資非洲農業的多了，但很多又是在非洲大陸從事農業商業、農業燃料生產和種植轉基因作物。比如，在埃塞俄比亞，就有成百萬公頃的肥沃土地用于生產農業燃料。《信使報》擔憂地下了診斷書：“非洲將繼續挨餓！”

　　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史蒂芬·德弗盧曾在論文《20世紀的饑荒》中說，中國和俄羅斯是上世紀前半葉饑荒的多發國，但從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創紀錄”的饑荒都發生在“非洲之角”或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是過去40年全球唯一一個人均糧食產量持續下降的地區。非洲50多個國家中，有40多個國家糧食不足。最近3年糧價過高導致喀麥隆、布基納法索、塞內加爾、科特迪瓦、莫桑比克等國發生了“糧食騷亂”。

　　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很多非洲國家的農業基本“靠天吃飯”，如果今年風調雨順，收成就好，經濟增長率就高一點，第二年如果有自然災荒，肯定會有饑荒出現。據她介紹，南部非洲和東部非洲發生旱災的概率高，經常發生饑荒，但今年西部非洲的尼日爾也發生了饑荒。談到今年“非洲之角”饑荒，賀文萍認為，氣候干旱是自然原因，國家治理是人為原因，糧價上漲是國際原因。另外，賀文萍強調，非洲國家對農業投入不足是普遍現象。亞洲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占GDP比例的10%以上，而非洲國家多年來都在4%左右的水平。

　　讓非洲青年人有種地積極性

　　有法國網民在《費加羅報》網站留言說，非洲饑荒與當地超高的人口出生率、無休止的部族沖突有關，國際人道主義援助只是“隔靴搔癢”。一位上世紀50年代隨軍隊去過乍得的法國人說，他最近重返乍得，發現當地沙漠化更嚴重了。他認為，乍得急需灌溉設備和抽水泵站。

　　據估算，再過5年，非洲人口將達到13.5億，如果糧食供給狀況得不到改善，非洲饑荒還會出現。對此，肯尼亞《旗幟報》7月27日呼吁非洲國家應從內部找到解決饑荒的辦法。該報說，農業本來是非洲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支柱，但脆弱以及協調能力差的國家政策正讓非洲挨餓，政府要為農業提供資金支持、修好灌溉工程。非洲綠色革命聯盟主席納曼加·恩貢吉表示，非洲國家領導人需要重新包裝農業，以吸引青年人參與農業發展。非洲30歲以下人口占總人數的2/3，但目前由于農業投入不足，青年人都不愿意去種地。

　　法國《世界報》7月27日在題為“非洲之角消除饑餓的途徑”的文章中提到，除適應氣候變化、提高農業產量外，消除國內沖突也是非洲解決饑荒的重要途徑。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非洲問題專家菲利普·胡哥認為，要解決索馬里的糧食危機，首先要與索馬里的反政府武裝談判，以保證糧食通道的安全，但美國一直反對與“基地”組織有關的“伊斯蘭青年運動”談判。不過，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日報道，為幫助受饑荒影響的索馬里災民，奧巴馬政府考慮對部分反恐法律“松綁”。聯合國難民署官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索馬里反政府武裝“伊斯蘭青年運動”部分派別甚至向國際救援組織“收稅”，否則，不會允許國際救援機構在其控制區域開展救助工作，這嚴重影響了國際組織對災民的救助。

　　《環球時報》記者去過這次鬧饑荒的幾個非洲國家，吉布提的自然條件很差，但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的條件比較好。據肯尼亞《東非人報》報道，在“非洲之角”地區受災的同時，周邊國家和馬拉維等國今年卻獲得糧食豐收。談到馬拉維，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所長徐偉忠對當地人勤快的性格印象非常深刻。但他也表示，在農業社會里，“勤勞”地生產出很多產品，卻沒有地方賣，導致很多非洲國家的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徐偉忠說，非洲首先必須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減少靠天吃飯的狀況。徐偉忠認識一位尼日利亞的農業博士，這位已經當上政府官員的非洲人告訴他，尼日利亞是世界上進口稻米最多的國家之一，在運輸、儲存、銷售這些環節中浪費了大量糧食。徐偉忠說，非洲很多國家糧食儲存量少，一到荒年沒有糧食可以調劑，且糧食加工能力差，到豐年很多糧食來不及收獲就爛在地里。

　　西方國家為非洲饑荒埋禍根

　　“非洲之角”發生大饑荒后，國際社會紛紛展開援助。中國政府決定向受災國家提供9000萬元人民幣的緊急糧食援助。但一些西方學者和媒體卻開始怪罪中國。德國聯邦政府非洲事務專員君特·努克日前指責中國對“非洲之角”發生的饑荒負有責任，稱中國在非洲大量收購土地，讓相關國家生產用于出口的作物而剝奪了小農戶的土地，中國的“人為因素”是導致饑荒的原因之一。對這些歪曲中非關系的話，有學者認為，非洲饑荒的“人為因素”恰恰是西方自己。非洲本不是片被饑餓所“詛咒”的大陸，但當非洲土地被西方圈走以后，非洲的土地就沒能種上非洲人最需要的糧食，而挨餓也成了非洲人不可避免的“宿命”。徐偉忠認為，西方的殖民統治導致非洲的生產關系扭曲，比如經濟對外依賴嚴重等。相反，中國在非洲建有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和示范中心，還在幫一些國家建國家儲備糧倉。

　　中國官方根本沒有在非洲買地，中國只有少數企業和個人在非洲經營私人農場。實際上，歐美等西方國家在非洲“圈地”已超過3000萬公頃，面積相當于半個法國，占非洲已耕地的15%。僅英國生物燃料公司一家在非洲就擁有超過160萬公頃土地。西方在非洲的土地投資主要集中在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低廉、自然條件較好、基礎設施較完善的非洲國家，如肯尼亞等。種植的作物大多為麻風果、蓖麻等經濟作物。出產的農產品經簡單加工后全部運回歐美，用于制造生物燃料。這種“剪刀差”式的合作模式讓西方公司賺得盆滿缽滿，但非洲國家卻只能得到有限的地租和人工報酬，同時還要承擔巨大的糧食安全風險和對環境的消耗。比如，麻風果就對環境具有很大毒副作用。

　　非洲再次出現大饑荒，也引起了西方的一些反思。澳大利亞外長陸克文前不久去了非洲饑荒災區，隨后在國內媒體撰文說，西方國家必須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非洲的悲劇。他在文章中說，也許很多人會質疑“為什么我們再次看到了非洲的饑荒，這個問題怎么到現在還沒解決”，不過，1100多萬人受災，相當于澳大利亞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州人口的總和，“看到餓得皮包骨頭的小孩，任何人都不會無動于衷”。陸克文還批評“某些富裕發達國家的倦怠”，“一些歐洲國家的捐款甚至少得讓人感到很羞恥”。他還回憶說，1984年埃塞俄比亞大饑荒時，國際社會如能反應迅速一點，也許救援效果會更好。（本報駐南非、法國、澳大利亞記者 裴廣江 苑基榮 史曉帆 陳小丫 本報記者 段聰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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