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那年,在非洲,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和比利時神父弗朗索瓦·浩達組建民間的國際網絡組織“另類實踐世界論壇” (The 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簡寫為WFA),匯集及出版全球各地社會運動與另類實踐的材料,包括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計劃、墨西哥原住民薩帕塔運動、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印度賤民運動、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斗爭等,激發思路,聯結國際陣線,1999年,“另類實踐世界論壇”第一次召開會議,邀請五大洲的社會運動界代表、社會活躍分子、知識分子等參加,藉此抗衡同年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昭顯“經濟/資本壓倒一切”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另類實踐世界論壇”是“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核心成員。踏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響徹云霄。“世界社會論壇”被喻為左翼運動重大的盛會,從2001年開始,連續七年在亞、非、拉地區舉行。
1989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之后,若說世界左翼運動陷入低潮,毋寧說進入反省與思索階段,為開創未可命名的世界作鋪墊。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社會論壇”,樹立“阿雷格里港”的精神,反抗氣勢洶洶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若說這是激活國際主義,毋寧說呼應并超越十九、二十世紀的國際主義。
爭描世界圖景，中國曾經站在世界革命與社會運動的第一線,與亞、非、拉緊靠在一起。1955年,二十九個亞洲和非洲國家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亞非會議。萬隆會議乃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最終以國族/政黨的形式,鮮明地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締結亞、非建立的(黨一國的)國際主義。中國曾經參加萬隆會議,倡導和平共處原則。中國對外投入世界革命,抗美援朝、支持越共等都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場發言與行動。同時,國內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其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培訓赤腳醫生,也實際上惠及農民。
可惜,當前“亞、非、拉”的抵抗能量卻被戰后的發展話語不斷蠶食。墨西哥著名學者、草根活動家艾斯特瓦批判說,美國總統杜魯門所謂“四大計劃”實際上是為冷戰結束后美國的霸權度身訂造的,而四十年后,即1989年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乃蕭規曹隨而已。
邁向新千年,發展話語依然占據主流思想的地位。2000年9月,聯合國舉行千禧年大會,一百九十一個會員國同意為世界窮國制定八大“千年發展目標”,命名為《聯合國千年宣言》,并計劃于2015年之前達成目標,此后,每年定期開會與檢討。
阿明尖銳地批評,《聯合國千年宣言》的前提是推行自由主義,確立西方主導的世界商業系統,因此,美國中央情報局顧問哥頓負責草擬宣言,而“資本主義三合會”,即美國、歐洲和日本最為賣力,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則“助紂為虐”。
阿明批駁《聯合國千年宣言》的目標定義含糊,一紙空談。阿明逐點反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在1960年代便做基礎教育,可是成效不大,但從不檢討主要的原因,像削減公共開支、取消補貼、教育私有化等問題。性別平等簡約為上學的機會率,而賦權簡約為賺取工資的女性的數字比例。即便觸及生態危機或者“可持續發展”,卻避而不談制約美國霸權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京都議定書》,可見《聯合國千年宣言》其實維護資本主義經濟策略的合理性。《聯合國千年宣言》對私有化、跨國公司權力膨脹、國家主權被削弱等重要問題,卻有意回避。極端私有化的政策使城鄉差距擴大,成千上萬的農民因為土地被征用,被迫流落城市,出賣勞動力,搬進貧民窟。再者,國家規管被解除,使資本流動更快,投機資本更加猖獗,既掠奪本土資源像原油和水,而且使本國貨幣加速貶值。南方國家被削弱主權,無法介入經濟事務,更無力抵制跨國財團的無限擴張。跨國公司所謂“知識產權”、“結構調整計劃”等只是給予北方國家積累資本的借口,實乃削弱南方國家主權及其介入國民生計的力度。
阿明指出,《聯合國千年宣言》一文中,“發展”簡約為“扶貧”與“良好管治”,“扶貧”實際為貿易、資本轉移、科技、專利等自由主義教條理念作鋪墊;“良好管治”則是服從私人資本,采取美國庸俗的意識形態的、“非政治”的立場。阿明嘲諷世界銀行乃世界七大工業國(G7,也許金融國更貼切)的宣傳部,制定所謂《減貧戰略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乃資本主義三合會的殖民金融權力機構,以貸款作餌,推行“結構調整計劃”,誘使南方國家陷入債務危機;世界貿易組織就是各國殖民地共同部門,負責處理北方國家商業擴張的需求。同時,南方邊緣國家新生的買辦階級,擁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跨國公司合謀, 共同掠奪本土資源。例如,“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仿效歐洲聯盟,推動“泛非洲”的統一發展。1998年,塔博,姆武耶盧瓦,姆貝基(1999年6月就任南非共和國總統)支持“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高喊“非洲人應該并且能夠利用現代性”,呼喚非洲復興,滿載發展的幻象。2001年在贊比亞,由非洲五十多個國家成立的“非洲統一組織”舉行第三十七次會議,采用NEPAD基本文件,擁護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例如放棄《拉各斯行動計劃》的工業自主規劃,卻制定采礦的發展模式,讓外國投機者、黑社會、軍閥等互相勾結,合謀掠奪非洲資源,像石油、礦產、木材等,等于延續過去殖民的關系。
“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將自身置放于歐美中心話語中所謂不文明、沒受教育、落后的、欠發展的地方,并且深信只要獲得“進步”的“(西方)現代性”,便能夠追趕甚至超越西方國家。美洲社會學者埃斯科巴一針見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是要推進“自由主義現代性計劃”,而現代性總是掛著“進步”的旗幟,正如斯伯特解釋,現代社會對“進步”深信不疑,認為透過科學與技術,人之理性可掌控現實。在進步的旗幟下,世界各地建國運動迭起,而其頻催迎合經濟規律及其法規,便是體現這種渴求進步的欲望,進步的信念逐漸成為現代使命。進步的信念,令人憧憬未來充滿希望、豐足、自由、公平,但這美麗口號的核心卻往往是種族中心和階級的嚴格劃分,換言之,是一堆抽象概念組成之烏托邦:單一、線性、科學、金錢。為撫平求進步不落伍的焦慮,第三世界紛紛以西方國家為模型,如巴西的旗幟便寫上“秩序與進步”的字句,墨西哥獨裁者挪用“進步”作為鞏固國族政權之口號,而“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也迷信“進步的現代性”。
在進步之信念下,古老傳統被定為非理性、非科學,甚至一文不值。
艾斯特瓦套用印度教神牛之說,尖銳地指出發展話語的基石乃被奉為現代三大“神牛”的信條:全球思想、普世人權、自我。第一條“神牛”是全球思想的神話,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人擁護提高“世界少數人”的“生活水平”的經濟制度,假設人人都要成為“經濟人”,有理性地追求物質的最大化;假設人人衣食住行、言行舉止都要劃一,例如投票、上學、打電話、使用高速公路、抽水馬桶、紙巾等等。第二條“神牛”是普遍人權,此乃全球思想的道德理據,即想象不論種族與階級的婦孺老少都有待“拯救”,實變相重新殖民而壓抑迥異的文化生活。第三條“神牛”是自我,只顧自己,目中無“他者”,假設每一個人必須納入全球經濟,享受世界少數人的特權,換言之,崇尚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這三大神牛的目的乃打造唯一世界/唯一文化。
艾斯特瓦于是呼吁埋葬新/舊殖民的神話:“與生俱來宣傳基督教,透過暴力的征服、支配與教育而傳播,最終傲慢地劃清界限:在全球編造欠發展。”發展話語乃將全球分為發展與欠發展、落后貧窮與先進富裕,在這種界線劃分下,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屬于欠發展地區。艾斯特瓦則以人民生活而非地理界限來描繪世界現象,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民屬于南、北半球的社會少數人,而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屬于社會多數人。新生的社會大多數,在理論或者政治上屬于“渣滓的類別”,“不屬于工會的、非正式的、沒有社會保障、沒被聘用的、非法的、不算在國家財政的、不是納稅人、不屬于社會階級的”。著名發展理論家薩克斯也說,南窮/北富的概念不能單從地理上來解釋,像南方國家既有一貧如洗的馬里,也有金融資本的新加坡和靠石油賺大錢的沙特阿拉伯,所以,應該關注的是南北社會中的失業者、老人、無法競爭的弱者,他們完全被驅逐于世界經濟軌道之外。1950年代,在拉丁美洲他們被稱作邊緣群體,1970年代,國際勞工組織的肯尼亞研究中,他們被稱作非正式群體。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普通老百姓,無論命名為邊緣群體,或者非正式群體,都在吶喊:“五百年的殖民,夠了!”、“五十年的發展,夠了!”,最為響亮的聲音乃1994元旦,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圈的協議正式生效之際,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宣告:“受夠了就是受夠了”,他們既不是奪取政權、要求獨立, 也不是搞政黨政治,而是響起“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第一槍”!
由此,艾斯特瓦提出草根后現代主義,眼睛朝向“卑微的群眾”:“認同與命名那所謂文盲與沒受教育的、非現代的‘普羅大眾’在文化上迥異的創舉與斗爭,他們領走在基進的、后現代的道路前沿,以走出現代生活的沼澤。”再者,艾斯特瓦呼吁“共同的‘不要’與眾多的‘要’”,意即“不要”單一的思維,而“要”繽紛多彩的文化、生活、信念、價值觀。
現代歐美中心的文明技術,只有一幅宏觀藍圖,技術官僚不斷想什么應該做、如何做,任何事都切合藍圖的規劃,以一堆堆枯死的數字為量度單位,其基礎是一種排他的知識系統。因此,學習歐美中心以外的文化生活,重新思考人類之生存狀態,有助于直面現代文明的種種局限。
埃斯科巴針對發展話語的不斷擴散,提出“南方”作為文化認知論上的空間,展開批判世界的視野。他指出,發展乃“解一殖”問題,主流的現代標準塑造的個人與集體的想象,強調個人、市場、專家知識、理性行動、消費,如果要“解一發展”,便需要超越自由主義現代性的范式,偏離“個人自由、西方模式的民主、市場主導的消費”等意識形態,正如學者威廉,奧弗斯批判自由主義如何損人害己:“自由主義的政治范式是人類的意志和欲望的釋放,但它并沒有提供足夠強大的對抗性的道德原則的來源,以便在長時期內保護社會免受傷害。因此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以自我破壞的原則為基礎的。”埃斯科巴也呼吁抗衡自由主義現代性的范式,也要尊重迥異的世界與知識,承認“另類世界是可能的:眾世界并存的世界。”
中國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朝向亞、非、拉的窗口被遮蔽了,所謂與“世界”接軌的世界主要是歐、美、日。從1988年中央電視臺六集紀錄片《河殤 ——中華文化反思錄》謳歌那帶來“真正的科學精神和民主意識”的、蔚藍色的海洋(西方)文明,到2006年中央電視臺十二集電視片《大國崛起》歌頌九個世界大國(一半以上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似乎還在沉溺于“脫亞入歐美日”的幻象。
假如,未敢忘記十九世紀馬克思勾勒的世界圖景:“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那么,“另類實踐世界論壇”正是承接馬克思的世界圖景,打開朝向亞、非、拉的窗口,續寫二十、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地人民斗爭的歷史,重新激活“亞非拉”所蘊含的抵抗精神。劉健芝說:“‘亞非拉’象征著抵抗——抵抗帝國資本主義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認著一種新的能動主體——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國家擺脫被侵略被掠奪的命運,也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突破民族國家的框架,擺脫資本主義的邏輯,尋求全人類的解放。”
另一種社會發展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一年,在拉丁美洲,烏戈,查韋斯就任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自命繼承玻利瓦爾的革命精神,誓言構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潮流。西蒙·玻利瓦爾曾經使南美五個國家(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從西班牙的統治下獲得解放。查韋斯深受玻利瓦爾的影響,宣言:“我們要開辟另外一條道路,即社會主義道路,否則我們將被資本主義吞噬掉。”查韋斯希望委內瑞拉能與其他拉美國家一起,消除國家界限,建立新的統一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在哈瓦那召開的第四屆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會議上,查韋斯指出,要以“玻利瓦爾美洲”取代美洲自由貿易區,所謂“玻利瓦爾美洲”是旨在消除貧困的互助計劃。“玻利瓦爾美洲”逆流措施之一,是棄泡沫經濟取實物經濟,以石油換古巴醫生,推動跨國互助互惠之風。如果資本主義是以國際形式發展起來,那么能夠牽制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必然有著國際的面向。
現在委內瑞拉給古巴輸送廉價的石油,每天高達98,000桶,緩解古巴的燃油危機。有反對者罵道:這樣不劃算,委內瑞拉吃大虧。
2007年9月30日,查韋斯在他的電視節目《你好,總統先生》中反駁:“那些罵我拿石油給古巴送大禮的人其實很愚蠢。過去五年,有三萬名古巴醫護人員在委內瑞拉全國各地當志愿者,窮鄉僻壤的老百姓得到免費醫療服務。五年之內,古巴專業的醫療隊伍挽救的病人比本地醫生過去所救治的還要多。這是無價的。到底哪一樣更值錢:人命,還是我們賣給古巴的石油?”
根據委內瑞拉衛生部的統計數字,古巴醫護人員一共做了6000萬人次健康檢查,治療了900萬病人。自從2005年推行“全國健康計劃”,單是2007年,便挽救了1153名兒童。另外,有15,000名古巴醫生和800名醫生到貧 困地區的健康診所駐診,提供免費醫療,根據紀錄,已超過430萬求診人次。
查韋斯套用“父子”之名,夾帶對古巴感激之情,改寫了這道算題:“菲德爾是我國人民的父親,古巴是我們革命的典范,我國人民愛古巴人民,而且還欠他們一筆很大的人情債。如果要聘請三萬名醫生、護士、眼科醫生、牙醫在委內瑞拉全國各地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那要付多少錢呢?有人能告訴我嗎?”面對 “要錢還是要人”的算題,委內瑞拉給出樸素的答案:要人,更要窮人。
在婦女政策方面,委內瑞拉全力動員更多的婦女參與政治,并且鼓勵赤貧的婦女自發組織起來,尋找民主/民生的另類實踐。執政黨“第五共和國運動”在全國大會、地區及市議會選舉中,預留百分之五十名額給婦女,還有,2001年3月8日成立婦女發展銀行,專門低息貸款給赤貧的婦女成立各種各樣的 “合作社”,藉以提高婦女地位、推動社區發展及提倡集體精神。
社會學家華格納引用委內瑞拉勞動局統計,百分之五十的勞動力屬于非正式勞動力,其中婦女占大多數。她們一般工資低、沒有福利、工作條件惡劣。婦女發展銀行嘗試尋找出路,正如銀行主席卡斯塔尼達(經濟學家及爭取婦女權益的活躍分子)所說:“我們知道社會不平等是全世界都有的問題,我們也知道婦女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等方面受到歧視,最貧窮的人群通常是婦女,她們要養家,既要擔當母職,又要兼父職……為了解決貧困、就業不足、失業,我們必須轉向婦女施政,在委內瑞拉,我們成立婦女發展銀行,尋求出路。”
婦女發展銀行提倡“民間經濟”的理念,提供金融服務及非金融服務。婦女發展銀行不設銀行分行,卻組成推廣員之網絡,為赤貧群體提供服務,推廣員從早做到晚,一星期七天,深入149個最貧窮的、人口最多的社區,出沒于窮鄉僻壤、深山峻嶺、阿馬遜河、印第安社區。
自從2001年開始,婦女發展銀行已批出超過4萬宗小額信貸,創造7萬5千個職位。婦女發展銀行平均貸款給每一位婦女是500,000至 1,000,000玻利瓦爾(大約260-520美元),年利率百分之十二,但跟農業生產有關的僅僅百分之六。婦女發展銀行不接受個人借貸的申請,規定婦女必須成立五至二十人組成的合作社,共同決定做什么生意,然后由推廣員協助她們申請借貸,批下后就地參加密集訓練,學習打理生意,并且要簽定協議,其商品必須使社區受惠,如果做得好,能夠再借貸額外百分之五十。婦女發展銀行的理念是:“合作社不剝削人,我們不希望婦女剝削婦女,而是人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團結在一起。”推廣員如果發現有婦女不識字,便送她們參加政府羅賓遜使命掃盲運動,學習認字。
婦女發展銀行剛開始遇到重重困難,很多婦女會說:誰誰不付錢,誰誰不參加,銀行認為問題的根源在個人主義。“我們嘗試透過合作社消除恐懼和自私的思想,共同合作的理念來自查韋斯,他渴望改變資本主義的模式。我們很明白,為了改變個人主義,我們必須改變價值觀念,第一個要樹立的價值觀就是團結。”
婦女發展銀行除了提供金融借貸服務,還有組織性教育、生育權益、家庭計劃等工作坊,與健康局和“全國健康計劃”共同合作,為婦女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診療、避孕用具等。
根據委內瑞拉銀行監督機構的報告,婦女發展銀行頭一年的貸款,有41.57%沒收回來,如果按照商業規則,那是銀行巨大的損失。怎么樣做到收支平衡,沒有呆賬、壞賬,那還有待探討。但是,婦女發展銀行不是純粹為經濟利益,嘗試擺脫把人只當作賺錢的工具的資本主義模式,并且推動以人為本的社會經濟模式。她們說:“婦女從小額信貸的計劃中培養力量……我們創造關懷的經濟,為人類服務,而非使人類服役于經濟。我們不是建立‘銀行’,我們建立的是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打響另一種算盤乃揚起另一種價值觀,另一種有別于資本的邏輯所鼓動的、無窮地追逐利潤的欲望,乃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最好的實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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