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折射西方媒體制度困境 呂巖松
1999年我駐南聯盟大使館遭北約轟炸后，很多西方記者第一時間聚集在使館大門口采訪，他們問我夫人的感受，我夫人只說了兩個英文單詞，“北約、滅絕人性”。瞬間，照相機的閃光燈、攝像機的照明燈全都熄滅了，這些西方記者掉頭就走。這一刻，我再次感受了西方國家所謂的新聞自由。
《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透過它，我們看到西方傳媒、西方社會所面臨的濫用自由困境、倫理道德困境、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困境以及體制弊端、民主制度困境。
長期以來，西方媒體與政府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媒體集團特別是跨國傳媒巨頭還與政界、商界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政界人物拉攏甚至取悅媒體；為獲取媒體輿論支持，相關職能部門對媒體的不當之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媒體不惜采用竊聽、賄賂等非法途徑獲取內幕。西方民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體綁架民意、民意脅迫政客、政客勾結媒體”這個難以解脫的惡性循環。
美國學者班尼特說：“所有的政治角色，從總統到議員，從利益集團到激進主義者，都統統將新聞看作他們走向政治的關鍵。”因竊聽丑聞而被捕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前新聞主管、《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庫爾森，以其強大的媒體資源和人脈資源，就曾經在保守黨的選舉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英國《每日快報》政治評論員彼德·奧波恩評價說，“過去20多年，擺在每個英國政治家眼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學會同默多克打交道，搞好關系”。這是對壟斷傳媒機制、變形民主體制的一個很形象的概括。
竊聽丑聞并非西方媒體罔顧社會責任、濫用新聞自由的偶發事件。它折射出西方媒體發展及民主體制遭遇的制度困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反面教材。它提示我們要進一步引導國內媒體健康發展，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教育，正確認識新聞自由的內涵和外延；要加強對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教育，推動媒體自律，提升社會責任感。
新聞自由是一種權利，但它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我們所講的新聞自由，是一種內含責任的自由，是一種被賦予政治使命的自由。新聞事業應該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民族的團結富強而服務，新聞自由必須基于這樣的前提下來實現。
（作者為人民日報社國際部主任）
西方新聞理論和實踐相矛盾 馬勝榮
客觀、獨立地報道新聞事件應該是媒體展開新聞報道的理想目標，但真正實現是有條件的，要受到報道者所處的政治環境、教育背景以及個體報道者政治態度和經濟地位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境外和西方許多媒體和新聞院校推崇的主流新聞理論只強調新聞傳播的客觀公正性和媒體本身的獨立性，而不談實現“客觀、公正”傳播的條件。《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反映出西方新聞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巨大矛盾。
1.無限夸大媒體的“公器”作用，否定媒體明顯的政治屬性。從西方媒體報道的情況看，《世界新聞報》同英國政界人物、警察等有著密切的聯系。雖然這些聯系達到什么程度還有待調查，但是從《世界新聞報》的做法可以看出，它所宣稱的“獨立”立場是虛偽的。在美國CBS電視臺擔任過近30年記者和制片人的伯納德·戈德堡在2002年出版的《偏見》一書中披露了這家電視臺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容，如：為什么美國大的電視網會在黃金時間漏報某條重大新聞？美國新聞機構政治上的考慮是如何壓倒事實本身的？為什么美國的大媒體把一些人的激情演講稱之為自由演講，而把另一些人的同類演講稱之為煽動恐怖主義？
2.代表公眾利益還是追逐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丑聞充分表明其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這種利益驅動下，所謂的“客觀、公正”和“獨立”只是一種空洞的標榜。
3.以捍衛“自由”為名，濫用“新聞自由”。境外和西方不少媒體常常以“自由”和“人權”衛士的面貌出現，《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丑聞正體現了西方一些媒體對“新聞自由”的濫用。“新聞自由”不能成為侵犯他人尊嚴和隱私乃至他國和他國公民利益的保護傘。
客觀、公正地向公眾傳播新聞事件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物、世界、環境是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的”，“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除了運動的物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沒有”。因此，新聞的本源應該是物質的東西，是人類在同自然界和社會斗爭中所發生的事實，是客觀的實在。與此同時，新聞稿件又是思想的產物，必然帶有政治和文化色彩。
《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和由此揭露出來的問題反映出西方新聞機構和新聞院校所宣稱的新聞傳播“客觀、公正”的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的巨大距離。
（作者為新華社原副社長）
沒有邊界的“新聞自由”可恥 蘇寧
號稱發行量最大的英語報紙之一、有著168年歷史的《世界新聞報》于2011年7月10日停刊，不是因為經營不善，不是因為網絡的競爭威脅，而是因為涉嫌竊聽罪行。
1.“偉大”小報的可恥。《世界新聞報》最后一期社論的上方印有“世界上最偉大的報紙，1843—2011”字樣。最后一期的封底，引用了喬治·奧威爾1946年所寫《英式謀殺的沒落》。英國傳媒專家阿特余森將這篇文章解讀為對英國小報的批判。《世界新聞報》自稱“偉大”，卻一貫刻意迎合英國大眾對兇殺等暴力事件的瘋狂熱衷，并不斷推波助瀾，肆意侵犯公民的隱私。《世界新聞報》的竊聽行為，不僅公然違反英國報業的自律守則，而且明顯涉嫌違反法律和侵犯人權。它為了瘋狂追求刺激性新聞而突破法律和道德約束，最終走上窮途末路。由此可見，“偉大”是不能自封的，超越法律和道德的“新聞自由”是可恥的。
2.利益集團的附庸。《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丑聞，暴露了西方國家一些新聞媒體已經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附庸，而不是西方所自我標榜的公眾利益代言人。默多克與英國政界過從甚密，他對英國前首相布朗和部分工黨議員施加影響，要求對《世界新聞報》2006年竊聽事件調查高抬貴手。工黨執政時期，默多克旗下發行量大的小報公開支持工黨，至工黨大勢已去，即轉向保守黨。在英國，新聞業、政界、警界之間的利益交叉非常繁復，財團、政治利益集團、警察部門等利益集團對一些新聞機構明里暗里進行操控，使其本質上成為一種附庸，根本沒有所謂的客觀、公正，更沒有獨立的價值觀。《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充分說明，很多西方媒體的價值觀實際上就是逐利，自由和人權，不過是用來獲得銷售額的虛偽標簽。
3.必須合法地獲取新聞。《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說明對所謂獨家新聞不擇手段的追求，一旦觸犯法律底線，注定為法治社會和倫理標準所不容。對照這起事件，我們更加認識到媒體公信力與影響力、傳播力的重要性。公信力是基石，不僅來自準確、權威的事實報道，也來自對法律的遵從和對道德的恪守。在合法地獲取新聞方面，必需對新聞媒體及從業人員進行正確的行為指導、加強內部監督和社會監督，才能確保新聞事業的健康良好發展。
（作者為京華時報總編輯助理）
從“竊聽丑聞”所想到的 張延平
最近發生的《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不僅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媒體所謂尊重人權的虛偽，也警醒我們在媒體市場化的大潮中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新聞實踐。
一直以來，西方媒體強調“尊重人權”、“尊重個人隱私”，還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而“竊聽丑聞”極大諷刺了西方媒體所謂的“人權”和“自由”，他們不僅違背了新聞倫理，沖破了社會公認的道德底線，更是侵犯了人類基本人權中的隱私權，暴露了西方媒體新聞觀的自相矛盾。
《世界新聞報》采取竊聽方式獲取新聞，不是近年來才有的事情，他們的“皇室記者”乃至副總編輯都曾因涉案竊聽而被捕。甚至有消息稱，英國大部分媒體都雇傭了私家偵探，通過竊聽獲取新聞。
為什么西方媒體記者會冒著踐踏道德底線和觸犯法律的巨大風險，去做那些無法面對公眾的事情呢？原因是背后的經濟利益。
《世界新聞報》依靠記者提供的“獨家新聞”，吸引英國中下層讀者的眼球，進而獲得可觀的收入。而新聞競爭的白熱化，使“獨家新聞”的獲取越來越難，于是記者就不擇手段、甚至采取非法手段“挖”新聞。而西方媒體的管理者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不僅采取默認的態度，還會給予這些記者豐厚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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