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可謂進入一個“陷阱”的時代。中國最大的挑戰被認為是如何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因為太多的發展中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巧的是，它們都實行民主制度）都在起飛到一定階段之后陷入停滯、社會動蕩甚至政治危機之中。二戰以后能夠跨越這個陷阱的后起國家只有亞洲四小龍，而且都是通過威權體制完成了超越（日本和德國在二戰前就已是發達國家）。

不過仔細看來，世界上不僅有中等收入陷阱，還有低等收入陷阱，如非洲各國和現在的印度（不知印度何時才能達到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哪一天？），也有高等收入陷阱，比如今天的西方。其特點是高福利、高成本、高負債、高赤字、寅吃卯糧、老齡化、低增長。看來不管什么制度，不管發展到什么水平，都會有不同的挑戰和危機。就看處于不同階段的各國是否能夠尋找到解決之道。

不過在本人看來，人類歷史發展上還有一個陷阱，即民主陷阱。西方國家整體上在付出巨大代價之后（內戰、復辟、政變、革命），通過漸進的方式還是完成了演變。但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則在實行民主制度之后，一直在革命、政變等的政治亂局中徘徊，而無法自撥。從歷史上看，僥幸能夠跳出來的國家極少，中國和俄羅斯算是幸運者。

中、俄之所以是幸運者，根本的原因是這種制度已經把國家帶到了崩潰的絕境。中國1912年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實是第二個，菲律賓早于中國，不過剛成立就被美國的侵略滅掉了），但三十多年來國家卻是一而再的復辟、內戰、政變、外敵入侵、極度惡性的通貨膨脹、彌漫上下的高度腐敗。真是到了亡國、亡種的邊緣。俄羅斯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陷入民主陷阱，一波接一波的經濟危機席卷全國，國家財富瞬間縮水一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都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本國新興的財團與西方財團則對之大肆掠奪。社會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外交危機交織在一起，最終出現債務違約、國家形同破產的境地。普京稱之為“俄羅斯三百年來最黑暗的時代”，這十年也被稱為俄羅斯歷史上的第四大劫難（前三大劫難為：蒙古統治、拿破侖占領莫斯科、希特勒入侵）。俄經濟學家格拉濟耶夫把這十年稱為對俄羅斯的種族滅絕（其效果和中華民國類似）。俄羅斯的民主十年，其造成的惡果和代價，遠超過中國的“十年文革”。

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何深陷民主陷阱？原因有很多，但回顧一下人類的歷史，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成功的國家，沒有一個是在完成工業化之前實行民主制度的，而凡是在工業化完成之前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沒有一個成功的。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講：經濟成功發展，可能會產生民主，而且一般是穩定的民主。但經濟發展之前，實行民主，必然是劣質民主。

旅居新加坡的華人學者鄭永年先生也有一個觀點：民主化之前一定要完成一些基本的國家制度建設，否則一旦錯過，就再也無法建立。表達的也是同一個意思。

經濟發展對建立民主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源在于伴隨經濟發展可以產生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的主流群體，西方稱之為中產階級。不管它們是否有相近的政治理念，但卻屬于同一階層。因此相互之間便易妥協，易形成共識。否則，便是永無休止的對抗。非洲國家盡管多絕大多數實行民主制度，卻無一個走向現代化，除了經濟落后無法形成中產階級外，還有它們甚至連一個嚴格意義的民族國家都算不上：只知部落，不知國家。卡扎菲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和今天鎮壓反對派時，都發生軍隊倒戈現象。這并不是因為倒戈的軍隊心向民主，而是部落觀念超過國家意識。

民主陷阱，在亞洲表現的最為典型的是泰國。泰國是亞洲較早效仿西方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國家----當時從法國留學的部分中下級軍官發動一場不流血的軍事政變所致。按說長達七十多年間，泰國人民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去學習如何運作這套制度。再加上泰國這種相信來世、與世無爭的佛教國家，政治運作應該是相當平穩和有效。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政變從此就成了泰國揮之不去的夢魘。七十多年間，發生了二十余次軍事政變，平均三年多一次。最新的一次就是2006年民選總理----也是泰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坐滿四年任期的他信 ----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被軍方推翻。然而，軍變并非泰國民主化之后的全部，這其中還有無數的民變。先有黃衫軍逼宮，后有紅衫軍抗爭都是如此。雖然是民變，其激烈程度并不亞于軍變：包圍、沖擊總理府、國會、電視臺、機場、國際會議中心、陸軍司令部。武器也不僅僅是石塊、木棒，還有各種正規軍用武器(用榴彈攻擊總理府，開槍射擊軍警的直升機)。

泰國政局長達七十多年的動蕩，從表面上看是民主制度的失靈：無法有效解決問題，化解矛盾和沖突，但根源還是泰國本身的城、鄉二元力量的存在，民主制度則成為兩種力量對抗的催化劑。泰國城市化僅33%，農業人口占據絕對優勢，但國家經濟命脈卻又掌握在城市階層，這個階層也得到了國王和軍隊的支持。所以只要選舉，只要投票，支持農民的政黨必然獲勝。而其上臺之后采取“劫富濟貧”式的政策又會損害城市階層的利益。當矛盾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則必然引發軍方干預，發動政變。這就是本世紀以來他信及其政黨的坎坷境遇的真正原因。他信本人及及其政黨多次被打倒，被解散，但只要選舉來臨，換個名就能輕松取勝。勝選之后不久就又會被推翻。

剛剛在泰國結束的選舉，被控貪污罪、在海外流亡的他信的妹妹領導的為泰黨大獲全勝。這并非泰國之福，不過是過去歷史上“選舉----政變----再選舉----再政變”循環的新開始。代表城市階層和支持國王的黃衫軍很快就又將涌上街頭，直至為泰黨倒臺。或者期間再次發生政變。事實如何，不妨都試目以待。目前，敗選的民主黨指控獲勝的“為泰黨”允許遭禁止參選的政治人物參與競選活動，因此要求“選舉委員會”建議解散“為泰黨”。 可以說，直到現在“投票箱里出政權”在泰國依然是個夢想。

哪么當西方還處于這個發展階段時，又是如何解決的呢？很簡單，有限的投票權。農民、無產者----簡言之窮人----根本無權介入政治。雖然也有不同的政黨，但卻是代表著同一個利益集團。所以雖然有人指責泰國的他信或者其他領導人缺乏團結和整合農村、城市市民和社會精英階層的能力，但這并不公正。因為這不是他們之過，而是民主制度之過。要知道西方在這個階段也無法整合。西方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苛責一個后來的發展中國家呢？

人類社會還有一個現象可以和民主相類比。就是出生率的下降。西方發達國家雖然沒有搞過計劃生育，但在經濟高度發達后，出生率隨之下降。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之前，已經擁有龐大人口的時候，還要采取西方的模式，其后果就只能是永遠的貧困甚至最終由于人口爆炸而崩潰。而唯一的辦法就是走自己的路，實行計劃生育。但是如果一個國家這個時候又恰好搞了民主制度，由于選票的作用，沒有任何政黨敢于推行政治自殺式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這甚至很可能直接決定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和未來。前一類成功的國家是中國，后一類失敗的國家是印度，事實上，印度是世界上最早企圖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在剛獨立的五十年代就嘗試推行。當然西方崛起時，由于醫療條件和生活條件的有限，死亡率較高，同時還可以向外殖民，所以它們的人口增長還是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可以等到經濟發展之后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降低。而后起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具備這些條件。

哪么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是否有可能跳出民主陷阱呢？至少現在看來很難。因為冷戰后民主制度已經被神圣化，道德化。即使曾經經歷過中華民國苦難的中國，到今天仍有無數人為之招魂，希望它能重現中國（所以我也很理解左派希望文革重現中國的想法，在吸取歷史教訓上，左、右從實質上并無區別）。今天當西方出現了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時，為之辯護的學者同樣如過江之鯽。甚至有中國學者這樣對比成功應對經濟危機的中國和制造危機的西方：如同一輛破牛車，看到飛機墜毀了，便喊到“飛機多不安全，還是我們牛車好”。只是中國是破牛車、西方是飛機嗎？（假設有一天中國也發生了經濟危機，請問他們會如同對待西方一樣為中國辯護嗎？）

不過，如果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或者任一個條件，發展中國家還是有可能擺脫民主陷阱的。一是西方國家繼續衰落，終于喪失了其壟斷的合法性，世界政治模式走向因地制宜的多元化。二是它們的危機達到中國和俄羅斯曾經達到的程度。當然，縱觀人類歷史，還有一種“意外”，雖然它已不適合今日的發展中國家，但仍值的一提，其精髓還有現實意義。上世紀六十年代，法國在非洲進行非殖民化，要求這些前殖民地國家進行民主化，結果卻導致普遍的內戰、內亂。最后法國不得不緊急叫停，要求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改革。所以，假設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陷阱威脅到西方國家利益的時候，它們也仍有可能會自動干預。就像今天的產油國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等國一樣。

還有，今天正在發生的中東革命，也同樣提供了另一種解決的可能性。到目前，已經成功推翻和西方沆瀣一氣的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突尼斯和埃及，正迅速伊斯蘭化。突尼斯的選舉雖然十月底才要舉行，但根據民意調查，并未參加這場革命、甚至這場革命之后才合法化的伊斯蘭政黨（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革命成功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伊斯蘭領袖返國時，得到了民眾熱烈的歡迎）居于領先地位。在埃及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過渡期間的軍政府已經紛紛向伊斯蘭勢力靠攏：比如兩次允許伊朗軍艦通過蘇伊士運河、促成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哈馬斯與法塔赫和解、永久解除對加沙地帶的封鎖。從西方眼里，阿拉伯之春正在演變成伊斯蘭之冬。但從中東國家看來，卻是伊斯蘭的重新覺醒。

最后還要指出的是，西方的民主發紉于完全和東方不同的地理環境、社會背景和歷史傳統。簡而言之，民主是在西方基督教、重視個人主義（即權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和東方重視集體主義（即義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等格格不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有著一整套相互配合的社會機制、社會心理、共同的信仰為基礎的。并不是僅僅把西方的制度搬來就可運作。從現實生活中來看，除了西方基督教國家可算是成功以外，其他文化效仿西方的都差強人意。（身處亞洲的日本并不是例外。一是日本花了很長時間全盤西化，脫亞入歐。至今也自視為西方一員。二是日本在美國占領下雖然制定了西式憲法，但其成功的根源仍然在于二戰前政府、財團、企業相互團結 （勾結）的體制。三是二戰后長達近半個世紀實行一黨執政。其只不過披上了一層西方民主的外衣而已）。

所以制度就是制度，是為了適應人類發展而不斷演變的。不應該將之道德化，神圣化。衡量一個制度成功與否，還是在于它是否解決一個國家面臨的問題，是否能推動一個國家發展、穩定。鄭永年先生說過：不好的民主就是最壞的制度。可謂一語中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產生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未必就是其它國家所必須、應該采用的。當然西方在自我宣傳方面和當年的蘇聯是一樣的，都把自己的制度模式宣揚成放之四海而皆準，都認為自己是最好的制度，都認為是歷史的最后階段。這種實用性、功利性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對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還是要吸取歷史和現實的教訓，警惕、避免、跳出民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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