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變化與當代俄羅斯政治

    《國外社會科學》2011年01期

    [提要] 伴隨著蘇聯解體和俄羅斯的轉型與復興，歷史教科書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領域折射了俄羅斯社會改革的曲折歷程。近年來，為實現“富民強國”任務，重塑大國形象，在俄羅斯官方的重視和支持下，歷史學家更加重視客觀評價祖國歷史，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為俄羅斯現代化戰咯提供理論支持。歷史教科書的明顯變化，直接反映了當代俄羅斯的社會要求和政治走向。

    一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總是要直接反映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起著鑒古通今、咨政育人的重要作用。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二》中寫道：“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這說明對歷史不同的評定標準和價值判斷，對一個國家的興亡有著重要意義。近20多年來，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的變化，是蘇聯解體到俄羅斯復興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直接反映。以此為基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當代俄羅斯的社會要求和政治走向。
    一、蘇聯解體前后的“史學危機”
    蘇聯歷史教科書是蘇聯時期黨對本國歷史的基本把握，反映了蘇聯的主流意識形態。在蘇聯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僵化和教條，加之黨內政治斗爭的需要，歷史教科書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受到了影響。應該說，隨著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對歷史教科書進行適當的改編和修訂是必需的。然而，在蘇聯改革舉步維艱之時，對歷史教科書顛覆性的批判和對祖國歷史的否定，從意識形態領域對蘇聯走向崩潰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0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發展緩慢，社會形勢日趨復雜，幾位領導人在位時因年邁連續辭世，表明蘇聯黨和國家面臨著傳統政治經濟體制的嚴峻挑戰，改革已經勢在必行。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經濟體制改革難以推進的情況下，開始了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他闡述了“民主化”、“公開性”、“自由化”和“全人類價值”等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此后，戈爾巴喬夫又親自發起了歷史學領域的“消除歷史空白點”和“還歷史本來面目”等一系列活動。1986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上對當時歷史科學的狀況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在歷史教科書中存在著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因此，必須“重新編寫歷史教科書”。1987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全國宣傳工作負責人會議上再次強調，在蘇聯的“歷史和文學中都不應有被忘卻的名字和空白點”，提出“要重新審視蘇共和蘇聯歷史”。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擬重新編寫蘇共黨史時提出要求：為了“民主化”、“公開性”和改革的需要，在反映歷史上的“痛苦”和“災難”情況時，“應該表現充分的明確性和徹底性”。
    根據戈爾巴喬夫的指示，在部分激進派史學家的參與下，很快在國內形成了一股否定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歷史的浪潮。俄羅斯歷史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認為，當時“俄羅斯的史學危機，不僅僅是學術領域的問題，同時，它與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劇烈變化直接相關”。激進派史學家要求“徹底改造蘇聯史學和教科書”，力圖從根本上對蘇聯史學的性質、價值和成就進行否定。個別史學家、政論家和記者以突破禁區為名，抨擊現實，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各種奇談怪論層出不窮。這些人的代表性觀點是：蘇聯的極權社會主義阻礙了國家的發展，要想改變這一狀況，必須重新選擇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對蘇聯歷史的不同觀點導致了“史學危機”，使原來的教科書體系遭到嚴重質疑，人們的思想被搞亂，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在理論上開始被顛覆。一些否定蘇聯歷史、歪曲十月革命、丑化蘇聯領導人，夸大沙皇和教會作用的歷史著作紛紛出版。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充滿懷疑，以致喪失了必要的認同感，進而對現實和未來感到困惑和迷惘。有的學者充滿痛苦和無奈地感嘆道：“整個70年蘇聯歷史都逐漸被迅速蔓延開來的污點所覆蓋，許多歷史畫面簡直就是一幅幅諷刺性漫畫”。正是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當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降落時，大多數人都是麻木不仁，幾乎沒有人想要為維護祖國的利益和尊嚴而斗爭。
    蘇聯解體后的幾年里，俄羅斯經歷了痛苦的轉型期，對歷史的全盤否定，使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一度處于停滯狀態，各類教學機構使用的是反映不同政治觀點的臨時性教材。由于國家意識形態引領社會價值的功能出現了嚴重偏差，愛國主義傳統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踐踏。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寫道：“在上世紀90年代，反愛國主義簡直都已經成了葉利欽政權的招牌。時時刻刻都會有人把臟水往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者頭上潑，有的人使出渾身解數，為的就是要把這些概念徹底消滅，尤其是在年輕一代的眼里。當局努力用他們的靴底，去踐踏人民記憶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連偉大衛國戰爭勝利日也不放過。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彈，不過當然是畸形的反彈，那就是出現了民族主義的情緒和極端主義組織。”“史學危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使蘇共喪失了威望，蘇共甚至成為歷史的罪人，直接加劇了民族分離主義的活動，俄羅斯聯邦甚至面臨著再一次分裂的危險。
    在俄羅斯國家經濟衰退、政治混亂、民族矛盾加劇、安全受到挑戰的困難時期，民族愛國主義思潮興起。民族愛國主義的突出特征是愛國主義和民族復興主義的結合，其基本主張是反對全盤西化，反對踐踏俄羅斯歷史傳統和民族精神的改革方式，要求根據俄羅斯的傳統和特點走有別于西方的獨特的發展道路，希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恢復俄羅斯原來的大國地位。
    在這種形勢下，用以支撐各種思潮的歷史、哲學與文化為人們所關注，20－21世紀初相關的歷史文化著作大量出版，出現了一個歷史文化討論熱潮。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開始重視對俄羅斯歷史的研究。為了能夠“找到振奮人心的民族思想，加強俄羅斯民族的精神聯系，進而使遼闊的地理空間變成活的有機體”，許多歷史學家開始把目光轉向俄國社會深層結構的歷史，探索俄羅斯歷史的過程與規律。這一時期的歷史教科書主要是對基本史料的介紹，其中有些是新公開的史料，而較少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
    二、強國戰略與重新看待祖國歷史
    普京出任俄羅斯總統之后，在極為困難而復雜的國內和國際形勢下，提出了“富民強國”、振興俄羅斯的戰略目標。為了恢復俄羅斯的大國地位，除了要解決迫在眉睫的政治、經濟、安全、民族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還必須重構俄羅斯的思想體系，加強民族凝聚力。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俄羅斯歷史，重新探索俄羅斯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思想本源，尋找復興俄羅斯的精神力量，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直接導致了近10年的社會動蕩。以葉利欽等激進派所推行的改革，標榜所謂的“民主”和“自由”，給俄羅斯帶來的是政治動蕩、經濟萎縮和社會混亂。蘇聯在70多年內所積累的巨大財富，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和迅速的消耗。雷日科夫說：“8年過去，葉利欽身后留下了一個衰敗、虛弱、管理不善的國家。”俄羅斯國家所面臨的嚴重危機，喚醒了俄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民族傳統與文化精神，激發了俄羅斯人對集體主義、公平正義和強大國家的傳統情結。普京執政不久，面對極為復雜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詳細闡述了對俄羅斯社會的深刻認識，表達了他的政治觀點、經濟思想以及對俄羅斯未來的信心。普京指出：為實現國家的振興，必須調動傳統的民族精神，激發愛國主義熱情，必須進一步強化政府職能，重塑國家的權力形象。他通過分析當今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確定了俄羅斯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概括地闡述了自改革以來俄羅斯所出現的主要困難與問題，分析了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并從總體上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和辦法。他認為，“俄羅斯在政治和社會經濟動蕩、劇變和激進改革中已經筋疲力盡。只有幻想家或對國家和人民冷酷無情的政治力量才會呼吁再進行一次革命”。他強調指出，“90年代的經驗雄辯地證明，將外國課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我國，改革不付出太大代價，改革要真正順利進行是不可能的”。他說，每個國家必須尋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只有將市場經濟和民主的普遍原則與俄羅斯的現實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才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普京認為，俄羅斯社會團結的一個主要支撐點就是俄羅斯人自古以來所特有的傳統價值觀。在普京看來，當代具有現實意義的俄羅斯新思想主要表現在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作用和社會團結幾個方面。他特別強調指出：對于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愛國主義依然具有積極的基本含義。這是一種為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歷史和成就而自豪的情感，這是一種努力使自己的國家更美麗、更富足、更強大和更幸福的心愿，是人民英勇頑強和力量的源泉。喪失愛國主義精神，就喪失了民族自豪感和尊嚴，我們也就將失去能夠創造偉大成就的人民。在這里，普京嚴厲抨擊了那種否定祖國歷史、踐踏民族尊嚴的“歷史虛無主義”，強調尊重歷史，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對俄羅斯的復興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思想確定了新時期歷史教科書編纂的基本方向。
    普京認為，俄羅斯新思想作為一個合成體，它把全人類的普遍價值觀與俄羅斯經過時間考驗的傳統價值觀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因此，有學者認為，俄羅斯新思想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俄羅斯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思潮的挑戰和反正”。在這一基礎上，普京向全體俄羅斯人民發出號召：俄羅斯已經處在一個危急的時刻，俄羅斯正面臨著偉大的轉折，全體人民應該振奮精神，去完成俄羅斯復興的偉大使命。在普京任俄羅斯總統的8年中，他所制定的強國戰略構想逐步實施，盡管充滿了無數的困難與挫折，許多目標并未實現，但新俄羅斯在復興祖國的道路上已經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普京在執政8年里奠定了當代俄羅斯政治的基本框架，將實現其強國戰略構想的目標扎實推進。在政治領域，以立法與行政分權為原則改組了聯邦委員會，建立了總統代表制的聯邦區制度，開啟了聯邦主體的合并機制。加強法制建設，穩定車臣局勢，重拳打擊經濟寡頭，整頓新聞傳媒，改革行政體制，打擊三股勢力，嚴懲貪污腐敗，初步實現了國家治理的基本目標，建立和完善了符合俄羅斯歷史傳統與現實需要的新權威主義下的憲政民主政體。根據俄羅斯強國戰略政治走向的要求，新時期的歷史教科書也出現了相應的轉變。
    三、新時期歷史教科書的重要變化
    經過幾年的反思，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對整個俄羅斯歷史進行較為完整的考察之后，多數歷史學家還是主張科學、客觀地對待歷史。許多學者認為，90年代初的一些史學家對蘇聯歷史的全盤否定，對蘇聯領導人的極力丑化，對蘇聯時期成就的貶低，對舊俄時代的一切大加褒揚，這不是科學的、歷史主義的態度，而是對本國和本民族歷史的否定。對于蘇聯時期的評價，普京曾說過：“如果有人認為不能使用蘇聯時期的標志，那等于說我們的父母虛度了一生，活得毫無意義。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這種觀點。我國歷史上有過砸爛一切的時期，如果我們再這樣做，世人就會說我們是數典忘祖。”這種承認歷史，正視歷史，肯定前人通過艱苦勞動所創造的成就的客觀態度，已經成為當代多數歷史學家的共識。
    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史學，充滿了學者們的困惑和反思，人們對祖國歷史和現實進行研究、分析和總結時，也漸漸變得更加理性和客觀一些了。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重新看待祖國歷史。蘇聯解體以后，經濟社會出現了嚴重倒退，人們親身經歷了國家所遭受的巨大挫折，開始對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和葉利欽“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表示不滿，對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策略有了較清醒的認識。經過一個時期的思想混亂后，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開始比較冷靜地思考過去，并對鼓噪一時的否定蘇聯歷史、否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否定列寧、主張全盤西化的言論和做法表示反對。這種變化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為更多的人所接受，其趨勢是從普通百姓的簡單而樸素的懷念，發展到學者和政治家們從理論上的更為深刻的反思。還有一些學者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試圖更加理性地從總體上認識十月革命的性質，強調應把十月革命前后的重大歷史事件聯系起來，在偶然性中分析其歷史的必然性，從而對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做出新的判斷。
    第二，對列寧、斯大林的評價有所轉變。在十多年的貧困、焦慮和缺少安全感的生活中，廣大俄羅斯人民對曾經抱以極大希望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喪失了信心，強烈要求穩定社會、重建秩序，要求對列寧、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進行比較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評價。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可以斷言，沒有列寧，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沒有斯大林，也就不會出現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共產主義社會。”一些歷史政論性著作先后出版，對斯大林為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所作出的功績進行了客觀的論述和評價。弗拉基米爾•卡爾波夫的《大元帥斯大林》、羅伊•麥德維杰夫和若列斯•麥德維杰夫的《斯大林－－鮮為人知的剖面》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著作。即使是以往對政治和現實不甚關心的年輕一代，也贊揚斯大林時代蘇聯的強盛和光榮，認識到俄羅斯作為一個強國立足于世界的重要性。有學者指出：“今天俄羅斯年輕人對斯大林主義興趣的增長和試圖重新評價歷史，這反映出俄羅斯現實存在深刻的社會危機。在他們中間產生了希望國家強大、民族復興的強烈感情。對斯大林的向往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學者們認為，對斯大林的評價，首先要澄清某些重要的歷史事實，對強加給斯大林的罪名，要認真地根據歷史資料加以研究和甄別。在評價斯大林的歷史地位時，學者們更多地是從蘇聯社會的具體的歷史環境和當時所面臨的復雜的國際形勢來思考的。隨著對俄蘇歷史研究的深化，人們對俄羅斯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究竟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究竟適應什么樣的社會制度等等都有了新的認識。在這一基礎上，對俄國和蘇聯時期的歷史做出科學而客觀地闡述，對重要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評價，正在成為今天俄羅斯歷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當然，在人們對斯大林的評價力求客觀與理性的同時，仍然對他所犯的“大清洗”等錯誤持批判態度。
    正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工作開始出現了轉折。1998年Г．格拉西緬科主編了高校教材《俄羅斯史學史（十月革命以前）》。作者從世界歷史和歷史哲學的角度考察了俄國史學發展史。他指出，俄羅斯史學中的文明和社會形態觀點早在19世紀中葉就出現了，孔德和馬克思的著作是這種觀點產生的直接原因。后來，社會形態學說在普列漢諾夫、列寧和波克羅夫斯基的著作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歷史學家IO．波里亞科夫認為，“歷史首先是過去的日常生活史”。他在《歷史科學：人和問題》這一專著中對人在現代社會史中的位置和作用作了深入的分析與闡述，通過大眾的日常生活與文化、傳統與習俗、民族地域和心理特征等等，對俄國和蘇聯時期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問題進行了考察。
    在考察當代俄羅斯史學研究的進展時，我們特別注意到，俄羅斯學者在歷史研究取得較為可靠的成果，在獲得了公認的結論后，會很快將最新的成果充實到歷史教科書中，使大學生和廣大讀者對俄國歷史研究的進展有所了解，讓人們對被歪曲的史實有新的認識。例如，2000年，莫斯科高等學校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歷史學家B．A．費奧多羅夫撰寫的由俄羅斯聯邦教育部指定的高等學校教科書《俄國史（1861－1917）》，其中就吸收了俄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利用了豐富的檔案資料，深入淺出地對1861年農奴制改革到1917年二月革命的歷史進行了闡述。作者認為，在這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俄國的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都發生了重大變化：資產階級的改革，資本主義、工業壟斷、貿易和銀行業的確立和發展，人口中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這一切表明，這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在第三章中，作者以“改革后的俄國社會－經濟發展”為題，對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的俄國農村公社以及農村的社會分層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這些成果史論結合，頗具新意，讓學生和讀者對俄國歷史過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認識，改變了以往教科書中對歷史所進行的空泛描述和形而上學的解釋。
    為了加強對歷史檔案資料研究的理論性指導，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教授И.達尼列夫斯基等于1998年編輯出版了高校教材《史料學：理論、歷史和方法－－俄羅斯史料》。這部教材對史料學理論、俄羅斯史料學的發展歷史以及史料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等作了全面的闡述。作者并沒有局限于一種觀點，即認為史料的功能僅僅是為了獲取信息、為史學研究服務，而是從文化史的角度，借鑒了西方史料學的觀點，把歷史資料的收集與整理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在考察歷史資料產生與認知的復雜過程的同時，分析史料與研究者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而證明史料既是人類文化的產物，又是一種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文化積淀。
    目前，由于“俄羅斯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對俄國歷史和文化問題的研究”，人們漸漸地認識到“俄羅斯社會現存的所有問題都與俄國的歷史具有密切的關系”。因此，當代俄羅斯史學通過對歷史與現實關系的深刻解讀，通過對深層歷史的規律性探索，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新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或其他著作中，許多學者既思想解放，又認真鉆研，通過使用新的材料，采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觀點，力求在學術上有所突破和創新。
    四、從幾部新編歷史教科書看當代俄羅斯政治走向
    近幾年，俄羅斯教育部門根據不同類型學校的需求，編輯出版了幾種本國歷史的教科書，明顯反映了國家對教科書政治傾向的基本要求，體現了強國戰略的目標和宗旨。2007年，俄羅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學協會批準出版了亞•維•菲利波夫的歷史教學參考書《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學術界認為這是蘇聯解體后第一部較為客觀公正地反映和評價蘇聯歷史和人物的重要著作。2003年，普京就對該書的編纂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過去史學家過于強調歷史污點，造成書刊和教材中出現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須剔除這些糟粕、去偽存真。”此后，普京在會見該書的部分作者時進一步指出：“由于過去人文科學和歷史教育領域的混亂，造成俄羅斯國內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版本混亂，不能客觀反映國家現代歷史事件，許多有外國背景的教科書充斥著詆毀俄羅斯的內容。因此，必須對出版的教科書承擔責任。國家要制定統一的教學標準，鼓勵編寫和出版新的歷史教材。絕對不容許丑化、歪曲我們民族的歷史。”《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的特點是：（1）沒有割斷歷史，強調俄羅斯歷史從沙俄到蘇聯再到當今的俄羅斯聯邦的連續性，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祖國的自豪感；（2）注重歷史資料，歷史結論均從史料出發。《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具有權威性，又受到普京的關注，因此就具有了一定的官方色彩。
    《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對蘇聯70年的歷史總體上持肯定態度：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這個由于戰爭而瀕臨消亡邊緣的國家能夠飛速恢復國民經濟并在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大規模建設和許多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就”，因此，盡管“蘇聯體制確實存在弊端，但斷言蘇聯體制完全失敗的觀點則是幼稚的”。該書從國民經濟恢復、戰后科技發展、民族政策等方面，對斯大林給予了較為客觀的評價，一方面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同時，也指出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時期的問題。該書作者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應對蘇聯解體承擔主要責任。戈爾巴喬夫倡導“民主化、公開性”所造成的思想混亂、經濟改革的失敗、葉利欽的《俄羅斯國家主權宣言》、解決民族問題的失誤、多黨制原則導致的蘇共應該喪失領導權等因素是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該書出版后在俄羅斯國內及國外引起較大反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政府和教育科研部門對祖國歷史的基本看法。
    2010年，莫斯科出版了A.Б．別茲博羅多夫主編的《俄羅斯當代史（1985－2009）》。《俄羅斯當代史》總結了蘇聯時期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葉利欽時代的政治經濟改革做出總體評價，對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崛起寄予了很高期望。書中寫道：“1917年爆發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成為俄國發展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取得了勝利，確定了歷史發展的方向，俄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該書在分析蘇聯經濟體制的弊端時作了這樣的表述：“在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和社會領域中的消極現象開始增多。當時世界經濟廣泛引進信息技術，已經采用生產效率、利潤等指標而非產品的絕對數量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同西方對峙迫使蘇聯耗費巨額資金的維系軍工綜合體的發展、開發太空以及其他大型項目，來保證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這成為蘇聯經濟的沉重負擔。”在歷史教科書中對以往失誤的深入分析，使得人們能夠以史為鑒，明確俄羅斯發展的重點及目標。
    當然，在出版和言論自由的俄羅斯社會，官方對教科書的審定工作一般是原則性的，而非具體的，因而形成了各類教科書的不同政治觀點和價值取向。2010年，莫斯科出版了由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安德烈•薩哈羅夫主編的《俄羅斯現代史》，該書對19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俄羅斯歷史進行了概括的闡述。作者一方面認為“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是俄國歷史上最大的民族文化災難”，同時也承認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臨時政府決策緩慢，導致民眾的抗議活動迅速高漲，人民希望通過簡單的方法解決困擾已久的生活問題。布爾什維克對迫近的革命浪潮做出準確反應，運用適當的政治綱領武裝群眾，而反布爾什維克的力量無論從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嚴重脫離了社會”。
    總之，盡管當代俄羅斯歷史教科書對俄蘇歷史的評價還存在較大差異，但是為“強國戰略”提供理論支持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人們對蘇聯歷史的肯定性評價也并非是要回到蘇聯時代，而是“在急劇改革時期和在國家廣泛融入世界文化進程之后，讓人們意識到俄羅斯歷史的繼承性，蘇聯的歷史是俄羅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尊重自己祖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感情，這是對歷史、對自己的‘可愛祖國’的愛護態度”。這一思想表現了當代史學家對祖國和民族命運的執著關懷，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普京時代是一個正在進行著的時代，他的強國戰略思想、務實的治國理念，還將在今后長時期成為國家的政治綱領。為了實現這一綱領，俄羅斯仍然需要強權政治，需要強化國家作用，在賦予了人民自由和民主的同時，更加需要法律的建構和制度的完善。亞•維•菲利波夫在《俄羅斯現代史》一書的結尾中寫道：“俄羅斯所有成功的統治者的突出之處就是能認清自己國家的特點。俄羅斯的兩個主要特點是：嚴酷的氣候和彼此很難相連的巨大地域，因此國家就要負擔起其應有的作用。國家的作用在所有發達國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俄羅斯的情況下是極端必要的。俄羅斯國家過去需要，現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集中力量走強國之路，全面實施現代化戰略，重塑大國形象，構成了當代俄羅斯的基本政治走向，這不僅是今后俄羅斯歷史學家研究的重點，同時也是歷史教科書編纂的基本出發點。
    為了實施強國戰略，必須保證周邊地區的安全，建立良好的國際環境。與此相適應，歷史教科書中對重大歷史問題的闡述也就具有了極強的政治意義。2010年，中俄兩國領導人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65周年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出：“中俄堅決譴責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美化納粹和軍國主義及其幫兇、給解放者抹黑的圖謀。《聯合國憲章》和其他國際文件已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出定論，不容篡改，否則將挑起各國和民族之間的敵對情緒。”這表明，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在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都高度重視歷史，要求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面對歷史，任何對歷史的篡改和歪曲，都可能破壞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進而影響兩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當代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的變化，必然涉及對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和評價，與俄羅斯的政治走向密切相關，值得我們注意并進行跟蹤研究。俄羅斯為實現“富民強國”的現代化戰略目標，必須對本國歷史傳統、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進行深刻思考，建立符合國情需要的“特殊的道德標準”和“能夠把整個民族聯系在一起的統一目標”。無疑，新時期歷史教科書的編纂，對于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正在發揮著重要的歷史借鑒和理論支撐的作用。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8期，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