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福音派助推美國全球擴張

    



    ［摘要］基督教福音派作為持續存在的社會政治力量，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美國的全球擴張。福音派海外傳教搭建了跨文化聯系，培育了全球共同體意識，促進了人權觀念的傳播，實施人道主義救助，加強了美國與世界的聯系，擴大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福音派關注人權、宗教自由、國際等議題，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基督教福音派重新崛起以來，不斷對美國外交提出批評和建議，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福音派的政治傾向及其對美國外交的影響，成為美國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美國對外關系委會員曾就此專門召開研討會，該智庫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羅賽爾?米德指出：“主流新教衰落留下的真空正被福音派所填補”，并認為“福音派可能比自由派更關注美國例外論，他們可能比現實主義者更關注美國外交的道德性”。本文認為，作為一種持續存在的社會政治力量，福音派對美國外交的影響一直存在，最早可追溯到美國早期的海外傳教活動。福音派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外交政策領域，而且體現在外交活動當中。本文將以福音派社會政治運動為主要線索，從政治理念、社會實踐、政策建議等方面入手，系統探討福音派與美國外交之間的關系，以期從整體上把握福音派在美國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福音派”一詞，源自希臘文euayyelov，原意是“好消息”，并無派別之意。整體看來，福音派重視《圣經》的權威性，恪守傳統教義，喜歡定位為“強調教義的宗派”。美國宗教政治學者蒂莫西?沙(Tim Shah）認為：正統基督教“要求相信圣經享有超越其他權威的權威，如理性，宗教傳統等；個人內心接受福音信息，即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人贖了原罪，因而為信徒贏得了永遠的拯救；所有信眾包括牧師和平信徒，應當與他人分享獲得拯救的好消息。”福音派2008年發表的《福音宣言》認為人道主義關切同樣重要，號召信徒“通過以主的名義滿足他人的需求來侍奉基督”。
    福音派信徒數量的增多是近年來美國社會文化的重大變化。福音派的重要組織南方浸禮公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擁有會員1600萬，神的教會在基督（Church of God in Christ）擁有會員550萬，路德會（Missouri Synod）擁有會員250萬。據估計，約有8000萬民眾屬福音派，占選民總數的26％。
    信徒數量的增長為福音派擴大政治影響提供了基礎，同時，美國精英階層對福音派的熱烈追捧，也為福音派拓展政治空間提供了機會。米切爾?林德賽在《權力殿堂中的信仰》一書中指出，福音派政治影響力的上升與越來越多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公開聲稱自己是正統基督徒有關。還有就是媒體對福音派參政鋪天蓋地的報道。美國媒體大多持世俗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福音派影響的上升引來了媒體的報道，這有助于福音派擴大影響。再次，新教主流派（Mainlinc Protestant）的衰落造成美國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真空，這為福音派提供了機會。60年代新教主流派約占信徒總數的25％，到2003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5％。過去美國新教主流派聯合會（Mainline Protestant Churches）全美教會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美國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現在福音派組織如全國福音派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關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家庭研究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擁有更大的影響。最后，福音派領袖政治策略日趨成熟，尤其是與其他致力于相同目標的組織結盟，導致其影響力日趨擴大，另外福音派草根動員的方式也為其擴大影響提供了機會。
    福音派的神學觀念是保守的，它重視正統的信仰和實踐，強調個體與上帝、個體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天主教強調共同的善和共同體的責任，與之相比，福音派是個體主義的傳統，強調個體的信仰與行為，重視個體的精神修煉。福音派的保守主義不僅來源于圣經和正統信仰，也來自于其方法論，即強調個體甚于集體，精神甚于世俗。與其神學觀相聯系，福音派的社會政治理念同樣也是保守的，它強調秩序、道德和個體責任。在福音派看來，公正來自于人們負責任地行使自由權利。自由主義強調運用公共政策和結構改革來推進社會公正，而福音派認為，個體的改變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最佳途徑。福音派相信，好人造就好社會，正統福音派信徒面臨的挑戰是保證人類與造物主保持正確的關系。人的罪常見于個體和社會生活之中，尤其當權力和財富卷入其中時，因此強調個體行動甚于政府行為，對政府發起的改革運動往往持懷疑態度。
    福音派因宗教信念而相互聯結，但并不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福音主義只是一種宗教趨勢，信徒的宗教實踐和社會政治傾向呈現多樣化特征。與羅馬天主教不同，福音派缺乏完整的社會行動綱領。福音派相信個體行動比政府公共政策更有效。70年代末“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和80年代“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興起，原因之一就是一些人認為，政府手伸得太長，政府的公共政策破壞了美國的傳統價值觀。
    福音派政治理念的獨特之處在于重視個體的精神修煉，認為這是建立公正社會的基礎。蒂莫西?沙認為，西方傳統思想是“治人先治國”，國家的核心使命是使個體向善。福音派與之相反，采取的是“治人以治國”的策略。這一思想是對西方傳統的否定。在福音派看來，有道德的人使公正成為可能，而培養個人道德的途徑是個體皈依上帝。
    在實踐中，福音派不斷擴展社會政治議題，并提出了廣泛的政治倫理標準。早在40年代，福音派神學家卡爾?亨利就號召人們關注社會政治行動，認為這是基督信仰一部分。其后，他利用作為《今日基督教》主編的便利，推動福音派參與政治。1987年，全國福音派協會提出了《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倡議，對美國國家安全，國際人權與和平發表看法。2001年，該委員會提出《為了國家的健康－－福音派關于公民職責的呼吁》，試圖推動人們從圣經的角度關注公共事務，并確定了參與政治的七大領域：宗教自由、生命尊嚴、生命神圣、同情貧困者、人權保護、國際和平和環境保護。
    福音派雖關注政治并態度鮮明，但并不具有完整的政治行動方案。在近幾年的大選中，福音派大多與共和黨結盟，原因不是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與共和黨一致，而是希望借助共和黨的力量實現自身的道德訴求。福音派認為，信仰與政治、教會與國家保持過于密切的關系，可能會損害教徒信仰的純真性。因此每當一些成員呼吁擴展政治議題時，另一些成員就會警告與政黨結盟的危險性。“福音派的靈魂不是用來出賣的”，因為福音派信仰要求“比政黨意識形態，經濟體制和國籍更高的信仰。”“我們福音派認為，參與政治是我們的職責，但是我們同樣的職責是從不完全贊同任何政黨、政黨意識形態、經濟制度和國籍。”
    福音派把個人道德作為社會政治的基礎，雖然社會政治變遷對改善人的生存狀況是必要的，但只有當必要的精神和道德前提得以完善之后，才能實現社會的長久發展。福音派強調個人信仰，提倡負責任地行使自由權利。福音派一直強調宗教自由，尤其是創建和選擇教會的自由，對集權性的組織和制度持懷疑態度。在對政府作用的看法上，福音派傾向于有限政府，強調個人行為甚于公共倡議。福音派關注的議題主要是全球貧困、氣候變化、宗教迫害、人權侵犯，而對其他議題較少涉及。而且福音派倡導以小規模個人行動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例如，即便他們相信減少碳排放可以保護環境，他們也不可能支持大規模的跨國倡議。相反地，他們更愿意支持在家庭和工作中節約能源。

                                      二

    海外傳教是基督教信徒的重要使命。美國新教的海外傳教活動始于19世紀初，當時新教主流派的公理會（Congregational）、衛理公會（Mcthodist）、圣公會（Episcopalian）開始向海外派遣傳教士，并聯合組建了美國對外傳教委員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指導和管理傳教活動。19世紀末共有5000名傳教士出國傳教，1915年增加到10000名。“一戰后新教主流派關注點轉向社會公正，海外傳教陷于停滯，而福音派的活動有了長足的發展，到40年代規模超過新教主流派，二戰后發展更為迅猛。1958年，主流派有海外傳教士7901名，而福音派則是其兩倍之多（13468名）。從70年代開始，主流派海外傳教銳減，福音派成為傳教的主力軍，1950年至1990年，福音派傳教機構擴展了3倍之多（從178個發展至575個）。南方浸禮會的發展最為引人注目，1969年有2564人，2001年達到5437人。到2001年，美國全職傳教士共有44000人，其中大多屬于福音派。
    有關傳教的社會政治影響，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傳教是精神活動，主要目的是與化外之民分享基督福音。海外傳教除了傳教和舉辦教育外，對當地社會沒有什么影響。另一觀點認為，傳教活動是文化帝國主義的體現，美國傳教士扮演了文化轉型代理人的角色，不論傳教士懷有何種美好的愿望，“傳教可歸納為西方滲透和控制的工具”。第三種觀點則認為，傳教士不僅是文化轉型的鼓吹者，而且是文化轉型的代理人。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認為，傳教士雖然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但他們確實促進了當地社會文化的轉型，傳教活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除個別場合外，海外傳教士并不承擔美國政府的外交職責，但他們的活動還是間接促進了美國的全球擴展，主要體現在：首先，在知識方面為美國外交提供幫助。福音派要求傳教士學習當地語言、風俗習慣和文化傳統，傳教士往往是對海外情況最為了解的群體，他們的知識背景常常能為美國政府提供專業性的咨詢。學者米德曾經提到，麥克阿瑟重建日本的方案主要來自于傳教士的想法。二戰后美國向全球的擴展得益于美國傳教士的海外經歷。許多傳教士子女跟隨父母在國外生活，對海外情況非常熟悉。當美國勢力逐漸向外擴展時，越來越多擁有海外尤其是非西方地區傳教背景的人出任外交官。據估計，二戰后約有一半的外交專家擁有傳教士家庭的背景。
    其次，傳教活動幫助搭建了跨文化的聯系，培育了全球公民社會的理念。傳教士一般認同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但海外經歷也使他們逐漸產生了世界共同體的意識。對于信徒來說，教會是上帝身體的一部分，所有的信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對于傳教士來說，社會是上帝創造物的一部分，因而也是世界共同體的一部分。世界共同體的觀念最早是由基督教思想家但丁提出的，近代以來逐漸產生了全球公民社會的理念。米德認為，這一理念的形成應歸功于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落后國家應當而且可以發展為西方式工業民主的觀念形成于傳教士中，……西方國家通過經濟和其他方式幫助貧窮國家發展的觀念同樣來自于傳教士群體。當前大多數國際救災組織如紅十字會，都肇始于傳教組織或具有傳教背景的組織。”
    再次，傳教運動推動了人權觀念的傳播。基督教宣揚人的至高無上價值，在傳教士看來，人的尊嚴不是法律原則和政治意識形態。人有著與生俱來的尊嚴，傳教就是與所有人分享得救的好消息。傳教士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倡導人道主義救助，譴責奴役、虐待等非人道行為。舉辦教育是傳教士致力于提升人的尊嚴的重要途徑。20世紀以來，英美傳教士在海外共開辦了94所大學，29458所中小學。費正清認為海外傳教影響最大的領域是教育。據他估計，到1935年，美國傳教士在中國一共建立了313所教會大學，共有學生5800名，255所中學，共有4.4萬名學生。倡導宗教自由是福音派促進人權的另一途徑。基督教新教由于缺乏解決教義爭端的機制，因此支持表達自身理解宗教的自由，這種自由表現為美國學者阿爾弗雷德?斯迪潘所說的“宗教獨立于政府，政府獨立于宗教”的“雙重寬容”。新教一直強調自由是真實信仰的基礎，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是自由的保障。這一觀念促進了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傳播。
    最后，傳教士還通過發起人道主義救助推動美國全球擴張。人道主義救助活動的發展是現代基督教傳教運動的重大成果。19世紀和20世紀宗教組織舉辦的醫療、救助和發展項目規模不大。二戰后隨著宗教非政府組織如撒馬利亞人的錢袋（Samaritan·s Purse）、世界救助會（World Relief）、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的建立，人道主義救助活動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至今大約有60個福音派組織是福音救助與發展聯合會（AERDO）的成員。隨著美國政府對外援助越來越多地依靠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的重要性愈加突出。
    宗教非政府組織的救助活動大多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直接需求。例如2004年印度洋發生海嘯，導致23萬死亡或失蹤，數十萬人流離失所。基督教慈善機構反應迅速，不僅提供了數億美元的善款，還幫助安置災民。據估計，美國私人捐款超過16億美元，遠遠超過美國國會的援助撥款。福音派的人道主義援助是私人捐助的重要來源。為戰爭難民提供食物和住處是福音派人道主義救助的另一重要任務。美國政府一直依靠宗教組織推進人道主義目標，包括救助難民。聯合國難民救濟署在救助難民事務方面的作用最為突出，但當諸如蘇丹內戰之類的國內戰爭爆發時，最先做出反應的往往是宗教組織。
    二戰后宗教組織與美國政府合作，一直扮演著重要的人道主義救援者的角色。美國憲法有關政教關系的規定，禁止政府資助由教會和宗教組織舉辦的社會經濟項目，但在現實中很少限制聯邦政府資助宗教非政府組織。宗教非政府組織不僅協助政府提供人道主義服務，而且還幫助建立了“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過去幾十年間，美國政府與宗教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有了很大的發展。冷戰時期，美國官方對外援助計劃大多采取政府間貸款或贈予的方式。冷戰之后，美國國際發展署強調用援助家庭小規模經常性項目的方式來減少貧困，而且越來越多地依靠宗教非政府組織和當地民間組織來推進人道主義目標。宗教非政府組織的資金來源情況證明了這一點。

                        宗教非政府組織2006年預算
組織名稱           2006年預算（百萬美元）  美國政府資助（所占百分比） 
基督復臨會發展與救濟局      94.4                 45.2                 
天主教救濟服務團            558.4                36.5         
基督教世界救濟委員會        26.1                31.7
教會世界服務團              77.2                33.0
同情國際                    258.0               0.0
糧食救助會                  73.1                46.4
路德教世界救濟會            34.6                9.9
國際機遇                    45.7                5.6
撒瑪利亞人的錢袋            281.5               0.0
世界救濟會                  54.7                45.8
世界宣明會                  957.0               23.0

                                      三

    福音派影響美國外交最為引人注目的活動是外交政策建議。福音派建議的內容大多與其道德價值觀有關，如保護生命、重視家庭、保護兒童、宗教自由與國際和平等。冷戰時期福音派認為共產主義是無神論，與基督教信仰相背離，因而大多持反對立場，但現實中很少提出政策建議。70年代末，福音派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這一情況發生了轉變。1986年，全國福音派協會發表《和平、自由和安全的研究》的建議，這是福音派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開端。福音派此舉與新教主流派尤其是天主教積極關注核武器問題有關。1983年，天主教教士聯盟（U．S．Conference of Cathlic Bishops）發表了有關核威脅的《和平的威脅》牧函，此信函被認為是對當時復雜外交政策問題的權威性道德分析。全國福音派協會提出建議的目的在于，鼓勵福音派信徒“對有關我國安全問題的辯論做出獨特的、必要的貢獻”，并“推動建立自由社會安全，不以戰爭解決沖突的世界。”約瑟夫?奈認為，此建議“令人印象深刻”。與其他呼吁和平與軍備控制的建議相比，此建議關注人權、全球秩序和國際安全等議題。此建議只是為福音派的立場和行為提供了原則性指導，對政治行動的實際影響有限。
    真正引起福音派關注的事件是所謂的蘇聯宗教迫害問題。80年代末，隨著福音派對蘇聯境內東正教徒關注程度的提高，他們開始呼吁美國政府采取行動，要求蘇聯政府同意東正教徒移民國外。從90年代中期到2005年，福音派關注全球性問題，并在一些領域推動了政策的轉變。這些問題包括宗教自由、蘇丹和平進程、減免低收入國家債務、醫療援助尤其是非洲艾滋病防治。這些倡議獲得成功離不開與其他組織包括猶太教和世俗組織的合作。草根動員是福音派獲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天主教由于其宗教傳統和等級制組織結構的特點，經常就某一問題發表權威性的指導意見。福音派沒有公認的道德傳統和組織機構指導信徒的思想和行為，但福音派擁有主流派和天主教所缺少的獨特資源，即草根運動所具有的參與精神。90年代初，世界福音派兄弟會（ 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關注宗教迫害問題，它指定一天為“國際為受迫害教會祈禱日”，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在它鼎盛的90年代末，福音派領袖如詹姆斯?杜布森、帕特?羅伯森、查爾斯?科森、葛培理（Franklin Graham）等人采取發送教會信函、電視節目和廣播等形式，動員了數百萬信徒參與到運動之中。為了論證福音派影響外交政策的有效性，下文將分析福音派在國際宗教自由、蘇丹和平進程兩個重要議題上的作用。
    國際宗教自由是福音派關注的重要議題。80年代，福音派在全國福音派協會的推動下開始游說美國政府向東正教和其他受歧視的宗教人士提供庇護，敦促蘇聯政府允許東正教徒移居國外。不久，蘇聯政府允許教徒離境，一部分移民進入美國。福音派在幫助安置移民上做了大量工作。然而，除此之外，福音派對其他宗教迫害事件并不是特別關注，新教主流派同樣也是如此。他們關注的議題是全球不平等、武器控制和種族歧視。直到90年代中期美國宗教自由辦公室負責人、猶太律師米切爾?豪爾維茲提出關注蘇聯東正教徒的命運時，福音派這才開始關注國際宗教迫害問題。1996年，豪爾維茲和尼娜?希亞（Nina Shea）召開會議號召關注國外受迫害的基督徒。其后全國福音派協會強調宗教迫害問題，要求美國政府關注。著名的宗教學者保羅?馬歇爾發表《他們在流血》－文，推動了福音派參與宗教自由的立法過程。
    1997年，由眾議員弗蘭克?沃爾夫和參議員艾倫?斯拜各特提出的宗教迫害議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這一議案附加了經濟制裁的條款，因而遭到了工商集團的反對。參議員鄧?尼克爾和約瑟夫?里普曼（提出了一份較為溫和的議案，眾議員沃爾夫表示同意并于次日通過表決。克林頓最終予以簽署。法案通過之后，宗教群體和宗教非政府組織繼續監督法案的執行。他們廣泛傳播宗教迫害的消息，游說決策者執行法案。傳教士和宗教非政府組織對國外的情況最為了解，是駐外使領館收集宗教情況的主要來源。
    蘇丹和平進程是引起福音派關注的另一重要議題。蘇丹國內長期存在著部族和宗教沖突，1983年，蘇丹總統尼邁里在全國實行伊斯蘭法，引起南方人的強烈抗議，南北之間爆發沖突。世界救援組織向南部提供人道主義救助，蘇丹政府予以阻止，并對南部政權進行鎮壓，200萬人死于非命。福音派認為，這場戰爭是蘇丹政府迫害不皈依伊斯蘭教的基督徒，監獄團契（Prison Fellowship）、撒馬利亞人的錢袋、關注家庭（Forcus on the Family）的領導人呼吁關注蘇丹宗教迫害問題，福音派信徒發起了大規模的運動，要求政府做出反應。由大約200個教會組成的中部教會聯盟（Midland Ministerial Alliance）披露了大量有關蘇丹南部宗教迫害的情況，對這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隨著消息的進一步傳播，福音派、人權組織組成了松散的聯盟，游說國會和總統采取行動。布什總統任命前參議員丹佛為特使出訪蘇丹，2002年10月，國會通過《蘇丹和平法案》，對蘇丹政府施加壓力。此法案決定向南部地區提供經濟援助，要求南北進行談判，并授權總統如果南北雙方不進行和談，將凍結其石油收入。003在外部壓力下，2004年，南北雙方簽署《全面和平協定》，規定南北雙方停火，分享石油收入，建立聯合政府。南北雙方還同意于2007年進行人口調查，2009年大選，2011年舉行公投決定南部是否獨立。聯合國為協助蘇丹實現和平派出了由10000名士兵組成的維和部隊進駐蘇丹。

                                    四
    
    基督教福音派對美國全球擴張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海外傳教活動搭建了跨文化的聯系，培育了全球共同體意識，傳播了人權觀念，為美國的全球擴張奠定了文化基礎。福音派實施人道主義救助，加強了美國與世界的交流與聯系，擴大了美國的全球影響。福音派的全球參與和美國的全球擴張相伴而行。
    福音派沒有完整的社會政治理論，但這并不妨礙其發揮影響力。福音派強調個人精神和道德提升作為實現社會公正的策略，幫助美國傳播了人權觀念。福音派在推進人道主義關懷時，一直強調精神甚于物質，正如葛培理所指出的，“撒馬利亞基金會主要不是一個救濟和發展組織，相反地它是帶有援助和發展性質的傳教組織。”福音派對政府在社會治理上的作用持懷疑態度，但在人權、宗教自由和國際安全等公共領域與政府展開合作。福音派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有限，但如果堅持其傳統原則，仍然會在美國外交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2期，摘自2011年3月《國際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