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11
作者/來源:新加坡文獻館
北京中評社5月11日轉載了一篇有關從新加坡大選看新加坡民主進程的論述。文章的分析是構建在一些對新加坡歷史與制度的解讀,綜述而得出的一個結論:新加坡大選表明…亞洲正在發展出另外一個優質民主政治制度。
這篇論文表達了在新加坡的外來學者對新加坡政治演化的一些寶貴觀點。但是,這種政治觀點和對自己國家歷史和制度變遷過程,另有體會的新加坡人是相當的不同,因此,新加坡人對新加坡是否是優質民主政治有著自己的看法。
首先,文章沒有界定優質民主政治是什么,不過,根據一位中國學者張維為的說法:優質民主是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的結合;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內容。
就新加坡經驗而言,新加坡的程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規范了新加坡的實質民主。比如,李光耀政權通過改變新加坡原有的一人一票單選區制度,來影響選舉結果;確保執政黨的一黨獨大地位。還有,新加坡歷史上有不少秋后算帳的政治事件,反對黨候選人的悲慘下場,既質疑了人民參選的可行性,更否定了政治的開放性。
換言之,新加坡有的只是表面上的程序民主,沒有的則是實質民主。簡單的來說,新加坡只是一個虛有其表的非典民主。
其二,“但這次新加坡選舉表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僅越來越民主化…無論人們如何評論這次選舉,從實踐層面看,新加坡已經為優質民主打造好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制度構架。”
這一回的選舉之所以會如此不同凡響,完全是因為,一來反對黨自1988年集選區實行以來最具規模的參選,二來反對黨推出比執政黨更為優秀的候選人。三來民心思變所帶來的選舉結果。
事實上,執政黨的游戲規則是變本加厲,除了一如既往的臨時改變選區,增加按柜金等,還新添了冷靜日來消化反對黨激起的競選熱情。明顯的,2011大選是在舊體系下進行,那么,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又為何會變得越來越民主化?
重要的認知是:反對黨的勝利是來自反對黨本身的努力,并非拜制度改善的結果。因此,如果把人民的勝利,說成是因為選舉制度越來越民主化的結果,那是倒果為因,具有嚴重的誤導性。
李顯龍在大選后表示,有必要對現有政策進行調整,而新加坡是否能夠走向優質民主,則取決于新加坡能否恢復原有的一人一票單選區制度。
其三,“新加坡不一樣,在很大的時間里,民主的重點在于產生一個有效和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政府,而政府的重點在于做蛋糕,并把蛋糕做大。這就是學界所說的發展型政府。政府通過發展(做蛋糕,把蛋糕做大),讓人民分享蛋糕,而獲取人民的信任。”
用非典民主程序取得的政權是合法性政府的說法有待商榷;如果說,只有正當的手段才能取得合法的結果,那么,不正當的手段如何會有合法的結果?
另外,如果新加坡政府是一個有效的政府,李顯龍又何必向新加坡人民為政府的犯錯而道歉?還有,如果政府確實是讓人民分享蛋糕,新加坡應該也不會有人心思變的這么一回事,是吧?
其四,“理性的政治人物和理性的選民之間的理性互動是優質民主文化的體現。”
如果說,理性互動是優質民主文化的體現,那么,執政黨的非理性互動不就質疑了新加坡有優質民主文化的觀點?
民主黨的陳如斯提出了一個相當有遠見的新加坡經濟轉型報告,然而,執政黨卻是以否定的態度來面對經濟政策的挑戰;李光耀刁難陳如斯的資格,學法律的司法部長說這些意見是荒誕的,另一些對經濟有認識的部長則扭曲了報告書的原有觀點。事實上,陳如斯的經濟資歷不容置疑;一位曾在3位英國首相麾下任職,負責英國新舊經濟體接軌的公務員首長亦認同這一份報告。
其五,“新加坡確立了這樣一個有效的政治秩序,并且能夠和民主政治一并發展。這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同。…在另一些國家,有建立在專制之上的政治秩序,也有發展,但沒有民主…。”
從這一個層面來看,真實的新加坡應該是屬于專制的有秩序,有發展,但沒有民主的類型國家。這一個說法不具爭議性。
1980年代末,學者在嘗試解釋亞洲經濟奇跡時,提出了好些理論來辯證非民主政體不影響經濟發展,比如,亞洲價值觀有利經濟發展說。新加坡熱烈的倡議亞洲價值觀,為的就是要把人民行動黨的專制政體合理化。
其六,“新加坡的優質民主在于其圍繞著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創新。…新加坡這個國家本來就是在嚴重的種族沖突中誕生的。建國之后,政治領袖設計了諸多制度來防止這種沖突。集選區就是其中之一。…為了培養種族和諧,新加坡政府規定各種族混合居住和互動,主要體現在政府的住房政策上。…而集選區就有效地保障了少數族群在政府和政治過程中的代表性,從而防止了族群沖突,促進了種族和諧。”
新加坡過去的150多年來,鮮有種族沖突的事情發生。1960年代的兩宗種族沖突主要是無良政客挑釁的結果,史冊上有足夠的資料可以知道個中詳情;李光耀身為總理是這些事故的主角。
集選區是為了防止種族沖突是一種新說法,但是,即便是人民行動黨也不敢使用這種無憑無據的借口。到了今時今日已經很少有人會質疑集選區是為了提高參選門檻,來刁難弱勢的反對黨。
這回的大選結果在根本上摧毀了官方論說:集選區是為了保護少數民族的聲音,因為執政黨的一名少數民族候選人在單選區獲勝,另外,由四名少數民族部長領軍的集選區也成功擊潰挑戰。
種族混合居住政策,并非為了培養種族和諧與互動。政府把原有的馬來鄉村瓦解,并把這群人口分散到全島各地;政治上,也就是把馬來選票分散,避免馬來選票沖擊人民行動黨的選舉勝算。
明顯的,如果集選區確實是為了馬來同胞的政治利益,那么,馬來選票是應該集中起來,讓馬來人挑選出代表自己的國會議員,而不是通過集選區里的華人選票越俎代庖,去選出馬來國會議員。
事實上,馬來人反對政府摧毀馬來甘榜,因為那是馬來人的生話文化;摧毀甘榜就是摧殘了他們的傳統習俗。另外,馬來人也反對種族混合居住政策,因為不公平的約束了馬來人在居住上的選擇自由。
這一個政策的背景是什么呢?回顧歷史,李光耀對馬來政治向來是有所顧慮的;早年的生存主義就是立論在新加坡是被一個回教徒包圍的國家。當年,新加坡武裝部隊也不征召馬來人入伍。歸根結底,李光耀是擔憂鄰國對新加坡馬來人有所影響,不利人民行動黨的政權。
由此可見,要了解李光耀的政治游戲規則是不能單靠人民行動黨,又或者,官方的那些漂亮說辭。
其七,“只有少數人投票,那么民主就變得毫無意義。…公民精神是民主政治賴以生存的文化條件。但公民精神并不是與生俱來,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需要從政治實踐中培養出來的。在過去的數十年里,新加坡的強制性投票制度就起到了這個關鍵作用。”
從這一個角度來看,人民行動黨似乎是違反了這些優質民主政治的元素。2006年的大選,集選區剝奪了45%選民的投票機會。這種非民主情況下,強制性投票制度不就是等同虛設,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嗎?
公民精神是來自人民可以在沒有被政府報復的顧慮情況下,自由參與種種的政治活動,不僅僅是投票而已,亦包括討論國家政策,挑戰有違憲法的政府行為等等。換言之,人民和政府一樣都必須是參與國家大事的積極角色。
李光耀說新加坡因為沒有社會凝聚力,所以還不是一個真正國家,誠然,一個沒有公民意識的社會。又如何會有風雨同舟,共創未來的精神?
那么,何以李光耀會如此的失敗呢?明顯的,這是因為在50多年的建國政治過程中,人民始終沒有機會扮演什么重要的國民角色,除了每5年一次的可有可無投票時機。這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關系。
其八,“在新加坡,選舉不能涉及到敏感的話題,包括宗教,種族,語言等。…每次選舉,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都要自覺地不去觸動敏感話題。這已經成為一種自覺的選舉文化。”
在秋后算帳的陰影下,反對黨是不會愚蠢的去觸動會被嚴厲制裁的議題。雖然如此,執政黨卻可以相當隨意的利用這些所謂的敏感話題,去懲罰反對黨人士。
實質上,任何批評政府的宗教,種族,語言政策的言論,都是極有可能被扭曲為在挑撥社會的宗教,種族,語言情緒。這種無良手段下的一個典型政治受害者就是鄧亮洪;多元文化的鄧亮洪被指責為華文沙文主義者,和反基督教者。這位政權挑戰者的下場是破產和流亡。
1997年和鄧亮洪在靜山集選區參選的惹耶勒南也因為在群眾大會結束前,向群眾報道了一件事實:鄧亮洪已經向警方投案有關受指責發表煽動言論一事;其后果是被控誹謗并繼而破產。2001年,有45%反對票的靜山集選區,也在重新劃分選區情況下被消滅,大部分劃入執政黨強區宏茂橋集選區,另一部分地區歸屬阿裕尼,如今的反對黨新堡壘。
綜合這些論述,明顯的,新加坡人是不會認同說現時的新加坡,是一個走向優質民主政治發展方向的政體,雖然,這一回的大選結果提供了一個改變的契機。
是的,新加坡人民確實是向往一個優質民主社會,有40%的選民用自己的一張選票傳遞了這么一個信息。
新加坡真的是要成為一個優質民主政體,其首要工作是認真反省,為何當下的新加坡是一個劣質的非典民主政體?
制度來自一個政治思維的指導,而指導新加坡制度的政治思維是源自李光耀,因此,簡單的來說,新加坡要成為一個優質民主政體,就得徹底的解放李光耀政治思維對新加坡制度的所有規范與約束。說白了,一個沒有李光耀政治思維的新加坡,才能有希望成為一個優質民主政體。解鈴還需系鈴人,說的不就是這回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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