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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機時代：世界強烈呼喚大變革大調整
時間:2011年04月27日 10時00分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劉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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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強烈呼喚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大變革、大調整，重建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心聲與輿論主題。
一、大變革大調整成為后危機時代世界的輿論主題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政治和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經產生并將繼續產生巨大沖擊。隨著人們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與深層次影響認識的不斷深化，隨著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合理不公正，強調充分認識后危機時代變革的必要性及其“變更期”的特點，強烈呼喚后危機時代的世界大變革、大調整，重建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心聲與輿論主題。
面對后危機時代不可阻擋的世界大變革大調整，許多有識之士都強調應該積極主動迎接和參與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進程，絕不可逆時代潮流而動。正如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B·佐利克指出的，當前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國際社會必須認識到時代的巨變，必須去順應、去參與而不是逆潮流而動，否則將會是代價巨大、結局慘烈。他警告說：“新的巨變，不管可能會是怎樣，現在已經開始。要么塑造它，要么被它塑造。”（轉引自劉洪：《“后危機時代”的世界會怎樣》，《中國證券報》2009年10月10日）
不能不指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且給美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帶來巨大沖擊，使美國人民普遍對國家的發展方向產生懷疑，從而導致美國廣大民眾產生強烈的求變之心。2008年10月20日，由美聯社與雅虎新聞網站聯合發起、知名市場調查公司“知識網絡”具體操作的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人們普遍對美國的發展方向產生懷疑。根據該調查，危機爆發以來，認為國家在進步的人數幾個月來不斷下跌，到2008年10月，只有不足15％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正在“向正確方向前進”（參見彭夢瑤：《經濟低迷 美國人焦慮》，新華網2008年10月22日）。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懷疑導致美國國內驟然響起要求變革和調整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和外交政策的強烈呼聲。
二、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關鍵要素”和重大問題
世界各國人們對后危機時代大變革大調整的強烈呼喚涉及國際金融經濟體系、全球經濟、發展模式、國際格局、大國關系、經濟全球化和社會制度等世界經濟、世界政治和世界文化領域方面的許多重大問題。德國發展研究院院長德克·梅斯勒認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正在開啟一扇窗戶，使人們有機會對“正常時期”無能為力的事情作出一些變革。他還對后危機時代世界大變革大調整的“關鍵要素”作了這樣的概括：一是創建一種嵌植式全球市場經濟，這是因為意識到自我調節市場的烏托邦已經流產；二是進行有組織的全球權力的和平過渡，承認西方霸權主義已經日薄西山；三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量的扶貧投資，并實施一些戰略來避免社會兩極化現象的加速形成；四是建設一個低碳而且能源有效利用的全球經濟，避免地球系統的危險變化，承認建立在盲目增長、化石燃料和短期投資收益基礎之上的、主導全球的商業模式只會破壞這一星球。（德克·梅斯勒：《從全球金融危機之中汲取的四大教訓—從歐洲的角度審視全球大變革》，《中國金融》2009年第10期）
因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現行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的不足，特別是不足以有效化解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積累的風險和矛盾，因此，改革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結構、為世界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提供良好制度保證自然而然成為國際輿論極少爭議的共識。例如，歐盟委員會經濟和貨幣事務專員阿爾穆尼亞就指出：“后危機時代，我們需要改革，需要更繁榮的經濟，需要市場機制更好地運作，同時我們需要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需要共同出擊解決21世紀出現的問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說：“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呼吁國際社會推動建立一個全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轉引自劉洪：《調整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已經成為全球的共識》，《經濟參考報》2008年10月21日）
改變和調整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凸顯出來的全球經濟失衡的局面也是國際社會的輿論主題。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指出，西方國家對于當前的危機“僅僅做出恰當的回應”是不夠的，“必須進行必要的長期性改革，以便我們能創建一個更加穩定、更加繁榮并且均衡的全球經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凱恩斯的勝利回歸》，《臺北時報》2008年12月8日）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也指出，世界經濟正變得愈發不均衡，因而需要作出一定的調整。（吉斯卡爾·德斯坦：《全球化加劇了世界性經濟危機》，日本《讀賣新聞》2009年1月4日）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也認為，徹底擺脫危機要求大幅調整全球需求的平衡，還需要進一步改革。（馬丁·沃爾夫：《冷戰勝利僅僅是個開端》，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11月10日）還有觀點認為，2007年以來的全球危機是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全球經濟失衡所引發的全球利益分配差異及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強制性調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東海證券研究所：《全球經濟再平衡加劇中國經濟外部風險》，《中國證券報》2010年5月5日第7版）
世界各種發展模式亟須大變革大調整同樣成為世界各地的輿論主題。西方發展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下的英美模式因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而榮譽掃地，被人們認為是需要大變革大調整的對象。法國傳記作家尼古拉·巴弗雷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經濟模式必須不斷轉變。他還指出，以家庭過度負債為特點的美國信貸和消費模式將成為過去，而新興國家尤其是亞洲新興國家則必須設法打造更加自主的發展基礎，減少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尼古拉·巴弗雷：《倫敦峰會：21世紀新秩序》，法國《費加羅報》2009年4月5日）俄羅斯《專家》周刊雜志副主編帕維爾·貝科夫不僅認為金融“渦輪資本主義”已宣告結束，世界需要新的資本主義模式，而且還指出俄羅斯正面臨嚴峻的世界觀挑戰，“復制今天的西方樣板毫無意義，因為它們已經陳舊過時了”。（帕維爾·貝科夫：《危機讓所有人受個夠》，俄羅斯《專家》2009年3月2日）
至于一些國家嚴重依賴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更是面臨難以為繼和亟須調整的緊迫任務。英國《金融時報》國際事務編輯昆廷·皮爾指出：“擁有豐富能源資源的俄羅斯、伊朗、尼日利亞和委內瑞拉，這些國家一直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和人口結構挑戰。即使是海灣產油國也受到了影響。這些國家在危機到來前都已習慣了盆滿缽滿的出口和稅收收入，而現在都面臨著重新調整。”（昆廷·皮爾：《一個更宏大的秩序走入視野》，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4月6日）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俄羅斯政府已經意識到過度依賴資源性產品和海外市場是俄羅斯經濟發展模式的致命傷。正如俄羅斯政府總理普京2008年2月8日在《俄羅斯2020年前的發展戰略》中指出的，雖然“建立世界上最好的現代化能源部門、設立從事原料開采和加工的高新技術企業,無疑是我們的重中之重”，但是，如果不能擺脫能源依賴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俄羅斯就可能會“淪為世界經濟的原料附庸，在將來使我國落后于世界主要經濟體，并被擠出世界領先國家的行列”。2008年11月5日，梅德韋杰夫總統在俄羅斯聯邦會議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明確指出，俄羅斯“需要徹底改革政治和經濟體制”。
變革資本主義無疑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輿論的又一主題。伊朗總統內賈德2009年11月9日在出席伊斯蘭會議組織經濟峰會時就說：“目前全球經濟危機的元兇就是資本主義體制。這個世界需要大變革。”（轉引自紀雙城、豐帆、焦東健等：《BBC民調顯示，51%的人認為資本主義系統需要變革》，《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哈佛大學教授、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也指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凸顯的問題“關涉資本主義的性質，以及它是否需要變革”。（阿馬蒂亞·森：《超越危機的資本主義》，《紐約時報書評》2009年第56卷第5期）即便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這樣的資本主義的堅定擁躉也不得不承認“改革是必要的”。
三、結語
在具有鮮明“變更期”特點的后危機時代，世界廣泛強調積極的變革以順應時代潮流應該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正如美共主席薩姆·韋伯所說的：“變革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如果不具備與時俱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那么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幫助人們重新勾畫、塑造一個新世界。這不是烏托邦式的勾畫與塑造，它力圖滿足21世紀初人們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薩姆·韋伯：《美共：在變化的世界中求進步》，《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期，第50頁）
但是，也需要指出，國際體系的大變革也好，國際格局的大調整也好，都應有助于人類推進進步發展的互利共贏的目標、民主公平的原則、相互尊重的方向和同舟共濟的精神。正如胡錦濤主席2010年4月15日在“金磚四國”領導人會晤時發表的題為《合作 開放 互利 共贏》的講話中所指出的，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國際體系如何變革，互利共贏的目標不能變，民主公平的原則不能變，相互尊重的方向不能變，同舟共濟的精神不能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責任編輯：李振通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 金融危機 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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