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國國內政治和社會中正在出現明顯的“極化”現象，這一現象引起了美國各方面的關注。一個典型的例證是，由奧巴馬總統倡導的、民主黨國會議員全力推動的醫療改革法2010年3月在國會通過時，幾乎完全是以黨派劃線：在參眾兩院中沒有一名共和黨議員支持民主黨的醫改方案。這種情況在當代美國國會的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美國政治精英中的政治“極化”現象

　　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政治精英層和政治活動家就一直在經歷政治“極化”過程，這在國會議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關于在美國存在政治的“極化”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逐漸在眾多美國學者中形成了共識。

　　美國國會議員之中的政治“極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會議員個體投票行為發生了“極化”。根據包括“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和“美國保守聯盟”在內的多個利益集團對國會議員記名投票結果的打分評估，國會議員個體政策立場越來越極端，表現在他們越來越穩定地要么站在自由派的立場上，要么站在保守派的立場上投票，為特定的利益集團代言，而站在中間立場的溫和國會議員人數越來越少。二是民主與共和兩黨國會議員之間的意識形態對壘越來越明顯，這兩個政黨的議員基本上分別組成了左翼自由派陣營和右翼保守派陣營，而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時期比較常見的自由主義共和黨人和保守主義民主黨人至2005年前后變得相當罕見。

　　在政治精英層，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程度被認為比此前半個世紀的任何時候都高。[1]在小布什總統第二任期的中后期，兩黨國會議員在意識形態上的對壘有所緩解，主要體現在強調妥協和兩黨合作的保守民主黨人在2006年和2008年兩次選舉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其議席數量翻了一番。然而，在奧巴馬總統執政之后，國會議員的政治“極化”現象非但沒有減緩，反而有了明顯的加劇。一個例證是，在醫療改革法案等記名投票中，國會議員采取了堅定而極端的立場。

　　此外，經過2010年11月中期選舉，第112屆國會中議員政治立場分布與第111屆國會相比發生了明顯的“極化”。當選為國會議員的民主和共和兩黨人士，其政治立場分布分別向左和向右偏移，持中間立場的議員大幅度減少。在民主黨陣營中，保守民主黨議員損失慘重，南方保守民主黨人中僅有十幾名獲得連任，不僅絕大部分保守民主黨新人未能連任，就連切特?愛德華茲和吉恩?泰勒這樣的資深保守民主黨人也遭到落選。由保守民主黨眾議員所組成的“藍狗聯盟”也在本次中期選舉損失過半，人數由54人銳減為26人，而且4名聯盟領導人當中也有2名落選。相比之下，民主黨議員中持左翼立場、支持現任少數黨領袖南希?佩洛西的“國會進步連線”基本沒有損失議席，仍保持了80人以上的規模，在民主黨議員中的比重顯著增大。在共和黨陣營中，持自由放任主義立場的茶黨運動不僅導致數名持溫和立場的共和黨議員落選，而且迫使包括麥凱恩在內的許多共和黨候選人也向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場偏移，偏離了溫和共和黨人的基本政治立場。

　　政治“極化”趨勢是否也存在于美國公眾之中？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在美國普通公眾中也發生了政治“極化”呢？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爭議，一些學者認為，美國公眾的主流一直居于中間地帶，不像政治精英層那樣存在著立場極端化或政治“極化”的傾向。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參與美國政治生活并對之產生影響的那部分公民中的確存在著明顯的政治立場極端化和政治“極化”的趨勢，因此美國公眾中的意識形態“極化”是一個真實存在，而不是虛構。

　　要準確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參考兩類對普通公眾政治立場的調查數據。一類調查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年進行的，方法是讓受訪人給自己總的意識形態立場打分，表明自己總體上偏向自由或者保守的程度。另一類調查則始于1982年，也是逐年讓受訪人給自己在若干個具體政治議題上的意識形態立場打分，表明自己在這些政治議題上偏向自由或者保守的程度。這些調查主要包括全國選舉研究、綜合社會調查的7分制自由—保守量表，以及蓋洛普公司的5分制自由—保守量表。在總的意識形態打分方面，絕大多數對調查做出應答的公眾認為自己處于中間位置，或者稍偏向于自由立場或保守立場，政治立場分布并不極端。而且，美國普通公眾中對個人意識形態立場所打分數的比例始終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上述三大調查以及應用相應量表的許多高質量調查的結果都顯示了同樣的結果。以2008年10月《時代周刊》所作的抽樣調查為例，在5分制自由—保守量表中，75%的應答者認為自己的政治立場比較溫和，其中把自己描述成“溫和”、“有些保守”和“有些自由”的人分別為29%、26%和20%，把自己描述為“非常保守”或者“非常自由”的人分別僅占16%和9%。而且，在美國公眾對自己總的意識形態的評價方面不存在政治“極化”的明顯證據上，美國學者之中也存在著共識。

　　在對具體政治議題上的意識形態打分方面，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公眾在許多政策議題上都顯示出了極端立場。尤其是在墮胎和同性婚姻等問題上，超過三分之二的應答者都認為自己立場要么屬于極左派，要么屬于極右派。但即使如此，從總體上講，公眾在這些政策議題上的立場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大的變化，而且即使是在那些其立場發生了有限變化的政策議題上，也是公眾在一些議題上立場向左偏移，而在另一些議題上向右偏移，變化總體上相互抵消了。這樣，多數學者得出的結論是，盡管公眾在具體政治議題上存在立場分布極端的情況，但基本不存在顯著的立場“極化”現象。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們說，如果從應答者當中剔除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士，就會發現，在對政治感興趣、政治信息較為靈通和政治上比較活躍的公眾之中，在具體政治議題上存在著明顯的政治“極化”現象。由于這部分公眾構成了美國政治的重要基礎，而那些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甚小，因此這些學者堅持認為，應當承認公眾中存在著明顯的政治“極化”現象。[2]

　　人們注意到，自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公眾的政治“極化”傾向加強了，最典型的例證是2009年以來茶黨運動的興起。茶黨運動興起于美國各地的基層，并在全國范圍內相互呼應，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影響。茶黨運動的基本政策主張是反對政府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和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干預。絕大部分茶黨運動的支持者也視自己為共和黨人，他們大體上可以被視為持右翼自由放任立場的共和黨人，比一般的共和黨人更強調政府權力應當被嚴格限制在憲法授權的范圍之內，政府不能干涉未獲憲法明確授權的事務。茶黨運動不僅增強了大量持自由放任立場的民眾的政治參與程度，而且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支持了129名共和黨眾議員候選人和9名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參選。它一方面影響了大量議席的選舉結果，另一方面迫使一些參選的共和黨政治精英采取更加右翼的立場。

　　茶黨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經濟和政府財政狀況急劇惡化。從2008年起，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下，聯邦政府的大規模刺激經濟政策沒有很快達到預期效果，而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挽救金融體系、經濟刺激方案、拯救汽車工業以及醫療改革等重大措施耗資數萬億美元，僅布什政府的最后階段通過的救市法案和奧巴馬政府任期內通過的經濟刺激法案就分別耗費了7000億和7870億美元，這些支出使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急劇增加，使得相當一部分公眾在經濟上產生了不安全感，對通過政府手段改善經濟狀況的懷疑程度加深了，他們希望通過減少政府干預的自由放任政策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則代表了主張政府擴大干預和進行社會改革的民主黨自由派人士的立場。無論是刺激經濟的眾多措施、全民醫保制度的建立、清潔能源的開發，還是產業結構的調整，都需要政府采取大量主動行動和花費大量公共開支。在這一派別和持右翼自由放任立場的共和黨人之間很難建立起妥協，這與近20年前克林頓政府時期的“第三條道路”即中間道路受到追捧形成了鮮明對比。從這一角度看，美國的政治“極化”確實是加重了。

　　美國為什么會出現政治“極化”

　　從深層次的原因講，美國政治“極化”的產生有以下幾個主要因素：

　　首先，從歷史上看，是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各種社會運動帶來的沖擊。同性戀解放運動和女權運動把同性戀和墮胎等較少受到全社會關注的議題推到了大眾視野中，它們逐漸進入最具爭議的政策問題行列。而對精英層政治“極化”影響最大的當屬民權運動，民權運動推動許多南方州廢除了阻礙黑人參與政治的種族歧視法案，使得大量居住在南方州的黑人選民得以參加選舉。同時在羅斯福新政之后，黑人出于對福利政策的偏好，從傳統上支持共和黨轉為支持民主黨，保守的民主黨政治精英在南方各州民主黨內的主導地位被削弱，南方民主黨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向自由主義立場靠攏。此外，相當多的南方白人選民轉而支持共和黨，使得南方共和黨向保守主義的立場靠近，最終極大地改變了保守的民主黨政治精英控制南方的選舉版圖。

　　其次，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工資性收入占財富分配的比重逐漸下降。根據相關研究，美國窮人和富人之間在政治立場和黨派支持上有明顯差別，總體來看，低收入階層更傾向于支持民主黨和自由主義政策，而中高收入者更傾向于支持共和黨和保守主義政策。2008年以來，美國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1%的最富有家庭擁有全民財富的百分比從2007年的34.1%躍升到2009年的37.1%，而且在2009年5月至2011年1月之間，美國的失業率都在9%以上，2010年下半年以來明顯的無就業經濟復蘇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這形成了政治“極化”的經濟基礎。[3]

　　再次，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普及，使用技術不斷改進，都為極端政治立場推波助瀾?；ヂ摼W技術給消費者提供了過濾信息的權力，網上信息的高度可選擇余地，尤其是網上個性化信息的獲取設置，使得許多互聯網用戶只尋找自己所關心的信息，容易形成并不斷強化的極端政治立場。[4]近年來，推特網(Twitter)等社交網站逐步完善了在同一網上社交圈內發起和跟蹤個人行為信息的技術，為人們提供了與政治偏好相近人士相互溝通的便利，發展并鞏固彼此一致的極端化立場的機會，為政治立場的群體封閉性和極端化提供了進一步的推動力。

　　為什么政治精英的“極化”程度高于公眾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么美國政治精英層“極化”程度遠遠高于公眾的政治“極化”程度呢？這里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不同政治立場的公眾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除總統選舉之外，政治精英要想通過競選取得公職，必須在所屬選區獲勝，因此他們必須迎合本選區的政治氣候，而不是全國性的政治氣候，這是美國的選舉政治所決定的。除了少數例外，美國聯邦和州官員的具體選舉事務是在各州政府管理之下主要由縣政府組織實施，基本上實行單一選區制和黨派選舉制。由于政治立場和黨派偏好不同的選民在選區間的分布不均衡，在美國全國形成了大量分別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并在歷次選舉中基本不會發生黨派立場轉換的兩黨安全選區。在這樣的選區中，政治精英想要當選，基本上只需獲得本黨提名參加選舉即可。獲得本黨提名的候選人，其政治立場往往只需要與選區內的本黨主流政治立場相近，而不需要反映持中間立場的選民的傾向。安全選區通常占總選區數量的一半以上，而且在近幾十年來還存在增長的趨勢，這極大地刺激了政治精英層的政治“極化”。

　　第二個原因是突出政策議題的主導作用。同一選民在不同政策議題上所持政治立場的極端程度往往不同，而且，越是可能產生極端立場的政策議題，就越有可能受到關心該議題的選民群體的重視，也更有助于在該政策議題上持同樣極端立場的候選人爭取這些選民。此外，在其他政策議題上持極端立場的候選人，比只在某一議題上持極端立場的候選人更容易贏得選民的信賴。這樣，隨著積極參與選舉的公眾在具體政策議題上的政治“極化”，政治精英層的政治“極化”程度被進一步抬高。

　　小布什在2004年總統選舉中能夠獲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宗教保守人士堅定地投票支持他，他們當中盡管有很多人不滿意小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和國內經濟政策，但是相比之下，他們更關心包括反對墮胎在內的價值觀問題。在2008年總統選舉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盡管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但是在宗教保守派人士眼中，他在其他政策議題上的保守立場不足以抵消他在同性戀等問題上的自由主義主張，因此他遠不如其名不見經傳的競選搭檔莎拉?佩林可靠，而后者在其他政策議題上的立場比很多宗教保守派人士更為極端。

　　美國政治“極化”的后果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從近期來看，政治“極化”會增大奧巴馬領導的民主黨政府的執政困難，給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帶來難度。從長遠來看，政治“極化”會提高公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但是它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會加深對政治和政策問題的討論，另一方面會增強利益集團謀取特殊權益的動力。此外，政治“極化”將提高搖擺州和搖擺州選區內的中間選民群體的重要性，使爭取搖擺州及其中間選民成為選舉獲勝的關鍵?？偟膩碚f，政治“極化”對未來美國政治的影響不容低估。

[1]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s Polarization a Myth?”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2 (April 2008), pp. 542-555;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2008), pp. 563-588; and Nolan McCarty,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pp. 3-6.

　　[2] Alan I. Abramowitz,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mong Voters,” in Jeffrey M. Stonecash, ed.,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26-147; Morris P. Fiorina Samuel J. Abrams, and Jeremy C. Pope.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2nd ed.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6);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op. cit.; Morris P. Fiorina and Samuel J. Abrams, op. cit.

　　[3] Andrew Gelman, Lane Kenworthy, and Yu-Sung Su. “Income Inequality and Partisan Vo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1, No. 5 (December, 2010), pp. 1203-1219.[4] Cass Sunstein, republic.c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8-9.
　　
　?。ㄉ衔挠伞懂敶澜纭冯s志社授權摘編，第一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美國政治研究室主任；第二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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