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聶運麟 楊成果 劉衛衛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1年第1期

　　第12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于2010年12月3—5日在南非的茨瓦尼召開。來自43個國家、5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102名代表，圍繞會議主題“不斷加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及共產黨的任務——保衛國家主權，深化社會同盟，加強爭取和平、進步和社會主義的反帝陣線”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會議發表了《茨瓦尼宣言》。

　　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持續和深化，人民群眾反抗斗爭的持續和強化

　　自2008年夏天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經濟危機問題就始終是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關注的焦點。2008年11月召開的圣保羅會議，科學地分析了剛剛發生的經濟危機的性質、特點及共產黨和工人黨應對危機的策略。2009年12月召開的新德里會議，分析了經濟危機發展的新態勢，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遠沒有過去，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此次召開的茨瓦尼會議再次聚焦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問題。

　　與會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認為，隨著經濟危機的持續和深化，資產階級在經濟危機爆發原因的問題上加緊了思想政治攻勢。他們力圖將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轉移到一些表象的因素上，以美化資本主義、欺騙人民群眾。因此，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性質，并取得共識，就具有重要意義，直接關系到“工人階級的斗爭方向和未來”。

　　希臘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馬里諾斯批判了經濟危機問題上的錯誤理論，明確指出：“馬列主義強調，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要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去尋找，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日益尖銳的基本矛盾中去尋找。”

　　與會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一致認為，自2008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對經濟危機所作的分析和判斷是正確的。《茨瓦尼宣言》表達了與會各國共產黨的共識，強調指出：“目前的危機并不僅僅是由于主觀失誤和銀行家或金融投機者的貪婪而引發的，它仍然是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危機”，因而“這場危機是制度性的”。

　　大會對危機現階段發展的態勢和特點進行了探討。南非共產黨主席雷澤·恩齊曼在主題發言中指出：“今天世界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危機的持續和不斷深化，是資本主義深刻和長期的經濟衰退。”許多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有的黨還明確提出危機正處在長期蕭條的階段，如希臘共產黨的代表馬里諾斯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依然在持續，并不斷加深”，“2009年的經濟蕭條一直持續到今年，而且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這一狀況還將持續到2011年”。加拿大共產黨主席米格爾·菲格羅亞也認為，“危機進入了成熟期的第二個階段，這很有可能會比危機開始階段的時間更為長久，影響也更為嚴重”。鑒于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長期走不出危機的歷史教訓，《茨瓦尼宣言》對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評估采取了審慎的態度，指出：“資本主義不能逃脫其反復經歷繁榮和衰退周期的內在的、系統性的趨勢”，“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突出表現為由資本主義生產過剩所引起的嚴重的經濟衰退”。

　　經濟危機發生已整整三年，但至今“資本主義還沒有找到危機的解決之道”，它們采取的是進一步深化危機的辦法，從而使自己“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來自經濟危機重災區的愛爾蘭共產黨全國執委肖恩·愛德華茲指出：“資本主義企圖通過拯救大金融資本，通過把銀行和投機者不斷增長的債務負擔社會化，使之轉嫁到廣大人民群眾身上，以及通過把人民大眾的財富重新分配給資產階級政府和全歐洲的銀行機構的途徑，來解決危機。其結果卻與政府的愿望相反，它承擔了銀行的巨額債務，但未能挽救銀行破產的命運，并使整個國家走向了經濟的大災難。”

　　荷蘭新共產黨的代表尖銳批評了美國在危機中的損人利己做法，指出：由于美國恢復經濟的政策是失敗的，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有選擇余地，只能繼續資助美國的赤字以防止全球經濟體系的崩潰。美國現在解決債務的方法是不停地印刷鈔票，使世界各國持有的美元公債和美國國庫券貶值，從而進一步加深危機。

　　由于資產階級政府的反人民政策造成社會財富兩極分化的進一步加劇，“危機社會化，財富私有化”，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印共（馬）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塔拉姆·亞秋里用統計數字說明了上述事實。他指出：“在美國的危機中，企業的利潤增長了112%，這是自從政府在60年前開始跟蹤記錄以來的最高數字；另一方面，去年美國的貧困率上升至14.3%，是50年來的最高水平。”“在全球范圍內，又有200人進入了億萬富豪名單，這個數字目前為1011人，在危機中他們的總資本增加超過50%，即增加了36萬億美元。另一方面，數百萬人失去了工作，他們的生計沒有著落，加入數十億貧苦人口的隊伍。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在2010年中期，世界上的失業人數達到2.1億，其中，高收入國家的失業人數比危機前高出70%（不包括歐洲），歐洲的失業人數高出了30%。最近由國際開發計劃署公布的2010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指出：‘來自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表明，與危機前的情況相比，經濟危機使2009年在全球額外增加了5000萬極端貧困人口，到2010年底大約增加6400萬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東亞和東南亞。’”股神沃倫·巴菲特在 2006年承認，“沒錯，確實存在階級的社會福利，但這是屬于我們富人階級的，就這一問題各階級之間確實存在著爭斗，但是我們贏了”。

　　資產階級政府的反人民政策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日益強烈的反抗。《茨瓦尼宣言》指出：“過去一年里，對勞工權利、社會保障權和工資進行的反人民的攻擊引發了群眾斗爭的升級，特別是在歐洲。”與會的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等南歐國家共產黨的代表在發言中指出：成千上萬勞動人民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工人斗爭進一步發展。在歐洲，希臘發生了13次總罷工和數十次對政府大樓的占領，法國發生了7次總罷工，其他國家也發生了多次總罷工和群眾斗爭，如英國、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等。他們認為：“歐洲工人運動的興起表明，工人階級的傳統斗爭精神已經被調動起來。希臘和葡萄牙的工人階級的斗爭已經向我們表明了這一點。”

　　世界社會主義在上述罷工斗爭中，共產黨和戰斗的工會組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們號召和組織工人階級與資本主義作斗爭，指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夠成功地應付資本主義的野蠻進攻。然而，從總體上看，工人運動仍然處在“比較虛弱的和不穩定的發展狀態”。正如愛爾蘭共產黨代表愛德華茲所說：“雖然我們提前預測到了這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但是總體說來這場危機還是讓各國共產黨和左翼政黨措手不及。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在利用這場危機來滿足自身利益。”

　　因此，《茨瓦尼宣言》要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必須“推進這一斗爭的進程”，并強調，“在今天的現實情況下，當務之急在于我們共產黨和工人黨參與和加強這場人民群眾的防御性斗爭，并把這種防御性斗爭轉變為進攻性斗爭，以爭得更廣泛的工人和人民的權利，并最終廢除資本主義”。

　　　二、美國等發達國家力量的衰退，中國等新興國家力量的崛起

　　2008年夏天爆發的經濟危機對當前的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國際力量的對比關系出現了新變化。這是會議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首先，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代表都強調，當前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主要特點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力量的衰退和新興國家力量的崛起。意大利重建共產黨代表弗朗切斯科·馬林加認為：“新的國際形勢存在著矛盾的趨勢，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經歷著深刻的經濟危機，這將在未來幾十年深刻改變世界的政治平衡；另一方面，由民主政府、自由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領導的非帝國主義經濟體和國家正在崛起，將打破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帝國主義。”

　　弗朗切斯科·馬林加用統計數字證明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據美國一些主要銀行的研究，即將到來的形勢是：目前，七國集團（G7）占世界生產總值的41％左右，金磚四國占26％。到本世紀中葉，七國集團占世界生產總值將下降到25％，金磚四國將上升到50％，幾乎多一倍。如果再加上在金磚四國經濟影響范圍內的國家，其比重將增加到65％（占到2/3）。”他認為，“到2050年，我們可以發現和現在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那時的十大經濟體將不同于今天。”

　　《茨瓦尼宣言》表達了與會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共識：“與持續發生的危機相伴隨的是國際力量平衡的重大變化。特別是，美國的全球經濟霸權相對而言在持續地衰退，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全面生產停滯的現象并出現了新的全球經濟大國，尤其是中國。”

　　其次，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代表認為，在國際力量平衡出現新變化的情況下，世界上的矛盾和對抗明顯加劇，主要是新興國家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加劇。葡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安杰洛·阿爾維斯指出：“國際關系正在發生變化，表現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衰退和新興經濟力量的出現。在此背景下發生的不是兩個對立陣營之間的對抗，而是一些處于變革前沿的國家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沖突。”就新興國家方面來說，“他們涉及的是維護自己主權或把社會主義作為進步進程的目標。”關于這種矛盾和對抗的根源和性質，南非共產黨總書記雷澤·恩齊曼分析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新的攻勢，資本主義試圖維持它在經濟上的支配地位，因為一個潛在的替代性經濟力量中心正在出現，特別是中國、印度和巴西。”

　　《茨瓦尼宣言》對矛盾和對抗的情況作了全局性的闡述，指出：“危機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及舊的經濟力量與新興經濟力量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強。其中包括，以美國為首的國家之間的貨幣戰爭；作為帝國主義一極的歐盟內部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政治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強化；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和原材料的斗爭不斷白熱化；軍事的擴張，包括侵略同盟的強化（例如，北約里斯本峰會），頻繁的地區緊張和沖突事件（尤其是在中東地區、亞洲和非洲地區），拉丁美洲的軍事政變，不斷增強的種族沖突和建立非洲司令部來加強非洲軍事化的趨勢。”

　　再次，出席會議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還特別指出，由于中國是最大的新興力量大國，又起著社會主義示范作用，因而它已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圍堵的主要對象。比利時工人黨全國主席團成員博杜安·德克斯指出：“奧巴馬明確宣布，他的野心是恢復和加強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領導地位。他反復強調，美國領導地位面臨的真正長期的威脅不是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不是基地組織，甚至不是伊朗，而是中國。”“對奧巴馬來說，只要美國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其他地區的干預能夠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遏制、削弱或威脅中國，就都是合理的。”“美國十分關注中國與其鄰國的各種可能的矛盾，包括邊界沖突和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抱怨等，目的旨在孤立中國。”

　　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溫尼·莫利納揭示了澳大利亞政府參與遏制中國的行徑，指出：“澳大利亞已深深涉入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其中包括圍堵中國，破壞其正在崛起的經濟力量。澳大利亞正在向太平洋島嶼國家強加自由貿易協定，并以其他方式干涉它們的內部事務。這些措施旨在確保澳大利亞和美國跨國公司的優勢，并防止這些國家與中國發展關系。”

　　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把矛頭指向中國的真實原因，博杜安·德克斯分析認為，“這不僅是因為這個亞洲大國自身實力的不斷壯大，而且由于中國在客觀上日益成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經濟獨立性不斷加強的一個杠桿。”

　　最后，與會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警示人們，由于經濟危機的持續和深化、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矛盾的加劇，發生地區性戰爭的危險在增加。希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馬里諾斯指出：“帝國主義國家間競爭的不斷加劇以及資本主義在應對危機中所面臨的困境，進一步加劇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性，以及在亞洲、非洲、中東地區、朝鮮半島、高加索地區、巴爾干半島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發生新一輪地區沖突的危險。”荷蘭新共產黨的代表表示了類似的看法。他指出：“金融市場和貨幣市場的混亂狀態，將引發自1930以來最大的經濟和社會震蕩，并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戰爭，從而加大全球軍事沖突的危險。”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溫尼·莫利納也指出,“美國和澳大利亞在最近的澳美部長會議中達成的協議，把澳大利亞軍方進一步整合到美國的軍事機器中。美國將增加它在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強化它的進攻性地位。其背景是美國深陷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在經濟上對中國有很大的依賴性。由于美國的統治地位被削弱，因而它會變得更加絕望，從而加大發生戰爭的危險。”

　　與會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指出，由于地區性戰爭危險在增加，因此，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面臨著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莊嚴任務。

　　三、捍衛國家主權，加強社會聯盟

　　第12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一大特色是突出了國家主權問題。會議把國家主權問題作為一個中心議題，并在《茨瓦尼宣言》中設專節論述了該問題。

　　大會對國家主權問題的重視前所未有，這一方面是因為本次會議在非洲召開。非洲不僅至今還存在少量殖民地（如撒哈拉西部），而且有些雖已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其政治經濟的獨立并不完整，還面臨著爭取和捍衛國家主權的任務。正如《茨瓦尼宣言》所指出的，“捍衛、鞏固和推進國家主權，對于非洲和其他經歷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壓迫的民族來說尤其重要。”“盡管有50年非殖民化的歷史，但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的干預卻不斷增加，壟斷資本的支配地位在各國國內資本的協助下進一步鞏固。”

　　大會重視國家主權問題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這就是在經濟危機持續和深化的情況下，一些歐洲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國家主權的危機，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國家主權的篡奪者。正如《茨瓦尼宣言》所指出的：“在跨國資本加緊進攻的情況下，反對帝國主義對主權的侵犯、反對經濟和政治依賴性、捍衛國家主權的斗爭日益突出出來。”

　　來自經濟危機重災區的愛爾蘭共產黨全國執委肖恩·愛德華茲對國家主權的被剝奪有切身體驗，他指出：“隨著政府虛偽和無能的不斷暴露，政府處于垮臺的邊緣，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幕后的黑手，被迫從幕后走到臺前，公開操控愛爾蘭的國家經濟。這些機構正在對我們國家的經濟進行事無巨細的管理，逐月檢查我們經濟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這對愛爾蘭人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我們突然看到艱苦贏得的國家獨立和自主權利被剝奪了。”他還深刻地指出，“在歐盟內部，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在以一種的新殖民主義形式，統治和剝削著外圍國家。”

　　另一位來自經濟危機重災區的葡萄牙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安杰洛·阿爾維斯也談到自己國家的主權危機。他指出：“在葡萄牙加入歐盟之后，我們國家現在成為訛詐和經濟殖民化的目標，以服務于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葡萄牙政府在葡萄牙總統和右翼政黨的支持下，在為銀行提供無數金錢之后，加緊了對工人和人民權利的進攻。這使葡萄牙陷入更大的經濟依賴性和經濟危機之中，把我們國家主權的剩余部分都交出去了。”

　　印共（馬）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塔拉姆·亞秋里從宏觀層面對國家主權破產問題作了專門分析。他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倡‘緊縮’口袋，在歐洲許多國家開始實行這種政策，導致社會福利預算被大幅度削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貸款給許多國家，但會強加一些條件，并指示政府遏制財政赤字。它還敦促各國政府不要屈服于要求扭轉緊縮措施的抗議活動。此外，它還要求這些國家的年度預算在提交各自議會之前先由它批準。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對各國主權的無恥攻擊。未經選舉的歐盟委員會在1997年制定了《穩定和增長公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對那些違反《穩定和增長公約》的國家實行制裁，這也是其計劃的一部分。”關于主權破產的實質，亞秋里分析指出：“主權破產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從目前衰退中恢復的一種選擇方式。” 保守估計，這個所謂的“救市計劃”也需要納稅人交納十萬億以上的美元。然而，“在納稅人遭受痛苦的同時，政府也將破產”。他說，“如果說在2008年企業的破產預示著全球危機和經濟衰退，那么，在2010年的主權破產將像滾雪球一樣加深危機”。

　　由此可見，捍衛國家主權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共同面臨的緊迫問題，所以，《茨瓦尼宣言》把“捍衛、鞏固和發展民族國家的主權”作為現階段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一項重要的斗爭任務提上了日程，并強調“在這場斗爭中，重要的是共產黨人要把捍衛國家主權的斗爭與爭取社會解放和階級解放的斗爭結合起來”。

　　為了捍衛國家主權，推進爭取和平、進步、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主義的斗爭，與會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要求加強社會聯盟政策，鞏固和發展廣泛的反帝陣線。《茨瓦尼宣言》分析了當前建立反帝陣線的有利條件，指出：“帝國主義的危機與反攻正在導致那些客觀上持有愛國和反帝立場的人民力量的擴大化和多樣化。”并指出：“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及資本主義反人類文明的一系列反動措施，正在為廣泛的反帝反壟斷的社會同盟的建立創造條件。”因此，《茨瓦尼宣言》號召：“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員有責任根據不同的國情，擴大和加強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陣線和社會陣線以及爭取和平、環境可持續發展和進步的斗爭，并把它們整合到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斗爭中來。”《茨瓦尼宣言》還強調了鞏固和發展反帝陣線的重大政治意義，指出這種陣線（或聯盟）將“能夠奪取國家政權，促進社會發生深刻的、進步的、根本性的、革命的轉變”。

　　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建立反帝反壟斷的愛國民主陣線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中早已存在，但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共同斗爭策略被提出來，這在以往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會議（已經召開過11次）中還沒有過，因而是這次會議的一大特色，具有重要意義。

　　四、加強共產黨在爭取和平、進步和社會主義的反帝陣線中的作用

　　共產黨是鞏固和發展反帝陣線的關鍵因素。會議討論了加強共產黨在反帝陣線中的作用問題，《茨瓦尼宣言》綜合表述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的意見。

　　《茨瓦尼宣言》指出，各國共產黨有責任鞏固和加強反帝陣線，將爭取和平、進步、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斗爭整合到為實現社會主義的斗爭中來。《宣言》強調，我們生活在一個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一個迫切要求的歷史時代：在不斷加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面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經驗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再一次證明，民族的解放離不開社會的解放和階級的解放。

　　《茨瓦尼宣言》還要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高度重視思想領域的斗爭，堅決反對反共主義、機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用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戰勝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強調這一斗爭對加強反帝陣線的團結和保證斗爭的勝利將起到“關鍵的作用”。

　　《茨瓦尼宣言》最后要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以下五個方面采取共同行動，鞏固和發展各國的反帝陣線：

　　1推動工人和人民爭取勞工權利和社會權利的斗爭，加強工會運動及其階級導向，加強與農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聯盟，要特別關注婦女問題和青年問題。

　　2加強爭取和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反對北約制定的新的更具有危險性的戰略、反對在國外建立軍事基地和要求廢除核武器，與所有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和運動緊密團結在一起。

　　3對反共產主義的法律、措施和迫害行為進行堅決的斗爭，要求恢復那些被置于非法地位的共產黨的合法權利，堅定地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以及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不可磨滅的貢獻。

　　4聲援那些從事社會主義建設和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國家和人民，重申支持古巴的社會主義革命，堅決反對繼續封鎖古巴。

　　5致力于加強國際反帝國主義的群眾組織：世界工會聯盟、世界和平理事會、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和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

　　總體來看，冷靜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新態勢、確定新的斗爭任務和共同的斗爭策略，是第12次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主要成就。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