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資本家為何容易“代表”人民?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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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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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西方民主的本質是資本家為主,也就是“錢主”。它容易給人造成一個誤解,以為“錢主”就是“民主”。民主是有用的,不應該妖魔化,但是,西方民主從一開頭就偷換了概念,并在后來以制度的方式將其偷盜行為確立下來,資本家從此得以輕松盜用“民主”的名義,把自己打扮成大眾代言人。“西方民主”很快就餿掉了,資本家自己是不吃的,民眾但凡吃了它的,都要鬧肚子。
西方社會原來是等級制度,城市自由民向資本家發展后,覺得自己沒權、沒地位,與國王、貴族、僧侶、騎士相比,他們那時候的確是“民”,要“民主”也有一定道理,于是,他們轟轟烈烈地鬧起來。但是,城市自由民形成的資本家群體畢竟人群太少,鬧不大,他們便聯合了農民。等農民一加入“民主”的行列,事情就變化了。從英國的克倫威爾革命到法國大革命,農民加入民主的強烈要求之一就是“均貧富”。同農民相比,資本家群體雖然也沒地位、沒權利,但是比農民有更多的財產,所以,當農民要實現“均貧富”的民主時,資本家都不同意了,用政治術語說,就是叛變革命了。從那個時候起,“民主”中的“民”,就漸漸拋棄了農民,只剩下資本家群體。
圈地運動是資本主義在英國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的本質是讓農民失去土地,從而只能出賣體力,只能進入工廠。在私人老板的工廠里,那里有過民主?從這個時候開始,所謂“民主”就是不折不扣的“錢主”,資本家所需要的“民主”,不過是推翻貴族、僧侶,自己鳩占鵲巢而已。資本家原先還與農民聯合起來要“民主”,隨著農民成為工業化的“無產者”,資本家再也不可能與工人聯合起來要“民主”。這就是在資本主義歷史上,終于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原因,因為,資本家只要自己的“民主”,不要別人的民主,他們把自己的民主當成所有人的民主。原先屬于世襲貴族、僧侶的權利,漸漸成為資本家的囊中物。沒有被推翻的貴族等舊的上流社會,也開始與資本家同流合污,或者開始接納資本家,或者接納資本家獲得財富的方式。因為資本家獲得財富的方式的確比原先的貴族有效,原先的貴族“從了”。英國資本家聯合歐洲貴族鎮壓拿破侖就是一個例子。
后來有了普選制,等于是給了沒有權利的無產者一點權力,這基本上就是西方民主的全部。用英國人的話說,一輩子的民主加起來,只是一個鉛筆頭,打了十幾次勾而已。至于“三權分立”那一套,只屬于資本家內部,與普通民眾沒什么關系。即便有幾個普通人經過努力,進入了這個可以“分權”、“制衡”的圈子,能夠真正代表民眾的,也是少數,因為,他們受控于金錢。
所有人的民主受控于資本家的金錢,有多種方式,最直接的叫做游說,這在美國是合法的。游說就是利益集團的代表找到議員之類的政治人物,要他們為利益集團代言,通過法案或廢除法案或抵制法案。游說表面上可能只是吃吃喝喝、游山玩水、宿妓嫖娼,背地里可能就是入股、贈股之類的把戲,例如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擁有一家醫藥公司的股份,美國大兵所打的疫苗就由這家公司生產。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與能源集團的關系就曖昧不清,小布什也一樣,攻打伊拉克之后,美國的能源集團獲得很多實際的好處。包括高額演講費、稿費,都是以合法形式變相地收買。這些都與游說有關,游說有的是針對利益集團之外的,有的是利益集團自己培養人才進入政治權利,政治家成為利益集團豢養的走狗。在這樣一個游戲規則中,理論上說,窮人也可以游說,但是,一百萬個窮人一人一塊錢湊成一百萬,遠不如資本家一人掏出一百萬來的方便。
西方經濟中有一個叫做“法人”的概念,中國理論界、學術界對此研究不多。“法人”概念的問題在于:法人與自然人是什么關系?《憲法》所規定的自然人的種種權利,法人是否也一樣擁有?再深入說,自然人的義務,法人是否也同樣要承擔?法人通俗來說,主要就是資本家掌握的企業,當然還有民間機構等。在美國司法實踐中,法人與自然人一樣擁有《憲法》權利,比方說“言論自由權”、“私有財產權”,看起來是平等的。但是,當法人可以控制媒體的時候,它的“言論自由權”明顯遠遠大于任何自然人,眾多自然人加起來,也不是財大氣粗的法人的對手。而且,法人與自然人很明顯是不平等的,但是,它們在享有自然人權利的同時,在盡義務方面最多只同自然人一樣,甚至還在種種眼花繚亂的名義下,要比自然人少盡義務,例如美國對大企業的減稅政策。因此,當資本家控制了無數法人,就等于是一個特權階層控制了社會。“人人平等”的權利從自然人延伸到“法人”,其實就是嚴重的不平等。對于這個問題,國內學術界的確很少深入研究。
資本代表“民主”另一個簡單的方式就是掌握媒體。其一,在私有化的名義下,資本家成為媒體老板;其二,通過投放廣告的方式,影響媒體的傾向。中國老話說,“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媒體私有化、廣告化的本質就在于,資本家通過這種方式影響全社會的輿論,對于資本家不利的觀點、言論很少能夠出現,到處都是贊美、歌頌世界首富、富豪等資本家優秀代表的聲音。公眾的頭腦嚴重受此影響,失去正常的判斷力,被媒體牽引著走。而在媒體背后,真正的牽引人就是資本家。他們很容易就把自己的聲音包裝成廣大民眾的聲音。
資本家盜竊“民主”的另一個隱蔽方式是教育。在教育、科研市場化的環境下,資本家很容易用金錢的力量來影響培養人才、科學研究的方向。在這種環境中,能夠脫穎而出的青年才俊,無一不是對資本家有利的、資本家歡迎的、需要的,否則,只能默默無聞,貧寒一生。能夠獲得廣泛應用的科研成果,無一不是對資本家賺錢有用的,揭露這一賺錢技術有危害的科研,要么拿不到錢,要么被封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在資本家控制的世界里,批評資本家的知識分子,基本上不可能發財,沒餓死就不錯了。相反,只要幫著資本家說話,說的巧、說得妙,說的理直氣壯,一定發財。但是,那只能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呢?
“民主”概念在西方社會等級制度中產生,的確是一個進步。但是,資本家很快就竊取了“民主”的權杖。因此,現代社會中,如果按照美國的意愿“民主”了,就等于是“錢主”了,甚至可能是“外錢主”了。某一個國家的民主如果不符合美國的意愿,基本上是兩種情況:一是本國資本家與“外國資本家”叫板,另一種是本國老百姓與所有“內外資本家”叫板。我經常批評民主,有人就扣帽子說“反民主”,其實,我經常把“西方民主”四個字放在一起,因為,“西方民主”就是被資本家偷盜之后,又被制度化的“錢主”。西方“三權分立”說起來是制衡,但是,在每一權的背后,都站著同一個身影——錢。“西方民主”的三權分立,全部被錢操控。如果說媒體是“第四權”,同樣也被錢主控制。所以,在西方民主的環境下,資本家很容易就能代表全體民眾,代表“民主”。西方民主就是錢主。當今中國,無數打著“自由民主”旗號的,絕大多數都是國內外資本家的走狗,所以,我將他們稱為——資用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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