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毒品該不該合法化?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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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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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毒品在近代中國有過一段特殊的慘痛歷史,嚴重危及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給中國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因此,在當今中國討論“毒品該不該合法化”,答案幾乎必然是否定的。與中國不同,近年來,毒品是否該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在歐美國家卻成為一個敏感的話題,甚至引發了國家之間的矛盾,挑戰一些既定的國家政策。歐美對毒品的不同態度,對于中國也有影響。因此,我們暫且把中國人對毒品的歷史態度放在一邊,看一看西方對毒品合法化的理由。
毒品過去一般都在非西方國家種植,但是,近年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也開始大量種植大麻,而且采用高科技,成效比落后的非西方國家要好得多,比方說加拿大可以在野外和室內種植大麻,一年可收獲四季。因此,毒品合法化在西方國家第一個理由是,它能給民眾帶來較高的收益。加拿大的這個現象引發了與相鄰的美國的政策沖突。美國長期堅持禁毒,但是,加拿大合法種植、銷售大麻的要求,已經通過選民、選票影響了議員和政治家。因此,美國禁毒機構認為,加拿大的這一變化趨勢,幾乎等于是向美國的禁毒政策宣戰。然而,在美國國內也有很多人認為,至少大麻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毒品,應該允許其合法化。美國大量吸食大麻的癮君子還舉行集會,要求將大麻合法化。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說過,美國一些警察局在錄用警員的時候,對于曾經吸食過大麻的年輕人,也已經網開一面。這種變化也影響到中國,曾經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說:大麻不屬于毒品。這種言論的源頭就是美加對于大麻態度的分歧。以至于中國國內一些“上流社會”人士,也以此為榜樣,以吸食大麻為榮。理由無非是說,美國、加拿大很多“文明人”都如此。
那么,美國、加拿大關于大麻的爭執,是否會影響美國長期的禁毒政策?目前看還不至于,但是,有一些跡象值得重視。在美國禁毒機構內部,已經有人提出,美國幾十年的禁毒工作,其實收效甚微。正是因為國家禁毒,造成毒品的利潤很高,使得黑社會永遠有鋌而走險的動力。而且,政府每年在禁毒方面的資金投入,遠遠不如毒品的利潤。即便如此,禁毒的費用也已經成為政府的負擔。像美國這樣富裕的國家還好一點,其他一些國家由于禁毒經費不足,警方只能抓大放小,睜一眼閉一眼。一些禁毒的警員說:每天抓幾個小毒販,立即就會有大批新的毒販補充進來,警察都懷疑自己抓毒販有多大的意義。不管大毒販還是小毒販,抓起來之后,關在監獄里,還要花很多錢。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幾十年的禁毒,絲毫沒有改變美國社會毒品泛濫的局面,毒品幾乎遍地都是,隨手可得。禁毒還有什么意義?
英國情報機構的一份調查顯示,西方各國政府加大對毒品的打擊力度,對于世界各地毒梟的毒品流通影響很小,幾乎微不足道,比方說,各國警方聯手繳獲大宗毒品、搗毀某個毒品生產基地,對于歐美市場的毒品價格幾乎沒有影響。這個現象說明,毒品的市場供應始終非常充足。我以前接觸云南緝毒警察的時候,獲得的信息與英國的這份報道正好相反。云南緝毒警往往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市場上毒品價格的變化:毒品貴了,說明警方禁毒的效果很明顯;毒品便宜了,說明又有大宗毒品流入市場。當然,中國緝毒警的這種經驗與英國情報機構的報告很不一致,只能說明禁毒在中國的成效與世界范圍很不相同。
鑒于歐美社會禁毒工作的成效甚微,西方一些專家和政治家便指出,與其禁毒吃力不討好,還不如放開政策,允許毒品合法化。他們指出,毒品合法化有幾個好處:首先,合法化之后,市場供應更加充分,毒品的價格會更便宜,因此,可以減少吸毒者為了獲得毒資而犯罪。英國的一項統計顯示,70%的街頭犯罪與毒品有關。其次,毒品價格降低,毒品市場充分競爭,黑社會壟斷毒品的利潤也會降低,對于黑社會的生存不利,等于政府間接地打擊了黑社會。第三,政府還可以收稅。與花很多錢禁毒相比,一進一出,政府的財政狀況會有很大改善。第四,禁毒幾十年,屢禁不止,毒品消費市場始終龐大,說明需求始終存在。按照市場經濟的理論,有需求就必然要滿足,禁毒等于是與市場經濟作對,是違背市場經濟的自然規律。
歐美社會對于禁毒的上述“反思”,我們應該怎么看?在我看來,上述所有要求毒品合法化的理由,幾乎都是經濟理由。也就是說,單純只從經濟角度說,上訴理由都有道理。當一個社會以經濟指標作為社會根本的時候,禁毒的確沒多大意義,還不如放開、合法化,使其變成GDP里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毒品合法化、普遍化對于社會的確是有危害的。傳統毒品要占用土地資源,雖然它能創造GDP,但是,毒品不能解決吃飯穿衣問題,一旦普遍化,社會后果極其嚴重。而且,毒品泛濫還會造成醫療費用的提高,對于這一部分的經濟計算,幾乎是主張毒品合法化的人士忽略的。對于新型毒品來說,雖然不占用土地資源,只需要化學合成,但是,大量人群吸食毒品,對于社會的潛在危害難以估量。這里不展開討論毒品對于社會的根本性危害,只想指出,這種危害不是經濟數據能夠反映的。單純以經濟指標來管理社會,至少在毒品問題上,后果相當嚴重。
如果我們能夠接受毒品危害社會的觀點,再來看歐美關于毒品合法化的理由,就會發現,西方文化中一些根本性的理念是有問題的,這種根本理念不改變,西方文明就等于是慢性自殺。比方說西方文明的“自由”概念。為什么西方政府的禁毒收效甚微?毒品越禁越多?因為,西方文明過于強調“自由”。這種“自由”體現在:輿論廣泛傳遞吸毒信息是自由,個人吸毒是自由,提倡吸毒合法化也是自由,滿足個人欲望也是自由,等等。在這種缺乏節制的“自由”氛圍中,“吸毒文化”隨著經濟全球化,成為全世界的普遍現象,從而造成世界范圍內對于吸毒的需求難以遏制,這種需求甚至可以同人們對于汽車的需求相媲美。于是,結合自由市場經理理論,結合經濟第一的社會價值觀,毒品合法化在西方世界大有市場,一些國家已經半公開化。這一趨勢可以預見的結果就是:西方文明的慢性自殺。所以,從毒品問題上也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基因缺陷。
事實上,罌粟、鴉片之類的毒品,在中國存在已經超過千年。在中國歷史上,在鴉片戰爭之前,也沒有禁毒一說,換句話說,鴉片類毒品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是合法的。為什么鴉片在中國歷史上合法了一千多年沒有多大危害,而到了近代卻造成極大的危害?其中的關鍵就在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本質不同。鴉片有危害,也有益處,比方說它有相當不錯的藥用價值,這是它合法化的根本理由。但它泛濫之后的危害是必須警惕和控制的。中國文化控制它的方法在于:避免刺激人們對于吸食毒品的需求,只將需求控制在藥用范圍。拔高一點、抽象一點說,中國文化認為:自由必須是有節制的,需求必須是有控制的,經濟指標也不能成為唯一的社會發展指標。而西方文化違背了中國傳統文化這些優秀的特征,在自由、需求、市場等問題上顯得極其幼稚,并把這種幼稚當成文明和真理,野蠻地強加在中國的頭上。有鑒于此,我甚至認為,在毒品合法化問題上,不必同西方人講什么大道理,讓他們合法化去,等著他們在合法化的毒品世界里慢慢地自殺。因為,西方文化如果不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改造,就是一個自毀的文化。但是,這種選擇對于中國的壓力在于:如果我們把西方文化當成絕對正確、先進、文明的文化,那么,一旦西方真的將毒品合法化,我們也可能不得不“向西方的先進文明學習”,到那時,我們只能與西方文明一起走向毀滅。所以,在毒品問題上,中國的最佳選擇是:我們要堅持,千萬不要受西方的影響;我們以自己的文化傳統嚴格控制毒品,讓西方在毒品里快樂地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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