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拉克戰爭看當代美國媒體管理戰略

何玉江

 　　在新聞媒體方面，美國長期以來把自己標榜成客觀、公正的典范。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的媒體并未走出受制于政府的陰影。媒體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是美國國家總體利益的組成部分。一般情況下，美國政府對媒體的管理是采用一些主動的方式進行的，如召開新聞發布會、實施新聞審查等。在美國人中有這樣一種傳說，即“戰爭是新聞自由的最大障礙”。政府對支持戰爭一方的偏向以及媒體與軍事工業體系的有力結合，使媒體管理遠未做到美國政府對外聲稱的“客觀與公正”。
　　
　　美國媒體管理戰略的歷史及結構因素
　　
　　美國現行媒體管理戰略是由政治精英們和軍事規劃者在過去30年里基于冷戰體制而設計的。早在南北戰爭時期，美國軍方就曾制定過有關新聞稿件在發布前須接受審查的命令。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中，媒體在取得大眾對政府的支持方面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當時，美國戰艦“緬因號”的爆炸密切了媒體與政府中親戰派的結合。這樣，在沒有得到充分證據的情況下，美國對西班牙進行無端的指責，進而又吹響了戰爭的號角。1964年約翰遜政府又捏造了東京灣事件。當時，美國聲稱它的驅逐艦在北越遭遇挑釁且被放火縱燒。盡管這件事后來證明是捏造的，但它得以使約翰遜政府的決議在國會獲得通過并繼續從事對越南的戰爭。越南戰爭后，美國高層決策者逐漸意識到正是媒體報道才導致了美國的失敗。他們認為電視畫面上的死者圖像實際上對戰爭起到了歪曲作用，從而在民眾中間出現大規模的反戰情緒。
　　二戰后，羅斯福總統曾以行政命令方式對媒體信息的發布做了嚴格的規定。到20世紀80年代，精英們又設計出一套更為有效的管理體系。對該體系真正的嘗試是1983年美國對格林納達的軍事入侵。這次，媒體控制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出現了真正的通訊中斷，因為在這次戰爭中，新聞人員不允許前往格林納達。但為了應對抗議，政府還是成立了媒體庫。該庫包括數名可靠的媒體人員，并允許他們前往戰爭地點以做短期的現場報道。這一做法在1989年美國對巴拿馬的入侵中再次得到了使用。在這次戰爭中，軍事規劃人員設計出了對媒體控制的一整套機制。該機制主要包括：限制媒體人員進入戰區以減少對傷亡情況的報道，向媒體提供由軍事部門批準的戰爭圖片，選擇一些能信得過的新聞人員以發起對愛國主義情懷的煽動，等等。
　　海灣戰爭期間，美國的媒體審查制度得到進一步加強。正如該體系的設計者美國前副總統切尼所言，“坦率地說，我把它(媒體)看成是將要管理的對象。媒體功能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沒有信心將這種管理交給媒體本身。”因此，媒體庫體制的建立加強了政府對新聞人員的管理，并對他們的言行作了限制。這樣，新聞人員常常被帶入那些經過選擇的地方，且不容許他們在沒有軍事官員陪同的情況下對普通士兵進行采訪。在不能深入戰地的情況下，記者們只好報道一些簡要性的新聞，如精確打擊情況等。這種做法使本應能從事客觀報道的宣傳機制出現了問題。
　　美國媒體在結構上存在一些缺陷。這些缺陷主要表現為媒體對政府和共同信息源的過度依賴，專業記者對官方渠道的偏好，對調查性新聞的投入不深，將反戰的聲音邊緣化，等等。為減少來自外界的壓力，尤其是來自一些大型媒體聯合體的壓力，媒體人員在報道中常常會采用妥協性的辦法，“福克斯效應”就能說明這一問題。伊拉克戰爭期間，福克斯電視臺的新聞頻道是有線電視受眾人數最多的一個。福克斯對戰爭的報道是基于其自身對戰爭的偏好，且它也盡可能地在尋求保守派的市場。戰爭期間，福克斯放棄了媒體應“持客觀立場’’的一貫做法，公開指責反戰聲音。盡管明顯有損害新聞尊嚴的現象，但福克斯仍獲得官方較好的評價。
　　結構上的缺陷也使媒體容易成為決策者的管理對象。在過去20多年里，為了使投入低位運行，媒體部門對工作人員進行壓縮，其結果是他們更加依賴那些低廉的和自由的新聞源。這種新聞的來源是公共關系部門與政府的結合。一旦與這種體制相結合，新聞報道人員只好被選送到一個同定的地方，諸如五角大樓、國務院等，以進行日常性的報道。這樣，媒體對政府渠道的依賴將更加清楚，這種依賴也使政府的權力進一步加大，以加強他們對新聞媒體的管理。
　　此外，“專業新聞”思想也幫助人們接受了這一現狀。正如羅博特·麥克切斯尼所說，專業新聞工作在合法性與利益性方面勝過黨派和公共服務性新聞。這種作法的后果是對權力的關注。《哥倫比亞新聞周刊》主編布倫特·坎寧說到，對官方信息源的依賴傷害了新聞的客觀性，致使記者們成為新聞的被動接受者。因此，對官力’渠道的依賴，加上費用減縮措施的采用，使調查性的新聞成為不可能，從而造成大量未經證實的和以政府信息源為基礎的信息的出現。
　　
　　伊拉克戰爭期間的美國媒體管理戰略
　　
　　盡管美國政府一直認為美國的新聞媒體在制作方面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現實生活中很少看到媒體逆政府而行的事例。媒體是白宮施行其對外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國對外政策新框架在“美國新世紀工程”中有所體現。“新世紀工程”文件指出，美國應投入壓倒性的力量以控制海灣地區。報告同時要求“保持美國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并按美國國家利益來構建國際安全秩序”。為實現這一目標，報告進一步指出，有必要開展一些重大性的事件。“9·11”事件提供了構建美國新世紀政治體系的良機，而新保守主義則利用這一機會加大宣傳力度以贏得人們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
　　在發動對伊拉克戰爭及其加強對新聞媒體管理方面，美國政府是主要采用以下措施來影響受眾的：
　　第一，采用捕風捉影與假設定罪等方式，為其開戰尋找理由。對布什政府來說，找到發動阿富汗戰爭的理由并不難，但將伊拉克與“9·11”事件綁在一起是件極富挑戰性的事件。正如反恐核心人物理查德·克拉克在他的著作《反對一切敵人：美國反恐戰爭內幕》中所言：“9·11”事件后，美國人開始了尋找這種連接的可能性。克拉克提到，布什曾講過，“我深知你們做得很好，但我要求你們做的是，你們必須尋找薩達姆是否做過這件事的一些證據，看他是否與此事相關聯”。為此，中情局前主任詹姆斯·沃賽和部分“新世紀工程”成員前往歐洲尋找證據。在歐洲，中情局官員“發現”捷克情報局有這樣一條信息，即一名自稱為“9·11”事件領導人的穆罕默德·安特曾于2001年4月在布拉格與伊拉克代表會過面。這樣，中情局就將“9·11”事件與伊拉克聯系在一起，并得到布什班子數名成員的支持。拉姆斯菲爾德因此說：“我們認為基地組織領導人在尋找與伊拉克的聯系，并從中得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是可靠的。”盡管這份“報告”后來證明是假的，但對拉姆斯菲爾德來說，這為他持續地獲取假情報打開了大門。隨著戰爭的逼近，布什和切尼放棄了以前奉行的假設與推理戰略進而直接指責伊拉克與基地組織的聯系。布什在2003年2月28目的廣播講話中說，“薩達姆政權與恐怖網絡有著長期的、直接的和持續的聯系。伊拉克情報官員和基地組織自90年代初期就有過8次接觸，伊拉克向基地選派了制造導彈的專家，也向基地組織提供有關生化武器的培訓。”據此，親戰爭的一派認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有意使用這些武器，這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構成了威脅。總之，在發動伊拉克戰爭之前的一段時間及戰爭進行期間，美國一些主要媒體在報紙的頭版或在電視中重復著同一種消息，即伊拉克境內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盡管有足夠的證據來說明這種情況充滿著矛盾，但管理者常常采取某些措施來引導媒體的報道，以使假設事件變成“事實”。
　　第二，控制新聞源，使新聞媒體有意識地忽視一些關鍵事件。在對前武器核查人員斯克特·里特爾的采訪中，里特爾明確指出伊拉克在90～95％的程度上是非武裝的。但是，媒體選擇了對這一問題的忽視。2003年3月3日的《新聞周刊》中有關伊拉克內部倒戈問題的報道也是一個例證。文章稱，從未進入薩達姆核心圈子的伊拉克高官侯賽因·加米爾于1995年告訴中情局和英國情報人員，“海灣戰爭后，伊拉克銷毀了它所擁有的大量的化學武器與生物武器”。但在報道時，媒體人員卻忽視了加米爾的供詞。另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美國就與伊拉克政府有過聯系并向其提供生化武器，但媒體對此事的表現是“遺忘癥”。唯一例外的是《華盛頓郵報》提出了美國對伊拉克的介入。該文章稱，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曾允許向伊拉克出售數方面的武器，包括軍用的和民用的，也包括致毒性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即使伊拉克人在使用這種武器對付庫爾德人后，美國也在持續地向伊拉克提供這種武器。但所有這些事件的確被媒體給淡化了。
　　第三，制造緊張氣氛，以喚起人們對戰爭的支持與愛國情懷。主要做法有兩種：其一是新聞管理人員與親戰爭的“專家”保持聯系；其二是對從事報道的記者或訪談節目主持人進行恐嚇。其結果是，有好幾家媒體拒絕報道有關反戰方面的消息。調查發現，當時在美國媒體管理層有76％的人要么是現任政府和軍事高官，要么是前任高官，他們幾乎全都支持發動戰爭。這樣，給新聞記者的信號是清楚的：是接受紀律?還是審查自己?正如記者拉賽爾·墨凱博爾和羅博特·威斯曼所言，如果你被告知作為要問棘手問題的記者，白宮的通道對你來說就是關著的。更為重要的是，為控制媒體，記者們在從事對戰爭情況報道前必須與軍方簽訂協議，以確定哪些事件可以報道而另有哪些事件不可以報道。那些沒有簽協議的記者被定性為“單方面行為”，將無法獲得通往前線的交通工具與其他器具。其實，這種對簽署協議和單方面行為的區分不重在保護，而重在威脅。正如《時代》雜志前主編密歇爾·雷恩所說：“美國媒體在實際上是幫助軍方嚇唬伊拉克。”
　　第四，有意歪曲事實，達到對媒體進行有效控制的最終目的。伊戰期間，除了直接對戰場上的報道進行檢查外，另外幾個部門在策劃戰爭宣傳方面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例如，設在白宮的“環球通訊辦公室”，其職責是向政府發言人提供發言要點，并就他們的發言口徑進行統一。《芝加哥先驅報》記者鮑伯·凱博說：“政府對信息的控制是如此的嚴密，以至于布什班子的官員從上到下使用同一件事來說明問題，即使對個別詞句的選用也是十分的謹慎。”為做到嚴格控制，環球通訊辦公室還向軍事發言人散發了一個冊子，其中指出不要把薩達姆的部隊說成阿拉伯突擊隊(Fedayeen)，因為這一詞具有褒義之意。相反，要使用如“恐怖”或“暴徒”之類的詞。需要指出的是，英國《衛報》有一則報道說：伊戰爆發以來，有大量的美國人主要依靠英國的BBC來獲得消息。出現這種偏好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民眾對戰爭公正的期望度和美國媒體在這方面的失敗性。
　　通過以上措施，美國政府做到了對新聞媒體的最大限度的管理。正如2004年5月25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寫到，有很多例子證明對伊拉克戰爭的報道“不是十分的精確”；“有些信息是受到爭論的、不完全的并且是經不起推敲的”。但通常的情況是，一旦管理者將一種錯誤的、未經核實的信息看中并反復使用，以至于人們將錯誤的東西看成事實并予以接受，并最終贏得人們對伊拉克戰爭的支持。
　　美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主要基于媒體與利益集團的結合，從而使媒體得到宣傳方面的支持，并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和霸權政策開脫。但大量存在的事實給媒體以壓力——從起初報道的“解放伊拉克人民”到后來虐囚事件的出現，使作為“受人尊重”的官方渠道開始遭到人們的批評。顯然，在民主化程度比較高的美國，媒體管理實際上還遠遠沒有達到非意識形態化的地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