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決定成敗——關于戰略思維的思索之一
金一南  來源：解放軍報
    有人說機遇決定成敗，有人說實力決定成敗，有人說細節決定成敗……大千世界五光十色，人們無不在根據各自的成長經驗，闡述各自領悟的道理。
    還是應該聽聽那些真正的勝利者的說法。
    1947年底總結華東作戰情況，陳毅同志講過兩段話。他說：“我們比戰術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場動作，內務管理，戰斗動作等。我們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則愈強。如旅以上戰役組織比人家強，縱隊更強，野戰司令部又更強，到統帥部的戰略指導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陳毅同志概括出了一個以前我們未曾認識深透的道理。解放戰爭初期的華東戰場，面臨敵軍的壓力最為巨大，取得的勝利卻又最為重大。為什么？就是陳毅同志這段話。雖然我們“愈往下比愈差”，但我們“愈往上比則愈強”，這是我們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勝的重要緣由。陳毅同志說：“一年來自衛戰爭的勝利，首先是戰略上的勝利。雖然我們打勝仗靠同志們不怕犧牲流血的精神和大炮機槍，但主要是靠統帥部、陜北總部、毛主席的戰略指導。”
    這就不僅僅是華東野戰軍了，而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失敗到勝利的一個法寶。當然有主義的正確，當然有作戰的勇敢，當然有群眾的擁護，僅僅這些還不夠。還必須具有“愈往上比則愈強”這一領導層特有的戰略思維和戰略運籌優勢。所以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闡述：“說戰略勝利取決于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于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
    這就是很多美國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的問題：為什么當年在越南戰場，每一場具體戰斗似乎都沒有輸，但戰役戰術勝利堆成的卻是戰略失敗、最后不得不萬分狼狽地撤出。正因為搞不明白，所以至今還在不斷犯錯：伊拉克戰場和阿富汗戰場就在那里頑強地向每一個卷入方證明，戰術成功遠遠不等于戰略成功。
    戰略思維——尤其是領導層戰略思維——的重要性，在這里被空前地凸現出來了。若想得勝，就一定要避免對“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一個人與一個國家一樣，要想不犯錯很難。重要的是少出錯，尤其要避免關鍵時刻、關鍵人物的戰略思維出錯。俄羅斯描寫車臣戰爭的報告文學《連隊消逝在天際》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指揮員的判斷錯了，勝利的希望就變得渺茫，這時候只能靠浴血奮戰的士兵來力挽狂瀾。”這是帶血的語言。因為能否“力挽狂瀾”，付出的代價都是極其重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斯大林的戰略思維就出現了問題。他以為憑借一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能有3至4年的時間進行戰爭準備，未料想一年多時間希特勒就發動了侵略戰爭。當所有征候已經極其明顯，斯大林就是不相信戰爭迫在眉睫。他不但未做出相應部署，還要求一線部隊按兵不動，“不給對方提供挑起戰爭的口實”，致使戰爭初期蘇軍損失極其重大。戰爭爆發第5天，蘇軍西方方面軍就被德軍合圍，兩個集團軍全部、一個集團軍大部共22個步兵師、加上配屬的若干個坦克師和機械化旅共計30萬部隊在明斯克方向陷入絕境。斯大林從德國廣播電臺中聽到這個消息，只來得及派飛機將方面軍主要領導接到莫斯科，然后軍法審判，除政治委員福明納赫以外，方面軍司令帕夫洛夫大將、參謀長克利莫夫斯基中將等人全部被執行槍決。但災難并未就此中止。過了一個月——1941年8月，德軍完成斯摩棱斯克合圍，蘇軍損失39萬人。再過一個月——1941年9月，德軍完成基輔合圍，蘇軍損失60余萬人。基輔合圍被西方史學界稱為“世界戰爭史上最大規模的陸上合圍作戰”。又過一個月——1941年10月，德軍再完成維亞茲馬合圍，蘇軍損失50余萬人。這就是衛國戰爭之初，因蘇軍嚴重損失使蘇聯面臨的嚴重態勢。雖然后面有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依然在紅場閱兵表現出的鋼鐵般意志、有莫斯科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實現的偉大轉折、有蘇聯紅軍攻克柏林橫掃半個歐洲鋪開的輝煌勝利，都無法掩蓋戰前和戰爭初期，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領導層因戰略思維出現問題，給國家、民族和軍隊帶來的巨大災難。俄羅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安•阿•科科申在其《戰略領導論》一書中說：“偉大衛國戰爭前夕及其初期，國防指揮體系最薄弱環節是最高軍事政治核心（最高戰略核心）。”戰略思維出現問題，最高戰略核心竟然成為國家體系中“最薄弱環節”，其中教訓不可謂不重大。蘇聯陸軍元帥華西列夫斯基在戰爭結束后說：“在戰爭的頭幾個月，斯大林表現出對戰略籌劃的準備不足。經歷一系列嚴重失敗和付出慘重的代價之后，他完成了作為一位戰爭指揮者的成長過程。”
這就是當我們在窗明幾凈的學術報告廳概括戰略思維的整體性、全面性、穿透性、預見性、深刻性、徹底性、關聯性、辯證性……如此等等之時，一定不要忘記戰略思維的艱巨性和關鍵性。因其關鍵，所以艱巨。因其艱巨，所以關鍵。

成功與失敗，由此發源。

重心、樞紐和關節——關于戰略思維的思索之二

來源：解放軍報  作者：金一南
      戰略思維是從宏觀總體和長遠建設上來認識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宏觀、總體、長遠、全局，都是它的關鍵詞。那么是不是說，戰略思維必須是不折不扣地顧及到方方面面、必須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須是十個指頭按跳蚤的思維呢？所有事都一人管、所有條子都一人批、所有倉庫鑰匙都掛在一人身上，這個人就抓住總體和全局了？
    意大利經濟學及社會學家帕累托提出了完全不同看法。這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學者并不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他從大量經濟統計中發現一組頗有意思的現象：80%的產出，來自20%的投入；80％的存款，來自20％的客戶；80%的堵塞，發生在20%的路口；80％的工作，由20％的人員承擔；80%的醫療資源，消耗于20%的疾病；80%的銷售額，來自20%的顧客……帕累托由此得出結論：80%的結果，歸于20%的起因。這一結論被人概括為“重要的少數與不重要的多數定律”，又稱為“二八定律”，或干脆簡稱“帕累托定律”。
    該定律的意義，不在于每一組統計的百分比是否都精確到了無懈可擊和完美到了天衣無縫，而在于當大多數人一直習慣強調多數的意義、多數的重要和多數的決定性之時，帕累托卻揭示出多數往往只能造成少許影響，少數則往往造成主要、重大的影響這一長期被人們忽略的現象。這位終身以經濟學和社會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者，通過該定律告訴我們：與其面面俱到，不如分清主次，從眾多瑣碎事情中擺脫出來，用最大精力去關注最重要的事情。因為整體往往是被局部顛覆的，反過來，整體也往往被局部拯救。抓住了關鍵的局部，就抓住了整體。失去了關鍵的局部，也就失去了整體。帕累托定律揭示的局部與整體的關系，為后人進行高質量戰略思維作出重要貢獻。
    毛澤東是不知道帕累托為何人的，但在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問題上，也有十分精彩的論述。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說：“任何一級的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于他所指揮的全局來說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動作上。”在《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一文中，他特別強調“抓住戰略樞紐去部署戰役，抓住戰役樞紐去部署戰斗。”這就更加精到地概括出了局部與整體的關系。這位大戰略家在這里指出，抓整體、抓全局非但不是眉毛胡子一起抓，而是抓重心，抓樞紐。掌控了重心和樞紐，就掌控了全局和整體。真正高明的領導者，最大的本事并非今天人們分外推崇的“溝通”和“協調”，而是從紛繁復雜的萬物萬象中，發現重心是哪里，樞紐在何處。
    順便再分析一下人們常說的兩句話。一句是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第二句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前一句意即大家誰也不是神仙，難免不時犯錯。后一句是說誰也不可能像弓一樣整天繃那么緊，有放松才有緊張，沒有放松也就沒有緊張。這兩句話都無可非議，但把帕累托“二八定律”拿過來對照，問題就顯露出來了。首先可以說，你在那“80％”的范圍中松弛一下未嘗不可，犯點錯誤可能也無礙大局。但是要特別注意，一旦進入關鍵性的“20％”范圍，你的任何松弛都可能因過于懈怠而錯失良機，犯下的任何錯誤都可能因小失大撼動全局。在“重心”和“樞紐”處的松弛和犯錯，其意義與非“重心”和非“樞紐”處的松弛和犯錯，從性質到意義都會完全不同。不是不允許犯錯，不允許松弛，而是說平時你可以松弛一下，這個階段你必須全神貫注地緊繃。平時你可以出一兩個錯誤，這個階段你必須全力以赴避免出錯。因為此刻它不但可能使你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也可能讓你陷入“一招不慎，滿盤皆輸”的困境。
    對這一現象，毛澤東有過非常生動的描述。他說：“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后吃了一個敗仗以致前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后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里說的‘連戰皆捷’和‘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對于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里說的‘一個敗仗’和‘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關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
    戰略思維的整體性與全局性，在這里被揭示得淋漓盡致。我們說從空間上講，戰略思維是總攬全局的思維，表現出思維的整體性和全面性。那么一個具有戰略思維的人必須具備這樣一種能力：知道重心在哪里，樞紐在何處。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可以輸、可以敗，什么時候不能輸、不能敗。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可以適當放松，打個小盹，什么時候必須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其核心正如毛澤東所說：“總之，一個原則，就是注意于那些有關全局的重要的關節。”
思維在這里就變成了一把庖丁解牛的利刃，通過重心、樞紐和關節，游刃有余地剖析、把握和掌控了全局和整體。

泰山與麋鹿——關于戰略思維的思索之三

金一南 來源：解放軍報

    作為從宏觀總體和長遠建設上來認識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戰略思維的前瞻性，是戰略指導能動性的源泉。戰略思維的一切成果，無不體現著預見和預置。缺乏前瞻性，思維對實踐的指導價值必然大打折扣。抗戰后期曾駐延安任美軍觀察團負責人的謝偉思，對毛澤東為什么在共產黨人中具有那么高的威望不得其解。他后來回憶說：“我曾問過很多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們，毛主席為什么能戰勝他的許多敵人，成為眾所公認的領袖，他們的答案都是一致的，歸根到底，他高瞻遠矚。”
    所謂高瞻遠矚，就是預見。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說過一句話：“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毛澤東還說：“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叫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我們今天談“領導就是服務”的時候，千萬不要以為領導的服務就是搞好生活保障、弄好福利待遇，就是排列好職務晉升次序、協調好方方面面關系。千萬不要忘記，前瞻與預見，是領導者提供的最大服務。這種前瞻與預見從來不全神貫注于前方的慶功、頒獎、表彰、剪彩，而是全神貫注于前方可能出現的風暴、冰山、懸崖、溝坎，以及風暴與冰山、懸崖與溝坎之后還有的絢麗與燦爛。唯此，領導者才能在心理準備、組織準備和力量準備之上，產生大眼光，生成大境界。宋代名家蘇洵說：“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不是不知道“泰山崩于前”，不是不知道“麋鹿興于左”，而是能夠以大眼光和大境界超越眼前的紛繁萬象，通過更大的氣象和更大的格局，最終實現更大的利益追求。
    以抗美援朝和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戰為例，兩次作戰都在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進行，做出用兵決定，十分艱難。朝鮮戰爭發生時，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國民經濟亟待恢復，軍隊長期作戰急需休整，整編復員、邊疆剿匪等任務也相當繁重。面對美韓聯軍向鴨綠江挺進，出兵即出境，即要與世界上最強大的戰爭機器迎頭相撞，我軍武器裝備落后、缺乏海空力量的弱點將暴露得十分明顯。如此困難情況下決定用兵，毛澤東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來，也說明我們是局內人，不出去，連入局的可能性都沒有。這一思維表現出的眼光和膽略令人印象極其深刻。在毛澤東的戰略視野里，戰場勝敗不是出兵或不出兵的標準，“入局”或“不入局”才是出兵與否的標準。這就將“跨過鴨綠江”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戰略境界。這位偉大戰略家的視線穿越硝煙彌漫的朝鮮半島，看到了比戰場得失更加重要的東西。所以哪怕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哪怕美國海空軍攻擊中國沿海地帶、轟炸中國城市和工業基地、哪怕新中國剛剛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被破壞、民族資產階級及部分群眾對我產生不滿，都阻擋不了毛澤東為了新中國更加長久的安全，一定要“入局”的堅強決心。
    這就是“跨過鴨綠江”這一新中國戰略決心的根本來源。
    無獨有偶，1962年中印自衛還擊作戰前，再次出現類似處境。當時中國剛剛經歷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國力虛弱。軍事斗爭主要方向又在東南沿海，重點防范蔣軍竄犯大陸。與蘇聯老大哥剛剛吵翻，對方撤專家、停援助，“中蘇同盟”已成廢紙。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則氣焰囂張，一進再進。不得不做出自衛還擊的決定后，因我軍從未與印軍作戰，并不摸底，毛澤東與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之間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毛澤東問：聽說印度的軍隊還有些戰斗力，我們打不打得贏呀？
    張國華肯定地回答：打得贏，請主席放心，我們一定能打得贏。
    毛澤東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西藏是中國的神圣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
    中印邊境自衛還擊中毛澤東的戰略決心，同樣超越了戰場勝負。
    抗美援朝，在全世界面前打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威。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成為新中國歷次軍事斗爭中贏得最為漂亮的勝仗。這些經典事實說明，要想準確或大致準確完成戰略前瞻與預見，思維主體必須以全部智慧和魄力完成對種種決定性因素的切實把握。在這其中立足于最困難、最復雜的情況還不夠，還要能夠用更加長遠利益的追求超越眼前困境，最終為價值久遠的戰略決策開辟通路。
    不被“泰山崩于前”懾神障目，不被“麋鹿興于左”亂意分心，領導者才能獲得一種持久定力，以更高更遠的戰略眼光，作為關鍵時刻進行戰略決策的心理底數。只有這樣的心理底數，才能由大眼光生大境界，由大境界生大決心。
大眼光、大境界、大決心之綜合，便是大格局。

什么是民族的致命傷——關于戰略思維的思索之四

金一南 來源：解放軍報
    人們在思維過程中，最先進入頭腦的，通常是已有經驗、既定方案、成功或失敗的例證。僅僅依據這些因素開展思維，得出結論可能省時省力，卻往往不是最佳。應該承認，經驗提供的思維材料不論如何寶貴，對未來的指導作用都是有限的。問題不會簡單重復，歷史也不會簡單重演，這就是為什么刻板地依照歷史經驗制訂的戰略計劃，往往難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問題在這里提出來了：如何才能夠確保持續的、不斷的進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敗，思維主體也能夠通過最大限度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對經驗和傳統的超越——唯此，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指導實踐的思維成果。
    1806年，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奧地利大戰中兵敗如山倒。拿破侖的俘虜中有一個不起眼的下級軍官，他就是后來享譽世界的軍事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總結普魯士軍隊的失敗，克勞塞維茨說：“它不只是一個風格過時的例子，而且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勞塞維茨把普軍的失敗歸于三點：一是中高層軍官很少認識到戰爭特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二是軍官們更關心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非訓練與作戰。三是士兵缺少愛國心和軍人精神。
    34年后的1840年，中國軍隊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兵敗如山倒。以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歷史學家蔣廷黻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為什么中國的改革沒有更早進行？蔣廷黻認為耽誤20年的原因有三點：第一，中國人守舊性太重，承認有改革的必要極不容易。第二，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搖動，他們反對。第三，中國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
    戰略思維中進取性的意義，通過克勞塞維茨和蔣廷黻兩位前人的思辨性論述顯現出來了。“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魯士王朝，和“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樣盡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無法對劇烈變化的新的歷史環境作出戰略性回應，最終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狀態退出歷史舞臺。
    任何一個攤子，不論曾經多么輝煌，單單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僅需要保存，更需要創新。不能只是求穩，更需要求變。這才是戰略思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戰略思維是綜合性思維、全局性思維、長遠性思維，卻不能說它是平衡性思維、調和性思維、妥協性思維。戰略思維中一旦失去了進取性，隨之就失去了這一思維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創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講過一段話。他說：“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48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這段話是在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會談時講的。這段話，展現出在小平同志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思維中，進取性所占的分量，其歷史進取心又是何等的堅定！
    如果說在一般情況下，國家意志通常表現為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領導者的意志，那么領導者真正的進取不光是思想觀念上的進取，更包含著能夠拿出相應的實力，能夠承擔相應的代價。
    1982年阿根廷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表面看確是進取性之舉，但實際上其領導層并沒有做好應付艱巨情況的準備。一是看到英國正在削減國防預算，估計不會為馬島而戰，只要造成既成事實，便可輕取。二是認為即使英國想戰，因經濟衰退國力減弱，不僅兵力不足，還與馬島相距一萬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問題，阿根廷盡占天時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戰，對勞師遠征的英軍，也能獲勝。
    就是在這種思想主導下，阿根廷從政客到軍人都沒有做好艱苦作戰的精神和心理準備，甚至連斯坦利港的機場也未整修，致使戰爭爆發后阿根廷戰斗機無法以馬島為基地攻擊英軍。其收復國家主權和捍衛民族尊嚴的“進取心”，既缺乏強有力的物質力量支撐，也缺乏強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撐，最終使這一失敗成為阿根廷延續至今的創傷。
    在英阿兩國領導人進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成了勝出者。就是這位“鐵娘子”在馬島獲勝3個月后來到北京，企圖乘勢一舉解決香港問題。未料等待她的，是鄧小平那段十分強硬的語言。鄧小平后來還講了一段話：“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一點都軟不得。”
    英國執政當局當然要用盡一切辦法，通過香港實現在整個東亞地區的存在。中國政府則一定要完成香港回歸這一歷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歸整個過程進行得如此順利，與中方對各種情況都做好了充分準備關系極大。中英領導人各自戰略進取意識的這一輪碰撞，中方是勝出者。
進取性，是戰略思維主體的永恒追求。兩手準備，兩手抓，兩手硬，才能通過進取，最終把握事件發展的進程和主導。

強烈的問題意識 ——關于戰略思維的思索之五

金一南   來源：《解放軍報》
　　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認識問題就是認識事物、把握事物的開始。戰略思維中不但包含問題意識，而且往往包含著強烈的問題意識。
　　在英國的伍爾索普，有一棵被封為“圣樹”的蘋果樹。據說當年牛頓就是倚坐在此樹之下，望著從樹上墜落的蘋果，悟出了萬有引力定律。今天川流不息的參觀者到此，望著這棵長期無人修剪、枝椏及地的“圣樹”以及樹旁帶有皇室標記的銅質徽章，想象當年牛頓雙手疊在腦后，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學最偉大發現的情景，心中的虔誠與激動可想而知。
　　但這是一個錯誤。當人們把焦點集中在這棵枝葉繁多的蘋果樹上的時候，忘記了一點：偉大發現的地點并不簡單等于這一發現的原因。當年牛頓思維的焦點和起點，是那個至今早已了無蹤跡的蘋果——它為何從樹上墜落——這才是引起偉大發現的問題所在，而不是牛頓坐的地方或那棵蘋果樹有什么非凡的靈光。
　　從這個意義上說，牛頓的問題意識的確強烈。在此之前，蘋果悄無聲息地不知墜落了多少年，沒有任何人將其看作是問題。唯有牛頓把它當作問題，物理學上最偉大的發現——人類第一次找到宇宙和諧運行規則——由此開始。
　　只記住那棵靜態的蘋果樹而忘掉動態的蘋果這一現象，決不僅僅發生在英國。20世紀90年代北京某次學術研討會，討論美國新軍事戰略，與會者中包括參與制定這一戰略的兩位美國學者。我方有學者發言深入展開分析：美國新軍事戰略的三大框架、四大要素、五大特點，娓娓道來，把兩個美國人聽得目瞪口呆，贊嘆道：你們的理論概括真厲害，總結出這么多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可惜好景維持不長，午餐前這兩個美國人開始心存疑惑，午餐后他們已經在小心反問了：研究問題真的應該是這樣嗎？這樣的方法真的是研究問題的好方法嗎？
　　雖然現場無人回答，但大家還是感覺到了癥結所在。全神貫注于挖掘意義，最后丟掉的必然是研究問題。
　　所謂問題意識，是指人們在認識活動中，對疑惑或難以解決的實踐及理論問題產生一種懷疑、困惑、焦慮、探索的心理，由此驅使人們積極思維并不斷提出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這樣一種思想方法及狀態。平時我們多見這樣的現象：對問題視而不見或不屑于去發現，對概括成績、挖掘優點和升華意義卻興致盎然、頗富創造力。這其中喪失的不僅是懷疑、困惑、焦慮、探索的精神和心理，更是積極提出問題、主動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和實際能力。
　　解放戰爭第二年，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劉鄧、陳粟、陳謝三支大軍打到外線。在快速發展的形勢中，中共中央適時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振奮黨心軍心的口號。但毛澤東沒有被這一口號陶醉。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毛澤東與師哲散步時說：“現在的問題是能不能勝利，敢不敢勝利。”師哲十分不解，認為全黨都對能不能勝利沒有異議了，毛澤東為什么認為“敢不敢勝利”是個問題。毛澤東闡述說：“我們長期在農村打游擊，我們敢不敢進攻大城市？進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規戰、攻堅戰？我們這么大的國家，我們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臨著這么多的問題，我們共產黨敢不敢負起責任來？”
　　在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刻，毛澤東的設問十分尖銳，也極其冷峻。每一個疑點的提出，每一個“敢不敢”的問題，都在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這一口號提供細致嚴密的注腳。這就是中國革命即將發生偉大戰略轉折的歷史性關頭，毛澤東作為這一革命的領袖，表現出的超強問題意識。他不僅看到了勝利的前景，更看到了真正實現這一前景必須克服的能力障礙和心理障礙、必須完成的能力準備和精神準備。這一系列“敢不敢”問題的提出，實際滲透著數十年武裝割據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建立農村根據地到占領中心城市、從農村包圍城市到最后奪取城市、從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游擊戰和運動戰到正規戰、攻堅戰這樣一種中國革命必然要完成的巨大轉換。雖然我們說問題思維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戰略思維，但戰略思維一定包含著對問題——尤其那些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思維。就戰略思維層面看，強烈的問題意識與強烈的進取求勝意識相一致。與此相反，強烈的粉飾意識則與強烈的安于現狀意識相一致。脫離了對問題的關注，就脫離了對未知的探求。
　　今天我們正處在重要的發展時刻。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強烈的問題意識變得尤其難能可貴。這里用胡錦濤主席的兩段話結束本篇。
　　一段話是：要深入研究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深入研究我們黨長期執政面臨的重大問題，深入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展變化帶來的重大問題。
　　另一段話是：在新形勢下，必須把研究重大戰略問題擺在更加重要位置，不僅要形成濃厚的戰略研究的氛圍，還要逐步形成經常化、制度化的戰略研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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