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原是寫給《讀書》雜志的。后被告知，這樣的文章，偏自由主義右派的《讀書》發不了，要發也要做大修改，那就只有先保留本來面目放到網上再說。

當代藝術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與當代西方文字獄

——簡評多梅克《沒有藝術的藝術家》

  “極權主義”（totalitarism），至邪至惡也，人人誅而伐之。當代藝術，極盡風光，至尊至貴也。拍賣行里錘聲起落，動輒幾百萬、幾千萬美元一件，被收藏而去。各式各樣的當代藝術雙年展、博覽會，每年在全世界數十個地點隆重開幕。還有無數的當代藝術博物館，也在全世界到處開張。人們怎么也不會把這兩個概念連帶在一起。

  但法國文化學者、藝術批評家讓-菲利普·多梅克（J.-Ph. Domecq），卻在他的一本叫《沒有藝術的藝術家》（1994）的書里，公然把當代藝術比作一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1）如此把“當代藝術”，與“極權主義”相連，若非苦大仇深，冤情似海，人們一般不會做如此激烈控訴的。那么讓我們來看看，多梅克筆下，當代藝術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是怎么一回事。

  所謂“極權主義”在西方，大家都知道，原義是指一個人或一黨一派在政治上壟斷國家機器，對全社會實行整體性控制，只允許發出一種聲音，同時壓制或取締任何質疑反對的聲音，是一種近代形式的專制。而多梅克描寫的法國和國際當代藝術的情狀，竟然真符合上述“極權主義”的特征。

   在當今法國和西方，當代藝術是批評不得的。君不聞，法國藝術批評家克萊爾（J. Clair）斗膽批評了當代藝術，立刻在法國飽受謾罵，被打成“反動派”，“極右”，甚至“法西斯”！對當代藝術，只能贊頌，不能批評，是不能摸的老虎屁股。誰要是對當代藝術敢有不敬微詞，那就是“文化上不正確”。

   在法國和西方，當代藝術中的“統治性意識形態”（10頁），完全掌控了媒體，由此得到媒體的密切配合。許多媒體人對當代藝術有自己的看法，但“沒有任何記者敢出位冒頭”。他們擔心自己的飯碗，要么迎合，要么選擇沉默。這種情形與蘇聯記者聽從“黨的指示”毫無二致。（68頁）克萊爾也多次提到在當代西方，存在與蘇聯一樣的“新聞審查制”（censure）。（2）

   當代藝術界形成了一個“網絡”體系，勢力無處不在，形成一種文化高壓。多梅克坦露：要正面批評當代藝術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非常冒風險。也正因為此，作為作家，我可以談繪畫批評，而不談別的。事實上，誰都知道我們只能象百科全書派那樣耍花招（ruser）。因為網絡體系將讓你付出高昂代價！”（58頁）

一位當今西方的批評家，竟然要象當年生活于專制王權下的百科全書派那樣閃爍其辭、曲言大義“耍花招”？這難道就是今天的法國和西方？不是都說西方“言論自由”么，原來大大地不是那么一回事。

   多梅克激烈指控：幾十年來，西方當代藝術理論界“強加了人類壓迫史上一種新種類的精神壓軋（laminage mental）。”（11頁）不僅僅是“壓迫”，而且是“壓軋”！像軋鋼機壓鋼錠、壓力機壓揉玻璃、橡膠材料，要你成什么樣，就壓你成什么樣。太形象了，可謂今天西方當代藝術“極權主義”的生動寫照。

   當代藝術在法國和西方形成如此統治性“極權”，多梅克認為有三個因素：體制因素，市場因素，理論的同謀。

   首先，在法國，當代藝術動用了國家機器，得到了文化體制的推助。法國是西方國家中特例地政府設有文化部的國家。國家對各種文化藝術事業提供預算經費，國家養了一大批文化官員，對法國的文化藝術活動實施有效的管理。國家或文化機構要資助或訂購某些藝術家或某類藝術，事實上起到非常大的推助作用。國家成了法國當代藝術最大的贊助人。法國學者富馬羅利（M. Fumaroli）著有《文化國家》一書（3），專門描述這種“文化國家”制造了一種“國家文化”。

   二戰以后，美國在全世界推行了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文化冷戰”或“心理戰”，藝術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法國第五共和國首任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羅，是這場文化冷戰統一戰線的成員，接受過中央情報局的秘密經費。（4）1958年馬爾羅任文化部長以后，在法國全力宣傳跟風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抽象藝術，同時打壓法國自己的寫實繪畫。以美國“波普”實物裝置、行為概念為主要形式的當代藝術，旨在消解“美術”的概念，也得到法國官方的傳揚。終于，到1960年代中期，有位美國人驕傲地在威尼斯宣稱：“世界藝術中心已從巴黎移到紐約！”（5）

   1970年代，法國總統蓬皮杜（當過6年法國羅斯柴爾德銀行的總裁，《貨幣戰爭》出版，國人皆知羅斯柴爾德家族是誰），繼續推助當代藝術，在巴黎市中心建造了模樣怪異的“蓬皮杜中心”，里面設有收藏現代和當代藝術的博物館。當國家的博物館去收藏，國家的機構去宣傳展覽，當代藝術終于具有了國家和體制的威權，在法國成為一種“官方藝術”，一種體制的藝術。

   事實上，不僅僅是法國，而是整個西方的主流文化藝術體制，都在推助當代藝術。拙著《藝術的陰謀》揭示，在文化冷戰的背景下，當代藝術形成某種當代藝術“國際”：美德為軸心，英瑞（士）荷中堅，法意西臣服，蘇東歐歸降，亞非拉“國際”……當代藝術在西方文化藝術體制的有力推動下，唱著自己的“國際歌”，向全球各地播散，形成當代藝術“日不落”。

   第二，當代藝術得到了國際藝術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推助。

多梅克指出，1980年代，西方發生了一場“金融工具的世界革命”。（53頁）這場金融革命，“以指數增長的方式加速了金融投機”。而“藝術市場顯現為貨幣保值特別有利的避風港”，大量金融資本進入藝術市場，形成投機“狂熱”。在以紐約為中心的國際金融資本的炒作下，終于制造了當代藝術的驚人神話。

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在當代藝術中司空見慣。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裝置”一下，曰“波普藝術”，便可賣得天價。當今賣得最貴的藝術是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和波普藝術。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像廣告一樣的絲網版畫，動不動上千萬美元一幅。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曾經的流浪漢、酒鬼杰克遜·波洛克（J. Pollock）， 1948年“滴灑”出來的一張抽象畫《作品5號》，2006年拍出1.4億美元的天價，創造了世界歷史最貴畫作的記錄！

在當代藝術價位坐火箭的同時，歐洲傳統藝術卻慘遭藝術市場的打壓。多梅克追問：1991年一場拍賣，“為什么一張德庫寧（當時活著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的畫，抵得上一件拉斐爾+一件提香+一件格里柯+一件拉杜爾+一件委羅內塞+兩件普桑的素描？”（129頁）以當今市場主義的邏輯，最貴的就是最好的。于是，這天文數字高價的當代藝術，當然也是最藝術、最有價值的了。

   第三，當代藝術成就霸權，跟當代藝術批評的“詮釋”“解說”是分不開的。道理很簡單，要把一個小便池說成是藝術品，沒有藝術理論的“說法”是不行的。因為前面兩點已有別的學者作了研究分析，多梅克著重闡述這第三點，揭露當代藝術批評的詭辯術。

   中國早有指鹿為馬的典故。相當程度上，當代藝術正演繹了指鹿為馬的現代故事。當代藝術，常常作品本身說明不了問題，端賴“理論”“觀念”去詮釋解說。作品變得可有可無，理論話語卻越來越重要。到后來，甚至概念取代了作品，藝術家成了理論家，所謂“畫家成了話家”。人類藝術史上沒有任何藝術像西方當代藝術那樣，動用了那么眾多的藝術批評家。因為，當代藝術其實是靠批評家的文字和話語堆起來的。

多梅克例舉：“藝術-理論家”維奈（B. Venet）擺置了一些鋼弧條，曰：“賦予雕塑以新的定義”；地上擺一堆煤和瀝青，稱是一些“物質的自由放置”。多梅克憤然了，難道這就構成了維奈成為“藝術家”、一堆煤成為“藝術品”的充分理由？這些以所謂“自由”的名義取消藝術和生活界限的做法，其實不過是自我宣稱為藝術家——“自我藝術家”（auto-artiste）。煤變成藝術品，本質是將藝術創造降格為“指認一件物品”的行為。所以，這是一些“沒有藝術的藝術家”。

當代藝術批評的一個重要詭辯術，是將以前的美術作品，繪畫或雕塑，都看做是一件“物品”。然后將藝術“物品”與日常生活物品混同、拉齊。法國當代藝術批評家迪迪-于貝曼（G. Didi-Huberman）在稱頌一位美國概念藝術家的單色畫時說：“任何繪畫都是一件物品（objet）。（任何藝術家）不管怎么說，都是在制作一件物（chose）。”（21頁）嗚呼！藝術創造，在這里被蓄意等同為制造一件“物品”。

當年馬克思批判資本對勞動者的異化，是將勞動者“物化”（chosification）。如今的當代藝術理論，則是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地將藝術“物化”。而這個“物化”理論，完全是為常用日常物品做“裝置”的美國波普藝術做辯護。

   多梅克專門用一章，揭露美國波普藝術教主沃霍爾，是靠藝術批評“鬧劇”的吹捧功成名就，是一件“現代愚蠢的樣本”（57頁）。沃霍爾聲稱，任何東西都是藝術品。1964年，他指認了一堆康貝爾牌西紅柿湯料箱和布里奧牌洗衣粉盒子是藝術品。然后，便有成群的藝術批評家出來為沃霍爾詮釋解說，稱其如何如何藝術。有了理論的辯護，又有猶太畫商卡斯特利（L. Castelli）這位“藝術黑手黨徒”的商業炒作，“沃霍爾-卡斯特利聯合體”大獲暴利。

當今法國大紅大紫、專畫紅、蘭、白條條的“概念藝術家”布倫（D. Buren），還有一位同樣大紫大紅、專搞白方塊瓷磚裝置的“概念藝術家”雷諾（J.-P. Raynaud，這位花匠出身的“藝術家”也到處展覽放大的花盆）……也是首先靠理論詭辯而發跡。西方現代版本指鹿為馬的故事，在大批理論家的喋喋話語鼓噪下，鹿終于變成了馬。

多梅克認為，真正的藝術批評應該是“文學批評”，言之有物。而當代藝術批評是一種“玄理批評”。當代藝術本身就是概念先行，為之辯護的藝術批評，更是玄理的詭辯。多梅克黑色幽默地把這種“玄理批評”（théoriste）諧音稱作“恐怖主義批評”（terroriste）！（29頁）

能夠把鹿“批評”成為馬，而且不允許別人出來說這不是馬，理論家們要么跟著說“是馬，是好馬”，要么只有閉嘴，這樣的情形，可不就是“恐怖主義批評”？

上述三要素——體制、市場和理論批評，正構成了多梅克感到恐怖的“網絡”體系。鹿最終變成了馬，是靠了三個要素整體發生作用才得以實現。這三要素之說，與另一位法國學者西莫諾（P. Simonnot）稱當代藝術統治集團為“三M黨”，異曲同工。三個M——Market-Museum-Media（市場-博物館-媒體），博物館即泛指文化藝術體制，媒體即是理論批評。

當代藝術的“三要素”或“三M黨”，是世界性的，完全控制了國際當代藝術。市場捧炒，博物館收藏，理論宣傳，三位一體，“網絡”嚴密，由此形成了西方當代藝術的“極權主義”統治。

其實，當代藝術的“極權主義”只是當今西方“統治性意識形態”極權主義的一個小側面。

與善良的中國自由主義者想象西方“言論自由”恰恰相反，當今西方的這種“統治性意識形態”極其不寬容。它的一些教條構成了絕對禁忌，不能冒犯。否則，你就得付出“高昂代價”。

比如，“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民族”（nation）的概念，不允許正面提。二戰以后，西方“統治性意識形態”對全世界進行了一場長期深入的洗腦“思想改造”運動（中國知識界也被深度洗腦），清算“民族主義”，以致今天的德國人被整得連唱國歌、掛國旗都難已為情，“我們德國”之類的情懷不可以公開表露。（參閱《藝術的陰謀》139頁）任何一種愛“國”主義，都可以被輕易打成“民族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

再如，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史實，不允許討論或研究。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當年廣泛的群眾基礎，學界諱莫如深。德國當代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恩斯特·諾爾特（Ernst Nolte），悲憤指控西方學術界的“不寬容氣氛”：“如此禁止分析納粹主義……，那么20世紀的歷史學家們只有閉嘴沉默了，以免被控事后同謀。”（6）

尤其，對于大屠殺和毒氣室，是最嚴厲地禁止討論研究，更不允許質疑與否定。戰后西方歷史學界，事實上存在大量質疑、否定大屠殺的聲音，形成一個“修正主義”（revisionism）學派，亦稱“否定主義”。修正主義主要觀點認為，當年德國只是“集中”，并未屠殺猶太人，就像同時期美國“集中”居美日本人，英國“集中”居英德國人一樣。（7）

這些“修正主義”學者教授，一直被剝奪“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長期遭到媒體封殺，人身迫害，甚至判刑入獄。除了自由主義傳統最深厚的英國和美國，許多西方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法國、瑞士等國，都先后立法規定：否定大屠殺和毒氣室是觸犯刑律，屬于犯罪。于是，當代西方的言論罪和文字獄，幾十年來常年發生，不勝枚舉。

法國當代最著名的修正主義學者、前里昂大學教授羅貝爾·福利松（Robert Faurisson），1970年代開始認定毒氣室并不存在，并質疑《安娜·弗朗克日記》的真實性，結果長期遭到人身威脅。1989年被暴徒嚴重毆傷，頭破血流（8）。之后不久，被革除教職，把他的名字從《Quid》年鑒辭典中刪除，還遭到罰款，凍結銀行賬戶，搜家。他到外地旅行時，在許多國家遭到拒絕入境或被捕驅逐出境。2005年，福里松被判緩刑三個月（根據法國1990年通過的Gayssot法）。著名美國學者喬姆斯基曾為福里松辯護，英國的羅伯特·約翰（R. John）甚至將福里松比作新時代的左拉。

英國歷史學家戴維·伊爾溫（David Irving），二戰史專家，因否認大屠殺和毒氣室，好幾次在德國被判罪。2005年他去奧地利旅行，結果被奧地利警方逮捕，判刑三年。盡管上訴，還是坐了一年多（400多天）的牢。2007年底，牛津辯論聯合會組織了一場討論，邀請了伊爾溫，結果會場闖入一批抗議者叫喊唱歌，干擾會場，最后出動了警察。用警察來保護一場學術討論會，真是一道西方言論自由的奇特風景！伊爾溫的名言是：“我不說他們想聽的，我只根據檔案說話！”

近年最重要的文字獄，是德國出生、長期生活于加拿大的出版商恩斯特·尊德爾（Ernst Zundel）案。他主要因出版了一位英國人寫的小書 《真地死了六百萬？》而獲罪，被迫離開加拿大去了美國。2003年在美國逮捕，驅逐回加拿大，在加拿大關押了兩年，又在2005年被驅逐回德國，同年6月被判刑5年，至今一直關押在德國曼海姆市監獄。尊德爾的判刑，引起了西方許多國家眾多人士的聲援和抗議，甚至出現了“尊德爾”的專名網站。

1999年，德國哲學博士菲德烈克·托本（F. Töben）因否定大屠殺，被判刑9個月。2004年，瑞士退休教師阿芒德魯茲（G-A. Amandruz），因否認大屠殺被判刑1年。2007年，德國生物科學家格爾馬·魯道夫（G. Rudolf），主要因出版發行修正主義書刊，被判刑2年半，直到2009年7月剛剛出獄。2008年，奧地利工程師沃夫岡·弗洛里希（W. Frohlich），因否認大屠殺被判刑6年半。2009年4月，奧地利作家、抒情詩人宏西克（G. Honsik），因否認大屠殺被判刑5年，是最新近發生的文字獄……

曾親身經歷德國集中營的法國歷史學家保爾·拉西尼葉（P. Rassinier），是法國最早的“否定主義”學者，一直被主流媒體封殺。美國重要修正主義者亞瑟·布茨（A. Butz）教授，寫過《20世紀的欺詐》（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寂寂無聞……

媒體封殺還算是客氣的。事實上，西方“統治性意識形態”勢力對修正主義學者和傳播者，一直實施嚴厲清剿，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1978年，法國修正主義者弗朗索瓦·杜普拉（François Duprat），曾否定毒氣室，被汽車里安放的精密炸彈炸死。1980年，英國一家印刷修正主義書刊的印刷廠被焚毀。1981年，法國青年博士生蓋聶（M. Caignet），因為把“奧斯維辛的謊言” 翻譯成法文，被人臉上潑硫酸毀容。1982年，美國修正主義歷史學教授喬治·阿希萊（G. Ashley）的住宅，多次被砸，遭燃燒彈襲擊。1984年，設在美國加州的修正主義學術機構“歷史復審研究所”（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遭縱火，所有原始檔案資料、手稿和六年的研究成果被焚毀。1987年巴黎索邦大學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多名法國修正主義學者被打傷。前面提及的德國歷史學家諾爾特，主張不應當用法律治罪來禁止質疑大屠殺，而應該用事實來論證，只是“半個修正主義者”，結果也受到電話恐嚇和人身威脅，1988年他的小汽車被人焚毀。1992年，比利時一家售賣修正主義刊物的書店遭焚毀，法國巴黎等地也出現多家書店被砸……（參閱www.vho.org法語版akribeia/6，上舉事例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由于整個西方的主流媒體，都掌控在這個“統治性意識形態”勢力的手中，此類事件和文字獄案件，都被媒體封殺得幾乎沒有什么傳聞。而媒體不報道，就等于沒有發生。

貴為美國前總統的吉米·卡特，2007年出版新書《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種族隔離》（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認為今天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的種族隔離政策，殘酷程度大大超過了當年南非實施的種族隔離。結果遭到《紐約郵報》的謾罵：“這么個家伙怎么可以成為美國總統？”（9）可見西方“統治性意識形態”的勢力有多么強大。

其實，對有些“歷史”，是可以用常識去“修正”的。即便那位最激烈指控全體德國人民都迫害猶太人的美國歷史學家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也不得不尊重常識，“修正”奧斯維辛集中營遇難的猶太人不可能有400萬或后來常說的250萬：“這個數字不可能超過100萬。（幾年以后，這個修正變成了正式說法：奧斯維辛集中營紀念牌上，400萬被換成100至150萬。）”（10）就是說，600萬已經被“修正”掉一半！

我們暫時不能判斷修正主義學派是否有理。但，起碼的 “言論自由”的權利，總應當保障吧？只要有史實根據，任何歷史都應該可以研究和討論。如此對修正主義學者濫加迫害，與中世紀宗教裁判所迫害異端何異？這般大興文字獄，難道不是一種當代極權主義，盡管它隱形看不見？

事實上，西方世界真正的主人，并不是那些看得見的政府和政客，而是躲在暗影里。 布迪厄稱他們為“統治者們”或“看不見的世界政府”。宋鴻兵的《貨幣戰爭2》也指稱一個幕后的金權“世界政府”。這些世界的真正統治者們，控制了世界的金融、跨國大企業和主要媒體（11），相當程度影響甚至控制了美國政府，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也操控了與金融投機緊密相連的“當代藝術”。

當我們看到當代西方“統治性意識形態”如此大興言論罪和文字獄之后，回過頭來，終于可以明白多梅克所說的“冒風險”和“付出高昂代價”是怎么回事。尤其明白，當代藝術界的“極權主義”或“恐怖主義”，只是小意思啦……

注釋：

（1）       Jean-Philippe Domecq : Artistes sans art? Edtions Esprit, 1994, Paris, p.9

（2）       Jean Clair: 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des Beaux-Arts, Gallimard, pp.86, 92。也見河清：《藝術的陰謀》，第333、336頁。

（3）       Marc Fumaroli : l’Etat culturel, Paris, Fallois, 1991

（4）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曹大鵬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02年，第81頁。

（5）       河清：《藝術的陰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99頁。

（6）       François Furet/ Ernst Nolte : Fascisme et communisme, Plon, 1998, Paris, p.136

（7）       最早發明“集中營”的是美國人，發生于美西戰爭、美軍鎮壓菲律賓人民反抗期間。越戰時，美軍在南越修建的“戰略村”也是名副其實的集中營。

（8）       被毆慘狀見http://www.fpp.co.uk/Auschwitz/Faurisson/

（9）       見Le Monde diplomatique，septembre 2007, p.26

（10）   見François Furet/ Ernst Nolte : Fascisme et communisme, Plon, 1998, Paris, p.90

（11）   當我們看到西方媒體在報道西藏騷亂、支持達賴和熱比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時，口徑一致，我們才能真正體會西方“統治性意識形態”對西方主要媒體的控制是何等有效，體會布迪厄揭露西方“輿論的一致性，構成統治性言論象征力量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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