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美國的國防轉型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第314頁

作者：周建明

山東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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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國防轉型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影響

一、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美國新戰略的局限性

我們認為，美國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局限性，由此也造成了它的脆弱性。這個戰略是以軍事使命來理解國家利益，以軍事力量為主要手段來追求自己的霸權地位。企圖建立“美利堅帝國”。它低估了全球化為時代國際政治的復雜性，高估了軍事力量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由此也就低估了自己的實力和能力，陷入了在國際政治中的“唯軍事論”。在用這種方式追求霸權的同時，美國也在不斷樹立對立面，給自己不斷制造難以解決的麻煩，在道義上陷于孤立。這種態勢的發展，給中國提供了改善自己安全環境的戰略機遇。

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將使中國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和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的美國，而是一個軍事力量不斷增強、但軟實力和影響力卻不斷下降的美國。正如耶魯大學著名教授沃勒斯坦所指出的，雖然美國推行著強硬的對外政策，但它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如果繼續推行強硬政策，只能害人更害己。幾年以來的實踐表明，美國所推行的這個戰略使自己在國際事務中失去了道德制高點，并沒有增加別國對它的尊重，反而失去了這種尊重。而這是美國要作為世界的“領導者”所必需的條件。雖然叛國具有絕對的軍事優勢，但一味地使用武力來對付威脅，效果往往適得其反，恐怖主義的威脅反而更加揮之不去。

目前，美國深陷伊拉克的戰后泥潭。駐軍伊拉克不僅不斷地造成美軍士兵的傷亡，在美國國內難以承受，而且在伊拉克人民心中對美國的仇恨也在不斷增加。如果從伊拉克撤兵，美國不僅不能實現控制這個戰略要地和重要石油資源的目的，而且伊拉克會陷于內戰之中，對這個關鍵地區造成巨大的不穩定。美國陷于從伊拉克撤軍和不撤軍的兩難之中。隨著伊拉克反對力量更多地采用“人質戰略”，那些與美國一道發動伊拉克戰爭、或以其他形式參與戰后事務的盟友正逐個地從伊拉克撤出自己的軍隊，美國越來越處于必須獨自承擔主要代價的狀態。

伊拉克戰爭也使美國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如果說在阿拉伯伊斯 蘭民辦中，美國原來的威脅主要來自于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所謂的“邪惡軸心”的話，那么伊拉克戰爭之后，所謂的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政治謊言被揭穿、美國虐待戰俘的丑聞震驚世界、美國士兵褻瀆《可蘭經》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國在伊斯蘭世界和國際社會的政治信譽遭到沉重打擊。伊拉克戰爭也被證明是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仇恨不斷加深，美國所感受到的恐怖主義威脅也始終無法消除。

從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轉型不看，對伊拉克的戰爭完全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果，它體現了對待威脅進行“先發制人”打擊，以及改造中東使之符合美國利益的戰略意圖。但同時，它也是一個美國戰略轉型的檢驗器。結果表明，僅僅在軍事上具有擊敗對手的能力，并不能成為美國取得安全的充分保證，更不能因此就使美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提升。相，濫用武力可能適得其反，結果使美國更不安全，也使美國的國際地位不升反降。按照最近美國中央情報局“匿名者”所發表的《帝國的傲慢：西方為什么正在輸掉反恐戰爭》一書的看法，伊拉克戰爭印證了本·拉丹的觀點：這是西方占領伊斯蘭圣地的行動，也是美國意圖控制阿拉伯世界石油的行動。他認為，“基地組織”正在演化為“基地主義”，在更大程度上演化為一個運動而不再是一個組織，成為使憎恨政策的人團結起來的旗幟。它反映了美國政策上的失誤。其實，這不只是政策的失誤，更重要的是戰略上的失誤。因伊拉克問題所受到的牽制，使得美國在處理朝鮮核危機、伊朗核問題上所表現出的選擇性和行動能力都大大受到限制。它最終地表現為美國戰略目標與能力之間所存在的落差。

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轉型從本質上表現出一種權力的傲慢，在外交上則表現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權心態。美國把自己凌駕于其他所有國家之上，甚至對盟國也極不尊重，對所謂的“老歐洲”不屑一顧，肆意使用武力來維護自己主觀界定的“利益”，這使它無可挽回地失去了歐洲大多數盟國的支持。如果單從軍事實力來看，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確更強大了；但從綜合能力和國際地位來看，美國走的卻是下坡路。關鍵是美國失去了在冷戰時期和冷戰后初期所具有的道德高地，削弱了與盟國的關系，特別是跨大西洋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失去了冷戰期間所能依賴的國際體系的支持。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所能維持的，只是一支“聯合軍隊”，這種聯合有的基于意愿，有的基于利益，但卻非常危弱。歐洲主要國家與美國之間裂痕的擴大，其意義不只在于對待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對整個世界秩序和國際關系格局的影響上。歐洲主要國家并不接受所謂的“美利堅帝國”，而是希望一個力量更加均衡的世界，即多極化的國際格局，希望有一個更公平、更民主的國際秩序。對此，美國國內已開始了對布什外交政策的反思。2003年，Ivo H.Daalder 與 James M. lindsay寫了一本書：《后外交時代：不受約束的美國》，批評了小布什的外交政策：

“伊拉克戰爭的教訓就是：有時，當你牽頭的時候卻很少有人響應。從根本上說，這也是布什革命的真正危險所在。華盛頓要做自己的事情，美國的朋友和同盟可能無力阻止，但是，美國的盟友未必愿意在美國急需它們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確實，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權力、目的和當務之急的疑問越大，美國產生的影響就越小。假如其他國家試圖反對美國，宣告美國的權力沒有合法地位，那么，華盛頓就需要竭盡全力確保實現既定目標。假如其他國家只是作壁上觀，留下美國單獨處理美國心目中的共同難題，美國自然會付出更大的代價。美國因此而擔當的風險，不僅僅是美國在海外難以實現自己的目標，而且還會削弱美國國內對介入世界事務的支持?？偸菗拿墒芷垓_的美國公眾有可能拒絕為單邊主義買單。美國人可能會直率地問，如果其他人都不愿意分擔應對嚴峻挑戰的負擔，為什么應該我們承擔？就這一點來說，一個不受約束的美國將是一個風險更大的美國。

倚重軍事力量，而對與盟友的合作不屑一顧的外交戰略，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綜合實力，增加了自己的風險。這種外交戰略的本質是“霸權主義”?！鞍詸嘀髁x觀點聲稱，美國擁有不可攀比的實力，并且愿意有效地運用這種權力，一旦運用后根本不會顧及其他人的反對聲間——這就是確保美國全球利益的關鍵?！边@種霸權主義的信仰建立在五個命題之上：

第一個命題是：美國處于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

第二個命題是：利己主義國家是世界政治的關鍵參與者，即便是全球化也沒有改變這個事實；

第三個命題是：把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看成是世界范圍內的硬通貨，即使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里也是如此；

第四個命題是：對于美國利益而言，多邊協議和多邊機構并非絕對必要，也未必十分有益；

第五個命題：美國是獨一無二的強國，而且其他國家認可這一點。

正是因為美國持這樣一種霸權觀念，所以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戰略陷阱，國際地位和行動能力在不斷地損耗。中國所采取的“韜光養晦”做法，起到了避其鋒芒的作用。在美國深陷伊拉克戰爭留下的泥潭時，中國正在積聚力量，開拓、發展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

可以說，美國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在導致美國地位衰弱的同時，也給中國增加了在戰略上的回旋余地。除了美國、日本之外，中國與其他大國都存在著實現戰略諒解、進行戰略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條件。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也具有廣闊的發展合作關系的空間。這種關系有助于緩解中國從東面所承受的戰略壓力。特別是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以后的困境，客觀上拖住了美國，使它無法集中力量來對付被認為是潛在戰略對手的中國。

分析美國國防轉型的局限性，并不是要我們忽視或輕視它對中國的實際影響。事實上，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美國戰略大調整必將對中國的安全環境造成深遠的影響。在軍事力量對比和地緣政治態勢兩個方面，這種影響尤其明顯。

二、對中國的軍事壓力

從整個國防轉型的構想中可以看到，美國對軍事力量的發展有著全面、長遠的考慮。它的基點是要取得絕對的優勢。所謂“基于能力，而不是基于威脅”的實質就是如此。現在，美國一年的國防支出達4800億美元，幾乎超過了世界所有大國軍事預算的總和。近年來，中國加強了國防建設，但與美國相比，這些投入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受到自己發展階段和經濟實力的制約，中國不可能投入過多資源去發展軍事，更無法與美國搞軍備競賽，否則就有可能重蹈當年蘇聯的覆轍，被軍備競賽拖跨。中美之間在經濟實力上的差距和不同的戰略目標，決定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兩國在軍事上的實力差距將始終存在，并對我過的安全環境構成巨大壓力。

這種軍事上的壓力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不對稱的戰略威懾能力。在國防轉型中，美國雖然把所屬的核彈頭削減到了1700枚左右，但仍然保持了強大的戰略威懾能力，并儲存了大量核彈頭。這與我們所具有的戰略打擊力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問題還不僅如此。美國同時在積極發展導彈防御系統，正如卡根所說，這是以中國為動力的。也就是說，美國發展導彈防御系統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剝奪或削弱中國的戰略打擊能力，以維持美國所具有的非對稱戰略威懾優勢。在國防轉型中，美國的核戰略正在向由核與非核打擊力量、進攻與防御的多種系統等新“三位一體”方向轉變。

其中，由先進常規武器系統、進攻性信息戰和特種作戰部隊所組成的非核打擊力量，實際上也將承擔戰略性任務，對中國也構成嚴重威脅。要在這樣的條件下保持對美國的有效戰略威懾能力，顯然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2.不對稱的太空、信息和情報能力。美國國防轉型的重點之一，是對太空、信息和情報的投資，決心通過提高這三種能力來增強美軍的靈活性和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能力，減輕未來的風險。這三種能力的提高可以縮短決賽周期、加快作戰進程。美國在加強太空、信息、情報能力方面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提高太空系統的能力、可用性和生存能力；

提升保密高性能、可靠的全球網絡；

向網絡注入高質量的信息和情報，實現全球態勢感知，支持網絡中心戰；

使太宛若、信息和情報系統更加強和安全，同時阻止對手獲得相同能力。

同代戰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信息技術在戰爭中的廣泛使用。能否更快、更廣泛地掌握、運用信息和保證信息的安全，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美國國防轉型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建立和維持美國與對手在信息上的不對稱性?！鞍衙魈斓膽饒稣樟痢彼从车木褪且酶鞣N手段把對方透明化，完全暴露在美國軍事力量面前，而美國則處于不對稱的信息優勢中。而同時，又使對方無法具有同樣的信息能力。我們必須看到，美國不僅在洞察信息與戰爭的關系方面是領先的，而且其信息技術在戰爭中的利用、投入方面也是領先的。國防轉型本身就說明了美國仍然把占領“信息”這個制高點作為謀求絕對優勢的關鍵所在。例如，在太空軍事能力方面，美國所投入的計劃包括“

太空發射能力、發射場所建設和陸地控制網絡建設；

情報、監測、偵察（ISR）；

衛星通信（SATCOM）；

     發射控測與跟蹤

導航與部隊跟蹤；

對軍事行動的氣象及其他環境支持；

太空監視與控制。

美國國防部的網絡戰略是利用新興的信息技術和概念，提供無縫、保密、寬帶的通信、兼容能力，最大限度地擴展情報網絡與國防部一體化網絡間的兼容性，將通信基礎設施擴展至所有部隊單位，并力圖實現情報、監測、偵察與作戰的一體化。

提高情報能力是美國在國防轉型中力圖應對的重大挑戰。由于美軍的作戰計劃越來越依賴于信息，因此要求更加強調信息的獲取與共享能力、情報的分析能力，以支持早期預警、迅速決策和部隊作戰。

我們與美國之間在上述所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差距。這種差距既由經濟、技術基礎所決定，也由對信息與戰爭關系的理解以及把信息運用于戰爭的能力所決定。隨著美國的投入增加，這差距在許多方面還會擴大，它將直接影響到中國的軍事能力和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3、不對稱的聯合作戰能力。采用聯合部隊來管理危機、阻止沖突和實施作戰，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更具有殺傷力、機動性和生存能力，不僅能夠實施分散式作戰，而且能夠突破對手的反進入或區域（能力）剝奪戰略。這是美國國防轉型的方向。美國軍隊將向模塊化的方向發展，使之便于聯合作戰。美國將發展一個靈活、可靠、高效的聯合指揮與控制系統，不僅要設在聯合指揮部，也將延伸到作戰部隊；通過聯網，以保證共享戰場態勢信息，并得到理論、戰術、技術、程序以及訓練有素部隊的支持。美國國防部正考慮在各地區作戰總部中建立常設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它們以共同標準為基礎制定作戰程序、戰術和技術系統擁有標準化的CISR組織和迅速的一體化后勤系統，利用靈活的任務計劃工具，使美軍能對變化的戰場情況作出反應。新成立的北方司令部從一開始就作為一個聯合總部組建，而不是各軍種的簡單組合。同時，美國國防部也正在探索建立一支常設聯合特遺部隊的可行性，以對付未警告的、不可預測的、范圍廣泛的常規攻擊，通過開發持續定位與跟蹤任何范圍內的移動目標并實施快速精確的打擊的能力，應對未來的挑戰。

“聯合作戰”所反映的是，美國在目標多元化、軍隊裝備先進化后，所找到的以更少的人員傷亡來取得更佳效果的作戰模式，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軍隊的結構和使用方式，大大提高戰斗力。

4、不對稱的軍事裝備能力。美國軍事裝備不僅起點高，投入大，而且根據追求絕對優勢的戰略思路，正在加大對新技術、新能力、新系統的投入。這些系統包括：

一體化的導彈防御系統。對彈道導彈進行全程攔截，并使各軍種在可行情況下盡早部署反導彈系統單元；

無人系統。加速發展新型無人作戰飛機，能夠進入設防地區攻擊目標，而不會使飛行員陷于險境，并啟動海軍無人駕駛水下平臺的研發；

變彈道導彈核潛艇為執行常規任務，提高快速攻擊能力，可以在不預警的情況下實施高強度攻擊、隱蔽的特種作戰行動和進行未來新型能力的試驗；

先進的通信網絡。圍繞著網絡中心作戰概念，使用先進的網絡技術，加強對新興通信系統和數據鏈的投資，使空中和艦載傳感器一體化，為部署的部隊提供詳細、持續、最新的戰場圖像；

先進的情報系統。加快發展和部署能在全球范圍內、在各種天候條件下持續感知信息的能力，如天基雷達，提供持續的監視覆蓋、增強定位、跟蹤和攻擊移動目標能力；

遠程投擲能力。改進B—1、B—2和B—52轟炸機，使其具備打擊世界任何地方的固定和移動目標的能力；

精確打擊系統。開發新型超高音速武器，可及時提供對預定地點的精確打擊。開發全球定位系統制導彈藥，在空間維度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對目標實施全天候、全時段的打擊。

以上是美國已經投入發展的新系統和新能力。隨著國防轉型的深入進行可以預見美國還將不斷推出的武器和系統，以保持其軍力的絕對優勢。這種態勢的發展，使我們與美國之間在裝備上的差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會存在。

5、美國軍事部門改革的加快。國防轉型本身就是一種從戰略著眼的改革。從小布什政府上臺以來，可以看到在國防轉型的過程中，美國對國防事務改革的力度非常之大，速度也非常之快。這種改革已超出了以往“新軍事革命”的范圍，除了已廣泛利用信息技術的軍事變革外，還包括了確立新的國防目標，推出各種新的戰略，如國土防衛戰略、核站略、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戰略、反恐怖主義戰略等。為適應這種目標和新的戰略、美國國防系統進行了大幅度的機構改革。它包括為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技術而進行的作戰范式的改革，以及倡導新的國防文化?？梢哉f，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對國防進行規模如此之大、涉及范圍如此之廣的改革。雖然改革是一個國家自身的事，但像美國這樣一個在當今世界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國家，其國防轉型所產生的效應必定會影響到與其他國家的關系，正如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所進行的改革所產生的積累效應也反映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上一樣。更不用說美國國防轉型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更有效地對付其他國家。如果意識到美國提高軍隊作戰能力的動力之一，與把中國作為潛在戰略對手有關，那么美國的這種改革對我們所構成的安全上的壓力就非常清楚了。它的目標就是要使中國處于軍事實力與它非常不對稱的條件下，無法對美國提出挑戰，使中國的發展無法對美國構成威脅。而另一方面，則為美國在臺灣問題等方面繼續侵犯中國的利益提供實力基礎。

美國的國防轉型對我國安全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不僅表現在軍事實力的差距上，而且還表現為針對中國的美軍部署大調整、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結盟活動、美國在中國周邊不斷打造的軍事準入能力。美國的軍事部署具有許多面向，特別是在遭受恐怖襲擊后，美國又加強了國土防衛力量。一般意義上美國軍事力量的加強并不一定會對中國產生具體的影響。但是，如果考察美國軍事力量部署的話，就可以發現，美國在西太平洋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上正在不斷增強；美國與日本的軍事結盟也在加強，這個軍事結盟的目標所具有的 針對中國的內容越來越明確；美國與臺灣之間的軍事聯系，包括軍事支持和軍事合作越來越多，它的含義不言自明。此外，美國加強了與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軍事合作關系，強化了取得軍事準入的可能性；通過反恐戰爭取得了在中亞國家的軍事基地。這樣，除了在東面海洋針對于中國的正面軍事部署外，還力圖在中國周邊創造一旦需要就可以實施的軍事準入條件。

這種態勢表明，美國的國防轉型在安全會上對中國構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中國必須在力量不對稱的條件下應對來自美國和美日同盟的戰略壓力，以及來自臺灣的分裂危險。問題的關鍵在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要明確縮小中國與美國在軍事實力上的差距是不容易的，這種差距甚至還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也就是說，雙方以軍實力為主的力量對比的不對稱性將長期存在下去。這是中國考慮如何維護自己國家安全時一個既定的前提。

三：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壓力

環顧整個世界，在21世紀前期可能沒有一個大國在經濟發展上像中國這樣充滿活力。但與此同時，在地緣政治上也沒有一個大國受到的壓力超過中國。中國是所有大國中在戰略態勢上受到的壓力最大的一個國家。造成這種狀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目前的戰略框架上，美國無法排除把中國看作是最主要的潛在的戰略對手，或者叫做“戰略競爭者”。它成為中美之間最本質的關系之一。雖然中美之間的關系由多種因素決定和多個層面組成，但在戰略上被視為潛在對手的關系卻是深層次的，并且在許多情況下將決定中美關系的整個走向，也是決定中國安全環境的最重要因素。那種認為依靠外交努力，就可以化解中美之間根本利益的沖突的想法，只是一相情愿。像美國國務卿鮑威爾2003年所說的中美關系處于最好時期，只是一種外交辭令?？床坏竭@一點，將使中國失去最基本的戰略警覺。

明白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從這個基點出發，中國才能找到自己的戰略定位。這個定位包括這樣幾個基本方面：

中國所面臨的戰略環境中，地緣政治的意義要遠高于地緣經濟的意義。按照傳統的地緣政治理論，兩個互為對手的國家總是在考慮怎樣對付對方。而地緣經濟理論則全然不同，它是把兩個國家看做經濟上可合作的伙伴，具有什么樣的互補性，如何進行合作。應該說，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以及與幾乎所有國家（地區）的關系都具有兩重性：既可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也可以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分析。關鍵是那一個方面占主導地位。在現實生活中，確實也存在著這兩種不同的觀點。

從地緣經濟的角度來看，比較容易強調經濟全球化的作用，強調各個國家都在謀發展，各個國家在經濟上的利益越來越相互依賴，因此經濟上的合作與競爭成為決定各個國家關系最主要的因素，甚至于認為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性已經排除了大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也有人主張用建構主義的方式，在東亞建構安全合作體制，比如把關于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機制上升為東北亞安全保障機制。這種視角，幾乎已經排除了中國與某些大國之間存在著的不可調和的國家核心利益沖突的可能性。

但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就不同了。當人們關注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性時，像美國進行國防轉型這樣的戰略調整的含義，就不能不引起高度關注。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至少有三個因素對中國來講是必須要考慮的：

臺灣因素。中國至今沒有完成國家的完全統一，臺灣問題突出地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走上“國家化”的道路，分裂勢力在島內執政，基本主導了島內的政治走向，公開主張“臺灣獨立”。2006年2月臺灣當局在終止“國統會”問題上的鬧劇，進一步證明這一點。在這種條件下，臺灣問題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從內戰所遺留下來的在“一個中國”框架內的問題，變成臺灣要公開分裂國家和我們如何進行反分裂的問題。臺灣問題突出地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

日本因素。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日之間在戰略上的沖突面開始顯現。中日這兩個東亞大國之間沒有形成對未來戰略上的諒解，日本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國地位的上升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威脅。這種狀況，又使歷史問題進一步突顯，直接影響到兩國人民相互的感情和對對方的相互判斷。日本不僅在戰略上依靠美國，在國際政治中也追隨美國，通過加強日美軍事同盟來維護自己的安全，越來越顯示出不僅要在政治上、而且還要在軍事上也作為一個大國在亞太地區、甚至世界上發揮作用。日本目前的決策者也像美國那樣把中國的崛起看做是潛在的威脅。在臺灣問題上，日本明顯地表現出特有的興趣，甚至與島內執政的分裂勢力之間“眉來眼去”，也對干預臺灣問題保留某種空間。2005年2月19日，日美舉行外相/國務卿與防衛廳長官/國防部長之間的所謂“2+2”會談后，明確宣布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的區域不僅有日本，還包括朝鮮半島、臺灣和北太平洋地區。因為日本是一個與中國相鄰、又沒有取得戰略諒解的大國；因為日本與美國的軍事結盟，而且這個結盟的目標已超出了對日本本土的防衛，要在遠東和整個世界發揮作用，并把干預臺灣問題作為自己的目標之一；也因為過去百余年里中日兩國之間有著這樣一段特殊的歷史，日本對中國的國家安全也就具有特殊的含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國因素。由于美國以國防轉型為主軸的戰略調整，把追求在全球的獨霸作為最為重要的利益，在所有大國中，中國這個具有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又在迅速上升的大國，自然會被它放在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上。面對正在上升的中國，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多層面的。

從地緣政治的層面，美國現行戰略所要追求的目標，并不是通過“接觸”讓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成員，而是不能讓中國控制東亞這個關鍵地區，一旦認為在戰略十字路口的中國對美國的霸權構成威脅，將保持在軍事上絕對優勢的地位。其實質是要控制西太平洋的海權，更要防止中國在地區、乃至全球公開挑戰美國。為達到這個目的，美國低調地、長時間地構筑針對中國的“包圍圈”，包括強化與日本的軍事同盟，加強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據日本媒體報道，2004年9年之前，美國政府將匯總一份美軍全球規模的轉型方案，其重點是削減駐韓和駐歐美軍兵力，同時將駐日美軍作為推進亞太地區戰略的重點，強化其司令部職能。美軍在戰略部署上的這種轉型，將要求原來美日軍事同盟中日本自衛隊只起到“盾”的作用轉變為也要承擔“矛”的職責。美日軍事同盟的功能范圍也不只限于日本的本土防衛，而將包含東亞以及中東；日本將由原來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防波堤”，變成美軍“推進世界戰略的據點”。最近，美國醞釀在東亞新部署另外一個航母戰斗群，地點可能在關島。這種變化，不言而喻就有很明確的針對中國的目的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對中國構成新的地緣戰略壓力。

在臺灣問題上，如果是要追求“一超獨霸”的格局，美國就勢必要改變在冷戰時期所形成的、建立在允許多極化格局存在條件下對臺灣的基本政策，即維持臺?，F狀，不允許臺灣獨立，盡力阻止中國大陸統一臺灣，也不讓臺海的沖突發展到軍事沖突的地步。在新的戰略框架下，美國也必然會把臺灣進一步演變成針對中國的“遠東之矛”，即在戰略上支持臺灣漸進式地走向分裂，在戰術上避免臺海用脅迫的方式實現統一。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雖然不會公開否認對“一個中國”的承諾，但事實上不會放棄對臺灣問題的干預，而且這種干預將會更深、更廣泛，甚至要使臺美軍事關系達到實質性的“軍事結盟關系”，把臺灣完全作為美國在西太平洋戰略布局上的一環。從事實來看，美國不顧中國的警告，一再堅持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在軍事上與臺灣發展越來越密切的關系；向臺灣派出現役軍人從事政治與軍事活動；與日本一起，用電腦兵棋推演的方式配合臺灣的軍事演習，甚至在臺灣當局明確地追求獨立的情況下仍然這樣做，其戰略上的含義是非常清楚的。

美國以國防轉型為內容的戰略調整，在地緣戰略上對中國政策的重心已經從“接觸”轉變到“阻止”、“威懾”和必要時的“擊敗”上來。雖然在外交層面“接觸”沒有完全放棄，但在戰略上已經不是主要部分，而更多的是具有策略和功能的含義。在這樣的戰略框架下，臺灣問題、日本的意圖都成為可以被用來為美國戰略目標服務的籌碼。一個針對中國的美國、日本、由分裂勢力主導的臺灣之間或明或暗的合作關系正在形成。它對于中國國家安全的含義是不言而喻的。目前美國所面臨的困境只是因戰略上的過度擴張，而顧不上對付中國，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對中國的戰略意圖發生了變化。

從戰略上來看，這樣一種關系結構具有更深的含義。對于一個正在上升的中國，必然會產生取得制海權的要求。美國與日本對中國的戰略安排，從根本上說是阻止中國取得對太平洋的控制權。臺灣問題之所以敏感，美國和日本之所以會有那么大的興趣，正在于它是阻止中國取得制海權的關鍵一環。對太平洋控制權的爭奪，成為美國、日本與中國之間在戰略上始終存在的潛在沖突。

但是，在反對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特別是解決朝鮮半島的核問題以及處理伊拉克戰后事宜上，美國的戰略目標是爭取中國的合作。突出的例子是“9·11”事件后美國爭取中國支持它在阿富汗進行的反恐戰爭，而后是在處理朝鮮核危機問題上，盡可能爭取中國的幫助。即使在對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美國也希望得到中國在某些方面的支持，至少在聯合國安理會內不堅決反對美國的立場。在經濟上，中美之間經濟的相互依賴已經發展起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了質優價廉產品。中國以美元方式所持有的大量外匯儲備是美國的匯率和整個經濟維持下去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些因素綜合在起，使得中美之間利益的對抗性又被兩國關系的復雜性所掩蓋。又由于美國戰略目標的廣泛性和對立面的多樣性，導致美國在短期內必須處理許多更為急迫的麻煩，而不能把中國作為立即的對手，甚至還需要在某些問題上爭取中國的支持。在這個層面上，多少反映了中美之間還在全球經濟、地緣政治和國際事務中存在著共同利益，使長期的、戰略的利益對立被或多或少地淡化和掩蓋。

然而，即使中國與美國、與日本、與臺灣地區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經濟全作關系，并且這種關系還可以在從政治角度考慮與對方關系時增加復雜性，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叛國、日本和臺灣當局的戰略思考方式，特別是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它們在深層次安全考慮中與中國的利益對立。這就像中國在面臨核心國家利益受到損害時，也不會因為經濟利益而容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被侵犯一樣。

上述三個因素對中國的戰略環境來說構成了長期的壓力，雖然這種壓力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會時輕時重，但它將長期存在。由于中美之間實力的不對稱和美國堅持把中國作為潛在對手的戰略取向；由于分裂勢力主導著臺灣的局面；由于美國對臺灣分裂勢力的支持要大于制約，從而使臺灣當局具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沖動要追求臺灣獨立；由于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抬關，和日本對自己國家定位的追求與追隨美國的戰略調整聯系在一起，因此，中國對自己的安全環境具有不可控性。面美國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所造成的結果使這種不可控性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因此，美國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在地緣政治上使中國所面臨的壓力明顯具有結構性、格局性、因而也具有長期性的特征。

與冷戰時期不同的是，中國在這場戰略較量中，或許可以找到同情者，但是很難找到合作者。也就是說，中國必須主要以自己的力量來面對這個戰略上挑戰。這給中國所帶來的戰略壓力必然異常地大。要應對這樣的戰略環境，中國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國家安全戰略，特別是要有一個立足于在力量非對稱條件下的國防戰略，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四、從不同的空間與時間維度看美國國防轉型對中國的影響

認識美國以國防轉型的核心的戰略調整對中國的含義，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對中國在戰略上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在地理和時間的分布上是不均勻的。

從地理上來看，這種戰略壓力集中于中國的東面，也就是中國的海洋方面，其中包括中國的海上通道和對制海權的競爭上。美國在反恐過程中，雖然在南亞、西南亞、中亞都實現了軍事準入，但這種軍事準入仍有它的局限性。而且，這種軍事準入不僅對中國構成威脅，也對其他一些大國如俄羅斯構成了威脅，從而為中國同這些國家合作應對這種威脅提供了現實基礎。但在東面就不同了。臺灣的分裂勢力、日本和美國的主要軍事部署都集中在那里。地理特征與地緣政治結合成一條島鏈，對中國形成了戰略上的半包圍態勢。中國在安全上的主要挑戰也發生在這里。而這里又是中國為進一步發展而必須取得的海上安全通道，以保證戰略資源的取得和海外市場的開拓。

從時間上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這種戰略的脆弱性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如果美國不在外交戰略上改弦更張，即使它的軍事力量通過國防轉型大大增強了，但它在國際上的行動能力也不一定會同樣增強，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還可能不斷減弱。一個例子就是人權問題。美國一貫高舉人權大旗，指責其他國家違法人權。但是，自從美國軍人的虐俘丑聞曝光后，它就失去了在人權問題上指責別國的道德高地?！懊览麍缘蹏钡闹皇敲绹俗约旱膲?，并不是其他國家都愿意接受的世界。隨著對“美利堅帝國”的追求和相關戰略的推行，美國將越來越脫離世界大部分國家，這些國家不會再把美國看做“合法”的領導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力量會衰落，它首先表現為國際影響力、對國際秩序建構能力的下降，國際社會中的力量分布將會更加均衡。同時，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建構能力也隨之上升，國際影響力也會增大，在戰略上也會獲得更大的空間。

但從短期來看，美國的國防轉型對中國提出的挑戰要大于給中國創造的機遇。這主要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所決定：

一個因素是，臺灣的分裂勢力具有強烈的追求“臺灣獨立”的沖動。目前，分裂勢力在臺灣掌握著政權。由于他們對于島內各種資源的掌控和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特別是近年來因他們在島內的倒行逆施，正在失臺灣民從的支持，更會鋌而走險。他們不會放棄“臺獨”主張。在今后幾年中，只要條件許可，他們仍可能推進臺灣的分裂運動，甚至挑釁兩岸和平的底線；

另一個因素是，這屆美國政府已在臺灣問題上越過了原來所遵守的界限，在把中國作為潛在戰略對手、必須對中國進行防范的戰略思維指導下，美國政府事實上不斷推進與臺灣的軍事合作。以國防轉型為核心的戰略調整在東亞地區的具體落實，除了有針對朝鮮的意圖以外，更與加強針對中國的戰略部署、利用各種形式支持和保護臺灣的分裂傾向、把臺灣納入美國整個戰略布局等聯系在一起。它反映了在西太平洋地區地緣戰略格局上的變化。自臺灣問題產生之日起，美國介入這個問題就主要考慮到三種基本利益：地緣戰略、道義責任、經濟文化。在1972年中美實現緩和之前，地緣戰略利益占據首位。美國戰略界在1948年秋就已經對臺灣在美國地緣戰略中的地位作出明確判斷。該年11月24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應代理國務卿羅伯特·洛維特要求，對臺灣及其毗鄰島嶼對“美國安全的戰略意義”進行了有文件可考的第一次評估，評估結果形成了一份題為《福摩薩的戰略重要性》、后被編號NSC37的致國防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的備忘錄，作為對國務院咨詢的答復。該備忘錄認為：

……如果我們不能阻止中國自身大部分為共產黨所控制，這個基本的假設極有可能變為現實。既然如此，該國在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區域，包括收飛機場、港口和沿海鐵路終點站，在戰爭爆發時美國是不能使用的。從戰略的角度出發，這將會增加福摩薩作為戰時基地對美國的潛在價值，它能夠用來集結部隊，便于空軍進行戰略作戰以及控制附近的海上運輸線。

福摩薩及其毗鄰島嶼一旦由對我們不友好的一方所控制，其戰略意義將會更加重要。如果不能阻止福摩薩被受克里姆林宮影響的政權占據，我們必須估計到，敵方在戰時將會控制日本與馬來亞地區的海上通道，這對敵方有利而對我們不利；同時隨著敵方的逐步強大，它會將其控制范圍擴大到琉球群島和菲律賓。上述兩種情況都會在戰略上產生非常嚴重的有害于我們國家利益的后果……

另外，福摩薩的重要戰略意義還在于，它可以成為日本的食品和其他物資的主要來源。當然，在上述假設的情況下，這種來源就不會存在。這反過來很可能決定著日本在戰時是成為累贅，還是潛在的有利條件。

美國國務院根據上述文件的基本精神，于1949年1月19日正式起草了題為《美國對福摩薩的立場》的NSC37/1號政策文件，明確規定美國對臺政策目標是不讓臺灣和澎湖列島“落入共產黨人手中”。為此目標，“眼前最切實可行的辦法是把這些島嶼同中國大陸隔離開來”，并具體提出三項外交措施：第一，盡可能施加影響，阻止大陸上的中國人流入臺灣；第二，出力幫助建立一個非共產黨的臺灣當地政府；第三，與臺灣當地的未來領導人“保持接觸”，以便在“合乎美國國家利益時”策動臺灣“自治”。這也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迅速介入臺灣問題的戰略依據。

1972年，尼克松因對蘇聯冷戰的需要，實現對中國的緩和。從那時起，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地緣戰略考慮下降了，著重強調美國對臺灣的道義責任。冷戰結束以后，因為臺灣的“民主化”進程與結果，美國對臺灣的“道義責任”加重了。但是，在美國把中國界定為“潛在戰略對手”的情況下，臺灣在地緣戰略上對美國的價值也同時得到提升，并再次成為首要的考慮因素。這是美國必須控制在手、防止中國取得更大制海權的重要一環。從這個意義上講，臺灣問題成了中美之間、也包括中日之間在地緣戰略上沖突的一焦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對臺灣問題的介入必然會深化。

目前，由于美國面臨的麻煩的多樣性，以及中美之間關系的多重性，美國無意挑起與中國之間的沖突。但是在侵犯中國主權、加強對臺灣問題的干預上，并沒有表現出克制的態度。美國的這種做法，成為臺灣分裂勢力有恃無恐、堅持走分裂道路的重要動力之一。雖然我們也看到，當臺灣的分裂主義者的“過頭”行為有可能損害美國的利益時，美國的行政部門也會對其進行“管教”，但這種“管教”的界限是美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真正出于對“一個中國”立場的恪守和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尊重。

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表明，美國在短期內不僅不會在戰略上改弦更張，而且還會在國防轉型的既定道路上走下去。把中國作為潛在戰略競爭者的立場在美國的執政團隊中不會變化，針對東亞地區的軍事部署也會不斷強化。小布什政府雖然對臺灣當局明目張膽的分裂言行感到頭痛和反感，但并沒有在軍事上切斷與臺灣聯系的跡象。因此，美國作為臺灣分裂勢力的靠山的角色也不會改變。

還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實際上也在其中扮演著某種幕后角色，而且從最近的形勢發展來看，它還有可能從幕后走到前臺。日本企圖借美國的戰略調整，擴大自己在軍事和國際事務上的行為空間，尤其想借臺灣的分裂勢力和美國戰略中對中國所具有的遏制因素，實現自己的戰略利益。

美日的戰略動向給了臺灣分裂勢力進一步的支持和鼓勵。從態勢上看，臺灣的分裂勢頭將繼續發展下去，而不會輕易收斂。如果沒有一場分裂與反分裂之間的重大較量，臺灣分裂和國際干預的態勢有可能坐大，不易制止。在這幾個因素中，最為關鍵的是美國的國防轉型和戰略調整，而它們的共同作用決定了中國所面臨的嚴峻性。所謂嚴峻，是指這種挑戰已嚴重地威脅到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這種挑戰的特點還在于，在時間的選擇上，中國并不完全具有主動性，它不是由中國自身的意愿所決定的。在什么時候對中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并不取決于中國本身的立場和政策，而是取決于對手對形勢的判斷。如果臺獨勢力繼續在島內執政，由臺獨分裂勢力所挑起的、由美日共同介入的兩岸之間發生沖突的風險就無法排除。這是中國在戰略上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我們之所以強調這個挑戰，是因為面對可能出現的挑戰我們必須做好準備，而不能反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希望，寄托在偶然的、不操之在我的外部條件上。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美國的戰略調整有著其與生俱來的弱點，美國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美國的行為也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中美之間在核心利益上存在沖突，但美國并不具備任意對中國發動冷戰或熱戰的投機倒把。中美之間所存在的共同利益，美國自身在世界上所卷入的眾多矛盾，使得美國沒有足夠的資源與中國發生正面的沖突。面對這樣的局面，我們既要堅持與美國（包括日本）發展建設性的關系，盡可能爭取和平的發展環境，又必須在戰略上對可能出現的挑戰與沖突有足夠的準備，把中國未來安全和發展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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