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立:大崩潰的前夜——美國是走向分裂還是消滅共和、建立一個新型集權?
原載:國際觀察大——1大崩潰的前夜:美國是走向分裂?還是消滅共和、建立一個新型集權?
序言
帝國歸來
2009年的春夏之交,真正的海嘯正在到來。
海嘯之前是海水的低落,隨后才是滔天的巨浪。
這次海嘯的直接導火線,是長期雄踞世界霸主地位、對世界局勢起著相對穩定作用的美國的倏然衰落所點燃的。泰山崩塌,天地必然為之搖晃;美國衰敗,則世界必然為之震蕩。
我們關注正在金融海嘯中沉倫下去的美國,正是因為我們關注自己。美國以當今世界最高明的騙術——“債務經濟模式”,欠下幾十萬億美元的內外債務,聚斂了全世界的大部分財富,美國的淪亡便是所有債權人的淪亡,全球經濟也必然隨之崩潰。
泛濫的自由埋葬了自由主義精神,失控的民主扼殺了民主體制,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資本壟斷最終毀滅了資本主義,一個以金融資本寡頭聯盟為核心的跨國家的新型統治形式,最終將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來,這個在科幻電影里才會出現的“資本與科技的魔國”,將借助于無所不能的高新技術,對全人類實行新一輪的奴隸制統治,這幾乎就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內在邏輯演繹下去的未來結局。
從進入文明社會那天開始,人類就必然要受到自己創造的異化物的支配甚至統治。在蒙昧時代,是人類創立的從原始巫術中脫胎出來的宗教統治人類自己;進入古典時期,便是氏族、部落、階級和國家形成的集團暴力來奴役人類自己;進入資本社會,人類又無可奈何淪為了資本的囚徒;而在下一個即將到來的“金融結合科技形成的新型集權社會”(暫且這樣命名),人類又必將變成科技這個異化物的附屬品,人類社會似乎又將墜入新的一輪奴隸制時代。
勞動成果的大量積累,必然導致財富脫離生產領域嬗變為食利資本,而資本的壟斷必然導致權力的高度集中,資本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便是權力從均衡到壟斷的過程,這個過程既表現在物質財富缺乏的采集經濟時代——比如,羅馬共和國的元老一開始就是以財富數量而被推舉出來的(注意:這里是“推舉”而非“選舉”),平民到后來才允許享有選舉權——又表現在生產效率急劇提高的資本時代,在各種尺度和幅員內再一次重復演繹,只是目標和實質更加隱蔽,甚至被一些關于“全球化”、“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等理論用以故意掩蓋和誤導。這一次金融海嘯中,這個過程和結局,就在“世界榜樣”美國身上進行了一次完美而徹底的展示和解構,并且像“世界杯冠亞軍決賽”一樣被各種媒體向全世界現場直播。
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曾經有過一個敏銳的表述:他認為全球化的過程,就是從國家到企業再到個人主導全球化融合的過程。
從1800年左右一直持續到2000年,第二個時代或可被稱作全球化2.0版本,這個階段讓世界從中號“縮水”為小號。在這一時期,推動全球一體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國公司,這些公司到國外去的目的就是要尋找市場和勞動力。正是這個時代讓我們看到了全球經濟的誕生和成熟,各國之間有充足的商品和信息的流動,這才出現了真正的全球市場,商品和勞動力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套利。
而在2000年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全球化3.0版本。3.0版本將這個世界從小號進一步縮小到微型,并且將競爭場夷為平地。如果說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國家,2.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公司,那么3.0版本則是新發現的合作完成全球化的個人的能力。如果說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國家,全球化2.0的主要動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的獨特動力就是個人在全球范圍內的合作與競爭。
這種個人和小的集團,其輕而易舉、天衣無縫地融入全球化的現象,這就是弗里德曼所說的“扁平世界的平面形式”。平坦的世界是個人電腦(允許每一個人以電子的方式書寫他自己的東西)、光纜(允許大家能夠接觸到世界上越來越多的電子內容)、工作流程軟件(使得全世界所有人無論處于何地,無論距離有多遠都能共同編寫同樣的電子內容)的綜合產物。之前沒有人預計到這一整合,但是它確實發生了,就在2000年左右。而當他發生以后,全世界的人們馬上開始覺醒,意識到他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以作為一個個人走向全球;他們要與這個地球上其他的個人進行競爭,同時有更多的機會與之進行合作。
隨著全球化進一步平坦化和縮小這個世界,全球化3.0將越來越多地不僅是被個人驅動,而且是被各種各樣的人所驅動,并不僅僅局限于西方人和白種人。
我們驚嘆于弗里德曼的洞察力,他的這種視角向我們解釋了在2000年之后,由于個體參與效率的提高,眾多國際大公司龐大的軀殼因成為競爭的累贅而逐步走向瓦解的原因。但是,弗里德曼卻沒能看到,隨著一個個巨無霸的倒下,個體的參與和競爭卻并沒有改變財富的分配方式,原本存在的優勢差距更加拉開了個體之間的距離,財富寡頭們借助于個體之間的超越企業形式的聯合,將一個個掏空了的銀行和跨國集團仍給國家的同時,暗中卻接過了操控國家主導權的指揮棍,重新構架一個新的政府,再度回到帝國體制下更加有效從而更加強大的新殖民主義時代。
無疑,這樣的結局對眼下國際國內許多政治精英來說,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他們追求“民主”和“人權”,卻把自由市場下得到了“惡的縱容”的資本,視為人類解放的救星,“只反權力,不反資本”,打倒了世襲權力和暴力權力的偶像,卻從銅瓶里釋放出“資本權力”的魔鬼,按下葫蘆翹起瓢,這真是一種深刻的悲劇,既是他們個人的失敗,也是全人類的失敗。
不管是民主還是專制,不管是自由還是暴政,不管是幸福還是痛苦,命運的鐘擺總是要走向極端,似乎這就是人類這個高智慧生物的必然宿命,似乎這就是人類為自身的存在所要付出的必然代價,盡管我們充滿信心踏進了二十一世紀,但是通往自由王國的道路漫漫卻仍舊不知其所終,人類注定要在命運鐘擺的兩極之間永遠求索。
大——2
正如地球幾億年來氣候的變化,總是從一個溫暖的間冰期進入到另外一個寒冷的冰期一樣,人類文明的發展也呈現出這樣一個規律——由穩定祥和的天下大治,再次進入到動亂殺戮的天下大亂。2008年,對全人類來說,既是一場曠世盛典的輝煌結束,也是一個動蕩歲月的洶洶來臨。
2006年1月,美國學者埃里克•耶格爾在《洛杉磯時報》上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眼下才2006年,人們就已經把這個新世紀稱作信息時代、數字時代或者互聯網時代。我有個更確切的名稱送給21世紀,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都用這個名字:新中世紀。
的確,歷史上按人類的生產工具的進步來劃分時代是我們一直所使用的方法,從最原始的石器時代到之后的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一直到近代的蒸汽時代、電力時代以及原子能和信息時代。但是,若我們使用人類道德倫理文化水平來作為劃分標準,我們這個時代能夠配得上‘先進’二字嗎?
酷刑已經合法、宗教狂熱四處蔓延、貧窮肆虐、文盲流行、神秘瘟疫威脅人類、對魔幻的沉迷難以阻擋、科學成為懷疑對象……你還能把這個時代叫做什么?”
2008年,大自然的鐘擺,又一次把人類從這個極端蕩向另外一個極端,歷史又一次打開了災難的大門,從此,人類文明將再次跨入了一個黑暗悲慘的“冰河時代”。
實際上,這一個“新中世紀”的到來,最深刻的原因,是地球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對于人類自己在近一百年來飛速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各種重大問題,進行一次周期性的自我平衡和自我調整。換句話說,這是人類在二十世紀中依靠科技與資本,從大自然有限的肌體中,從不公平的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中,掠奪了太多的利益,滿足了太多的貪婪欲望,所必然要付出的慘重代價。
大——3
奧巴馬,一個非洲肯尼亞裔,并且很有可能并沒有出生在美國本土的混血黑人,一個名字中間嵌著“侯賽因”這種刺眼的伊斯蘭色彩的曾經的“異教徒”,一個從政經驗幾乎為零的極左翼的小州參議員,居然在一夜之間成為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那兩百萬人在凜冽寒風中驚天動地的歡呼,幾乎成了慶祝“奧巴馬大帝”登基的加冕大典,這種景象,自然使許多人想起了中國文革時代的瘋狂,也想起了希特勒在勃蘭登堡大道上的瘋狂。
還沒有用任何行動來展示自己任何能力的奧巴馬,憑什么贏得了這樣的尊崇甚至是神化?不憑別的,就憑他在民主黨大會和宣誓就職儀式上兩次口若懸河般的講話,就憑他在這兩次大會上的高聲呼喚“change”和“Yes,We can”?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
春秋時,有人曾經埋怨說,說孔子的弟子冉雍為人很仁德,但是口才太差,孔子反問道:“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意思是說,快嘴利舌、能言善辯,往往會讓人失望和憎惡。一個人,不知道他是否仁德,光聽他說得好聽有何用處呢?因為對夸夸其談的反感,孔子對“君子”提出了一個標準,那就是“欲吶于言而敏于行”,并且還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再來判斷其真正的品格。
如果美國總統的選舉是真正的客觀和公正,那么,通過美國人對奧巴馬的這種極其罕見的美式造神運動,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出,美國目前正處在建國兩百余年來從未有過的巨大危局之中,面對眼下這場幾乎要摧毀美國新教資本主義精神支柱的金融浩劫,饒是美國這個全球公認的成熟、理性的民主世界,從上到下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惶恐、迷茫甚至是慌亂,美國整個社會幾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并且,不僅僅是美國社會,包括許多中國人在內的許多將美國標榜為“世界標桿”的全球“崇美主義者”,他們也一同陷入了“失去方向”和“價值懷疑”的人生迷失之中,左右為難,極其尷尬。
比如說,北大光華學院的那個張維迎,仍然跟著保爾森鸚鵡學舌,堅持說中國實行的經濟政策對美國金融危機負有責任,仍然打著“奧地利學派”的大旗來推銷那套失靈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更是要堅決“埋葬凱恩斯主義”。按照張維迎的這個邏輯,那么,誰又來對美國1907年、1929年、1970年和2000年的數次金融和股市崩盤負責呢?火星人嗎?是不是美國人的每一次經濟危機,都要有一個替罪羊來代受其罪嗎?
這里,既有張維迎作為一個美式思維的偽精英分子的可笑愚鈍,又有他企圖借助于中國經濟奇跡來招攬和討好世界經濟學界聞人、以此來換取中國人最有可能得到的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狡黠算盤。
當一個人,當一個群體,當一個國家,失去自信、勇氣和方向的時候,祈求上帝,祈求神跡,依靠人類文明的異化物來引領自己渡過危機,這早就是一種必然,只是對國家命運一帆風順、長期處在世界頂峰的美國來說,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如果說,美國總統的選舉只具備客觀和公正的表象——實際上真實情況也往往如此,那么,正當美國面臨著一場建國以來的最大危機時,美國最需要的就是各個宗教、種族、民族、階級、團體真正意義上的“合舟共濟”,美國總統更是要得到社會各方面的無私支持,而總統本身也必須具有雄才大略和超強的能力,而美國總統選舉背后的操縱者們,為什么要搞出奧巴馬這么一個對大局根本沒有任何控制能力的弱勢總統?
盡管奧巴馬雄心萬丈,在種族政策和個人道德上要仿效林肯,在政治戰略和執行魄力上要追尋羅斯福,在經濟發展和新科技創造上要學習克林頓,但是,我們卻看見,奧巴馬的執政基礎比上述任何一個總統都要脆弱得多,而他遇到的問題又要嚴重得多。
美國至今仍然是一個由“瓦斯普”(WASP,即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中的新教徒)統治的國家,這次總統選舉中,白人男子對奧巴馬的支持不足30%,那么,奧巴馬憑什么能夠戰勝希拉里和麥凱恩?難道僅僅就是憑邊緣種族和弱勢團體的擁戴嗎?
奧巴馬,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特殊的一個總統,他的特殊不在于他的膚色,而在于他能夠當選總統的這個事實本身。
美國的經濟形式和政治格局正籠罩在重重迷霧之中,深不可測。
大——4
一、魏瑪共和國和羅馬共和國,兩個似曾相似的歷史瞬間
拉開歷史的帷幕,我們來看看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崩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德國國內掀起了清算帝制的和模仿蘇聯“十月革命”的運動,1918年,德國通過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帝國,建立了議會民主制的共和國,由于國民議會是在魏瑪召開,并通過了《魏瑪憲法》,所以,這個存在于1918-1933年之間的德國,被歷史學家們稱為魏瑪共和國。
魏瑪共和國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間,社會秩序動蕩混亂,人民失去了前進的方向,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1916年十月,德國甚至建立了以工人和士兵為基礎的蘇維埃政權,如果不是李卜克內和羅莎•盧森堡西漠視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而輸掉了選舉,德國很可能在一戰之后就變成了類似于蘇聯那樣的紅色國家。在魏瑪共和國統治期間,德國賠付了大量的戰爭賠款,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1925年又遭受到猶太金融家刻意制造的惡性通貨膨脹,德國中產階級被洗劫一空,城市貧民處于朝不保夕的艱難狀況。1930年前后,德國遭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財富更是被集中到極少數寡頭手中,1932年失業人數達600萬人。面對這些這些困境,共和政府卻軟弱渙散,既無凝聚力又無執行力,在1932年幾乎完全處于癱瘓狀態。這諸多因素,為1933年納粹的上臺奠定了必然的社會基礎。
1933年3月,在大資產階級、容克地主、天主教力量和城市流氓構成的“沖鋒隊”的支持下,憑借“驚天地、泣鬼神”的演講能力,希特勒帶領納粹黨在德國大選中獲得了大量選票,成為了魏瑪共和國的最后一任總統,并最后終結了魏瑪共和國的生命。
大——5
美國目前的處境,又讓我們不禁想起了羅馬從共和制轉變為獨裁制的“格拉古兄弟——馬略和蘇拉”時期。
公元前兩世紀中期,急劇擴張的羅馬成為了環地中海地區的超級霸主,在大量的財富和奴隸像臺伯河的潮水一般流入貴族階層的同時,國內土地也高度集中到貴族手中,普通農民大量破產,有的被關入貴族的私人監獄,有的自賣為奴隸,還有的流入羅馬城市,成為街頭上捏著一張選票卻一無所有的流民。堅持自由權利的平民與日益腐朽的貴族共和制之間,矛盾日趨尖銳,成為了羅馬社會一百年動蕩不安的根源,這個矛盾后來嚴重影響到了后來羅馬軍隊對外作戰的能力。
比如,公元前111年,羅馬的附庸國努米底亞王國的新國王朱古達挑起對羅馬的戰爭。開戰初期,羅馬派往非洲遠征的將領為朱古達收買,作戰不力,加上羅馬軍隊人心渙散,素質下降,屢受挫折。一直持續到前105年,才由馬略俘虜朱古達,結束了戰爭。
又如,公元前105年10月6日,從斯堪地納維亞半島上遷徙到法國南部的三個日爾曼原始部落,在阿勞西奧一戰中,全殲16個羅馬軍團共12萬人。羅馬的數名在任和前任的執政官及一百多名元老院的元老全部喪生,整個羅馬社會為之摧毀,整個亞平寧半島慟哭震天。最后,也才由馬略率領改革后的羅馬軍隊全殲蠻族,遏制住席卷西南歐的“條頓浪潮”,羅馬方才又一次幸免于難。
公元前兩世紀后半葉,正處在日趨腐朽的貴族共和體制之下的羅馬,一直處于貴族和平民兩大階層的尖銳對立之中,前133年,立志于阻止貴族侵吞全民公共利益的格拉古兄弟,先后登上了政治舞臺。
很有意思的是,貴族出身、人品高貴的格拉古兄弟也是當時著名的演說家。這大概是共和體制下的一個特點,因為,不管是格拉古兄弟說服羅馬元老院,還是希特勒說服魏瑪共和國的國民議會,還是奧巴馬說服美國參眾兩院,都需要有出眾的演講水平和高超的煽動能力,否則,再好的提案得不到多數人的通過也是廢紙一張。
公元前133年年初的一天,羅馬城中心廣場上,人群擠得水泄不通,一位年近30歲的年輕人正在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
“意大利的野獸都有一個可以棲息的巢穴,而那些為意大利戰斗和犧牲的人卻只能享受空氣和陽光。他們無家無室,攜妻帶子到處流浪。將軍們欺騙士兵為保衛祖墳宗廟而戰斗,但全是謊話,因為沒有一個士兵有自己的祭壇和祖墳,他們只是在為別人的榮華富貴而出生入死。雖然他們被稱作羅馬的主人,自己卻沒有哪怕是一小塊土地,這難道公正嗎?”
在這樣鏗鏘有力、義正辭嚴的質問下,聽眾的回答必然是雷鳴般的“不!”
這正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他正在公民大會上為使他的土地改革方案獲得通過而進行游說。這個場景,讓我們想起了兩千多年后,奧巴馬在美國國會山前宣誓就任美國總統時的盛大典禮時,臺下兩百多萬人山呼海嘯一般的歡呼聲。
我們知道,平民是羅馬具有選舉權的公民,他們開墾荒地或從羅馬屬國分得一份土地,從事個體農業生產。平民有替羅馬國家服兵役的義務,是羅馬軍隊的主要來源。但是,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在羅馬征服意大利、進而確立其在地中海地區霸權的過程中,農民連年隨軍出征,土地無人耕種,農民被賣為奴隸,大規模使用奴隸勞動的大莊園迅速遍布各地,小農經濟無力與之競爭,紛紛破產、土地也被兼并。因此平民強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且,羅馬的兵役法規定,服兵役的人必須自備服裝和武器。由于平民破產,他們無力再去當兵,因而羅馬國家面臨兵源枯竭局面。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支持下當選為保民官。他制定了一個土改方案,規定:每戶公民占有國有土地不能超過1000猶格(約合250公頃),超過部分由國家償付地價后收歸國有,然后分成每份30猶格的小塊土地分給無地平民。自然,這個方案遭到了擁有大量土地的貴族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他們一方面千方百計轉移地產,一方面準備尋機殺死提比略。
一年之后,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屆滿,為防止改革事業中途夭折,提比略決定再次競選下一年的保民官。但就在選舉日那天,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多名支持者就在羅馬的中心廣場上,被貴族保守派們殺死在血泊之中,尸體扔進了臺伯河。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蓋約•格拉古當選為保民官,他不懼危險,繼續哥哥的改革事業,但最后還是和他的三千多支持者一起,慘死在了貴族保守派的手中。
格拉古兄弟對腐朽而失去自我約束能力的羅馬共和制度的改革失敗,揭開了羅馬從共和體制走向軍事獨裁、最后走向帝制的序幕。之后,越來越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把平民出身的馬略推到了羅馬第一個軍事寡頭的位置上,然后蘇拉剪滅馬略,成為第一個獨裁者,最后,在凱撒滿身血泊倒在皇帝寶座下的臺階上之后,前27年,他的甥孫屋大維終于舉起象征權力的“法西斯”,埋葬了羅馬共和制度,成為了羅馬帝國的第一個皇帝。
(本段部分文字摘于網絡資料)
大——6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這是李世民這位偉大君主對自己的勉勵和訓誡,而不斷重復和再現的歷史,又為積累這些人類智慧提供了源泉。假如我們像斯賓格勒那樣,來對歷史做一次“觀相”,就會驚異地發現,今天的美國與古羅馬是何等的相似,從誕生到成長,從弱小到強大,從國家體制和精神氣質,從外部威脅和內部隱患,美國幾乎就是古羅馬在二十世紀的一次全新翻板。
從羅馬共和國和魏瑪共和國由共和走向集權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幾個共同的特征:
1、社會出現嚴重危機,局面混亂無序,國家管理體系渙散無力,民眾迷失了前進的方向和動力,社會經濟和精神體系處于崩潰邊緣;
2、社會底層出現一部分城市流民,他們形成一種松散的組織,控制著一部分選票,并且以選票來為自己換取實際利益,正在一定程度上挾持著國家的政策走向,從而左右政局;
3、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極少數一部分人手中,普通民眾生活日趨困難,社會矛盾日趨尖銳;
4、權貴階層具有強行恢復社會秩序的動機、能力,只要混亂局面超過全社會承受的臨界點,權貴階層物色的強權代表必然推翻軟弱無力的現行體制,實行強有力的集權統治,社會秩序隨之恢復。
問題是,美國具備這幾個從共和走向專制的共同特征嗎?
我們不妨來對比看看。
大——7
第一,關于流民的問題。
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領30萬蠻族大軍攻破“永恒之城”羅馬,站在他面前的百萬羅馬人中,除了教皇英諾森一世外,還有70萬的奴隸,二十幾萬的游民、傷殘士兵、釋放角斗士、妓女、小偷和乞丐。
由于貴族階級不計成本地使用奴隸和廉價外來商品的沖擊,意大利許多農民紛紛破產,進入羅馬市成為地位微妙的城市游民階層。這個階層雖然一無所有,但因為他們是自由民,擁有一張決定政治人物命運的選票,所以不管是推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兄弟,還是從高盧回來雄心勃勃的凱撒,甚至是成了奧古斯都的屋大維,都曾經把游民階層當作拉攏和利用的對象。游民們散布在城市各個角落,游手好閑,“不沾鐮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寧愿活動于劇場和跑馬場之中,卻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園”,靠著政府每天發放的免費口糧,成天奔走在角斗場和跑馬場之間,保持著他們的驕傲,隨時準備高喊:“Nli metanger!civig romanus sum!(不要碰我!我是羅馬公民!)”
而在魏瑪共和國期間,德國各個城市街頭也巡游著一大批無業游民、地痞流氓,后來當中的許多人成為了佩戴卐字臂章的“沖鋒隊”和“蓋世太保”的骨干,一直把希特勒送上權力的頂峰。
實際上,美國社會也有相當大一批“城市流民”,這些流民不僅僅是聚集在貧民窟里的失業黑人和中美洲移民,而且包括美國制造業中那些各種各樣的“行業工會”的許多工會成員。這些人手中捏著一張選票,憑借“自由”和“共和”賦予自己各項權利,比如:罷工等,聚集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挾持著本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生態。
比如,芝加哥的汽車工會,迷失了自己為勞動者爭取合法權益的宗旨,對內貪污、侵吞工會成員的各種福利費用,對外則是最大程度地索要不合理的高額工資,在自己所在的企業面臨破產之際,還要瞞天要價,動輒以罷工來威脅,活生生斷送了奧巴馬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救助機會。我們透過共和黨議員對三大汽車廠商救助行動的百般刁難,就可以想象參議員們對“汽車工會”的刻骨憎惡,他們寧愿讓“通用”破產倒閉,也要把這批不識時務的工會成員趕進失業大軍中去。
又如,由于全球經濟下滑,去年波音公司訂單大幅度萎縮,但工會成員為了迫使管理層接受在金融危機中逆勢漲薪的要求,仍然罷工57天。這必將使“波音”在與“空客”的競爭中漸漸處于劣勢,有人估計,美國飛機制造業將步汽車業的后塵,慢慢走向衰落。
可以說,工會組織充當了工人與企業之間的媒介,在保護工人利益的同時,又阻礙了工人與公司之間合約的自由選擇權,到最后墮落成了類似于一個專門實行敲詐和要挾的黑社會組織。如果導致公司破產,工人必然失去工作,到頭來還是要由工人自己來承擔損失,最后加入到“城市流民”越來越龐大的隊伍中去。
當然,現代流民畢竟不可能像古代流民那樣一無所有,但是,對于社會秩序的穩定和有效的破壞烈度,卻是古今一脈相承,甚至今天的影響會更加巨大,處置不當,一個火星就會燃起一片大火——否則,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怎么會突然來關心一下春節期間農民工的車票問題?為什么中國的總工會會突然喊出“嚴防敵對勢力對農民工隊伍滲透破壞”?
美國是一個財富壟斷但政治權力卻相對分散的社會,本身就蘊藏著一種合法打破現有社會秩序的變革沖動,可是,當人們最后發現合法手段的無效之后,必然會選擇另外的盲目甚至非法的手段來表達和實現愿望。前幾天,美國國會在審查幾千億救市資金的時候,再次質詢了到場的幾位金融家,有個議員特地念了一個女選民寫來的一封信,信上要求槍斃那些“貪婪與不負責任”的金融家們。2005年,“卡特琳娜”颶風襲擊新奧爾良,災民們在痛苦中等待了幾天才看到救援人員姍姍而來,許多人的情緒便從盼望變成了憤怒,以致于救援直升機在空中就遭受到地面火力的襲擊,而國民警衛隊浩浩蕩蕩開著裝甲車、車上架著機槍,其第一任務不是救災,而是防暴。
民主和自由,絕不等于富裕,更不等于道德,中國人在2008年終于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榜樣。
與民智初開、生存起點較低、權利意識還沒有充分覺醒的中國相比,美國社會成熟度高,生活標準要求高,民眾介入政治活動的熱情度高,所以,對經濟成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而過高的期望值本身就包含一種巨大的風險。一旦期望值最后出現巨大的落差,早就被種族、宗教和文化鴻溝割裂的美國社會,必然會在一夜之間滋生出眾多的“流民”和暴徒。1992年的洛杉磯大暴動,便是最好的注解。
流民和潛在的流民,同樣威脅著美國。
據新華網報道,2008年12月,美國軍方以專家論文的形式,提出了要用軍隊來防范“陰謀叛亂”和“經濟崩潰”,并對內使用武力的“個人建議”,許多人認為,這一有悖美國政治傳統的觀點,實際上就是美國軍方授意下的“火力試探”。
前不久,又有報道說,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美軍就將剛從伊拉克回國的第三機步師緊急部署到華盛頓近郊,并且國會已經通過了一條法律,授權第三機步師采取除了情報工作之外的一切措施,執行法律與秩序。
事實上,布什政府執政期間,美國軍方一直嘗試將觸角伸入國內,成立專司“本土防衛”的北方司令部就是明證。2008年10月初,該司令部指派一個旅級戰斗單位常駐國內,以“打擊任何威脅安全與穩定的行為”。12月初的《華盛頓郵報》也透露,五角大樓計劃到2011年在全國部署2萬軍隊,使國家和地方能夠對恐怖主義、核威脅和緊急情況作出反應。
看來美國的政治家們并沒有自己的那些“鋼絲們”糊涂,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
大——8
第二,關于財富壟斷的問題。
眾所周知,財富高度集中在美國已經不是一年半載的事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美國財富集中的狀況。
到目前為止,美國國會公開承認的國家債務余額為11.2萬億美元,美國人口3億,那么美國人均負債3.6萬美元。
但問題沒這么簡單,按照美國政府問責局前審計長大衛•沃爾克估計,如果把美國政府對國民的社保欠賬等所有隱形債務加起來,2007年美國的實際債務總額高達53萬億美元——注意,這里所增加的債務,并非完全是美國向國外借貸的債務(這筆天文數字全世界都借不出來),而是指美國歷年來未能兌現的醫療、保險、教育等各項福利支出的累計數。
另外,諸如“兩房債券”那樣的各種抵押債券(公司債券和市政債券等),其數目也達到20萬億,于是乎,美國國家與公司債務總計便達到了73萬億美元。
按照2007年市場價格計算,美國全部資產市值為76萬億美元,至08年最少縮水30%以上,即剩下50萬億美元。這種財務狀況,在正常情況下,任何個人、企業乃至國家,早就資不抵債而陷入破產了。但由于美元仍然還是唯一的國際結算貨幣,所以,美國目前看起來還是巍然不倒。
實際上,在正常的經濟社會中,財富的來去基本上是守恒的,并不像水蒸氣那樣可以隨時蒸發消失。比如,有一家企業從銀行獲得一筆貸款,必然會有支付工資、購買原材料等開支發生,只要企業主沒有把資金轉移到某個地方藏匿起來,那么即使企業經營不善倒閉,這筆資金從宏觀上來看,也是分配到了企業以外各個領域里去的社會財富,這筆財富總是存在的,并沒有堙滅。
同理,既然美國背上了這么大的債務,就必然從各個方面獲得了巨額的資金,縱使是美國人不事生產,窮奢極欲,海吃亂喝,消耗掉相當一部分財富,但是美國的GDP還是在增長,最終也必然有一大筆財富沉淀在美國國內,那么,這筆龐大的社會財富落到哪里去了?
我們來引用這樣一段資料:
“1971年到2007年,美國企業平均工資從每小時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從40:1擴大到了357:1;同期,美國民眾的消費信貸從1200億美元擴張至2.5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房地產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規模達11.5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83%。
這樣一組數據說明了什么?它說明美國民眾的收入水平在絕對下降,而下降的幅度絕非17.6美元到10美元。因為,每小時平均10美元的工資總額中,少數高級管理人員拿走的部分越來越多,一般員工拿到的越來越少——收入兩極分化。
正如我們經常在美國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如今在美國找到一份年薪5萬美元的工作可能性已經很小,美國的中產階級人數正在大幅萎縮;另外,美國的失業率在不斷攀升,而政府能夠提供的就業職位,也大都是臨時性的低薪工作。
那么,美國人靠什么維系原有的生活水平?答案很簡單:借貸!
這正是消費信貸近十年來在美國迅速膨脹的主要原因。美國普通民眾的負債(住房負債加消費負債)共計14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萬元美元,而負擔最重的則是低收入人群。
其實,到了1990年以后,美國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師以及高級技術工人,如今已經大量淪為商業的服務員、金融機構的推銷員、各種營業部的柜臺員,甚至改行成了人體保健員和各色志愿人員,這也是服務業占據GDP80%的美國經濟還能為社會提供的最多的就業崗位。”(《鈕文新:美國早已資不抵債世界拋棄美元之時就是美國破產之日》)
不言而喻,美國GDP中的絕大部分財富,集中到了金融、能源、軍工寡頭手里去了。
由此,美國這樣一個完成了財富壟斷的夕陽型社會,其財富分配方式,必然會造成社會大部分成員普遍的情緒憤懣和群體性的信心喪失,但由于普選制度和代議制度的存在,美國的政治權力還相對分散,于是,社會管理行為便會因為人心的渙散而逐步走向低效甚至無序,這種情況自然會使財富壟斷方感到不滿,于是,一種改變現行社會秩序的欲望和沖動便悄然涌動在權貴階層的計劃之中。
這就是羅馬共和國和魏瑪共和國最后推翻共和,走向帝國的根本原因。
那么,關于社會巨大危機和財富權貴階層強行控制和恢復社會秩序的問題呢?
大——9
第三,關于美國社會“效率”和財富權貴強行恢復社會秩序的問題。
很多年來,當我們心平氣和地來認真觀察美國的時候,常常會覺得美國極其矛盾,極其復雜,天上地下,人魔夾雜,不可理解,不可思議,這主要是我們只看到了美國社會的表象所致。
實際上,我們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美國的實際情況要比我們看到的還要復雜得多。從骨子里面看,美國在行政意義和文化意義上并不是一個統一而完整的國家,經濟斷層和文化源頭注定了美國并非是鐵板一塊,在我們看到的那個美國背后,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美國,那才是更真實的但卻鮮為人知的美國。因此,我們分析美國的時候,一定要有“兩個美國”的視角。
何謂“兩個美國”?
一個是大眾媒介中出現的美國,繁榮富裕、無比強大、自由民主、飽含善良和正義、極具包容性和責任感,這個美國為人熟知,毋庸贅述,這是美國在全世界眼中的國家形象,也是讓多少非美人士充滿了“美國夢”的偉大之處。
而另外一個美國,則是冷酷、殘忍、陰險、擁有極為高明和極富有遠見的全球戰略眼光,由極少數的一批財富壟斷寡頭和政治精英控制著美國的政局、決定著美國未來的走向,美國國家只是他們的木偶,他們通過木偶之手來為自己掠奪全球利益,損失則全由國家和民眾來承擔。
長久以來,許多人為美國的形象爭論不休,崇美者眼中只看見“第一個美國”,堅決否認“第二個美國”的說法,譴責持該看法的人為“陰謀論者”。而反美者又多看見“第二個美國”,認為“第一個美國”只是一種掩蓋和假像。另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管是“第一個美國”還是“第二個美國”,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的多面性和多重性,既有理想主義的美麗色彩,又有功利主義的罪惡行徑,因此,這種兩重性對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價值觀多元化的大國來說,是很正常的,由此,美國人一會兒是天使,一會兒又變成魔鬼,都是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這種貌似公允卻價值觀分裂的觀點,常常出現在中國那些“精英人士”的口中,其后果就是造成眾多盲目追隨者的心理分裂甚至人格分裂。
比如說,很多支持“人權大于主權”的中國人就認為,美國推翻薩達姆的暴政使伊拉克戰爭具有了不可懷疑的正義性質,而美軍的狂轟濫炸直接和間接造成了大量伊拉克人的死亡又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觀點,就把判斷“是否正義”的標準偷換成了殺人數量的多寡,也就是說,殺人一百是暴政,殺人五十就是反暴政,放獅子咬死人是暴政,而用白磷彈燒死人就是反暴政。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荒唐的雙重標準,居然到今天還被好多人奉為圭臬。
經過長久的觀察,我們也認為,在美國,的確有“第二美國”的存在,從越戰到阿富汗戰爭,再到伊拉克戰爭,從“9•11”再到金融海嘯,無數證據正越來越清晰地給我們勾勒出“第二美國”的輪廓,也讓我們這些局外人和旁觀者終于可以理解了美國的那么多“矛盾”原因之所在。
大——10
前面,我們闡述了“資本壟斷必然導致權力集中”的這個觀點,用這個觀點來鳥瞰美國社會,我們忽然會覺得眼前一亮,思路頓時清晰起來。
實際上,從目前來看,美國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低效、渙散的社會,這種渙散和低效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美國所擁有的綜合國力的強大與其得到的戰略結果相比,效率十分低下,幾乎不成比例。
我們從三場戰爭來看美國國家的“效率”問題。
朝鮮戰爭時,美國對中國占盡了所有優勢,比起武裝到牙齒的美軍來,中國軍隊幾乎處于半冷兵器狀態,但是戰爭的結果卻是讓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狼狽退回了三八線以南。今天我們可以承認,美國在朝鮮半島的確沒有盡全力,因為當時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在歐洲這個戰略方向上給美國帶來了沉重的壓力,美國不敢把戰場擴大,從而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美國高層的這種顧慮,我們從一個歷史事件的處理上就可以得到印證。
1950年11月,蘇聯第64防空集團軍32架飛機悄悄飛抵丹東,開始了對美國空軍的作戰歷程,1952年,蘇軍參戰的兵力最高峰達到了2.6萬人。由于蘇聯當時也是抱著跟美國同樣的心理,不愿意遠東地區一個小小半島上的局部戰爭影響蘇聯在東歐和全球范圍的布局,所以把蘇軍參戰作為絕密,采取了各種措施保密,但是,美國很快就獲悉了事實真相,卻同樣也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三個大國彼此心照不宣,幾十年后才讓事實大白于天下。
美國之所以要將消息對內封鎖,是基于以下考慮:
當時,美國正高踞于世界權力的頂峰,社會上下從軍界到民間,還繼續沉浸在二戰勝利的亢奮之中,像麥克阿瑟和巴頓這樣的狂熱分子正處于鼎盛之年——當時蘇聯參戰的一個直接原因,就是遠東蘇哈亞列卡空軍基地被美軍噴氣式戰斗機連續轟炸,美國最后以“意外事件”賠禮道歉——為世界負起未來責任的呼聲高漲不停,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剛過去幾年,冷戰的序幕剛剛拉起,如果美國社會獲悉蘇聯秘密參戰,必然要激起軒然大波,不可阻擋地要推動戰爭范圍的擴大。而當時美國在歐洲僅有150架作戰飛機,不足一個師,要想與蘇聯打一場全面戰爭,至少要準備2-3年。1988年,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的高級智囊人物赫伯特最早公開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必須保守住這個秘密。當時一旦把它揭露出來,我們就會受到巨大的壓力——要我們與俄國發動一場戰爭。”
通過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朝鮮戰爭時候,美國政府對國家和社會各個階層有足夠的控制能力和引導能力,避免了因為民意的泛濫甚至綁架從而被迫采取另外的或者是相反的決策。后來的事實證明,美國在朝鮮半島采取守勢、減小了給對手的壓力之后,中蘇關系卻開始顯露分歧,最后走向絕裂,而美國在東方穩住陣腳,從歐洲方向上頂住了蘇聯的攻勢,而七、八十年代,中國又成為了在東方牽制和消耗蘇聯戰略力量的關鍵角色,促進了蘇聯帝國的崩潰,美國也由此得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大——11
可是,到了越南戰爭時,美國卻走向了另外一個結局。
我們今天許多人來看越戰,百思不得其解。應該說,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國對越南具有更大的優勢,遠遠大于在朝鮮戰爭時對中國的優勢,在朝鮮戰爭中,美國起碼還守住了38線,鞏固了從太平洋登陸亞歐大陸的橋頭堡,而在越戰中,美國不僅沒有征服北越,而且還將南越丟了個精光,至今為止,美國在東南亞幾乎沒有任何立足之地。
為了對付越南,美國調動了所有政治、經濟、軍事的手段,可謂傾舉國之力,除了原子彈以外,動用了所有的高精尖武器,共計派遣了二百五十多萬人到越南,其中五十四萬為地面部隊,死了五萬八千多人,傷了十多萬人,總共消耗彈藥七百六十萬噸(相當于二戰時的三倍),耗費近三千億美元,時間長達十多年,但最后卻在1975年4月30日,全部狼狽撤出越南,而一家旅館樓頂上那架擠滿了海軍陸戰隊士兵和平民的的直升飛機,在越南人的槍炮聲中倉皇升空,更是成了美國軍隊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噩夢和恥辱標志。
對于美國越戰失敗的原因,歷史學家們總結了很多,主要是這么幾點;一是非正義戰爭招致越南人民不屈不撓的抵抗,二是美國高層的戰略決策失誤,三是美國軍隊的戰術錯誤,四是中蘇兩國對越南的大力支援,但是,歷經兩任戰時總統的基辛格,他認為美國失敗的主要原因,則是美國國內激烈的反戰運動使美國全國意志無法集中,思想無法統一,以致社會陷于混亂,政府陷于癱瘓,無法有效運作。應該說,基辛格的看法更有針對性,而事實證明,由于美國媒體對越南戰爭的報道沒有得到限制——因為美越之間沒有正式宣戰,美軍無法建立新聞檢查制度,所以戰地記者得以無任何限制出入戰區——殘酷而無休無止的戰爭電視鏡頭直接給社會帶來巨大沖擊,從而激起美國社會各階層強烈的長期的反戰運動,反戰思想直接影響了兩院的國會議員,而正是他們的失敗主義情緒和目光短淺、只顧眼前的決策,導致了美軍在越南戰場的徹底翻盤。
1972年3月,由于蘇聯和中國急于同美國改善外交關系,施壓迫使北越回到談判桌前,心情急切的武元甲則一意孤行,動員了幾乎全部北越軍事力量,發動了大規模的“復活節攻勢”,以期獲得更多的談判砝碼,卻遭到B-52戰略轟炸機的全面轟炸,“復活節攻勢”以失敗告終,北約損失超過10萬人。
在這局勢局勢對美國極為有利的情況下,順應民意的國會(尤其以民主黨議員為主)卻強迫尼克松接受停火,在巴黎正式簽定《巴黎和平協約》,承諾結束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并且排除了北越在違反和平協議后美國采取報復行動的可能性,并剝奪了總統在北越違反和平協議的情況下強制執行該協議的權力。
最后,1973年1月2日,眾議院民主黨會議以154票對75票通過決議,在美國軍隊已經安全撤出越南的情況下,美國對印支的軍事開支將大幅度削減。當美國士兵撒出南越后,國會又一再削減對南越的軍事援助,從而嚴重的影響了南越的士氣及戰斗力,由于缺乏美軍的有效援助,當面對中蘇裝備武裝起來的北越軍隊時,南越迅速潰敗。至此,美國完全拋棄和逃離了越南。
其實,憑借1972年形成的軍事優勢,美國完全可以控制住南越,再次制造一個“朝鮮——韓國模式”的翻板出來,這樣也不至于在印度支那半島上輸得如此干干凈凈。
大——12
越南戰爭的貿然開始和輕率結束,給美國帶來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直接造成了好幾方面的嚴重后果。
1、六七十年代,全球民族解放運動正值風起云涌之際,越戰的失敗,造成了美國國家威望的巨大損害,美國從此正式從正面形象轉為了反面形象,從反法西斯的解放者,變成了新殖民者和侵略者。
2、由于反戰運動直接導致了美國越戰的失敗,所以,在越戰之間和之后,美國民權運動如火如荼,馬丁•路德•金更是帶領黑人掀開了這個運動的序幕。應該說,反戰運動動搖了美國“瓦斯普”白人的尊崇寶座,促進了美國低層人群的人權進步和生活改善,但是,由于經濟和文化的鴻溝仍然割裂著美國社會,而最重要的是,美國依然缺乏一個將所有人群和諧納入其中的文化體系,“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質充裕的海洋中一個窮困的孤島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縮在美國社會的角落里,并且,意識到自己是故土家園中的流亡者。”所以,權益得到改善后的黑人不但不充滿感激和振奮,反而對美國社會的認同感越來越差,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來看待美國社會。這次奧巴馬當選成了總統,他的妻子米歇爾才冒出一句話來,說她第一次為美國感到驕傲,由此可見美國種族問題和民族問題對美國的影響有多么嚴重,這直接形成了未來美國社會分裂的巨大隱患。“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難以形容的野蠻迫害,我們就絕不會滿足。只要我們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軀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車旅館和城里的旅館找到住宿之所,我們就絕不會滿足。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動范圍只是從民族聚居的小貧民區轉移到大貧民區,我們就絕不會滿足。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個黑人不能參加選舉,只要紐約有一個黑人認為他投票無濟于事,我們就絕不會滿足。”
有時,讀著馬丁•路德•金鏗鏘有力的演講,再看看那個像龐貝古城一般的鬼城芝加哥,我們的背后都不禁冒出一絲涼意,這是呼吁人權的吶喊,還是決戰前夕的動員?
3、越戰失敗,直接打破了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和圍堵,這為美國日后的衰落培養出了一個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毛澤東憑空生雙翼(朝鮮半島和印支半島),翱翔凌九天,以蘇聯為首敵,以越戰為繩索,用亞洲來牽制美國,最后化強敵為盟友,幾番討價還價之后,終于使中國一躍成為了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第三極,以中國之貧弱,博如此之大局,偉哉毛公,千古無出其右者,難怪后來尼克松親自到北京來“朝覲”,就幾乎像是小布什見著了羅馬教皇一般畢恭畢敬。
4、越戰之間,美軍后勤嚴重依賴日本的工業生產體系,這直接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和制造業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當越戰結束之后,美國才驚訝發現,大和民族已經在美國背后悄悄站了起來,手里正拿著一把越來越鋒利的匕首。日后,盡管美國人用“廣場協議”把日本打了一個趔趄,但是,日本人已經牢牢站穩,不會倒下去了。越戰,又給美國培養出了第二個對手。
5、冷戰漸入高潮,西歐國家產生了嚴重的擔憂和恐懼,他們既不愿“成為大西洋一邊的殖民地”,也不愿成為“烏拉爾一邊的衛星國”,自己只有走聯合自強之路,才能有效地維護自身的利益。而美國與西歐之間,既有控制與反控制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西歐為了減輕防務開支的負擔,并確保抵御蘇聯,要求美國力量留駐西歐,而美國也需要借助西歐來抗衡蘇聯,因此美國鼓勵和支持西歐聯合。1957年3月25日,西歐六國在羅馬簽署了《歐洲經濟合作條約》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后統稱《羅馬條約》。這是歐洲一體化的重要步驟。
當美國陷于越戰泥淖中時,蘇聯乘機在歐洲加大攻勢。1966年7月,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提出,召開由歐洲國家參加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建議,試圖將美國排除在外,從而分化歐美,這自然遭到美國的反對。之后,美蘇經過長期的討價還價,于1972年5月就召開歐安會達成協議,最終簽署了《赫爾辛基最后文件》,這個文件奠定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基石,建立了一個溝通“北約”與“華約”并且是完全有別于“北約”的機構框架。這個框架鼓勵了歐洲走向聯合的信心,所以,當美國忙于越戰時,1965年4月8日,西歐六國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決定將歐洲煤鋼共同體
、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統一起來,統稱“歐洲共同體”,這個“歐共體”,就是今天“歐盟”的前身,而正是這個“歐盟”后來的產兒的“歐元”,才奪取了美元的半壁江山。越戰,又為美國催生出了第三個對手。
6、越南戰爭對美國造成的最大危害,便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元金本位”的解體。
60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美國在越戰泥潭中越陷越深,國際收入惡化,出現了不可抑制的通貨膨脹,美元信譽由此受到極大的沖擊。
而同期歐洲國家經濟開始復蘇,擁有了越來越多的美元。由于美國為平衡收支,隱蔽地向市場注入了過量的流動性,各國政府和市場力量都預期美元即將大幅貶值,為了資產保值,黃金就成了最好選擇,于是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到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減少了60%以上,美國政府放棄按固定官價以美元兌換黃金的政策,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徹底崩潰。
擺脫了金本位之后,美元便如脫韁野馬。1971年,全世界美元流通量只有381億,而今天,則超過了6.2萬億,這為美國的衰亡挖下了巨大的墓穴。
嗚呼,美國之衰,始于美元;美元之衰,始于越戰;而越戰之敗,則始于內亂。此言誠哉!
大——13
越戰之后,失敗主義的陰云長期籠罩著曾經不可一世的美軍,直到1990年8月面對薩達姆那數目龐大實際上卻不堪一擊的百萬軍隊時,美國人仍然心有余悸,居然花了半年時間來湊集了五十萬大軍(其中美軍43萬人,盟軍8萬人),并且做好了死亡上萬人的心理準備。然而,戰爭的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多國部隊方面共有126人陣亡(其中美軍74人),300余人受傷,12人失蹤,一場新軍事革命就這樣不期而至。
海灣戰爭神話般的美妙結局,徹底驅散了美國人頭上的陰霾,卻也由此讓美國人變得驕狂傲慢,極大地鼓勵了美國人攜冷戰勝利余威最后奪取全球霸權的帝國化夢想,所以,正是海灣戰爭的輕易勝利大大降低了美國的戰爭門檻,美國人才會叫囂“可以同時打贏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才會相繼到來。
然而,美國第二次針對伊拉克的戰爭結果,又一次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那就是美國重又落進了命運正弦曲線的波谷之中,美國正在重蹈越戰失敗的覆轍。
與事先設計的一樣,美軍擊敗伊拉克軍隊、占領伊拉克全境和擒獲薩達姆,都沒有什么意外之處,但是,當阿布格來布監獄的虐囚照片在一夜之間傳遍全世界、并引起國際范圍的巨大震動和抗議的時候,一個警訊在美軍頭上又一次敲響了:伊拉克正在變成越南!
果然,一邊是伊拉克境內游擊組織神出鬼沒的冷槍冷炮和路邊炸彈,另一邊則是美國國內的越來越強烈的反戰浪潮;一邊是上萬億美元的資金消耗,另一邊則是高層政客的相互攻擊;一邊是士兵在前方的流血犧牲,另一邊則是民權人士的借題發揮、再一次攪亂美國的社會秩序(?)。苦戰六年之后,駐扎在伊拉克的15萬美軍似乎要等來了全部撤離的消息。
這一次,美軍真的要撤出伊拉克嗎?是怎么撤?會不會重復撤出越南時的那種崩潰?
大——14
其二,美國社會的低效和渙散,是由于“民主——共和體制”失去了應有的有效的平衡和控制,美國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產生了日益尖銳的相互掣肘與對立,抵消了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而造成的,其后果便是美國難以確立一個明智、普惠和公正的國家中長期戰略目標,從而無法得到全社會持之以恒的支持,由此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美國綜合國力的急劇下降。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結局?
這便是美國表現越來越明顯的“兩個美國”的社會結構,所形成的深刻矛盾。
“兩個美國”實際上是相互對立、相互牽制的兩個極端,“第一個美國”是美國的國家理想、資本主義精神和和全民利益和集合體,而“第二個美國”則是控制了美國最高決策權的金融、能源和軍工集團的特殊利益團體。這兩個美國在目標和利益上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對立的地方,尤其是隨著美國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均衡,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兩個美國在目標和利益重合的地方越來越少,而對立的部分則越來越大。
以上通過三場戰爭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這么一個規律:
美國高層在確定好戰略目標時,既不能把絕對機密的戰略意圖公開告知外界,又不可避免地要挾帶“第二美國”自己的私貨。在開始實施階段,憑借高超的戰略遠見和強大的國力,美國的軍事行動雷厲風行,勇猛果敢,但進入戰爭中后期,軍事行動產生了美軍士兵和敵對方民眾大面積的傷亡,社會民間反應便開始漸趨激烈,嚴重影響高層決策,導致“第一美國”壓倒“第二美國”,從而政令混亂,被迫調整或者放棄原有思路,無法始終如一地貫徹最初的戰略決策,使之出現重大的搖擺、偏差甚至完全背離,最后行動半途而廢,狼狽結束。
由此,在世界媒體當中,美國的行為有時顯得極為乖戾,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美國無數次陷入“士兵野蠻屠殺平民——遭到國內外輿論譴責——政府承諾調查——公布結果后從輕發落——然后再次屠殺——再譴責——再調查”的惡性循環之中,而這實際上正是“兩個美國”之間激烈較量和權衡的結果。一方面,“第二個美國”要在國外獲得貪婪的超額的戰略利益,就必然要不擇手段地進行殘酷的殺戮和無休止的掠奪,無所不用其極,實際上,“第一美國”也是直接的受益者——否則的話,美國人不勞而獲,憑什么以世界人口的3%來享受25%的世界資源?但是,當大眾直接付出財產、生命和信念的代價,與分配到的勝利果實相比懸殊太大的時候,“第一美國”就要運用憲法所賦予的政治權利來限制“第二美國”的行為。
每當美國國會討論各種救助計劃的時候,我們看見共和黨議員那陰沉的臉色時,完全就可以理解他們為什么要盡一切努力都要阻止計劃通過的根本原因了。
這就是美國社會最深刻矛盾之所在,也是“第二美國”希望擺脫“第一美國”的約束,推翻共和、建立一種更新型集權的情感沖動,而資本和資源使用的有效性便是美國社會正在醞釀驚天巨變的原始驅動力。
至此,我們陳述了美國三場戰爭的教訓,即想說明一個道理,一個社會必須同時要具有“民主”和“集權(并不完全等于法律)”兩個因素的適度結合,缺一不可,而如何掌握這個尺度,則更需要偉大的歷史智慧和文明沉淀,從越戰到伊戰,證明了美國恰恰缺乏準確把握這個尺度的智慧和能力,最后導致美國今天的危局和未來不遠的衰落。可以說,由于歷史沉淀的缺失,美國其興也忽,其亡也忽。
這里講一個小故事。
有一臺灣友人,其3歲的侄子跟隨大人在美國逛超市,忽對某一個非賣玩具車大發童趣,坐在里面自得其樂,催促半天不肯下來,家長心急去拉,小孩哇哇大哭,將周圍人群都吸引過來。人們各獻良策均無作用,其中有一兒童心理學家,上去跟孩子攀談良久,可孩子就是一個未來老牛筋的超級天才,死活不吃這一套。眾人束手無策,最后,一個急著下班的保安,黑臉秋風上前抱臂一站,孩子頓時閉嘴,乖乖從車上跳下來,拔腿就跑。
友人講這故事時,正值陳水扁“民主之亂”的高峰,他的看法是,蔣經國的威權時代結束得太早,而“民主”來得太快,臺灣從官方到民眾各個階層都沒有充分準備,但由于處在大陸、美國、日本幾大勢力相互牽制的平衡點上,臺灣天下大亂尚可自保,如果換做一個背后沒有保護的獨立國家,臺灣弄不好可以亡國。
大——15
其三,金融海嘯的產生,深刻反映了美國現行社會體制,已經難以適應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這個生產力要素的一種潛在的“暴力性突變”,預示著一場摧毀世界經濟的金融核爆即將到來。
應當承認,美國的這種政治體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約束特殊利益集團為所欲為地損害其他階層乃至國外弱勢群體的利益,有效促進了美國社會的相對公平和相對正義,到今天為止,從表面上看,美國仍然稱得上一個偉大而充滿魅力的自由國度。但也正因為美國人長期而靜態地沉浸在這種制度的優越感中,忽視了對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這一左右甚至操縱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要素的管理和警惕,致使資本按照自己的罪性的內在邏輯泛濫和壟斷,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后滲透到美國社會的骨子里,勢不可擋地控制了國家的政權,控制了民眾的生活,控制了社會的運行方向。
古典經濟學告訴我們,產業資本原來只是生產資料中的一個要素,而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資本在生產環節中的地位不斷得到提高,最后會依照價值規律,從生產中脫離出來,流入高利潤行業。當產業資本上升到金融資本以后,反過來會制約生產的發展,因為金融資本的套利空間遠遠大于生產利潤,所以,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美國的制造業必然遭到逐步瓦解,資本必然集中到各種以套利為目的的證券、期貨、風投、對沖基金和各種金融衍生物中去,從而造成生產行業的缺血。
在這個背景上,美國金融資本席卷美國乃至世界的20年,就是美國制造業被放逐出美國的20年。如此一來,美國的制造業的基礎不斷被侵蝕,產業工人的隊伍越來越少,第三產業吸收了越來越多的就業,而平均工資則越來越低,中產階級的規模和政治影響越來越小。相反,資本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已經掙脫了現行的落后而且軟弱的所有約束,沖向全世界范圍去掠奪財富,逐漸靠近了以資本壟斷來統治世界的臨界點。
資本的壟斷必然導致集權的產生,這個原理就如同核反應堆一樣,只要一注入核燃料,鏈式反應就必然不會停歇。問題是,核反應堆溫度過高時,我們可以用石墨來終止或者減弱鏈式反應,而資本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卻不可能得到約束或者阻擋,所以,資本的壟斷必然會像核燃料的鏈式反應一樣不可阻止,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核爆炸必然會到來。
盡管美國和歐洲今天在竭力阻止核爆炸的發生,但是,因為體系的不同,阻止資本的力量除了國有化以外別無他法,而國有化又直接面對無數家國際大企業在全球化2.0時代的自我放棄與“攜款出逃”,根本無法在歐美政治體制下實現對資本及資本所有人的強制性控制,所以,國有化不可能是歐美社會有效的救生繩,這根救生繩太過于脆弱,全世界的人都在膽戰心驚地看著它什么時候斷裂。
對于那些像海盜般貪婪的金融家們,歐美普通民眾充滿了痛恨與詛咒,而政治家們卻一次又一次注入巨資,無可奈何地“獎勵”著他們的搶劫行為,這一點,便是這種矛盾的不可解決性裸露無遺。
大——16
從古到今,人類永遠都在探索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這個探索永遠不會停止。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協調方式,就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當人類可以騎馬馳騁的時候,就不可能用驅使馬車的招式來駕馭馬匹。
當人類擁有汽車的時候,就不可能用騎馬的方法來駕駛汽車。
當人類擁有飛機的時候,就更不可能用駕駛汽車的技術來控制飛機。
這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伴隨調整和更高層面上的動態平衡。
不同的文明階段,都會呈現出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的不同形式,這種形式實際上就是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核心說穿了就是利益的分配方式,政治權利只是保障分配結果得到實現的必要條件。
但是,生產效率的提高,是隨時都在實現的,是加速度的,天生就是不穩定的,而生產關系卻必然要滯后許多,也就是說,生產力在相當長時間內都要受到落后的生產關系的制約,當舊的生產關系制約著生產力時間過長的時候,革命和暴力便由此爆發,直到新的生產關系出現,在財富分配上實現一種相對的平衡和穩定,由此發展到下一個破壞周期的到來。
今天,許多中國人習慣了“民主”和“專制”的兩個模式的絕對對立,而實際上,政治制度并非只有“民主”和“專制”這兩個極端,非此即彼的這種二元標準,是基督教神學思想體系下的機械思維和終極價值觀。
人類從原始社會走來,生產力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調整財富成果分配方式的速度也必然隨之加快,而尋找最適合的政治體制的努力也越來越大,責任也越來越沉重,這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
戰國時候,齊國的雄辯家淳于髡向孟子詰難說:“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假如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可以伸手去拉她嗎?
孟子回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嫂嫂掉在水里而不去拉,這簡直是豺狼!男女之間不親手遞接東西,這是禮的規定;嫂嫂掉在水里,小叔子用手去拉她,這是通權達變。
對于這段著名的對話,很多人只看作禮教對男女交往關系的限制根據,但卻忽略了當中最重要的核心,那就是中華文明中的一個偉大智慧——恒定與權變的中庸適度。
我們知道,西方文明最核心的價值道德體系是猶太/基督教系統的神啟理念,而宗教的價值道德標準,則是幾千年都不會更改的“超穩定結構”。耶和華在第七天休息,今天的基督徒都要在星期天去做禮拜;公元前167年猶太人舉行“瑪喀比起義”時,塞琉古軍隊在安息日那天發動進攻,而猶太人連躲藏的洞口都不會去掩蓋起來,任由宰殺;穆罕穆德娶九歲幼女為妻,今天有些阿拉伯人就要把九歲定為女子結婚的最低年齡。
價值觀超級墨守成規和膠柱鼓瑟,意味著的保守、死板、停滯和漸趨消亡,而過度的靈活權變,又缺乏相對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油滑輕浮,容易沉入見風使舵和實用主義的激流,而恒定與權變的適度結合,一方面可以保有行為準則的穩定性,保持整體的和諧與秩序,而另一方面又可以適應外部世界的風雨巨變,在變通中戰勝所有困難。這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長盛不衰的最高智慧——辯證法。
在電視劇《亮劍》中,李云龍搖頭晃腦地讀著一段話“良將用兵,若良醫療病,病萬變藥亦萬變。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某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很多人認為這段話出自哪本兵書,其實出自乾隆年間的一位名醫,雖然這只是一種中醫理論,但卻該秉承了中華文明中最偉大的辯證法思想。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道理適用于古往今來的任何社會,歷史臺階上的每一代過客,都應該用辯證法的思維來看待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動態調整,探索和建設一個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并且隨時能夠不斷完善和不斷調整它,使之得到不斷的進步和改革。歷史證明,那些無法調整生產關系、無力適應新的生產力進步的文明,不管有再大的霸權,不管有再輝煌的文化,最終都會土崩瓦解、煙消云散,成為下一個文明吸收養分的腐殖土。
而今天的歐美世界金融體系崩潰,從最深刻的層面來看,不也就是其現行的政治體制失去了對資本這一“突變”的控制能力,從而,無法適應生產力的一系列最新變化而導致發生的嗎?
大——17
第四,關于美國金融寡頭具有強行恢復社會秩序的能力和沖動的問題。
毫無疑問,對于美國社會目前的渙散和低效現象,“第二美國”是絕對不滿意的,否則,肯尼迪、馬丁•路德•金,還有里根,他們怎么會相繼被打黑槍?如果按照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的規劃,“第二美國”不擇手段地一意孤行,也許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支美軍早就已經在德黑蘭大會師了,哪里會落到今天這種不戰不和、進退不得的尷尬境地。
在那些金融、軍工寡頭心中,必定對“第一美國”充滿了委屈:
要用廉價資源,必然要占領資源富國,這自然免不了打仗,可打仗又不能死人,死自己人不行,死對方的平民也不行,那么,這個仗怎么打?
既然要享用中國出口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就必然大量進口,國內越來越多的人不想干活,制造業越來越萎縮,那么,又如何來增加就業機會呢?你們在“通用”和“福特”車間里,每天擰上幾顆螺絲,就享受著比大學教授還要優厚的待遇,動不動還要罷工加薪,難道這就不叫貪得無厭了嗎?
既然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而自己又沒有同樣多的貨物出口到中國,就必然要形成巨大的貿易逆差,那么,不大量印刷美元和發售國債,這個貿易收支用什么來平衡?難道叫格林斯潘天天從倉庫里提黃金嗎?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美元必然越印越多,國債也越欠越多,那么,美元的貶值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機的到來就是遲早的事,你們好吃懶做,不承擔責任,反過來怨我們?
在情感上,資本暨權利寡頭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挫折感和無助感,這種失敗而決不甘心而帶來的緊迫感,就體現在羅馬共和國晚期以凱撒、龐培為代表的“新民主派”身上。在格拉古兄弟改革失敗之后,“前后三巨頭”憑借手中掌握和資產和軍隊不斷奪取權力,最終戰勝元老院體制下的共和制,帶領羅馬進入了帝制時代。
這種挫折感和無助感,也體現在魏瑪共和國期間的鄉村容克和大資產階級身上。一戰之后,集領主權與鄉村政權于一身的普魯士貴族莊園主逐漸資產階級化,一戰的失敗和民主體制的建立,使堅持“普魯士道路”的容克階級在騎士榮譽和政治權力上遭受打擊,因此,擁有大量財產的容克地主便與以金融家、產業主結成聯盟,推舉阿道夫•希特勒上臺,埋葬了軟弱渙散的魏瑪共和國,對國家開始實行高效率的帝國制管理。
大——18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冷戰結束的第一天起,中國就上升為美國的第一號戰略對手,但是二十年來,在整個西方世界的唯獨遏制下,中國不但沒有瓦解和崩潰,反而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政治上也暫時沒發現失去穩定性和持久性的跡象。這個結果對美國的威脅日益加大,同時,對美國決策層的影響也日益加大,通過這次奧巴馬從競選到上任的前后過程中的許多決策和外交活動來看,中國作為美國戰略對手的性質沒有改變,但是,中國成為美國重新認識和仿效對象的成分卻也在悄悄增加。在“G2”輿論的背后,我們看到了,中國在三十年來始終不變的溫和的集權體制下所創造的奇跡,對躲在權力幕后的“第二美國”應該有著何等的鼓勵和誘惑。
對手中擁有權力、資本、戰略視野、操作能力和意志的“第二美國”而言,其政治制度的鐘擺從一個極端擺動到另外一個極端,其實并不是一個不可跨越的天塹。從共和到帝國,并非遙不可及。實際上,這本身就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面臨破局時候的動態調整。
但是,當美國的大財團和大企業紛紛倒下的時候,當道指飛流直下跌破6800的時候,當美國旗下的東歐各國瀕臨絕境的時候,當美國從中東、中亞、非洲、南美、澳洲被迫實行戰略收縮的時候,當美國的新教資本主義精神支柱面臨折斷的時候,當美國的國家威望和政府信譽面臨破產威脅的時候,為什么作為美國靈魂的“第二美國”還按兵不動,沒有任何動靜?
他們在等待什么?
實際上,這幫手握數十萬億美元和數千核彈的金融戰高手、信息戰教父,這幫雄踞在資本和權力寶座上居高臨下的兀鷹,正目光炯炯,虎視眈眈,等待一個人類史上空前的大動亂的到來,準確地說,是在等待他們暗中所制造的驚天大動亂的到來,而只有這個動亂時代的到來,他們才能實施其早已策劃停當的瘋狂冒險,這個冒險是整個美國在眼下絕境中大翻盤的唯一一次機會,如果冒險成功,美國必將從目前的全球最大債務國一躍而變成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將再一次成為從動亂甚至戰爭中獲利的大贏家。
那么,“第二美國”究竟能用什么手段來進行一次什么樣的瘋狂大冒險呢?
大——19
二、美元9•11
一、在探究剖析華爾街金融寡頭的終極戰略之前,我們先來聊幾句關于宋鴻兵和《貨幣戰爭》的閑話。
關于經濟學家的笑話很多,其中一個很是有趣。
有一個武校校長,對畢業的一幫弟子告誡說:“你們出去以后,千萬不要輕易跟經濟學家過招,因為他們都有一支看不見的手!”
我們都知道,“看不見的手”是對市場本身對經濟活動的固有自我調節功能的一種形象說法,一般解釋為價值規律。然而,對經濟學家而言,關注“那支看不見的手”固然重要,但是,具備一雙“看不見的慧眼”恐怕更重要。
平心而論,目前中國的許多所謂“經濟學家”,實際上只是一些對“過去時態下的經濟數據”進行整理和分類的“錄入員”,或者叫“經濟活動領域內的歷史檔案學者”,他們何曾具有這種“慧眼”來看穿過去和未來的經濟走向。他們既沒有能力來對于那些已經發生了的大堆經濟數據來進行有洞察力的分析和歸納,提出一種正確的有創造力和前瞻力的指導性規律,又忍受不住潛心研究學問的冷落寂寞,所以,一有機會就要跳出來爭奪大眾社會的話語權。他們要么抄著雙手,唔里哇啦當職業批評家——因為批評家比建設者更輕松,更沒有風險;要么扛著時髦的洋理論大旗,來當別有用心的資本宗教的傳教士;要么當股評家,干脆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欺騙千萬股民進股市去砍胳膊切大腿,牽著狗進去,最后被狗牽著出來。
對于這些人,張文木有句話說得極好:“帳房里出不了戰略家。”
可以這么說,北京經濟學家死一半,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更健康,最起碼不會讓外匯儲備積累到兩萬億美元這個危險的非理性高峰。但是,如果沒有一個《貨幣戰爭》的出現,在這次金融海嘯到來之際,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金融戰”這一最新現代化戰爭的認識,還處在茫然無知的境地。從這個意義上講,宋鴻兵的價值大于該死掉的那一半經濟學家。
例如郎咸平,本身就是一個搞微觀研究的經濟學者,說穿了就是監督管理的一個審計員,一個志大才疏的帳房先生,但是,他卻以職業的激烈批評為自己掙到了一個“經濟學家”的超規格待遇。他往往看見經濟原野里的幾顆小樹,就認為發現了大片森林。他慣用的辦法就是站到公司走廊上,把算盤搖得嘩啦嘩啦震天響,大喊:“不得了啦!公司要破產啦!大家散伙回家收衣服吧!”公司上下一聽立刻緊張起來,“郎先生,出什么大事啦?公司各個部門都在盈利,怎么會突然要破產了?”郎咸平終于把一部分人聚攏在自己周圍,神色嚴肅,一副高瞻遠矚的戰略家模樣:“公司的財務報表做不平呀,有兩分錢打死都找不到!這個問題非常嚴重,背景非常復雜啊!”
至于歷以寧、張維迎、茅于軾、秦暉之類,就更不必提了。
大——20
《貨幣戰爭》一書,有三個惹人詬病之處,一是把國際金融游資中的投機套利行為當作一種有計劃有目的的戰爭層面的行為,二是把羅斯柴爾德家族列為國際金融群狼的頭狼,三是鼓吹恢復金本位。
至于第一個問題,從97年到現在,中國人已經見怪不驚了,即使是那些學院派的經濟學者,也已不得不開始面對這個話題了,總不至于“你一閉眼,世界上就沒有豺狼了”吧?春秋時侯,管仲就懂得對楚國搞“糧食超限戰”,難道今天的索羅斯們還不如管仲乎?又如郎咸平,告誡他的聽眾說,不要去看《貨幣戰爭》,這是本壞書。過去,郎咸平教授致力于對大陸經濟成就的徹底否定,認為當代中國人的生活“是五千年來最差的”,也從來沒有講過一丁點的關于國際金融戰爭的知識或者內幕,可在“壞書”問世以后,他也趕時髦來了個《金融超限戰》,鼓吹說他要泄漏國際金融寡頭的絕秘陰謀或者是花邊新聞,可大家胃口調起來了,他講的卻已然還是宋鴻兵體系內的那些東西,毫無新鮮之處。
第二個問題,羅斯柴爾德家族是否是國際金融群狼的頭狼,這個問題無關宏旨,管他是羅斯柴爾德,還是羅斯徹爾德(有人認為這樣讀使自己更有貴族氣質),這樣老奸巨猾的金融寡頭,我們在電視上也沒有少見。比如,一天到晚往中國跑的保爾森,他所代表的高盛,將來必定是那個“金融科技帝國”的重要支柱。還有神秘莫測的格林斯潘,美元從鼎盛到衰落,如今成為充斥全世界的“垃圾資產”,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完成的。
第三個關于“金本位”的問題,前段時間有很多人(包括本人在內)都認為,盡管“金本位”是約束貨幣濫發、塑造良幣的最好辦法,但是全世界今天已經失去了恢復“金本位”的歷史條件,在現代經濟高速發展的條件下,實行“金本位”會導致流動的災難性短缺,會掐死跑得最快的那匹馬。而在看待美元的問題上,宋鴻兵本人也是解釋不多,他在描繪金融海嘯的四個階段時,認為美元會在最后逐漸走入冰河期,被國際商業活動漸漸拒絕使用,在這里,宋鴻兵給美元判了“無期徒刑”,卻又給了相當長時間的“緩刑”,由此,便更讓人懷疑其觀點的邏輯性問題。
隨著金融海嘯越來越猛烈的襲擊,也隨著美國和歐洲更多金融政策內幕的揭露,我們才逐漸意識到,宋鴻兵原來所說的恢復“金本位”,是應該有特定假設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
全世界范圍內的主要貨幣,比如美元、歐元乃至人民幣,全部淪喪消失,人類社會在一夜間回到了原始經濟狀態。在這個時候,原本手中掌握有大量黃金和資源儲存和的國家,便首先以手中的硬通貨作為保證,輔助以軍事手段,重新啟動“金本位”,在此基礎上發行一種新型的貨幣,向渴求貨幣的全世界注入資金,從此建立起一個“單一的世界貨幣體系”,從而達到掠奪全球財富、徹底控制世界秩序的目的。
這個才是國際金融寡頭們的終極戰略目標!這才是盎格魯——撒克遜財富與政治精英們夢寐以求的“伊甸園”。
這是我們吸引眼球的聳人聽聞,還是畏懼美國的自我恐嚇,還是當前金融海嘯往縱深發展的必然邏輯?
我們不妨大膽假設,再來小心求證吧。
大——21
二、美國為什么會有“消滅美元”的動機?
2008年以前,和東方文明冉冉升起的旗幟完全相反,西方世界幾乎所有的價值標準和道德體系,都遭受到了一次嚴重的“禮崩樂壞”,而在2008這一年,東西方的歷史突然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黑暗盲區,人類文明正在重新評估和塑造我們的精神世界和走向未來的信心。
其一,美國經濟現狀的實質
如果不是這次金融危機將美國經濟華麗的外衣剝開,露出其虛胖畸變的原形,如果不是互聯網再把這個美國暴富的秘訣泄漏給我們,恐怕再過五十年,再來多少次金融危機,在一種“美式新蒙昧主義”愚弄下的中國普通民眾,仍然不可能參破美國人過神仙日子的“天機”,仍將被國內外的那些“精英學者們”蒙在鼓里,美國仍然會被我們這些“新型愚民”供為天上的太陽。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美國的經濟叫做“債務經濟模式”。2004年,格林斯潘第一次使用了這個說法,他認為,美國增加債務能力是全球化的一種職能,因為負債能力的顯著提高與成本的降低以及國際金融載體范圍的擴大休戚相關。
與其說,格林斯潘的“債務經濟模式”這種說法揭示了美國經濟的本質,還不如說是為了委婉地掩蓋美國經濟的本質,那實際上就是一種新型的“奴隸制經濟”。
坦率地說,到今天為止,美國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建立在美國作為“世界央行”和“世界稅局”這個基礎之上,變相向全世界收稅而獲得巨大的財富。美國過去取得的經濟成就,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到金融海嘯之間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并不完全是美國人“誠實勞動”得來的結果,而是建立在長遠金融謀略和強大軍事實力之上的一種剝削與掠奪,只是這種剝削和掠奪手段極其隱蔽和極其高明,很多時候只是表現為一種“美國例外論”的善意的特權,使得被剝削者在承受了幾十年的貧窮之后,仍然無法明白自己為什么貧窮。
眾所周知,今天美國經濟問題的根子,出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國再也不受金本位制約,任意濫發美元而造成的,但是從深處探究,濫發美元只是美國經濟問題的一個表象或者是結果,而絕對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1971年5月,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從表面上看,這是由于越戰的巨額消耗所致,但實際上,卻是日本和德國制造業的崛起,使得美國產品已經越來越不占優勢,這自然要侵蝕美國產品在國際上上的份額。當時,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羊,承擔著抗拒蘇聯的重大責任,美國制造業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在為冷戰服務,再加上高新科技革命當時還沒有出現,所以美國民用產品的制造業早已漸漸走向下坡路,注定要輸給日本和德國,尤其是前者。
1971年12月,西方各國簽署《史密森協定》,美聯儲正式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以原來約定的價格出售黃金,至此“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以世界霸主的身份賴掉了本應承擔的國際責任,但當時美國是抗拒蘇聯的中流砥柱,再加上有沒有別的貨幣能夠取代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所以歐洲各國心懷不滿,卻也無可奈何。
從此,美國經濟便開始走上了一條神話般的奇跡之路,但同時,這又是一條萬劫不復的不歸路,這就如同海洛英一般,它給吸食者帶來旁人難以體驗的亢奮和愉悅,但最終卻要了吸食者的小命。
大——22
其二,“債務經濟模式”如何從世界攫去財富?
由于美國和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美聯儲寡頭們許多天方夜譚一般的設想都有了實現的可能,寡頭們由此將美國定位于“世界中央銀行”和“世界稅局”的特殊地位,通過向全世界發行美元,來向世界各國收取超額的美元鑄幣稅,使自己不勞而獲、坐享其成,以全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來滋養自己的奢華生活。
但是這里出來一個問題,美國如何使美元流向世界各地?
辦法有的是,那就是故意轉移甚至驅趕美國國內的制造業遷往國外。
假如美國不能使印刷出來的巨額貨幣流入其他經濟體內進行稀釋,那么這些美元就會在美國經濟體內引起天文數字一般的通貨膨脹,危及美元的霸主地位,變成像津巴布韋津元那樣的垃圾貨幣,億萬富翁竟然買不起一個冰淇淋。
所以,要讓美元進入其他國家,就只有一個辦法:以大量的美元來交換大量的外國實物商品,進口得越多,消費得越多,美國的貿易逆差越大,美元就流出的越多,同時別國掌握的美元自然也就越多,就越需要把美元傳遞使用下去,直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涉及實物生產領域內的任何一個生產要素,于是乎,美元便供不應求,美國的經濟也就越來越繁榮。
用紙片來交換實物,這是任何一個笨蛋都想追逐的夢想,但這樣的夢想,居然在華爾街那些魔術家的手中居然變成了現實。
所以,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聯儲開始采用各種手段,提高美國國內生產企業的各項成本(財務成本和人工成本),并結合兩次石油危機帶來的高油價等因素,有意地把本國的制造業企業逼上絕路,或是直接兼并購買、然后拆解銷售出去,或者向國外驅逐,使之大規模轉移到第三世界,尤其是亞洲國家。在利率達到最高峰的1980年4月,美聯儲對制造業的的貸款利率竟然提高了20%,并且一直持續了五年。這就是國際金融史上著名的“金融休克療法”。
到二十世紀初,除了少數涉及國計民生的糧油生產企業(如孟山都等)、壟斷科技機密的高科技企業(如英特爾、微軟等)、高附加值的醫藥企業和軍工企業(如洛馬、波音、GE等)以外,美國的一般性制造業基本上被消滅殆盡。在2008年金融海嘯前,美國制造業在美國GDP中的占比,已經下降到了13%(其中,有7%是軍工,2%是信息產業,1%多一點是汽車),而服務、流通業的占比則高達80%,原來屬于制造業中的無數工程師和高技術工人,絕大部分都轉型成為了商業服務員、金融和保險推銷員、人體保健師等。泡沫經濟堆積出來的第三產業吸納了美國最多的就業人口。
到2008年底,美國累計貿易赤字已達7萬億美元左右,這就是說,美國通過有意識地制造國際貿易逆差,最起碼已經向國際市場多發行了7萬億美元,換來了相同價值的實物財富。并且,美國得了便宜還賣乖,經常利用自己的貿易逆差來敲詐貿易順差大國,比如中國、日本和中東石油大國,迫使對方將巨額貿易結余用來購買美國的國債,自己以付出少量利息為代價,又將這部分美元用來跟實物經濟大國進行第二輪的交換,繼續擴大美元使用的范圍。
大——23
其三,美國拿什么來償還債務和支付債務利息?
到今天為止,美國的各種債務總和到底有多少,這仍然是美國的核心機密,這里我們還是引用前面的那個保守數據,73萬億美元,其中國債為11.2萬億美元。
我們來做一個小學生都看得懂的基本計算。
美國國債的平均利率為5%,則每年國債利息支出為11.2×5%=0.56萬億美元。
2007年,美國GDP13.8萬億美元,按美國經濟發展平均年增長率3%計算,美國經濟凈增長總量為0.414萬億美元。
結果是:0.56-0.414=0.146萬億美元
我們驚訝地發現,美國經濟2007年正處在泡沫頂峰上,但是把一年的經濟增長總量全部用來支付國債利息都不夠,僅僅在2007年,就有近1500億美元的缺口。
08年和08年以后的幾年內,美國的國債總數將繼續加大,光是奧巴馬的幾項計劃加起來,就約有5萬多億美元,而美國近兩年的經濟增長率則明顯下降,甚至為負數。這說明,美國每年的國債付息還將繼續加大,而缺口也隨之加大,十年之后,這個缺口僅以07年的靜態計算就將達到1.5萬億美元,由此一來,美國人別說償還一分錢的國家債務本金,就是連國債利息都付不起。
這就像是一個年薪很高的城市白領,看起來衣著光鮮,生活優裕,但是,他一年所有的收入全部加起來,即使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錢,也付不起他所購買的一套房子的年供,且不說還付貸款本金,就連利息都拿不出來。
以上,我們只計算了07年這個好年景,而且只計算了美國國債,還沒有把諸如“兩房債券”那樣的抵押債券、美國各大財團所發行的、說不清是公司債還是政府債務以及市政債券等——總計20萬億美元(2007年末美國國債協會SIFMA統計)的債務統計進來。如果,我們把這兩項共31萬億美元算進來,那么,不到第十年,美國把一年的GDP全部拿出來,可能都不夠用以支付債務利息。
那就是說,前面那個購買房子的城市白領,到第九年,別說拿全部收入,就是把他的房子抵出來,都付不起貸款利息。
美國人還拿什么來過日子?
這還不算,按照2007年的市場價格計算,美國的全部資產的總市值約76萬億美元,而到08年底,這個市值已經縮水30%以上,最多還有50萬億美元,而且接下來的09年還將繼續縮水,到2009年底,美國的各項債務最少將達到80萬億美元,而其資產總值也將縮水到45萬億左右。這就意味著,美國早就資不抵債,實際上已經破產了。
不管是“第一美國”,“第二美國”,還有那些愛美國勝過愛自己國家的人組成的“第三美國”,你們如何來破解這個難題?
實際上,不管經濟學家們設計出怎樣高明的數學模型,不管是“第三美國”的公民如何強詞奪理,都改變不了這個鐵一般的現實:美國在經濟上已經破產,美國在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美國已經走到了一個非變不可的十字路口,而且這個“變”還不是奧巴馬所說的“change”那么簡單容易,這將是是一種翻天覆地的社會巨變。
那么,美國應該怎么變?
大——24
其四,的確,美國應該采取什么對策呢?
我們來假設一下。
在一個孤島上,有個拳擊高手,他借了周圍鄰居的許多債,用來奢侈享受,用來購買房產地產和珠寶鉆石,還養著一堆保鏢,債務數目高達80萬億美元,他永遠也不可能還清,但是還要不斷借下去。大家早就知道他還不起錢了,但害怕他破產之后原來的欠債打水漂,因此還是勉強借給他,希望他將來有一天能夠一筆還清。然而,這個拳擊高手需要的錢越來越多,鄰居們再也借不出來了,不再借錢而且還要索要以前的舊債。那么,你想想,這個拳擊高手會怎么辦?
在這個拳擊高手面前,有以下幾條路可以選擇:
第一,改邪歸正,積極勞動,掙錢還債——重振制造業,形成巨大的貿易順差來賺錢;
第二,摸彩票中大獎來還債——在能源領域內實現石破天驚的重大發現,海水變石油;
第三,繼續借錢,用新債還舊債——再向全世界推銷國債;
第四,以房產珠寶來抵一部分債——用國家主權來抵債;
第五,殺掉債主——用核彈轟平債權國;
第六,由于債主中也有武功高手,他殺不掉債主,便聲明債務作廢。債主非常憤怒,但打不過他,也拿他無可奈何。可賴賬之后,他的固定資產和硬通貨最多,賴掉債務后他反而成了全島最富的人,當初借錢給他的債主們,最后反過來成了他的奴隸。
如果你是這個拳擊高手,你會選擇哪條道路呢?
在目前美國這種經濟結構下,美元對美國來說,已經開始變成弊大于利的包袱了,雖然目前還強撐著國際結算貨幣的架子不倒,但是支撐的難度越來越大。非常明顯,美國背負近百萬億美元的內外債務,一萬年也不可能還清,如果繼續扛著美元這個沉重的金字招牌,美國就得竭盡全力維持下去,就得繼續向外尋求借貸,可是,且不說亞洲那幾個國家借不借的問題,即使他們愿意借,就是把房子老婆賣了,也借不出那么多——5萬億的天文數字,這相當于中國或日本一年的GDP呀。
如果要保留美元,美國就得承擔債務人的各種責任和國際義務,而到最后,美國還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最后還是免不了走向破產。從08年到現在,歐洲和美國已經有好幾位億萬富翁自殺了,可從財務狀況來看,他們隨便哪一個都比美國強。如果我是美國,我也爬到帝國大廈頂上,準備往下跳了。
但是,美國就是美國,只有別人往下跳的份,這個厄運一般不會降臨到美國的頭上。
美國有的是辦法,辦法就在一個假設上。
假如未來的某一天,美國突然抱出一大堆剛下線尚還熱呼呼的美鈔,突然擺在債權國的面前,說既然大家都不借錢給我,我沒有辦法,只有拿現金來還給你們,而且是一次還清所欠的全部外債。那么緊接著,全球美元必然隨之暴跌,美元體系應聲土崩瓦解,美元成了一堆做飯都嫌污染環境的廢紙。但是,這跟美國沒有關系,是市場決定了的,怪不得我美國。
怎么,你中國人不服嗎?你日本人不服嗎?你石油國家不服嗎?好啊,到海上來干一架吧,到天上來干一架吧,到太空中來干一架吧,難道你還敢跟我比扔原子彈?你們能做的一是石油禁運,二是沒收我的海外資產,可我石油有的是,墨西哥灣鋪開了采,你敢沒收我的海外資產,對不起,我就斷你的海上航道,掐你的脖子,只要你不想跟我同歸于盡把地球炸成兩半,你就拿我沒有辦法。
美元廢除之后,世界主要貨幣如歐元、人民幣、日元等等,也必然相繼崩潰,全世界必然在一夜之間回到了物物交換的原始狀態。由于貴金屬在物物交換中的保障作用,美國手中擁有全世界最多的黃金儲備,所以,反而會憑借手中掌握的巨額硬通貨,回歸“金本位”,重建一個新型的國際貨幣體系體系,從而掠盡世界財富,重新制定世界新秩序,成為世界上最后的超級財主和霸主。
這是一個天方夜譚般的荒唐故事嗎?
俄羅斯文學大師契訶夫說,如果舞臺布景的屋子墻上掛著一把槍,那么,在劇情發展到某一階段時,那把道具槍一定會派上用場。他的《萬尼亞舅舅》就是那么設定的,布景上掛著一把槍,在第三幕時就被萬尼亞舅舅取下來,擊中那位了尸位素餐的教授。
“第二美國”手里不僅有一把槍,還有另外兩顆超級炸彈,那就是余威尚存的美元和大量的黃金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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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元坍塌大地震”的種種前兆
以美元的倒塌作為第一塊首先倒下的多米諾骨牌,然后依次拖垮其他世界主要貨幣,將全球經濟拖下水,這是美國集中所有力量的最后一次掙扎和最后一次賭博,自然需要相當長的策劃和準備時間。然而,這么大的計劃,這么漫長的實施過程,不可能沒有跡象表露出來,就像大地震必然會有各種各樣的前兆一樣,必然有許多蛛絲馬跡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之中。
(一)、歐元的成長壯大,迫使美國銀行家開始思索美元的最后出路。
1999年3月的科索沃戰爭,是美國巧妙隱藏了自己的戰略意圖,拉著英國一起,利用歐洲各國對俄羅斯的傳統恐懼感,憑借自己在北約內的主導權,誘騙歐洲國家一起參與,發動的一場在歐洲版圖內的現代化戰爭。后來的種種跡象表明,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有一個公開的和兩個隱藏的戰略目標,一是肢解南聯盟,消滅斯拉夫民族伸進歐洲的橋頭堡,圍堵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并且防止歐洲和俄羅斯走得太近;二是鼓勵科索沃“急獨”激化歐洲內部的民族矛盾,點燃巴爾干地區的炸藥桶,削弱歐洲統一的進程和凝聚力;三是打擊剛剛出世兩個月的歐元,以阻擋幾年前歐元預備啟動時流出歐洲的避險資本流回歐洲。
1999年初歐元正式啟動,一開始對美元上漲到1比1.19,美國主導的科索沃戰爭爆發后,歐元對美元的比價一路急跌,最低時曾跌至0.8比1。但是,美元好景不長,美元與歐元的對比關系在2000年開始發生變化,由于美國國內大量資金流入歐洲。引發了美國資產泡沫的破裂,2004年3月,納斯達克收報5048點之后崩盤,歐元對美元逐步企穩并保持堅挺,至12月下旬,納斯達克下跌51%,2002年10月創新低1108點(見圖一)。
科索沃戰爭之后歐元的快速反彈和納斯達克的崩盤,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這兩件看似不相關的事件,深深觸動了華爾街的金融巨頭,他們不得不認真看待歐元和其他具有潛力伺機崛起的新興國際貨幣,并苦苦思索和設計美元及美國的未來出路。
今天看來,在1998年的“拉鏈門事件”中,獨立檢察官撕塔爾代表共和黨委員占多數的司法委員會,對克林頓不依不饒,猛打窮追,雖然最后沒有達到要將政績卓著的克林頓拉下總統寶座的目的,但卻為下一任由共和黨人來“當選”總統做好了鋪墊,果然2001年,后來成為“稻草人總統”的小布什由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當選”,并且連續“判”了兩屆。因為,只有在一個無所作為的純粹甘當傀儡的總統“管理”下,只有在純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大旗的掩蓋和縱容下,“第二美國”才有可能操縱“第一美國”的所有對外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才有可能來瘋狂聚斂“第一美國”的全民資產,才有可能來謀劃一整套決定美元未來命運之路的極其隱秘的連鎖計劃。
這個驚天計劃的摸索、制定并開始實施之后,國際上便出現了最重要的兩個信號:一是“9•11事件”的橫空出世,二是2000年后黃金價格的詭異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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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金價格的異動。
由于很多國人很少涉足黃金期貨,只是關心黃金的走向卻并不太留心的黃金的具體價格走勢,更少有人從技術面上來思考黃金價格與國際形勢的內在聯系。所以,我們來看看以下這張截圖,它取自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時間段是七十年代初到現在。
從圖二上看,黃金曲線從七十年代到現在出現了兩次激漲。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國宣布美元對黃金貶值7.89%,金價徹底與美元脫鉤并自由浮動,國際上原本就擔心美元更大幅度的貶值,正好1979年11月4日,伊朗爆發扣留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美國凍結了伊朗存于美國的黃金,再加上投機商的推波助瀾,所以,出現了黃金史上以投機為目的的的第一波大牛市。1980年1月18日,金價達到了850美元/盎司的歷史高位。只是這波牛市時間不長,到達高峰后便毫不猶豫馬上跳水,之后,國際上發現美元并沒有出現劇烈貶值,而是逐漸趨穩,所以金價又逐步跌落,長期在400左右的區間內小幅波動。
第二波牛市開始時間是2000年末,黃金低點價格為255.1/盎司,之后便是毫不猶豫地一路攀高,飆升不降,最后到2008年3月達到1033.9的頂峰,7年間整整翻了四倍。
我們都知道,黃金的價格走勢并不是黃金本身的價值體現,它取決于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是兩個因素,一是美元的貶值或者升值,二是別有用心的人為操作。黃金與美元是高度負相關的關系,即美元貶值,黃金漲價,美元升值,黃金下跌,而美元相對穩定,則黃金也相對穩定。
黃金價格從2000年末開始飛漲,整整7年之內只有少量微調,而沒有任何掉頭向下的跡象,一直昂首挺胸沖上千元大關才出現盤整,這是黃金交易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瘋狂現象。在此期間,高科技神話的破滅,大量國際資金流向歐洲和亞洲,美聯儲只有采取發行國債并隱秘地向市場投放“印刷美元”的辦法來平衡預算,美元并沒有出現類似于1971年時的明顯大幅度貶值,并且在美元指數還在2002年沖上121的最高點(見圖三),那么,為什么黃金還有如此強勁的上升動力呢?
這說明有人在長期、大量地收購黃金,并且收購的目的不是為了投機,而是另有目的。
為什么判斷這次金價暴漲不是投機?
如果那些人購買黃金是以投機為目的,那么黃金在上升到相當高度之后,由于市場缺少越來越有力的跟進與長時間的支撐,做多的必將反過來作空,那么,金價必然會像前段時間石油的價格一樣,從147一路下滑到34,也會像黃金第一波牛市的走向那樣沖高之后馬上拋售,但是,我們卻看見金價在800左右恒盤一年之后,又重上1000點,并且與此同時,美元還表現出上漲勢頭,從70的最低點上升到90附近——盡管這種上漲勢頭極其可疑,完全打破了黃金和美元之間的負相關關系。
這說明了什么?
這說明了黃金背后的“購買者”,他們的目的已經不是靠買空賣空來賺取利潤,而是毫不猶豫地要持有黃金,控制黃金的總量,這種堅定的持有行為,表明了“購買者”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十分清楚,思路也相當明確而堅定,并沒有像小布什說的那樣“喝醉了”。這同時也說明,這些人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數年之前,就已經在開始準備退路,并且惡意對經濟泡沫推波助瀾,將足夠多的人套進騙局,從騙局中賺得滿盆滿缽,然后在危機大面積爆發之前成功套現,全身而退。
其實,從今天后知后覺的角度來看,不管是雷曼公司CEO的夫人“忍痛”出售藏畫來渡過危機也好,還是世紀巨騙麥道夫的兒子“檢舉”其父親的詐騙行為也好,我們都看出了金融巨頭們的貪婪無恥和裝窮賣傻。
近十年來,雷曼公司專門兜售“垃圾債券”,從一開始起就不可能有償還客戶投資的打算于能力,在“毒藥資產”壓得公司維持不下去之前,也必然早就做好了讓公司破產從而賴賬的準備,難道公司的CEO還會缺少那一點生活費?雷曼CEO夫人的高調“賣畫”,實際上反襯出其作賊心虛和欲蓋彌彰。
同樣,麥道夫的兩個兒子早就是其父基金會里面的核心高管,難道十來年還沒看出那么簡單的“龐氏詐騙法”,直到紙包不住火了才來“大義滅親”?麥道夫兩個兒子的行為,與阿扁的那個寶貝兒子比起來,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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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撲朔迷離的“9•11事件”。
對于二十世紀的第一個“驚天陰謀”,今天好像已經沒有多少人來關心其兇手的真偽了,但是,當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突發之際,那么多的世界富國陷入困境,那么多的國際巨頭灰飛煙滅,那么多的財富神秘消失,我們又突然想起了“9•11事件”,想起了這場所謂的大災難留下來的種種疑點,以及這些疑點跟今天華爾街翻天覆地變化中的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這里,我們借用一些資料來重新分析,看能不能找到一點證實我們主要觀點的證據。
常識告訴我們說,如果一個事件“自然而非人為地”發生,那么,發生過程中出現的任何一個細節都必定是真實可靠的,即使事件發生的一些細節一時難以查明,但是最主要的證據絕不會指向另外一個相反的方向,即事件是“非自然發生”的。倘若,只要有幾個這樣的“非自然發生”的證據出現,那么,就足以推翻整個事件的基本前提,那就是說,這個事件就是“人為地”發生的。
這就像我們常看的偵探電影一樣:有一個人被發現死在河里,全身捆綁,頭被鈍物擊碎,并且解剖發現肺部和氣管里沒有嗆水,如果有個負責調查的警察,堅持要說這人是跳水自殺,那么,所有的觀眾都知道這個警察在搞無間。
然而在“9•11”中,我們卻看到了大量的類似于這樣的“相反指向”的關鍵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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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于77航班的各種疑問及其他問題
據美國官方調查結論,2001年9月11日,在杜勒斯國際機場雷達上消失了29分鐘的美國航空公司77航班的波音757飛機,經過不受干擾的500多公里長途飛行之后,以高難度的大角度轉彎加俯沖的飛行動作進入了美國的心臟地帶,以1-2米左右的高度,平行于地面飛行了相當長距離,在連續撞倒了5根電線桿后,于7點38分,以45度角撞入五角大樓,留下一個直徑約為4.9-5.5米寬的圓洞(見圖四、圖五、圖六)。
面對這樣一個結論,人們提出了以下質疑:
(1)五角大樓外墻上的那個古怪圓洞能鉆進一架波音757嗎?
調查結論說,外墻上之所以形成那樣窄小的入口,是由于波音757飛機的雙翼在撞擊后折斷折疊到機身里了,隨著機身進入了建筑物,所以,外面并沒有留下任何飛機殘骸,以致于外面的草坪完好無損,“光滑得可以玩高爾夫球”。在圖上將波音757-200按比例放大后可以看出,如果要飛機以45度角撞進五角大樓,那么,長15米左右的飛機右翼就必然在墻上留下撞痕和擦痕,但是,在照片上,我們卻沒有看到任何被撞和被擦的痕跡(見圖七),并且,在那個幾乎是完整扁圓的幾何形洞口兩邊,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被飛機機翼和發動機猛烈撞擊后留下的缺口。
這是不是說,帶著兩個巨大發動機的機翼,在即將碰到墻壁的時候就自動“折疊”到飛機機身里去了?
(2)五角大樓里怎么會沒有任何飛機殘骸?
照片顯示,剛撞擊后五角大樓外墻異常完整,半小時后外墻倒塌。但是,在五角大樓被撞毀部分的廢墟里,仍然沒有找飛機的任何殘骸,包括機翼、尾翼甚至鈦合金引擎等三個大型部件,官方解釋是因為高溫蒸發了。
波音757飛機的兩個發動機由耐高溫的鈦合金制造。據有關專家測算,航空汽油最高的燃燒度是攝氏800度,并且在空間狹小、氧氣不飽和的條件下還達不到這個溫度,而鋼和鈦金屬的熔點最少是汽油最高燃點的兩倍,更不要說溫度還要達到沸點,才能把飛機熔化后蒸發掉。波音757裝載燃油30噸,而飛機上有65噸的鋼、鋁和鈦合金,也就是說,每燃燒1公升的汽油,竟然能夠“蒸發”2.05
公斤的合金金屬。
如此說來,五角大樓便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煉鋼廠?
對于這一點,有人認為,大火鎔化了飛機上的金屬鋁,引起了鋁熱反應,所以蒸發了鋼鐵和鈦合金并不奇怪。這是一個誤解。鋁熱反應溫度要求很高,一般碳氫燃料的大火無法引起反應,更不可能達到“鋁熱劑”的效果,否則。在汽油瓶里放上一塊鋁皮,不就成了超級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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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型民航客機可以像小螺旋槳飛機那樣耍雜技嗎?
飛機掠地高速飛行,在撞倒電線桿時飛機機翼沒有發生折斷,飛機的飛行姿態也沒有因為一連串的猛烈撞擊而發生任何改變(否則地上會留下翼尖的刮痕),仍然穩定而精確地撞擊了五角大樓,尚余一半燃油的油箱居然也沒有發生爆炸。
我們沒有駕駛過大型民航客機,但是憑常識我們知道,駕駛民航客機絕對要比駕駛戰斗機困難得多。然而,我們在了解了77航班的高難度飛行姿態后,覺得就算是一架操縱靈活的戰斗機,要保持如此姿態也幾乎不可能。曾經接觸過劫持77航班的阿拉伯裔恐怖分子的飛行駕校負責人說,這名劫機犯只是簡單接受了短時間培訓,其飛行能力屬于中等偏低,不可能完成這個飛行動作。
(4)是不是民航客機關閉轉發器就可以變成隱形轟炸機?
2001年9月11日上午8點56分,77航班從雷達上消失,直到9點25分才又出現。我們知道,北美地區,尤其是美國的心臟地帶,是世界上控制最嚴密的領空,一架大型的沒有任何隱身功能的波音飛機,怎么會在眾多民用和軍用的雷達上消失達半個小時呢?
據說,77航班從雷達上消失是因為關閉了機上的轉發器,可是關閉轉發器怎么可能使飛機從雷達上消失呢?要是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美國還用得著花那么大力氣來搞什么隱形技術,而俄羅斯的轟炸機還不是可以關掉轉發器就大搖大擺在華盛頓上空進行“云中漫步”?
(5)“十九個恐怖份子”是不是藏在飛機行李艙里上的飛機?2001年9月12日,CNN公布了被劫持的4架飛機上全部乘客的名單,上面根本沒有“十九位恐怖分子”的名單。官方說也許“恐怖分子”冒充了別人的身份,但是飛機上的乘客們都是有名有姓的美國人,有職業和家庭,都有證可查,飛機上并沒有多出來幾個無法確認和查證的乘客。
另外,這十九個恐怖分子到底是怎么上飛機的呢?那就看看機場入口處的監控攝像吧,可對不起,“9•11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第4頁堂堂正正地記載著,“9•11”那天,四架被劫持飛機起飛的三個飛機場里,所有監控攝像全部停止運作,原因沒有說明。
直到今天為止,美國官方都無法拿出“十九個恐怖份子”登上飛機并劫持飛機的證據來,如果有的話,他們為什么不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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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貿大樓的7號樓是不是也像華爾街的金融家一樣“喝醉了”?
110層的世貿大樓雙塔在燃燒了一個多小時左右,其頂部在10秒鐘內就從414.528米的高度墜落到地面,這幾乎就是一個自由落體運動的速度,意味著其幾十萬噸的鋼架對樓體本身像空氣一樣沒有任何支撐作用。至于雙塔倒掉,美國官方還有個理由,那就是飛機燃油燃燒的高溫軟化了大樓內承重的鋼梁,導致被撞擊部位以上的樓層因重力作用而垮下來,層層疊加壓倒了整座大樓。
我們先不管這個結論本身符不符合能量守恒定理,我們能來看47層高的七號樓。第一,7號樓沒有被飛機撞擊,第二,7號樓與雙塔距離兩個街區,沒有被垮塌的雙塔殘骸撞擊,第三,有少量火災,但并沒有大面積蔓延開。但在下午5時20分,距雙塔倒塌后七小時后,7號樓也神秘而完美地倒下,并且也是自由落體運動。圖八為倒塌前的7號樓。
7號樓為什么倒塌,官方仍然沒有明確說法。
(8)在77航班上,最離奇的則是以下這個情節。
77航班龐大堅固的鋼筋鐵骨,不留痕跡地被高溫蒸發到空氣之中去了,但是全部乘客的尸體卻又都幸免于焚毀。除了一個叫Dana
Falkberg的嬰孩無法鑒定外,所有64名乘客的身份都由軍隊病理學院的法醫鑒定出來,并且還把5名劫機者的阿拉伯人種的基因區分了出來。
五角大樓的烈焰可以蒸發鋼鐵和鈦合金做成的飛機機身,卻不能火化人的尸體,難道乘坐77航班的乘客都是可以耐受五千度高溫的超人?
在這里,我們不惜篇幅,陳述了發生在“9•11事件”中的種種離奇荒唐的可疑之處,就是要來置疑77航班撞擊五角大樓的真實性,而這些發生在五角大樓和77航班上的諸多“反向指向”,就足以讓我們進而來懷整個“9•11事件”的真實性,由此,讓我們來猜測“第二美國”制造“9•11事件”背后的目的到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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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國人喜歡在關鍵時候“喝醉了”。
2001年9月11日上午7點59分,美國航空公司11次航班起飛,在8點14分,11航班就關閉了無線電通訊器和轉發器,斷絕了與外界的所有通訊。8點21分,有空姐報告飛機被劫持,但是,北美防空司令部說是他們在8點43分才接到報告,這距空姐報告已經過去了21分鐘。三分鐘后,11航班撞入北塔。
后來,美國軍方說是當時有大量的垃圾信息讓他們像務頭的蒼蠅一樣,把精力和時間都花在了落實那“十多架北劫持的飛機”上。而從北塔被撞的8點46分開始,直到9點55分,總統布什一直在按照預先公開的行程有條不亂在進行自己的活動,包括平靜地給孩子們讀童話故事,作為三軍司令的他,還有躲在他背后的那個事實上的“總統”切尼,還有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都沒有作出控制局面的任何反應。而根據軍方錄音資料,美國副總統切尼在10時2分才得知93號航班被劫持,1分鐘后,這架航班據說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
從8點46分到9點55分,整整60分鐘寸秒寸金的寶貴時間內,始終沒有一美軍架戰斗機出現在它們應該出現的空域。距華盛頓僅24公里的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居然沒有一架戰斗機可以升空作戰,而遠在200公里以外的弗吉尼亞州蘭利空軍基地,在五角大樓被撞前兩分鐘才有兩架F━16戰斗機起飛,到達五角大樓上空時,時間已經過了20多分鐘。美國強大先進的政治和軍事國家機器,仿佛進入了休眠狀態一般,難道也像2008年華爾街金融家們一樣“喝醉了”?
然而,當世貿雙塔轟然倒塌之后,美國的神經中樞突然清醒過來,表現出非凡的神奇效率,幾個小時以后,就在全世界懸賞捉拿本•拉登和他的阿蓋達組織,一個多月以后,美國大兵就占領了阿富汗,一年半后又開進了巴格達。
看來,美國人有一個在關鍵時候“喝醉了”的奇怪傳統。
1941年12月7日那天,美國人“喝醉了”,日本人偷襲了珍珠港,于是,美國加入了二戰;
1964年8月4日那天,美國人“喝醉了”,越南人的魚雷艇在北部灣襲擊了美軍驅逐艦,于是,美國在第二天宣布正式介入越南內戰;
1990年8月2日那天,美國人“喝醉了”,薩達姆共和國衛隊的三個師占領了科威特,于是,美國軍隊正式進入了中東地區;
2001年9月11日,美國人“喝醉了”,遭受到戰爭規模一般的恐怖襲擊,于是,美國人進入到了中國和俄羅斯身邊的阿富汗,并再次進入伊拉克;
2008年,美國人又“喝醉了”,爆發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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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1”前后金融市場的奇異動向
幾年來,關于“9•11”的各種可疑之處正在被一點點透漏出來,由于我們沒有直接出處,以下都叫“據稱”。
據稱,“9•11”發生之前一個半月,世貿大樓的某個租用者,以32億美元的價格租下了世貿大樓99年的使用權,同時為世貿大樓投下35億美元的保險,賠付條款中有一項是“恐怖主義”,事后他們獲得了70多億的賠償。
據稱,9月10日,很多美國高官取消了第二天的飛行計劃,舊金山市長在9月10日接到電話,叫他第二天不要乘坐飛機,打電話的人正是國務卿賴斯。
據稱,“9•11”前5天,有人購買了3150股美航股票看跌的期權,4倍于當時的美航股價;“9•11”前4天,有人買入27294
股波音公司股票看跌期權,5倍于當天股價;“9•11”前1天,有人買入4516股美航看跌期權,11倍于當天股價。
據稱,世貿大樓地下共存有價值約1670億美元的黃金,“9•11”后,只找到了大約
2價值2億的黃金。7號樓內原存有大量美國國家安全的資料和華爾街的交易資料,7號樓垮塌,所有資料全部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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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有一段關于“9•11”前的異常證券交易的資料。
就在9.11前數天,美國及許多國家的股票市場都出現不尋常交易活動。根據PhilErlanger先生(前Fidelity基金高級分析師,現一家專門跟蹤賣空和期權交易的公司[erlangersqueezeplay.com]創辦人)估計,這些內幕交易的利潤高達數十億美元。曾主管德國情報機構的Andreas von Bulow甚至估計達150多億美元。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2001年9月26日的新聞中則說:“至少7個國家正在調查可能獲利1億美元的可疑交易活動”。無論估計的利潤多少,多方證據都說明事先知道九一一事件詳情的人有計劃地以此牟利。
首先發現可疑買賣活動的是日本政府管理機構。很快,新加坡,香港,意大利,法國,瑞士,芬蘭,英國,德國,加拿大等國的管理機構也發現了類似的交易活動。美國廣播公司的新聞顧問JonathanWiner報道:“這種遍布日本,美國及北美,歐洲的全球性內幕交易活動是史無前例的。”(World NewsTonight,September20, 2001)
當時的證券監督委員會監督主管William McLucas說管理官員們“完全可以追蹤每一個買賣,買賣是在哪里完結的,是由哪里發出指令的”。但財政部長O’Neil卻在2001年9月20日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時指出,要將一個人與某一項交易聯系起來所面對的要穿越層層秘密帳幕的挑戰。他說:“在到達真正源頭之前,你必須穿過10層帳幕。”從此之后,“調查仍然在進行中”就成了官方對有關質詢的標準答案。
這些內幕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略為介紹:
1)沽出期權和無擔保購買交易量暴漲
九一一前UAL公司(聯合航空母公司)
的沽出期權交易量為平時高出285倍,而且是該公司有史以來總交易量的75倍。在9月10日,AMR公司(美國航空母公司)的沽出期權暴漲為平均日交易量的60倍,而且是此前所有$30沽出期權的5倍。(“襲擊前交易受調查:美國,歐洲,及亞洲執法人員正在調查沽出期權”,JudyMatheson and Michael Nol, 2001年九月19日)
寬頻研究公司(Broadband Research)
負責人JohnKinnucan對<<舊金山編年報>>說:“我看到了比我過去10年跟蹤市場還要多的沽出和買入的交易,特別是沽出期權。”
這些異常交易主要集中在最有可能因世貿中心襲擊而遭到拋售的股票。例如主要航空公司(聯合航空,美國航空,但卻沒有三角洲航空),保險,證券,酒店等公司。這些股票同時還觀察到大量的無擔保購買交易。無擔保購買交易是一種沒有某公司的股票作為擔保而賣空的高風險交易。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股票是(‘*’
表示為世貿中心的租客,‘X’表示為日交易量倍數):
航空公司:UAL(285X),AMR(60X)。
保險公司:Marsh & McLennan(93X)*, Citygroup(45X).
資本經紀公司:Bear Stearns(60X),Morgan Stanley(27X)*,Merrill,Lynch(12X).
最為異常的是三家大型航空公司中只有兩家公司(遭到劫機的公司)的股票出現大量沽出期權的情況。通常,如果投資者看淡航空股份,他們都總會一起賣空三大航空公司的股票。但這次卻不同,三角洲公司(Delta) 股票并沒有類似的交易暴漲情形。
分析師們同時注意到,盡管在熊市中保險公司類股票通常會造好,但Marsh& McLennan和Citygroup兩只股票同樣出現沽出期權交易量暴增的情形。Marsh & McLennan,世界上最大的保險公司,在世貿中心租用了能容納1700多員工的辦公室。它的沽出期權交易量僅次于聯合航空。
將這些所有事實匯合在一起,在許多有經驗的證券投資人和專家心中,就是存在犯罪行為的不可置疑的證據。非常明顯,這些幕后炒家根據內幕消息進行了穩操勝券的投機。這些情況因偶然或巧合發生的機率是天文數字地小,或許根本無法計算。
2)
石油和黃金期貨異常交易
沽出期權交易獲得了大量的媒體報道,但其實只是內幕交易者獲利的手段之一。據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Press)2001年9月22日報道,德國中央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
研究結果強烈提示不僅存在于航空和保險公司,而且還存在于石油和黃金市場的“恐怖分子內幕交易”。該銀行總裁ErnstWelteke說:“這絕不是巧合”。他還說:“這要去證實非常困難”,但他相信“對其中一兩宗交易是可以追查到來源的”。
3)
美國五年債券異常交易
《華爾街日報》在2001年10月2日,報道美國特工部門正在對襲擊前高于正常的美國五年債券交易展開調查。這些交易中包括了一筆50億美元的買賣。這些五年美國國債在世界性危機,特別是危機影響到美國時,是最佳的投資手段。由於它安全且受美國政府擔保,成為投資者從較高風險投資如股票撤資時的避難所。九一一事件后,這些債券的價值急劇上升。
4)
世貿中心“最后時刻”
金融活動
2001年12月16日路透社報道:世貿中心租戶雇傭了德國資料收復專家對從世貿中心廢墟中發現的電腦硬盤進行資料回收。其目的是要尋找在襲擊前數小時內通過世貿中心里電腦轉移大量金錢的負責者。受雇公司ConVar的總裁PeterHenschel說:“不但交易次數而且每次的交易量都遠遠高于平時”。資料收復專家Richard Wagner估計約有一億美元在災難發生前和之中由世貿中心的電腦轉移。大量的證據,以及證券投資商,分析師,銀行家,和其他專家的意見,充分提示存在著從襲擊后股票交易恢復時股票急劇下跌的現象牟取暴利的,事前仔細計劃的復雜交易活動。這些內幕交易為投機者帶來了巨大利潤。這是由經驗豐富的專家得出的觀察和結論。其含意是令人恐懼的。
但經美國證監會,紐約證券交易所,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法務部,聯邦調查局,特工部門,中央情報局,財政部,和國家安全局等九個部門的短暫調查會,隨著恩隆公司(Enron) 丑聞恰到時機的爆發,對於證券異常交易的調查陷于停頓之中。而進行這些內幕交易的投機者也得到了寶貴的時間去掩蓋或消除相關的交易痕跡,使以后的調查工作面臨巨大的困難。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聯邦調查局負責商業犯罪調查的DennisLormel在2001年10月3日國會聽證會上稱這些只是“流言”,也不存在著恐怖分子可能的內幕交易的相關“信號”和“指標”。
五年過去了,這些曾存在的內幕交易似乎已經從人們的記憶中逐漸淡忘。美國政府的調查工作也是無聲無息。隨著時間的消逝,重現真相的希望也越來越渺茫。這些金融活動是由被困在阿富汗山洞里的本•拉登作出的?他不但是恐怖天才,而且是金融天才;阿蓋達組織也吸收了大量華爾街精英?如果這些活動真的與本•拉登有一點關系的話,美國政府和主流媒體還不大肆宣傳?他們不是正缺一個借口來發動又一場戰爭嗎?
雖然人們不能將這些幕后的神秘人物揪住,但從中央情報局與華爾街精英的密切關系(從其成立開始,中情局和華爾街的頭面人物其實就是同一幫人;中情局通過美國銀行為其秘密行動提供融資;中情局和最大銀行Citygroup堪稱是世界上最專業的洗錢集團),以及九一一事件中美國行政領導核心和各軍情機構的種種可疑行徑,人們還是可以畫出一個依稀的輪廓的。但一旦在心里得到這樣的認識,便情不自禁地感到脊梁骨發涼。三千多條人命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場“大富翁”游戲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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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實,如果我們拋開國家和意識形態對立的背景,在金融海嘯肆虐的今天,來看待俄羅斯Leonid Ivashov將軍三年前的一段講話,會覺得格外意味深長,發人深省。
“9•11事件”發生時,Leonid Ivashov任俄國國防部總參謀長。
“經過對全球化進程、美國和其他國家政治和軍事信條本質的分析,顯示恐怖主義對於世界霸權和其他國家臣服于一個全球性統治集團的實現起了一定的作用。這意味著恐怖主義并不獨立于世界政治之外,相反卻是建立一個統一全球司令部的單極世界的工具,是消除國家間邊界而成立一個新的世界統治精英集團的借口。
明確地說,正是這些統治精英集團構成了恐怖主義的關鍵基本組成部分,是其思想理論家,是其精神‘教父’。
今天的國際恐怖主義就是結合國家和非國家政治組織對恐怖手段的利用,是通過對人民進行恐嚇,制造心理和社會不穩定,消除強勢組織的抵抗從而創造條件來操縱國家政策和人民行為,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
在這個背景下去分析‘9•11’事件,我們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襲擊的組織者就是那些希望動搖當前世界秩序并有必要能力為襲擊提供融資的政治和商業集團。這次行動的政治設計是在對有關金融和其他資源的支配出現緊張的條件下成熟的。我們應從那些全球和跨國金融寡頭以及那些對全球化走向和節奏不滿的人身上找原因。與傳統的由將軍和政客決定的戰爭不同,這一次是寡頭統治集團和政客作的決定。
2、只有那些情報機構及其頭子,或已退休但仍在政府部門里保持影響力的人,才有能力計劃,組織,和執行一個如此規模的行動。通常來說,情報機構是控制和資助極端組織的。沒有情報機構的支持,這些組織甚至不能生存,更惶論要在如此嚴密保衛的國家里執行如此龐大的秘密行動了。計劃和執行這樣規模的任務是極為復雜的。
3、本•拉登及阿蓋達組織不可能是‘9•11’襲擊的組織和執行者。他們沒有必要的組織資源和領導人。這需要一支專業隊伍,而那些阿拉伯敢死隊只是行動的煙幕。‘9•11’改變了世界的進程,并向跨國秘密組織和國際統治寡頭集團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他們要控制全球的自然資源,信息網絡,和資本走向。這次行動也對希望美國取得世界霸權的經濟和政治精英有利。使用‘國際恐怖主義’的標簽有以下目的:
1.隱藏其為控制世界霸權而向全球部署軍隊的真正目的。
2.以一場沒有明確敵人沒有具體目的的斗爭來制造民眾支持。
3.破壞國際間的基本準則,重新定義侵略,國家恐怖,獨裁政權,國家解放運動等基本概念。
4.剝奪民族抵抗侵略和排斥外國情報滲透的合法權力。
5.確立放棄國家利益的新原則,放棄傳統軍事目的而以反恐戰爭優先,破壞軍事聯盟的傳統邏輯進而破壞傳統的防御聯盟來達到組成反恐聯盟的目的。
6.以反恐戰爭為籍口確立強硬軍事統治以解決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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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歷史上,化裝成印地安人來挑起“波士頓傾茶事件”的美國人,歷來就有一個專業導演“新珍珠港事件”的光榮傳統。
我們到知道,今天奧巴馬是喊著“改革”的口號上臺的,然而,當年的小布什也是把改革的大旗高高舉到頭上。2000年,有一份有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和布什的二弟杰布-布什等人共同簽署的文件,其中說道:
“變革的過程,即使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也很有可能是漫長的過程,除非出現一個災難性的、有催化作用的事件,例如一個新的珍珠港事件”。
從1898年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發生過好幾起跟美國重大利益有關的“新珍珠港事件”。這些事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人犯下重大戰略錯誤,美國人將計就計,因勢利導,一個拌腿就將對手掀翻在地;另一類,則有一些膽大包天的小野狗,猖狂向獅子發動進攻,給獅子帶來的“重大傷害”,獅子忍無可忍發動“正義的反擊”,結果占領的卻是羚羊的地盤。
這一系列“新珍珠事件”,無一例外具有一個明顯而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這些“事件制造者”總會在美國需要的時間,出現在美國需要的地方,帶來美國所需要的結果。
《基督山伯爵》里面,水手達蒙代斯被誣陷入獄,打破頭也猜不出是誰陷害了自己,在伊夫堡的黑牢里,法利雅長老啟發他說:“你想想吧,陷害你對誰有利?”自然,這個邏輯也是警察偵破騙保案的邏輯,有個賣了高額保單的人突然暴亡,警察懷疑的第一對象便是巨額保險的受益人。
作為社會人,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體會,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生存環境里,每個人心里不可避免都有各自的小九九,但是,個體放大成國家之后,在有些人心目中,這個“小九九”反而不允許存在的,否則就成了“陰謀論”,難道一個人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后,就突然變成了“心如明鏡臺”的圣人?嚴厲冷酷的國家機器就成了溫柔舒適的安樂椅?
自己缺心眼,還要求別人比他傻,這就是目前中國那些“偽精英主義者”和“民主烏托邦分子”的荒唐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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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看美國歷史上的一系列重大的“珍珠港事件”吧。
(1)美西戰爭的導火索——“緬因”號戰艦神秘爆炸沉沒。
19世紀末,新興崛起美國擁有雄厚的經濟、軍事潛力,已建立起一支較強大的海軍,而壟斷資本財團迫切需要開辟新的市場、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但當時整個世界已為老牌殖民大國瓜分完畢,美國只有重新來用軍事手段來奪取世界殖民地——這也是“中國威脅論”的基本理論依據——但那時,美國還無力同英法等國抗衡,于是日薄西山、老朽衰落的西班牙自然成了最好的目標,美國決定首先拿西班牙開刀。
1898年2月15日,美國派往古巴護僑的一艘老鐵甲艦“緬因”號,在哈瓦那港神秘地爆炸沉沒,美國總統的威廉•麥金利指責古巴的宗主國西班牙策劃了這一事件,并以此為借口,于4月25日對西班牙采取軍事行動,最后奪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和亞洲的菲律賓這幾個西班牙殖民地,把加勒比海變成了自己的“內湖”,并取得向遠東和亞洲擴張的基地。這場戰爭史稱“美西戰爭”。
至今,美國海軍的官方網站對這段歷史的描述仍然是:“緬因”號沉沒原因不詳。
(2)美國加入二戰而迅速奪取世界霸權的轉折點——“珍珠港事件”。
到今天為止,美國人仍然把“珍珠港事件”視為國恥,但“珍珠港事件”充滿謎團,人們到今天仍舊無從知道這是不是羅斯福的“苦肉計”,但是,事后,羅斯福得到了他想要的結果——終于結束美國國內強烈的孤立主義情緒,加入了一場致使美國崛起為超級大國的戰爭。由于這一事件為大家熟知,所以在此從略。
(3)美國全面介入越南戰爭的分水嶺——“北部灣事件”。
1964年8月4日發生的“北部灣事件”,是美越戰爭的分水嶺,之前美國并未直接介入戰爭,只是派遣軍事顧問和提供軍事裝備,幫助南越和老撾抵抗北越的“共產主義顛覆”。據后來解密的歷史資料證明,“北部灣事件”完全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炮制了這起子虛烏有的“事件”。根據美國海軍的檔案記錄,64年8月4日夜里,美國的兩艘驅逐艦共發射了近400枚炮彈和5枚深水炸彈,可是這些炮火統統是在無的放矢。美軍飛行員詹姆斯•斯托克戴爾當晚正在空中執行任務,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他說:“我坐在駕駛艙里注視著整個事件,我們的驅逐艦只是對著假想目標開火,那里根本沒有魚雷艇,除了漆黑的水面和美國自己的火力外一無所有。”
但“北部灣事件”之后,美國全面介入越戰,時間長達10年。事實上,戰爭計劃在“北部灣事件”爆發前就已擬好,早在當年5月底,美軍就圈定了北越的94個目標進行空襲,大規模的調兵計劃也已制定完成,因此美國全面發動越南戰爭的意圖明確,需要的只是一個借口,而國家安全局故意提供錯誤情報,捏造“北部灣事件”,為約翰遜總統提供了一個最“合理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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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國軍隊大規模進入中東地區的最佳理由——解放科威特。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吞并了自己的富裕鄰國科威特。對于薩達姆發動這場戰爭的后果,今天我們用不著仔細敘述。但是,同時作為伊拉克和科威特盟友的美國,在戰爭爆發以前的行為舉止,卻讓我們覺得費解。
在兩伊戰爭之前,伊拉克是蘇聯的盟友,伊朗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在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之后,美國開始制裁伊朗,而對薩達姆逐漸攏絡,最后取代蘇聯,成為了伊拉克的主要盟友。依靠美國和蘇聯的援助,伊拉克在兩伊戰爭中越打越大,最后成為了中東地區的第一軍事強國,并有意于制造核武器(1979年和1981年,以色列兩次炸毀了法國人提供給薩達姆的兩個核反應堆)。伊拉克勢力日趨坐大,漸有尾大不掉之勢,美國和以色列越來越充滿了戒心,而另一方面,到1990年,蘇聯及東歐各國已呈全面崩潰瓦解之勢,中國也被西方全面制裁而自顧不暇,因此,整個中東地區已經出現極大的真空地帶,這就給美國把實力擴展至整個中東并壓制伊朗帶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03年的伊拉克戰爭,讓我們看見了美國情報部門對伊拉克軍隊滲透的驚人成果,上到薩達姆的參謀部,下到軍隊的營連級,都有中央情報局的眼線。即使是薩達姆本人,也知道美國間諜衛星的厲害,經常在開秘密會議時,都會用手在紙上寫字來進行交談,避免說話聲被衛星偵測到。但是,1990年8月2日前,薩達姆的十萬大軍陳兵科伊邊境,在沙漠上擺滿了坦克大炮,而美國人居然會不知道,因此,美國人既沒有對薩達姆的軍事冒險進行制止,有沒有盡義務提前告知自己的科威特盟友做好準備。
當然,中央情報局在1990年對薩達姆軍隊的滲透達不到2003年的程度,但即使這樣,美國在天上還有那么多金睛火眼的間諜衛星,據說可以看清地上的汽車車牌,但為什么看不見沙漠上薩達姆的十萬大軍?
對這一類的咄咄怪事,兩千年前,孟子就大聲問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這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這絲毫也不奇怪,因為美國需要薩達姆這個狂妄驕橫的獨裁者自投羅網,并且,美國很可能在事先蠱惑和慫恿過薩達姆來進行冒險。并且,沒有美國的暗中默許,薩達姆敢這樣放開手腳大干嗎,居然會明目張膽地把一個主權國家劃歸為自己的第19個省。美國心想事成,薩達姆終于給自己挖出了一個美國幫他設計的巨大陷阱,成全美國人好不容易當了一次“正義之師”。從1990年開始,美國軍隊就大規模駐扎下來,再也沒有離開過中東這個世界油庫,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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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伊拉克戰爭進行到第一百個小時的時候,全世界都認為美國軍隊會深入伊拉克境內,繼續給伊軍實施毀滅性打擊,直到推翻薩達姆政權,但是,美軍坦克卻來了一個急剎車,美國單方面實行了停火,并在獲得了隨時可以重新動武的有利條件后,美國人對薩達姆網開一面,出人意料地結束了戰爭。
為什么美國當時會放過薩達姆,沒有進行對他窮追猛打呢?,在當時條件下,美國完全可以憑借聯合國的授權,“合法”地推翻薩達姆政權,建立起一個類似于今天馬基利的那樣的傀儡政權,哪里還用得著03年再來一次“非法”行動呢?
從今天來看,美國當時對薩達姆來個急剎車,估計有這幾個方面的考慮:
其一,伊拉克軍隊雖然在科威特不堪一擊,但是退回伊拉克以后,在自己的國土上作必然會拚死作戰,1990年時,伊拉克還是具有相當勢力的中東強國,絕不像2003年時那樣奄奄一息,所以戰爭時間必然要拖后延長。而多國部隊沒有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光是那50萬大軍的后勤給養,就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
其二,美國打擊伊拉克時,當時有很多阿拉伯國家的盟友,但是阿拉伯人配合美軍作戰的目標是懲罰和削弱伊拉克,而不是要占領伊拉克。如果美軍推翻薩達姆,之后必然要長期占領以維持治安,這樣一來,多國聯盟必然要出現齟齬甚至破裂,中東形式會出現不可控制的紛亂,這在蘇聯威脅尚且存在的情況下,不是一種對美國有利的局面,
其三,在海灣戰爭前夕,有113架軍機和30機飛到伊朗,其中包括兩架裝滿各種器材的C-130,現在伊朗裝備的激光制導炸彈的尋標器有些還是那時薩達姆送過來的。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為了全力應對聯軍,防止兩面受敵,同伊朗簽訂了友好條約,從占領的伊朗領土全面撤軍,雙方還相互釋放了戰俘,而伊朗也同意在戰爭期間,允許伊拉克戰爭經過伊朗的領土進行補給,兩國的關系有所緩解。這實際上表明,薩達姆也看出了美國人打自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為打擊伊朗布局——也許這正是美國哄騙薩達姆的交換條件,我允許你占領科威特,但隨后你要給我消滅伊朗——所以,薩達姆也給自己留了一條后路:如果美國逼人太甚,我就全面倒向伊朗,共同來對付美國。
所以,美國在緊要關頭突然勒馬,也有這些戰術方面的考慮。從后來美國對伊拉克十三年滿目瘡痍的禁運效果來看,美國“鈍刀子割肉”的損招,其效果確實比“大錘轟頂”更厲害,薩達姆這只青蛙,最后就煮死在了“禁運”的溫水中。
其四、留下薩達姆,美國也保留了一個為了伊朗而再度進入伊拉克的余地。從2000年后的中東局面來看,這無疑是相當具有戰略前瞻性的一步。
其五,美國之所以懸崖勒馬,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1990年,全球共產主義陣營即將土崩瓦解,蘇聯倒下之后,美國有滿世界的戰略利益要瓜分和處理,而之后還有另一個比伊拉克更重要的敵人中國還沒有倒下,美國還不能把自己的絕大部分軍事力量耗費在已經踩在腳下的伊拉克身上。所以,在海灣戰爭停火以后,美國除留下一部分兵力來“煮”薩達姆這只“青蛙”以外,其戰略方向已經開逐步始轉向圍堵中國。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第二年,美國和法國就相繼向臺灣出售數量巨大的先進戰斗機,使得兩岸的空中優勢立刻轉到了臺灣一邊。
所以,已成甕中之鱉的薩達姆,暫時留下他比殺了他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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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國大規模進入中東地區和中亞地區必須要具備的充足理由——“9•11事件”
2000年,是美國制定了一整套中長期戰略新思維的關鍵一年,為了貫徹這個戰略思維,小布什被適時推上了總統寶座,只有在這樣一個有自知之明的庸才總統掩護下,“第二美國”的許多驚天動地的計劃才有可能付諸實施。
由此,小布什成了美國歷史上休假時間最長、最悠閑輕松的總統,他的辦公室好像是在得克薩斯的農場,而不是在白宮。
2000年,美國正處在一個不易察覺但卻正在到來的危險局面之中。歐元的再度升值吸走大量國際資金,直接造成了納斯達克的崩盤,而伴隨歐元而起的還有中國這個幾千年不滅的再生鳳凰,同時,接替葉利欽的普京也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沙皇氣勢,俄羅斯經濟開始有了走出谷底的趨勢,另外,印度和巴西也漸漸顯示出地區經濟大國的模樣。正如保羅•肯尼迪所預言的那樣,美國正前所未有地失去對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局面的有效控制力。
在這種美國為中心的“新國際朝貢體系”即將面臨瓦解的危機下,“第二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想到了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如果使用這個辦法,美國用不著一個一個地來對付歐洲、中國、俄羅斯、日本、印度和巴西,而是控制住這些對手共同急需的資源,那就等于掐住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咽喉,從而又一次不戰而勝。
而這個核心資源,就是石油。
只要控制住全世界的石油,將石油和美元硬性捆綁在一起,石油永遠作為美元的基礎,那么,美元就可以繼續保持住世界貨幣的霸權地位,而美元有節奏的堅挺和貶值,又可以成功套取其他經濟體的財富。如此一來,美國既不用對其他經濟體打核戰破壞地球環境,又可以通過石油和美元的強行捆綁焊死美元的霸權地位,永遠可以不勞而獲。否則的話,在目前美國龐大債務的壓迫之下,美元遲早是一堆廢紙,美國遲早也會分崩離析。反正對美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金融操作手段而言,這個計劃有著極其現實的可操作性,美國又何樂而不為呢?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下生產力的飛速發展,隨著全球范圍內巨大人群的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日益稀缺的資源正在成為又一個制約經濟發展的新的瓶頸,世界經濟實際上已經變成了“資源經濟”,資源正在決定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未來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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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要控制石油有兩個辦法,第一是控制石油航道,第二是控制石油產地。
對美國來說,控制石油航道相對比較簡單,全世界就只有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巴拿馬運河等幾個咽喉要道,和為數不多的主要航線,而全世界的海空軍力量加起來也不是美國的對手。
所以,用軍事手段或準軍事手段阻斷航道,在經濟危機向縱深發展的未來,很可能會成為一種低烈度的準戰爭行為,或者是一種低破壞程度的“軟性戰爭”,其目的,就是要在避免爆發大規模戰爭甚至核戰爭的的前提下,實現海上強國對弱國的政治要挾和經濟封鎖。索馬里海域幾個低級海盜,就可以影響若干國家的經濟安全,這就是一個明明白白的證據和一個極有象征意義的前兆。
2008年底,亞丁灣出現了一項極其古怪的軍事行動,其“莫明其妙”大概只有1940年的那場“奇怪的戰爭”可以媲美。全世界十來個軍事大國的幾十艘軍艦,一齊出現在索馬里海域,大家開著最現代化的軍艦來在海上你來我往,口號都是要“打擊海盜”,但是對旁邊明目張膽的海盜們卻視而不見,不小心抓到幾個還要很“人道主義”地放走。大家到亞丁灣干什么來了?是各國海軍異想天開到索馬里來豪華度假嗎?
每個國家都心如明鏡,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
但是,封鎖航道這個辦法也有缺陷,那就是美國沒有處在亞歐大陸這個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中心區域,因此,對整個亞歐大陸和大陸上的幾個大國沒辦法控制。從俄羅斯到歐洲和東亞,從中亞到歐洲、東亞和印度,從中東到歐洲、東亞和印度,這幾大經濟體之間最重要的陸上輸油路線和貨物流通路線,美國都沒有辦法掐斷。所以,控制石油航道的辦法小打小鬧還可以,但在最終戰略層面上還是行不通。
幾千年來,亞歐國家過去不了解美洲的存在,照樣綻放出一個又一個的文明中心,但是,從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后的五百年的時間里,只有在六十多年的時間里,北美才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之一。
美洲國家如果不參與亞歐大陸的政治經濟活動,得不到亞歐大陸的認可,或者美洲國家的影響力達不到亞洲和歐洲,便會處于邊緣化狀態。美國處在相對偏僻的北美,類似于放大版的英國和日本這樣的海島國家,地緣條件很好,防衛成本很低,這對守成內向的國家來說好事,比如巴西、阿根廷,除了足球別的都不想。但是,對美國這樣采取進攻姿態的國家來說,進攻的成本自然就要高昂許多,因為美國去打別人,在別人家門口作戰,總是屬于“遠來疲憊之師”,所以投送的軍事力量一定要比別人大好幾倍,否則,美國戰平就意味著戰敗,而別的國家戰平就意味著戰勝。
因此,為了成為世界權力的中心,從美國建國到現在的兩百多年時間里,除了門羅這位埋頭打掃家門口的守成總統以外,絕大部分美國總統的眼睛,都盯著大洋那邊的亞洲和歐洲。因此,英國人麥金德在美國“外交協會”上,講的那句名言“控制了中亞就可以控制歐亞大陸,控制了歐亞大陸就可以控制世界”,美國人聽了更是刻骨銘心。實際上,美國建國兩百年來,都是在尋求和擴大在亞歐大陸上的影響力。在東亞的韓國和日本,美國建立了可進可退的橋頭堡;在東南亞的新加坡,美國隨時可以掐斷馬六甲海峽;在地中海東岸,美國安插了以色列這顆“中東的鋼釘”;在歐洲西邊,英國永遠是美國登陸的跳板;在德國、沙特、科威特,美國還設立有大量的軍事基地。
沒有在亞歐大陸上的絕對影響力,美國就是一個邊緣國家。這個現實,別的樂天安命的美洲國家接受得了,但是自詡為“上帝之城”的美國接受不了。
那么,控制亞歐大陸的石油產地,便是理所當然的最后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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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全球的石油產地有中東、中亞、俄羅斯、非洲、南中國海、加勒比海還有英國北海地區等,但是最主要的產油區在中東、中亞和俄羅斯。
當面對世界地圖時,我們驚訝地發現,全球幾乎所有的產油區,幾乎都處在美國海軍和海軍航空兵的控制范圍內,而恰恰就是那三個最主要的產油區,美國至今仍然還沒有完全控制。
我們不妨這樣設想一下,假如美國完全控制住了亞歐大陸上石油儲量最豐富的中東和中亞,那么,再來控制全球其他產油地區自然不在話下。非洲的石油運輸,用幾個海盜就可以封鎖全部航道;至于加勒比海和南美,別看查維斯現在鬧得歡,買什么十萬支AK-47,到時候美國一個機步師就可以橫掃南美(這就是美國目前根本不理會那拉美幾個左翼國家的原因,因為還沒有到算總帳的時候);南中國海,本來就是一鍋粥,美國再來一攪,還會有多大的產量?剩下一個俄羅斯解決不了,但是在波蘭、烏克蘭和日本海再樹立一道“柏林墻”,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燃氣還能賣給誰?全部賣給中國,中國用得完嗎?
并且,如法炮制,用同樣的招數還可以控制其他跨洲際的大宗產品交易,比如鐵礦、銅礦、糧食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說,美國有封鎖整個亞歐大陸的能力。
這樣的一個前景,有誰敢保證說,這不是世紀之交時,“第二美國”的那些戰略精英們眼中最美妙的畫卷呢?
那么,現在就可以來看看,還有誰擋在了美國通往幸福的大道上?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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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世界油庫的閥門,就必須占領中東和中亞。而在中東,阻擋美國實現其終極戰略目標的就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中東地區綜合實力最強,并且從不缺乏民族自豪感和地區野心的文明古國伊朗。消滅了伊朗,分裂紛亂的中東就只是美國這個世界大家庭的“一年級新生”。
照理說,對付一個在中東地區沒有鐵桿盟友并且地處海邊的伊朗,美國只要放開手腳,便沒有什么太大的難度。甚至以美國的秉性而言,直接使用戰術核武器來摧毀伊朗的核武器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可是,在伊朗的背后,站著中國和俄羅斯。
先說俄羅斯,只有里海的小規模通道與伊朗東北部連接,但通道兩頭的運輸條件和經濟條件都不很發達,并且,伊朗東北部的庫爾德人受美國和以色列支持,分裂活動一直沒有停止過,所以,俄羅斯通過陸路對伊朗的直接幫助作用不會太大。
但是,伊朗通過巴基斯坦與中國連接。在美國通過控制石油來決定自己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脅面前,中國絕不可能束手就擒,所以,關鍵時候必然會竭盡全力拉攏俄羅斯,通過巴基斯坦這個戰略走廊來援助伊朗。所以,美國要解決伊朗這個第一目標,就必須先切斷中國和伊朗之間的聯系紐帶,那就是徹底解決巴基斯坦這個第二戰略目標。
2008年前后,從貝•布托遇刺,到穆沙拉夫下臺,從“10%先生”當選總統,到美軍頻頻進入境內“反恐”,從孟買恐怖襲擊,到美軍運輸車隊被焚,巴基斯坦這個貧窮混亂的伊斯蘭國家,一躍而成為全球矚目的政治焦點,其根本原因就是它處在中國、印度和伊朗三個地緣大國之間,它的命運像朝鮮半島一樣無法自我選擇。
實際上,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美國就一直在積極拉攏巴基斯坦,從各個方面插手巴基斯坦的內部事務,一會兒許以一百多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一會兒施以軍事制裁,一會兒又威脅要將他炸回石器時代,其目的都只有一個,那就是要把巴基斯坦從中國身邊拖走。
但是,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不可逾越的領土鴻溝和世代仇恨,巴基斯坦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拋棄中國而全部投入美國懷抱,所以,美國用盡各種手段也無法掐斷伊朗和中國之間的這條紐帶。然而,美國必需要再次進入中東,而且必須要進入中亞,因此,一個各種條件更加理想的戰略目標,進入了美國戰略家們的視野,那就是阿富汗。
然而,沒有極其特殊的理由,美國要將龐大的軍事力量投放到中國和俄羅斯肘腋之下的阿富汗,那是不可想象的。
對于中亞的作用,中國和俄羅斯的切身感受不見得會比美國淡漠多少,只是這兩個國家對滲透中亞的欲望和方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加上自己國內有成堆的問題需要解決,所以兩國向中亞的隱形擴張行為并沒有表現出不合時宜的過大胃口,尤其是中國更是如此。但是,如果美國突然間平白無故要向阿富汗踩上一支腳,明顯就是針對中、俄、伊、巴而來,這必然要引起諸國的強烈反彈,這個反彈必然形成巨大的合力,那么,在阿富汗這個“帝國的墳墓”,美國再多再強的軍事力量都無濟于事,哪怕舉傾國之兵,美國也照樣要埋葬在興都庫什山脈的群山萬壑之中。
所以,美國進入中亞,進入阿富汗,必需要有一個中、俄、伊、巴等國無法回絕、無法阻攔、甚至還要倒過來幫忙的過硬理由。
2001年9月11日,這個過硬的理由,終于在美國需要的時間,出現在了美國需要的地方,最后帶來了美國需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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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的橫空出世,讓人們猝不及防,措手不及,全世界都被這巨大的災難所震撼和震驚,人們隨著世貿雙塔的崩塌而陷入了巨大的悲傷和憤怒之中,一時間,不管是崇美還是反美的力量,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不管是友好力量還是敵對力量,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幾乎都表示出了對美國的巨大同情和支持。
三千美國人的生命成為了“民主祭壇”上的偉大犧牲,三千美國人的生命鑄就了“人權壓倒主權”的普世價值,三千美國人的生命激發了“自由世界對恐怖和暴政”的集體仇恨,在這種全球范圍的悲憤而狂熱的氛圍中,任何國家和個人都無法懷疑和拒絕。
而美國需要的,就是這個壓倒一切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巨大潮流。
原本在“9•11”中表現呆滯木吶的布什總統,卻在9月20日,表現出了非同一般的睿智、堅定和蠻橫,他向全世界(主要是針對中、俄、伊、巴等國)發出警告:“誰不站在我們這一邊,誰就站在恐怖分子一邊!”
這既是一種警告,更是一種恫嚇。
與此同時,中、俄、伊、巴等國最高決策層,由于無法辨別事件的真假,無法在第一時間作出準確的戰略判斷和適度的反應,也陷入了及其為難的境地。伊朗和巴基斯坦被迫放棄了對塔利班的長期支持,中國和俄羅斯也被迫表示對美國打擊恐怖份子的支持。
終于,原本不可能向美國軍隊打開的中亞大門,就這樣被四架民航客機撞開了。
終于,美國軍隊出現在從未踏上過的中亞細亞草原上,將亞歐大陸腹部壓在了M1A1的履帶之下。
終于,美國軍隊的刺刀,終于合理合法地頂到了俄羅斯柔軟的下腹部,頂到了中國的腋下,頂到了伊朗的后背,頂到了巴基斯坦的咽喉上。
行文至此,對于“9•11事件”橫空出世的幕后原因,難道我們還不能恍然大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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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2009年3月19日凌晨2點,美聯儲打響了全球超級通貨膨脹的信號槍當奧巴馬答復溫家寶說“外國在美國投資安全”的話音還未落定,美聯儲就突然宣布拋出1.2萬億美元來購買美國國債,瞬時之間,財富市場的安全報警器黃金便鈴聲大作,應聲暴漲,石油隨即沖破被打壓了幾個月之久的50美元大限,上摸到54美元。與此同時,美元應聲大跌,一度穿破83,最后被一支神秘之手強行打壓蹺蹺板的另外一頭——黃金和石油,美元才沒有一泄而下,但是,美元已經不可逆轉地進入了下行通道,穿破77.688到達更低水平只是時間問題了。
實際上,美元的命運已經正式進入了倒計時,而另一個人類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多種本位筑起的嶄新“貨幣形式”,正躲在風頭強勁的美國國債背后,不可遮掩地春光一露。
在這一刻,伯南克告訴了全世界,誰才是美國真正的總統,并且,誰才擁有決定美元命運的最高權力。有很多人對即將到來的倫敦G20還抱著一線希望,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形成第一個“反美元貨幣聯盟”,既能公平體現各個經濟體的利益訴求,又能制約美元的胡作非為,還能挽救瀕臨崩潰的全球經濟。但是,我們前面早就說過,華盛頓G20峰會只是一個臨時拼湊的烏合之眾,與會者的目的僅在于了解事態的走向,并且試探各種實力之間進行組合的潛在可能性。而在倫敦G20峰會上,各種版本的“歌舞組合”則會如期勾勒出一個隱約的輪廓,但是這種組合的“苗頭”,很快就會被唯利是圖而又鼠目寸光的歐洲政客掐個半死,而直接誘惑這些政客的,便是漸漸冰冷下去的美元的尸體,而他們一時半會兒卻看不到美元尸體傳染出來的烈性病毒,所以最終也稀里糊涂要了歐元的小命。
被一幫既無戰略頭腦、手腳又被捆死的政客率領著,說不定到最后,歐洲將更加奴顏婢膝地匍匐在“新型美國帝國”的軍靴前面。歐洲會成為下一個南美,這就是一個分崩離析的大陸的最終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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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美聯儲狂印美元,早就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在3月19日之前的三個多月的時間里,美聯儲就一直在悄悄通過美國商業銀行向市場投放美元,但是,從表面上看,美元指數沒有太過于明顯的的波動,這是因為有一種神秘力量在用打壓黃金和石油的方式,從反方向托住美元。但是,越靠近3月19日,這股打壓力量越來越弱,石油曾經好幾次沖破50大關,呈現出明顯的多頭排列,蓄勢待發,而由于ETF的大量吸納,黃金空方力量漸漸弱小,也呈現出蓄勢待發的勃發勢頭。當然,石油空方打壓國際油價,還有一個原因是俄羅斯能源企業千方百計拖延對高盛、大摩等國際財團的股權交割。其實,黃金和石油的空方竭盡全力打壓金價和油價,主要是人為造成美元的堅挺,使得奧巴馬的五萬億國債能夠順利賣出,但是,隨著希拉里訪問亞洲的無功而返,美聯儲對以正常方式賣出國債已經徹底失去信心,所以,在3月17日,伯南克才放出了幾句狠話,說美國經濟有望在今年年底走出衰退,并且還說,從現在開始再也不會有美國大型銀行倒閉了。果然,“直升機上的伯南克”使出了他最后的撒手锏——印鈔票和撒鈔票。1913-2008年,美聯儲用了95年時間發行了7500億美元的基礎貨幣,而伯南克從2008年11月開始,在兩個月時間內增發了同等數量的基礎貨幣,兩個月基礎貨幣突破了一倍,目前接近1.9萬億美元。現在,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總額已經超過2.5萬億美元。
眼下,“直升機上的伯南克”應該改名叫“B52上的伯南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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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美元下跌,對美國來說有幾利幾弊。其一,美元大幅下跌,會震撼所有大量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比如:日本(官方和民間都持有大量的美元)、中國、中東等,這些國家和個人都處于一種極其矛盾的心理,如果不買美國國債——美國短期國債還在天天漲,那么,手中的美元就會大量貶值,貶去一半,就等于手中的財產被強盜搶去一半,自己心疼得要死,家里人還要威脅革你的命,問你這個家是怎么當的。可是大家都把美元買了國債,手里沒幾個美元了,美國人又反過來打壓國債價格,提升美元價格,并且造成全球范圍美元短缺,那時國際炒家又對你開始玩“98年金融危機”的老一套,你明明知道對方的進攻招數,但手里已經沒有美元子彈,哪怕你知彼知己,最后也得死翹翹。所以,掌握著各種資產和這些資產的定價權,美國人翻云覆雨都有牌可打。其二,美國可以借此機會大量推銷國債,并且逼著歐洲投入更多資金為美國人救市。果然,19日美聯儲議息會議結束不久,英國馬上就宣布購買750億英鎊的美國國債。這實際上是起了一個帶頭作用,其影響在G20峰會上一定會體現出來。其三,美元下跌之后,像中國、日本和德國這樣的產品輸出國,立即面臨本幣升值的威脅,如果自己堅持不跟隨美元貶值,那么,出口必然急劇下滑,經濟也將面臨困境。但如果這些國家的貨幣(原本就處在較為強勢的地位上)跟隨美元貶值,那么必然導致其他國家貨幣也相繼貶值,導致那幾種強勢貨幣聲望大受影響,被別人拒用,所以其信用地位無法擴張,對美元自然形成不了多大威脅。目前,人民幣在亞洲擁有良好的聲譽,其代價在98年就付出去了,如果現在人民幣重新與美元掛鉤,共同升貶,那么,這十年的工作就白做了。對別人不利的,自然對美國有利。實際上,美國心里很清楚,這一次美國已經下到水中了,必須利用美元把全世界拖下水,這樣一來,美國就可以踩著別人的尸體自己率先走出泥潭。如果美國緊守美元不放,到最后,美國自己必然被美元這具僵尸壓垮,而別人盡管滿身傷痕,但到最后結果都會比美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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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9日前,全世界都知道美國人已經沒有了退路,只有印鈔這條最后的華山險道,但是,很多人又對美國抱著幻想,認為美國人是理想主義者,是道德家,把別人肚子搞大了,一定會負起責任來。這是對美國的愚昧無知,也是對自己的自我欺騙。現在,從很多跡象上來看,“第二美國”早就在為這次金融海嘯做好了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比如,這次在危機中破產的公司及其股票,都被美國三大評級機構評為最高等級A3,差一點也是個A2級(可投資級),這是明目張膽根本不顧及后果的舞弊行為,放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這是要終身監禁的大罪,但是,三大評級機構照做不誤,正直敢言的巴菲特這回也不正直了,也不敢言了,因為他自己就擁有穆迪
20%的股份。比如,雷曼的倒閉本身就是一個明顯的賴賬行為,十幾年來,雷曼專門銷售垃圾債券,早就明白整個美國經濟大勢已去,所以,公司老板早就給自己留好了退路,雷曼的總裁在公司股票下滑之前,就把手中的近3億美元的股票成功套現。而當雷曼股票下跌了25%的時候,他還在道貌岸然鼓勵員工堅定持有股票,直到最后股票價值歸零。象這樣的騙子,比起麥道夫來不知要陰險多少倍,在健身房被人扁一頓,真算是優待而又優待了。比如,最近這一次道指從6500點反彈到7300左右,從技術面和消息面都沒有任何利好,唯一的亮點就是花旗那82億美元的“魚腥味很重”的“盈利”。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花旗在經濟嚴冬中有正常的盈利,這82億的利潤要么屬于會計報表上的技術性手段,要么屬于從別處挪用過來的“冒牌貨”,但就是這82億,就搞出了道指瘋狂上漲1000點的大動靜。可見,美國的整個金融、銀行、保險、證券、期貨、評級、會計、審計、監管、稅務、媒體等等所有鏈條上的所有環節,糜爛得外人根本無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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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美國”的戰略中,瀕臨死亡但余威仍然巨大的美元,是一種拉全世界下水的終極金融原子彈,也是美國從崩潰危局中翻盤的唯一武器,所以,必然要用到最關鍵的地方。過去,別人都認為美國的投資銀行不可能倒閉,可這回,美國人就是讓它們倒給了全世界開眼。過去,全世界都認為三大汽車廠這樣的標桿企業不會倒閉,可這回,美國人又讓大家把眼睛睜大了一回。過去,全世界的人做夢也不敢想花旗、AIG這樣的財團會倒閉,可這回,美國人也讓這些大財團倒給了全世界看,還做了現場直播。過去,全世界做夢都不敢想,美國人會把美元往火坑里推,可這回,美國不僅把美元往火坑里推,還要拿美元作火坑,把全世界都要誆進去陪葬,然后美國才有重生的機會。在上面的帖子里,我們曾經作過一種假設,但是,這個假設嚇住了許多網友,他們認為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聳人聽聞。“我們來假設一下。假如未來的某一天,美國突然抱出一大堆剛下線尚還熱呼呼的美鈔,突然擺在債權國的面前,說,既然大家都不借錢給我,我沒有辦法,只有拿現金來還給你們,而且是一次還清所欠的全部外債。那么緊接著,全球美元必然隨之暴跌,美元體系應聲土崩瓦解,美元成了一堆做飯都嫌污染環境的廢紙。但是,這跟美國沒有關系,是市場決定了的,怪不得我美國。”這段話才剛剛說完二十來天,美聯儲果然抱上來“一大堆剛下線尚還熱呼呼的美鈔”,說,既然你們都不肯借錢給我,那我就自己買自己的國債。如果你中國、日本不樂意,那么,把你們的國債還來,我還美元給你們。美聯儲現在只是買美國財政部3000億的國債,美元就貶成了這樣,如果買3萬億呢?所以,美元是美國拯救自己的手段,也是拖垮世界的手段,只有用美元來打垮美元,美國才有浴火重生的希望。但是,沒有了美元,美國有如何獲得重生?
沒有了美元,美國又如何獲得重生?實際上,到今天為止,我們很多人都活在一種概念糊涂的狀態之中。一般人認為,有錢就等于富裕,這句話粗聽起來沒什么,但如果被亞當•斯密聽見了,他就會皺起眉頭,使勁搖他的扇風耳。富裕,實際上就是你擁有許多讓你過高品質生活的資源,比如:寬大的房子、豐富的食物、琳瑯滿目的文化產品,甚至還有三妻四妾和成群的奴婢——像土著部落的酋長,如果他就守著他的獨立王國,和外界沒有勞動的交換,那么他就永遠用不著黃金白銀,更別提甚么美元歐元。這個現象說明什么?說明富裕是擁有實實在在的物質,尤其是資源型的物質,而不是擁有任何貨幣。那么,什么是錢呢?錢就是貨幣,貨幣只有與物質發生了關系,代表了物質的價值,貨幣才具有意義,否則,別說美元,就算是黃金,也就是個做工藝品的金屬材料。過去,人們叫美元為“美金”,是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國家信用強大穩定,再加上后來“布雷頓森林體系”讓美元具有了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法幣功能,所以,美元就被習慣稱呼為“美金”,成了現代拜物教的“上帝”。但是,到了今天,把美元再叫做“美金”,無疑有些諷刺的意味,因為美元不僅不再代表財富,反而還代表一種國家債務,只是這種債務永遠沒有人能夠追討。當然,有一種可能可以追討美元發行者的債務,那就是原本在300年以后到達地球的“三體艦隊”提前來到地球。我們不妨浪漫地遐想一回。
49假設“三體艦隊”為了攻擊距地球幾光年以外的另一個文明,正好在金融風暴發作時途經地球,還友好地把一些高科技技術出售給地球人,由此得到了大量的美元,比如說一萬億美元。但是,三體人很快發現,美國國家內外債務高達百萬億美元,得到的貨幣一錢不值,無法從中國來買制成品做補給,因此,三體人要求美國人把紙幣換成黃金或者其他資源性的貨物,美國人自恃有核彈,不肯換,于是三體人用先進的“智子”控制了美國人的核武庫,凍結了美國人的軍事能力,從美聯儲倉庫里搬光了所有的黃金,開采了所有資源,討回了美國國家所擔保的真實的貨幣價值。通過以上這個假想,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對美國人來說也好,對非美國人來說也好,目前美元這種貨幣,已經不代表任何實物的價值,而且還是一種債務符號,只要美國人使用一天美元,就得在這一天承擔償還債務的擔保義務。美國人會這樣來遵守自己的擔保義務嗎?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我們今天才會看見美國不可思議地把美元往火坑里推,目的是要把美元當作一塊大石頭,把綁在美元鏈條上的所有人都拉下去,而這些人都是美國的債主。既然我們明白了“貨幣代表實物財富”的道理之后,那就應該自然想到了美國人在美元之后的后續手段,那就是再發行一個新貨幣:“美元2.0”(假如原來的美元稱為“美元1.0”)。美國人拋棄了“美元1.0”,自然聲譽極差,但是,本著“貨幣代表實物價值”的原理,美國人新搞出來的“美元2.0”又憑什么不被人接受呢?說到實物資源,全世界有誰能夠和美國人比資源?黃金,美國人儲備量世界第一,8000噸只是一個公開數字,更何況金價漲了快八年,美國人用美元廢紙換了多少黃金?石油,整個中東除了伊朗,石油全部控制在美國人的坦克之下,并且全世界很多油田屬于美國人自己的。這段時間,全球流動性稀缺,資金到哪里去了?據有關資料透露,相當大部分資金在石油價格飛漲的時候,以極低的利息貸給了俄羅斯的能源企業,而條件就是以這些企業的股權做抵押,當這些抵押拿到手之后,石油價格應聲回落,這些俄羅斯企業根本無法還債,于是大量股權便落到了國際炒家手中。高盛們就這樣控制了俄羅斯的能源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梅德維杰夫不成為國際炒家的代言人才怪,他和普京之間的矛盾估計不到年底就會爆發出一個結果出來。同理,中國商務部否決了可口可樂對“匯源”的兼并'案,便是看清世界經濟局勢之后的理所當然之舉,用一堆正在快速貶值的廢紙來換一個實業公司及其品牌,別說17個億,就是再加10個億,可口可樂也不會拒絕。至于鐵礦石和其他金屬,有誰知道“二拓”和“淡水河谷”等公司有多少股份不屬于高盛和大摩?擁有如此龐大的實物資產,擁有如此巨量的黃金儲備,再加上更加龐大的軍事力量和科技存底,美國人在這些基礎上實行“金本位”+“能源本位”+“科技本位
”+“軍事本位”,再搞出一個“美元2.0”來,那么,原本在“美元1.0”之后就極缺貨幣流通的全世界,還會有誰能阻擋“美元2.0”再一次成為國際結算貨幣,從而永遠統治地球嗎?那個時候,還會有“新歐元”、“亞元”、“海元”之類的貨幣,重新產生出來向“美元2.0”發起挑戰嗎?這就是“第二美國”正在緊鑼密鼓展開的行動計劃,這就是“三邊委員會”的春秋大夢,這就是目前席卷全球金融風暴背后的驚天秘密。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場人類還沒有認識到的最新形式的戰爭形態,全世界每個國家、每個人都無處可逃,都被迫卷入了戰爭并成為戰爭的犧牲品。第二次世界大戰歷時數年,戰爭直接損失4萬億美元,而這場金融世界大戰才剛剛開始打響,據亞洲銀行測算,全球財富已經損失了50萬億美元。而眼下,人類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不管你是在美國還是在歐洲,不管你是在中國還是在俄羅斯,不管你是在非洲草原還是在阿拉斯加,不管你是在鄉村還是在都市,不管你是學生還是高官巨富,我們每一個人都身處戰場,每時每分都在承受著經濟的和精神的巨大損失,都對未來充滿了擔憂和悲傷。面對目前這個每時每刻都在有壞消息傳來的陌生世界,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在心中暗暗詢問自己:我們,能挺過這個日益暗淡下來的時代嗎?我們,能活過這場“第三次世界大戰”嗎?為我們和我們的國家祈福吧,在這個危機日益深重的時代,只有一個強大完整的國家,才是為我們遮風擋雨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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