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瓦解——蘇共失敗的重要原因

    

    如今多數(shù)俄羅斯居民認為，蘇聯(lián)的解體是一場歷史悲劇，導致這場悲劇發(fā)生的主要因素是蘇共的失敗。而蘇共的失敗首先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蘇共后期部分領導人縱容或直接鼓吹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結果導致黨內思想混亂，為敵對勢力和西方思想的滲透打開了大門。蘇共內部的叛徒與西方敵對勢力“里應外合”，“相互策應”，導致蘇共隊伍喪失了信仰，丟掉了靈魂，成為泥足巨人，最終在內部瓦解和外部侵襲下，轟然倒塌。本文僅就蘇共在意識形態(tài)工作方面的幾個重大失誤來闡述蘇共是如何被搞亂頭腦、迷失方向、失去靈魂，繼而在思想上被徹底瓦解的。
    一、領導人的背離、背棄與背叛
    俄羅斯一些學者在分析蘇共失敗的原因時認為，蘇共是自赫魯曉夫上臺后開始“脫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實際上奉行的是“右傾修正主義”。蘇聯(lián)的演變發(fā)生在20世紀的后半期，即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時期。俄羅斯著名政論家、歷史學家、原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杰夫2000年對記者表示，赫魯曉夫在蘇聯(lián)和國際共運史上的作用很大，蘇聯(lián)后期領導人的政治意識恰好是在他領導蘇共的11年內形成的。對于赫魯曉夫的短視和魯莽，蘇聯(lián)思想理論界缺乏應有準備，蘇聯(lián)社會一些人因此出現(xiàn)動搖和懷疑，甚至變得驚慌失措。一些人開始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用，懷疑蘇聯(lián)社會主義模式的生命力。社會主義事業(yè)出現(xiàn)曲折，蘇聯(lián)歷史遭遇反復。
    斯大林逝世后，蘇共再也沒有一個黨的領導者既具備遠見卓識的理論家才能，又視野寬廣、具有戰(zhàn)略思考和高超組織能力。在社會科學方面知識淵博的專家很少被吸收擔任蘇共上層領導。在近40年的時間里，蘇共上層領導丟掉了列寧、斯大林時期的傳統(tǒng)，思想未能與時俱進，工作安于現(xiàn)狀，不善于獨立思考和進行戰(zhàn)略謀劃，經(jīng)常滿足于顧問班子、專家和助手們下的萬金油式的套話和千篇一律的官話。20世紀50年代后期，隨著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相繼去世，蘇共中央領導層多數(shù)來自經(jīng)濟和組織部門，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有限，理論素養(yǎng)不高。20世紀60年代前后，蘇共的意識形態(tài)組織領導水平下降的情況更加明顯。雖然形式上一直保留著黨的第二把手主管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傳統(tǒng)，但思想干部經(jīng)常受到經(jīng)濟工作和干部工作領導人的蔑視。社會思潮中對物質社會和生活享受的追求也排擠了理論的思考和思想的對話。
    蘇共后期在組織和領導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機制和方式、方法上出現(xiàn)了不少失誤，但關鍵性的錯誤還是出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領導層面：將意識形態(tài)領導權拱手交給了蘇共叛逆者。
    1983年，尼克松在考察幾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chǎn)黨人已經(jīng)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領導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務實派。戈爾巴喬夫自己承認，正是在1987～1988年期間，他的思想發(fā)生了根本轉變。他自述道，隨著經(jīng)驗的積累，變得明確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襲擊我國的危機并非局部，而是整個制度的性質。發(fā)展的邏輯使我們認識到，即不是應該完善整個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礎本身。
    實際上，據(jù)戈爾巴喬夫最親近的一個助手阿•切爾尼亞耶夫回憶，“戈爾巴喬夫早在來莫斯科任職前，內心深處就作好了來摧毀馬列主義正統(tǒng)思想的準備?！睘檫_到目的，他大量閱讀各種地下出版物及助手們挑選和推薦的一些內部讀物和翻譯作品。因此，戈爾巴喬夫求助于那些自由的、國外的社會主義思想是自然而然的。戈爾巴喬夫提出：“我們肯定輿論多元化，擯棄精神壟斷的做法。”戈爾巴喬夫所謂破除精神壟斷和推行多元化的說法，實際上就是放棄對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領導，搞放任自流。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lián)改革剛剛起步，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就發(fā)生了根本的轉變，這對蘇共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方向和內容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是可想而知的。為更好地貫徹自己的意圖，戈爾巴喬夫重用亞•雅科夫列夫，取代葉•利加喬夫來主管蘇共意識形態(tài)工作。
    1990年夏，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已經(jīng)決定要拋開黨。蘇共二十八大會議召開期間，他在回答跟隨自己多年的助手阿•切爾尼亞耶夫的問題時說：“聽著，托利亞，我……許多人像是約好了一樣，都說服我甩掉總書記一職。可你要明白：這個討厭至極的瘋狗不能松開繩子。如果我這樣干了，那這個龐然大物就會全部反對我?！庇嘘P戈爾巴喬夫要擺脫黨的思想，身為親密助手的阿•切爾尼亞耶夫在1993年和1998年曾兩次在回憶錄中予以披露。只是在1998年用“怪物”一詞代替了“狗＂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蘇共背棄共產(chǎn)主義理想、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思想的代表人物是亞•尼•雅科夫列夫。作為戈爾巴喬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雅科夫列夫曾負責蘇共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然而，正是這個作為蘇共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人卻瘋狂地詆毀馬克思主義、惡毒攻擊社會主義。
    還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伊始，雅科夫列夫便開始肆無忌憚地攻擊馬克思主義。1985年12月，作為當時戈爾巴喬大的親信，雅科夫列夫進言道：“在我國的實踐中，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新的宗教，它屈從于專制政權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的闡釋，其危險足以使任何創(chuàng)造性思維甚至經(jīng)典思維都毀滅殆盡。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須在理論上做出這樣的突破，才能制止極權主義和對自由、創(chuàng)造的蔑視，才能結束意識形態(tài)的單一化……問題就不僅僅是除掉斯大林主義，而是替換掉千年沿襲下來的那個國家模式?！毖趴拼罅蟹蚬_宣稱：“我個人并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類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他在1991年10月自白：“馬克思主義最終使我們陷入滅亡、落后和良心泯滅”。
    由于長期在蘇共宣傳思想部門工作，雅科夫列夫深諳思想斗爭和開展內部瓦解工程的技巧。他寫道，在當時的條件下，為徹底肅清布爾什維克主義、打碎蘇聯(lián)機構不能采取直線進攻的方式進行……要避免失敗，就應當講策略，對有些事情緘默不言，有些問題要繞著走，這樣才能達到目的。攻克的辦法只能采用迂回戰(zhàn)術、靈活機智和從正面意義上利用“言行不一”這種久經(jīng)考驗的方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短短的幾年內，雅科夫列夫領導著從內部瓦解蘇共的工程：1985年，他提出“蘇共一分為二”的建議，把蘇共分成對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全民投票選舉總統(tǒng)；利用紀念十月革命講話之機推銷自由化思想；撤換異己，安插和慫恿激進自由報刊主編，領導對蘇共歷史的翻案；壓制和打擊黨內不同聲音等。對于雅科夫列夫從內部瓦解蘇共的“功績”，就連一直與他在戈爾巴喬夫面前爭寵而后來反目的阿•切爾尼業(yè)耶夫也毫不隱瞞：“盡管如此，我還是不想否定他在打破統(tǒng)治我們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謊言和教條中所起到的巨大進步作用”。
    二、放任自流，出讓文化輿論陣地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和西方的政策制訂者和謀士們認為，思想戰(zhàn)、信息戰(zhàn)、心理戰(zhàn)是美蘇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進而獲勝，必須依靠“里應外合”。因此，西方專家非常關注在蘇聯(lián)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xiàn)的各種社會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與之建立對話的渠道。美國政界和學術界十分希望蘇聯(lián)社會出現(xiàn)一種“內部力量”，使得這個國家朝著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美國前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提醒人們多關注蘇聯(lián)的民族問題，認為民族主義在20世紀是強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宮在非俄羅斯族群日益增長的民族自覺意識的壓力下做出讓步，那么通向和平演變的大門就打開了。為此，西方專家提出，必須破壞蘇共對大眾傳媒的全面控制體系，在蘇聯(lián)提倡公開的政治競爭，保障選舉自由。共產(chǎn)主義的光環(huán)一旦褪色，它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蘇共主動打開“閘門”，自愿放棄思想支柱，拱手讓出輿論陣地。雅科夫列夫一方面利用戈爾巴喬夫“心腹和親信”的身份，直接進言或采取適當迂回策略外，他還積極借助長期負責意識形態(tài)和宣傳工作的機會，網(wǎng)羅了一批變質的蘇共報刊輿論領導人，有意識地放縱和引導輿論。1986～1988年間，蘇聯(lián)一批有影響的報刊先后被“新人”接管。這些報刊包括：《消息報》、《星火》畫報、《莫斯科新聞》、《共青團真理報》、《論據(jù)與事實》周刊、《莫斯科真理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青春》雜志和《新世界》雜志等。蘇共《真理報》、《共產(chǎn)黨人》雜志和《經(jīng)濟報》等報刊的編輯部也大幅度調整。其中蘇共機關最重要的理論刊物《共產(chǎn)黨人》雜志的主編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職務，調往莫斯科大學任教。在雅科夫列夫的縱容和支持下，1987～1991年蘇聯(lián)解體前，正是這些全蘇性質的主流報刊煽風點火、左右輿論，成為“公開性”運動的急先鋒。
    80年代后期，在蘇共某些領導人的縱容和支持下，許多搞西化和自由化的人物逐漸把持了主要報刊輿論工具。他們糾集和網(wǎng)羅了一批筆桿子，肆意歪曲歷史，惡毒攻擊蘇共。從1987年開始，一些報刊著手借歷史問題，特別是斯大林時期的問題大做文章。靠揭露歷史、暴露“隱蔽”材料，一些報刊的發(fā)行量劇增。
    1990年上半年，蘇聯(lián)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達千種。同年6月12日，《蘇聯(lián)出版法》正式頒布，反對派和私人辦報合法化。這樣一部重要的法律文件出臺卻很倉促。自1989年醞釀到1990年6月法律出臺，僅一年左右的時間。該法明確提出，對大眾傳媒禁止進行書報檢查；國家機構、政治組織、社會團體、勞動集體以及任何年滿18周歲的蘇聯(lián)公民均可以獲得登記出版資格。
    在《蘇聯(lián)出版法》的鼓勵下，一些報刊先后宣布“自主經(jīng)營”，借機擺脫蘇共和主管部門的束縛。一些蘇共或國有的報刊紛紛“獨立”，成為社會刊物或為編輯記者集體所有。此后，在辦理了登記手續(xù)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僅占1.5％。許多傳播自由、激進思潮的出版物如《論據(jù)與事實》報、《莫斯科新聞》周刊、《星火》畫報的印數(shù)達到數(shù)百萬份。而且是常常剛剛出版就被搶購一空。
    各種非正式出版物紛紛出臺，蘇共報刊輿論陣地逐漸被蠶食，反對派極力擠進電視臺并且要求直播，以掙脫控制和剪輯。在市場和物欲的驅動下，報刊、電視、電臺以及出版社紛紛追求利潤。宣揚色情、暴力的報刊紛紛出籠。蘇聯(lián)時期嚴肅的學術著作和科普作品一度銷聲匿跡，許多學術著作只能依靠內部印刷在小范圍內交流。
    不僅報刊電視成為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陣地，蘇共的黨代會和后來全程直播的人民代表大會也成為宣傳反對派思想的重要論壇。1988年以后，蘇共領導人攪起了“民主化”浪潮和席卷蘇聯(lián)社會的政治選舉熱也強烈沖擊著蘇共思想根基和民眾心理。1989年春天，根據(jù)修改后的憲法全蘇社會上下進行人民代表差額選舉。對于蘇共反對派來說，此時的競選活動可謂是天賜良機：不僅有了染指權力的機會，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蘇共，宣傳自我。更重要的是將來可以走上最高議會講壇，通過電視直播將自己的聲音傳遍全國。
    三、知識精英的蛻變與輿論、話語的轉向
    人們至今很難理解，為什么號稱有堅定信仰、高舉馬列主義大旗的蘇共一下子倒下了？為什么蘇共掌握的龐大宣傳機器一夜間失靈了？為什么幾十萬人的蘇共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教學隊伍霎時間失語？為什么蘇共多年培養(yǎng)和扶持的知識精英會突然調轉槍口？為什么嚴肅的理論研究未能抵擋住一些簡單的口號、無恥的謊言、空頭的許諾和政治神話的誘惑？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深入地分析蘇共后期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剖析蘇聯(lián)崩潰前夜的思想輿論狀況和知識分子心態(tài)。
    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末期，伴隨著蘇共意識形態(tài)領導人的背叛，蘇共思想領域的一些異己分子也乘勢反戈一擊，和西方反蘇勢力遙相呼應。原先的“列寧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極權主義”斗士。一股股激進思潮在蘇聯(lián)知識分子隊伍中急速蔓延。
    《焚毀的俄羅斯知識分子》（1998）、《論蘇聯(lián)知識分子》（2001）及《論意識操縱》等論著的作者、俄羅斯著名學者謝•卡拉—穆爾扎，《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lián)體制的終結》一書的作者、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大衛(wèi)•科茲等對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lián)知識精英嬗變現(xiàn)象作了詳細的分析。他們認為，除領導人的原因外，激進的天性以及對物質利益及名利的追求是蘇聯(lián)文化和知識界精英迅速蛻變的重要原因。
    在“民主化”精英的帶領下，蘇聯(lián)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記者、編輯和作家紛紛撰文，無情揭露和指責蘇共的過去，詆毀蘇聯(lián)的歷史及其英雄人物。蘇聯(lián)社會知識分子隊伍中的激進思潮急速蔓延。西方觀察家指出，1989～1990年間，在蘇聯(lián)知識分子為中社會主義信仰迅速消失。蘇聯(lián)的知識分子思想進一步激進化，多數(shù)社會學家、經(jīng)濟學家轉而信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部分人文知識分子，對西方模式頂禮膜拜，對俄羅斯的歷史和現(xiàn)狀心存不滿。在一部名為《20世紀的俄羅斯》的歷史教科書中塞滿了這樣一些章節(jié)：“極權政治制度的形成”、“大規(guī)模鎮(zhèn)壓”、“農(nóng)業(yè)中的困難”、“民族矛盾”和“新的鎮(zhèn)壓浪潮’等。一時間，“市場、民主、自由、私有制和西方文明國家”成了激進知識分子的口頭禪。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chǎn)率極低，平等在蘇聯(lián)的表現(xiàn)就是“同等貧窮”。企望在彈指一揮間跨越時代和社會鴻溝，從社會主義的堡壘一下子就躍進西方自由主義的天堂。
    開放傳媒和自由競選運動進一步加劇了蘇共的信任危機，成為思想上和組織上否定蘇共的開始。正如美國前駐蘇大使、蘇聯(lián)問題專家馬特洛克在其回憶錄《蘇聯(lián)解體親歷記》中所說，當他看到蘇共會議文件時興奮不已，新內容比比皆是……我從未在一份共產(chǎn)黨官方文件中看到對諸如……權力分散、司法獨立等原則給予如此廣泛的重視……有些提法似乎是從美國憲法中翻譯轉抄過來的。除了“社會主義”這個詞匯外，文件與《共產(chǎn)黨宣言》、甚至與《資本論》幾乎沒有一點聯(lián)系。有關“社會主義”的那些蘇聯(lián)慣用提法也不見了。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提法更接近于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
    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lián)社會在政治領域和社會思潮中出現(xiàn)的重大變化，在輿論和話語體系方面也有強烈的反映。報刊中蘇共過去慣用的套話少了，而激烈和蠱惑性的言詞更受到讀者的歡迎。大學里馬克思主義哲學往往成為被嘲笑的對象。全國上下眾多的科學共產(chǎn)主義教研室仿佛一瞬間都變成了傳播西方政治學的基地。一些口頭說出幾句晦澀難懂英文或西方概念辭藻的經(jīng)濟學、法學和社會學反叛人士往往被捧為知識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體的追寵，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像蓋達爾、丘拜斯和阿文等人，由原來的副教授、教研室主任或實驗室主任搖身一變，成為人民代表，甚至總理、部長，形成俄羅斯政壇一大景觀，后也成為諷刺的對象。
    四、 “里應外合”來自西方的反蘇信息戰(zhàn)和心理戰(zhàn)
    十月革命勝利后，面對新興的社會主義制度，西方敵對勢力始終保持著高壓態(tài)勢，妄圖顛覆蘇維埃制度。在列寧的領導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逐漸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布爾什維克黨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蘇聯(lián)在積聚經(jīng)濟實力的同時，積極發(fā)展教育、衛(wèi)生以及文化藝術，推行免費醫(y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等制度，人民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這些成就為思想領域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思想教育領域內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主流思潮逐漸占領了意識形態(tài)陣地。蘇聯(lián)人民相信社會公正，對未來生活充滿了信心。二戰(zhàn)前，面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勢力的包圍，蘇聯(lián)社會能夠同仇敵愾，思想信仰猶如鋼鐵長城，堅不可摧。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蘇聯(lián)不僅沒有被戰(zhàn)火摧毀，反而更加強大。然而，硝煙未盡，冷戰(zhàn)開始了。美國當局認為，意識形態(tài)領域應成為與蘇聯(lián)進行戰(zhàn)爭的重要戰(zhàn)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積極進行軍備競賽的同時，積極準備信息心理戰(zhàn)。1948年8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了20／1號指令——《美國對俄關系所要達到的目的》。這項指令揭開了一場本質為新型戰(zhàn)爭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而作戰(zhàn)的目的是操縱和改變蘇聯(lián)的社會意識。戰(zhàn)爭的任務在于使蘇聯(lián)社會形成對周圍世界虛假的認識，以利于進一步操縱控制該國居民及其管理精英，進而改變其制度。美國中央情報局一馬當先，出臺了“水滴石穿”計劃。聲稱要“調動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毀敵人意志”。他們廣泛招募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利用宣傳、互訪、偵察、諜報等手段，進行大規(guī)模的心理戰(zhàn)。援助、支持蘇聯(lián)東歐境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利用民族宗教矛盾，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散布政治謠言，丑化領導人的形象；制造對蘇聯(lián)制度的仇恨，培養(yǎng)對西方的向往。20世紀50年代以后，美國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蘇聯(lián)和東歐共產(chǎn)主義國家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學開設蘇聯(lián)東歐歷史和政治專業(yè)的課程，美國外交政策的“智庫”也將關注的重點轉到蘇聯(lián)和華沙條約國家。
    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在《論意識操縱》一書中指出，蘇聯(lián)在冷戰(zhàn)中的失敗與其說是軍事上、經(jīng)濟上的原因，不如說是思想上的原因。作者認為，正是由于西方對蘇聯(lián)社會“文化核心”的“分子入侵”，先是制造懷疑情緒，然后逐步否定社會制度的合法性，最后直至解體。他認為，這一過程至少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產(chǎn)生這種情況，有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利西齊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信息心理戰(zhàn)》一書中提出，蘇聯(lián)作為一個堪與美國匹敵的世界超級大國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中失敗了，這是信息心理戰(zhàn)的結果。信息心理戰(zhàn)在內外力量的協(xié)同配合下，使蘇聯(lián)人民接受了假象，墜入空想，采取了大規(guī)模自我毀滅的行動，最終導致了蘇聯(lián)的解體和蘇共的垮臺。
    五、攻擊目標與思想瓦解的幾個關鍵步驟
    思想的混亂是蘇共垮臺的先導，信仰的丟失和思想的崩塌則是“里應外合”、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內外敵對勢力瞄準蘇共思想防御體系中的幾個軟肋，尋找突破口，集中火力，不遺余力地發(fā)起瘋狂進攻。
    （一）掀起“公開性”運動——輿論上自我揭批、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毀滅。“公開性”一詞在列寧時期就開始使用，原意是為了加強黨同群眾的聯(lián)系渠道，了解社會輿論和勞動人民的意見。1986年以后，戈爾巴喬夫利用“公開性”的提法，將公開性與民主化聯(lián)系起來。1986年，戈爾巴喬夫在對新聞媒體發(fā)表講話時說：“造成黨和國家思想和行動停滯不前的許多保守主義現(xiàn)象、錯誤和失誤，是與缺乏反對派、缺乏不同意見有關。在當今社會發(fā)展階段，我們的報刊可以成為獨特的反對派?！?BR>    西方分析家指出，其實戈爾巴喬夫等人倡導的公開性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它的出臺是蘇共領導人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引導輿論。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共中央辦公樓里召開吹風會、座談會，邀請的主編、記者有時多達200人。原蘇聯(lián)公開性運動的指揮者和急先鋒雅科夫列夫后來不無得意地承認，發(fā)動廣泛的公開性運動在當時并非是必需的。但我們改革派考慮的并非眼前一時的事情，公開性是改革的哲學之意。公開性喚醒了社會，使它變得政治化。
   （二）由“歷史翻案”到“社會復辟”。在民主化、公開性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lián)社會掀起了一股“反思歷史”的熱潮。這股歷史反思浪潮延誤了改革時機，使社會分裂，使蘇共喪失了威望，甚至成為歷史的“罪人”。
    這股清算蘇共歷史的思潮自1987年年底開始，到1988年年中達到高潮。1989年以后，批判的矛頭主要集中于斯大林，而后轉向20～50年代的蘇聯(lián)社會制度。一些報刊文章作者否定蘇聯(lián)體制，認為斯大林體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體制，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與此同時，由批判斯大林主義逐漸轉變?yōu)榕胁紶柺簿S克主義、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與斯大林實際上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
    1988年以后，蘇聯(lián)社會上某些勢力利用反思歷史的機會，積極推動所謂平反歷史錯案運動，造成了強大的聲討蘇共歷史的輿論聲勢。報刊上要求恢復名譽或描述歷史案情的文章越來越多，形成強大的輿論沖擊力，嚴重動搖了蘇共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和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推動這股“歷史熱”的力量并非是專業(yè)歷史學家，而是一些作家、影視工作者或記者、編輯。當時的蘇共主要領導人親自策劃、組織和領導了反思歷史和平反歷史錯案運動。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之后，戈爾巴喬夫多次向新聞界下令，說“歷史問題上不應遮遮掩掩”。為保證新聞輿論思維正確的“宣傳口徑”，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經(jīng)常和新聞界領導人“對表”。1987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新聞界和藝術創(chuàng)作領導人座談會上談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應原諒和饒恕。
    在這樣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自1988年開始，一些“反思歷史”的激進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扭轉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著他們設計的道路進行?！皻v史熱”徹底顛覆了蘇聯(lián)社會中一部分人的信仰，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列寧的形象遭到諷刺和丑化，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也遭到置疑。歷史根基的丟失和思想的混亂成為蘇共組織瓦解的先導。
    丑化蘇共歷史最終導致了俄羅斯思想理論界的肆意“揭批俄羅斯的歷史缺陷、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拜西方、低毀國家”。20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lián)輿論界宣揚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換俄羅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會文化習俗”。打開一本當時的笑話集，你可以讀到這樣的內容：“一輛美國汽車停在莫斯科，車身下的泥漿中躺著幾個正在扎輪胎的俄羅斯人。問：你們在那里干什么？答；我們想吸一些來自美國的自由空氣?！?BR>   （三）從“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號到對抗聯(lián)邦、瓦解蘇聯(lián)。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蘇聯(lián)思想理論界探討改革問題的過程中，蘇共“特權”和“官僚管理”成為眾矢之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已進行了3年多的時間，經(jīng)濟改革絲毫不見成效，各項事業(yè)日漸衰敗。社會輿論認為，“特權階層”與群眾對立，官僚主義是蘇聯(lián)落后的“罪魁”，官僚機構是阻礙改革和前進的最大絆腳石。按這種思路，戈爾巴喬夫認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難以推進，是官僚機構“從中作?！?。于是戈爾巴喬夫提出，蘇共“當務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廣泛發(fā)動群眾，在開明的改革派領導人的帶領下，向官僚機構施壓。
    1988年6月，蘇共召開了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全面拉開了政治變革的大幕。從此，蘇聯(lián)社會的政治熱潮更為高漲，經(jīng)濟問題仿佛被遺忘在一旁。社會情緒逐步升溫，新聞公開和自由選舉使得政治領域“高燒不退”。而地方分離、民族分裂的危險也步步逼近。
   （四）由爭取“地方自主權”口號到“獨立”思潮和分離、分裂運動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中央權威日漸衰落，蘇聯(lián)和蘇共成了反對派攻擊的對象。蘇聯(lián)內部，政治松動和經(jīng)濟困境促使民族區(qū)域的離心傾向也越發(fā)明顯。部分民族地區(qū)的領導人認為，是蘇共將蘇聯(lián)領進了“死胡同”，蘇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失敗了。在這種社會氣氛中，“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成為蘇聯(lián)許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劑”。幾經(jīng)試探后，波羅的海沿岸三國首先打出“主權和獨立”的大旗。首先是這三個共和國的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向戈爾巴喬夫發(fā)難，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則下，擴大黨內民主。一些名為“人民陣線”的民族分裂組織在各地成立，直言“獨立于蘇聯(lián)”。一些共和國的黨組織對此暗地支持?？礈柿苏螝夂虻霓D變，許多民族官員開始涂抹“民族主義的色彩”，撇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借以吸引選民的注意。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lián)邦起了領頭羊的作用，他們與蘇聯(lián)境內的民族分裂勢力遙相呼應，反蘇共、反中央，拉起了“獨立”、“自由”的大旗。這樣，戈爾巴喬夫所代表的蘇聯(lián)和蘇共“腹背受敵”，“民族獨立”和“民主化”像兩把利刃直逼而來。
   （五）“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復興與政治反對派的興起。應當指出，國外勢力的支持，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思想滲透是蘇聯(lián)社會持不同政見運動持續(xù)不斷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經(jīng)常利用所謂猶太人問題、少數(shù)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人權問題作為攻擊蘇聯(lián)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借口。西方國家投入巨資以多種手段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進行思想上的進攻，低毀蘇聯(lián)社會主義，支持那些與蘇聯(lián)官方意識形態(tài)不同的人，資助他們在西方出版著作，為他們提供政治避難。1975年《赫爾辛基協(xié)定》簽訂后，西方國家可以合法地利用協(xié)定中規(guī)定的條款，給予“持不同政見者”以多方的支持。這種支持有物質和金錢的，也有“榮譽”和聲援性質的。
    但總體來說，80年代初期，蘇聯(lián)的持不同政見活動逐漸衰落了。但隨著戈爾巴喬夫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的推進，非正式組織和地下刊物又滋生開來，在短短三四年的時間里，便猶如雨后春筍四處蔓延，最后變得不可收拾，釀成大禍。
    從1986年開始，蘇聯(lián)社會開始出現(xiàn)一些非正式的組織。1987年，非正式的組織形式已經(jīng)蔓延到蘇聯(lián)一些大中城市，并以辯論會、俱樂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小組等形式出現(xiàn)。蓋達爾和丘拜斯等年輕的經(jīng)濟學家經(jīng)常召開各種經(jīng)濟改革研討會，提出自由選舉、取消書報檢查和發(fā)展市場關系等口號。
    1987年年底以后，一些組織的思想和主張開始激進化。特別是一些反社會主義和反蘇共的組織更加積極，如“民主和人道主義”小組等。同時，與非正式組織相呼應，蘇聯(lián)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境內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分離情緒也越來越嚴重。
    1987年以后，隨著公開性的推進，一些地下刊物也開始露出水面，并能得到蘇聯(lián)一些大報和西方電臺的支持。蘇聯(lián)解體之際，這類非正式出版物成為宣傳各類反社會主義、反蘇共的輿論陣地。而上述非正式組織，有的演變成為政黨，如“民主聯(lián)盟黨”，有的非正式組織的成員則成為自由主義改革的領頭羊，如蓋達爾和丘拜斯。這些非正式組織也稱得上是蘇聯(lián)—俄羅斯自由主義或某些極端勢力的初級培訓學校。
   （六）模式、道路選擇上的搖擺與徹底轉向西化。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后期，蘇共領導人費盡心機，在“道路”、“模式”和“理論”之間搖擺不定。蘇共先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倡導“西歐共產(chǎn)主義”思想，提倡新思維。在改革“模式”的選擇上，先是學習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經(jīng)驗，轉而尋找北歐模式。戈爾巴喬夫后期，蘇共領導尤其對瑞典的“福利社會模式”大為推崇。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蘇共高層干部紛紛前去訪問、取經(jīng)。1989年以后，戈爾巴喬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間路線”的旗號，試圖改變頹勢，避免蘇聯(lián)解體，但已是力不從心。
    1989年，一些東歐國家風波驟起，蘇聯(lián)社會的激進派受到了強烈的啟發(fā)。“向西方看齊”的口號極為誘人，反社會主義的旗幟贏得人心。1990年前后，轉向西方、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在蘇聯(lián)社會達到高潮。一項全國性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在回答“蘇聯(lián)選擇什么樣的前進之路”時，有32%的被調查者認為要效仿美國；17%的人選擇了德國；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人選擇了中國方式。不少的政治勢力決定走一條“徹底革命”之路，逃離社會主義的“此岸”，一步跨入資本主義的“彼岸”。當時的蘇共中央意識形態(tài)領導人亞•雅科夫列夫寫道：“如果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是條死胡同，那么要從死胡同走出來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離開的那條大路上去”。
   （七）“自由謊言”和“市場神話”與社會思想的激進化。戈爾巴喬大改組的失敗，使得激進改革的思潮逐漸迅速成為主流。以葉利欽、蓋達爾為代表的激進勢力提出，要徹底“告別社會主義”，迅速選擇一條新的、西方式的發(fā)展道路，俄羅斯會在一兩年內踏上文明、復興之路。在經(jīng)濟生活中，他們主張“完全自由的市場”。停止國家對經(jīng)濟工作的干預，認為市場與計劃“水火不相容”；讓市場的“自然法則”充分發(fā)揮作用，“物競天擇”；打破國家所有制，實行私有化，推行純粹意義上的私有制……當時，蘇聯(lián)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和藝術界人士也搖旗吶喊，他們宣稱，市場化和商業(yè)化不僅可以保障文化事業(yè)的繁榮，而且能夠給知識分子帶來像西方社會文藝明星一樣的致富機會。
    光陰荏苒，風云變幻；蘇共敗亡，警鐘長鳴。蘇共后期在意識形態(tài)工作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錯誤，特別是在思想領域和知識界內部出現(xiàn)了一些混亂。蘇共在西方進行和平演變和開展對蘇“心理戰(zhàn)”、“攻心戰(zhàn)”的形勢下喪失警惕，敞開胸膛，妄想投入西方的懷抱，融入西方，擠身西方文明社會，最后在這場信息戰(zhàn)、宣傳戰(zhàn)中遭受徹底失敗，其結局慘痛，教訓深刻。
    蘇共垮臺后，社會在經(jīng)歷了一段意識形態(tài)的“真空”期后，林林總總的思潮旋即登場，紛繁復雜，泥沙俱下。俄羅斯社會長時間一盤散沙，思想混亂，社會猶如失去了前進的航標，至今仍在徘徊探索，當然這是另一話題，但其中的因果關系不言自明。
    總之，分析和總結蘇共在意識形態(tài)工作中的失誤和教訓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思想價值。既有助于我們總結歷史經(jīng)驗，分清蘇共失敗的思想根源，又有助于我們堅定信仰，明確方向，研究如何提高精神領域的免疫能力，保證國家長治久安。
   （《環(huán)球視野》摘自2005年第4期《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