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尊重歷史的延續(xù)性
許少民
澳大利亞國會13日通過歷史性議案,為原住民過去承受的委屈與苦難正式向原住民(aboriginals)道歉,全境原住民無不深受感動與安慰。
總理陸克文代表宣讀議案部分屬性,表示要藉正式道歉除去“澳州國族靈魂上的一大污點”,為澳大利亞沉重的種族關(guān)系史揭開新頁。陸克文道歉通過電視轉(zhuǎn)播,原住民聚集在學校、公園和居住小區(qū)觀看,無不表示歡迎。
陸克文在國會宣讀議案屬性,他說:“歷任國會與政府推行的法律與政策,為我們這些同胞帶來深沉的憂傷、痛苦與損失。”
從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60年代,在100多年的時間里,澳大利亞政府曾經(jīng)立法強制對土著人采取同化政策(也稱“白澳政策”),成千上萬的土著兒童(10%-33%的比例)被從家人身邊帶走,接受白人的撫養(yǎng)和教育,這些土著兒童不僅遭受身體虐待,而且被禁止說土著人語言,從此成為澳大利亞“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
毋庸贅言,這種違反人性的強制性政策對土著居民所構(gòu)成的傷害是多么的沉重,其后遺癥對今日土著居民的影響依舊存在。1997年5月,一份題為《帶他們回家》的調(diào)查報告指出,那些被強制帶離家園的土著兒童通常成年后更容易陷入貧窮,更容易犯罪,也更容易缺乏自信或者患上精神疾病。澳大利亞土著人領(lǐng)袖多德森認為,作為澳大利亞政府強制帶走土著兒童政策的后果,今天的澳大利亞土著人社會變得畸形。土著人家庭支離破碎,酗酒和吸毒的現(xiàn)象非常普遍。土著人青少年犯罪率高30多倍,土著人群體自殺率也是澳大利亞各個族群中最高的。多德森最后總結(jié)到:“每個故事都蘊含著各自小小的悲劇,而是這些悲劇加在一起,就變成了一個民族的悲劇。”一個世紀的種族歧視與“迫害”給土著群體所造成的傷害,確實難以用一句簡單的“道歉”就能夠冰釋,也難以促成不同種族之間的平等融合與認同,但陸文德的道歉畢竟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歷史問題雖然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但吊詭的是,歷史問題往往需要利用政治才能解決。
就陸文德正式向原住民道歉這個歷史性事件來說,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讀。有的土著權(quán)利代表認為陸文德的道歉“sorry”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道歉”(apologize);有的分析家認為陸文德重道歉輕賠償,霍華德之所以在10年執(zhí)政期間拒絕道歉,最根本的考慮就是害怕道歉的“石頭”扔出之后,會激起巨額賠償?shù)臒o限波瀾。當然,大部分的分析家認為這一舉措對于溶解澳大利亞種族之間的堅冰具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然而,很多分析家卻對這樣一個問題避而不談:為什么陸文德需要道歉?很多分析家都將陸文德的道歉當成了一個“理所當然”的舉動,為什么陸文德的道歉會是“理所當然”的呢?在霍華德看來,向土著居民道歉是不可接受的事,自然也不是“理所當然”的義務。
從某種程度來說,如果將陸文德當成一個平凡的澳大利亞公民,他自然不需要道歉。就個人的層次而言,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這樣的邏輯同時也表明,如果你沒有做過,如果你沒有犯錯誤(不是單純的認為自己沒有犯錯,而是要局外人認為你是清白的),那你就沒有必要道歉。對于陸文德而言,當土著居民慘遭白人階層的歧視與迫害時,陸文德并沒有在場,他也沒有參與制定這個明顯帶有種族歧視的政策,他甚至還沒有出生,對于他而言,土著人今天所承受的災難并不是他一手造成,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傷害都與他無關(guān)。所以從這個維度出發(fā),陸文德與霍華德一樣,他并不需要道歉與懺悔賠罪。可是,如果從個人乃至家族的歷史延續(xù)性這個維度來看,如果以文明人對歷史連續(xù)性所持有的尊重與認可來看,陸文德有必要道歉。的確,陸文德并不是這場罪惡中的罪犯,但他的父親抑或他的爺爺以及曾祖父甚至曾曾祖父或許曾經(jīng)就是“罪犯”之一,盡管他的先輩們已經(jīng)入土為安,盡管他們從始到終沒有說過“道歉”,盡管他們從頭到尾都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但無論是遺產(chǎn)的也好、罪惡也好,只要血液里流著他們的基因,陸文德從道義與良心的角度出發(fā)有必要承擔他們的責任,有必要向受害者表示道歉。可是,如果哪個有心人花費了大量的精力查詢他的家譜,查詢陸文德先輩的所作所為之后對我說:“他的先輩根本就沒有犯錯”,那我還有另外一個理由認為他有必要道歉。在我看來,陸文德道歉的一個最重要的動因在于他是澳大利亞的總理,他是通過民主選舉出來的領(lǐng)導人,這個身份不是代表他個人,而是代表他的國家。在“國家人格化”的過程中,陸文德有必要尊重這個國家的歷史連續(xù)性。盡管強制同化政策不是陸文德這屆政府做出的,而是他前前任政府所實施并執(zhí)行的,他似乎沒有必要道歉——前任總理霍華德就對這個災難避而不提,他不道歉的根源也在于他認為這些政策并不是他的政府做出的,而是他的前任做出的,因此,他沒有必要道歉。可是,霍華德或許忘記了,他有沒有繼承他前任政府的“遺產(chǎn)”呢?憑什么前任的“遺產(chǎn)”他就堂而皇之并理所當然的繼承而不說一聲“我們沒有資格繼承”呢?而憑什么前任的“負債”他就以“殺人者,非我也,刀也”這類冠冕堂皇的借口避之不談呢?這是不是有點類似于老太太撿柿子,專挑軟的吃?客觀而言,無論是遺產(chǎn)是負債,從尊重“國家歷史延續(xù)性的角度”出發(fā),就算這屆政府一清二白,但作為國家的代表,他都有義務對那些曾經(jīng)遭受不公政策對待的群體乃至個人道歉,這是一個真正文明的國家的代表的應有作為。這就是為什么德國總統(tǒng)阿登納給猶太人受害者發(fā)放補償金,為什么布朗德在華沙的紀念碑前謙卑的跪下——無論是阿登納還是布朗德都不是猶太人大屠殺之歷史慘案的罪犯。同樣,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矢志不渝的要求日本領(lǐng)導人必須就日本侵略中國并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傷害這個罪責進行誠摯的道歉,要知道,現(xiàn)任的日本領(lǐng)導人并不是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的元兇。盡管這些例子未必具有可比性,但他們所蘊含的邏輯是一致的。盡管我們不能更改歷史,但我們有必要尊重歷史(個人的歷史與國家的歷史)的連續(xù)性,一旦我們開創(chuàng)了斬斷歷史連續(xù)性的先河,故意繞開真實的歷史,甚至杜撰虛假的歷史,那我們的后輩也一樣會按圖索驥,那這個國家一定會陷入支離破碎的歷史漩渦中,除了怯懦與道德倫理淪喪之外,別無其它。
湯瑪斯(德國一個經(jīng)濟學博士)曾經(jīng)對德國人無休止承當歷史罪孽時反問到:“事情發(fā)生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為什么要求我去繼續(xù)懺悔贖罪?更何況,納粹的罪行其實也并非那么舉世無雙的。俄國人的古拉格島、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島的種族迫害,都是一樣的血腥……”當陸文德終于勇敢的說出了許許多多人不想說或不敢說的“道歉”時,我突然間明白,在政治高壓鍋中,這兩個簡單的字承受了多大的“重量”,然而正因為此,這個道歉具有了耀眼奪目的價值,要知道,有多少國家的罪行(不僅僅是湯瑪斯所列舉的罪行)依舊埋藏在深谷,有多少國家的領(lǐng)袖從來都不敢開口說出“道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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