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的辭職翻開了歷史新篇章

2008年2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的古巴將會怎樣?

彼得·塔佛（Peter Taaffe）,英格蘭和威爾士社會主義黨(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

古巴總統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正式辭職為古巴的歷史和它的革命翻開了一個新的篇章。自從2006年來因為他的疾病(腸胃問題)帶來了卡斯特羅今后角色的問題并與古巴的未來密切相關。他現在的辭職象征著他已不太可能再徹底復原了，而古巴政府正在尋求讓古巴群眾為他的死亡做好準備,他的逝世也許很快就會到來。當這一事件發生的時候，它必將為公眾的大規模游行紀念而銘記史冊，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地區。盡管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存在著他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但他仍將在全世界范圍內被下層群眾視為反抗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壓迫的一位不朽的英雄。

然而，現在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從布什總統到從古巴流亡到邁阿密的百萬富翁—他們正垂涎于期待獲得他們當初“被沒收的財產”的返還從而獲取豐厚的利潤—但他們的奢望看來沒有什么實現的可能，現在不象2006年，那時這個島國的體系幾乎即將崩潰。通過美國總統布什作為代言人，美帝國主義期望由此而來在古巴的街道上會發生暴動，然后迅速實現“政權變更”，變更的將不僅僅是它的政府而是整個社會制度—也即計劃經濟。

但全球范圍內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和窮人們則懷抱著與之完全相反的期待：古巴和古巴革命所帶來的社會保障會維持下去，即使是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將死于他的疾病。毫無疑問，他現在應該仍然活著，但是他的辭職意味著他目前已經沒有能力象過去一樣執掌權力，而此后很有可能將由他的兄弟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來執掌政權。

自從1959年以來，古巴革命一直面對著美帝國主義強加的兇殘的禁運封鎖令。并且迄今為止出現過超過600起針對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個人的暗殺行動。然而，古巴通過它的計劃經濟向我們表明，假如消滅了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束縛，人類社會實現偉大變革的可能性。在古巴革命中出現的英雄人物，如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在世界范圍內的年輕人和工人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影響力。

古巴在社會保障方面所取得的聲譽，例如像是住房,教育,特別是健康醫療體系, 最近仍然迅速升高。在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令人難以置信的電影《墮落者》（Sicko）中,美國殘忍的而為利潤所驅動的健康醫療制度和古巴提供的免費的健康醫療體系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反差。通常美國人會由于疾病的巨大開支而喪失他們的住房，其中包括需要長期觀察和治療的仍然在發展中的癌癥，甚至有一名參與過9/11救援行動的女性工人被可恥的為利潤體系所驅動的私人保險公司拒絕負擔其昂貴的醫療費用。但是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把他們送到古巴后，他們得到了免費和良好的醫療救助和治療。

而且，去年有八位美國學生在經過六年免費教育之后從古巴醫學院畢業。其中一名美國畢業生描述道:“健康醫療在古巴并不被視為生意。” 這恐怕可以清楚地解釋為什么美國統治階級和它在拉丁美洲地區的助手們幾乎是竭盡所能地企圖破壞由古巴革命成功而帶來的計劃經濟的巨大效應。這反而在拉丁美洲的群眾中激起了與之相反的巨大反響。特別是在最近這一階段，面對美洲大陸上兇殘的新自由主義，他們比較了古巴所取得的成就和該地區以及非洲和亞洲地區的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悲慘記錄。

革命的成就

在最近出版的新書，由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和作家伊加那西奧•拉莫內特（Ignacio Ramonet）合作完成的《菲迪爾•卡斯特羅—我的生活》（Fidel Castro—My Life）中，卡斯特羅描述了革命之后所取得的眾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評論道:“我們現在有超過 70,000位醫生,加上另外25,000名年輕人正在學習醫學…我們北方的鄰居[美國]有能力向世界各地派遣直升機，但他們沒有能力派遣醫生，因為他們也沒有能力解決世界上的任何問題。歐洲，所謂的“人權冠軍”也沒有這個能力，他們向非洲派遣的醫生不足100人，而在非洲大陸上有三千萬甚至更多的人患有艾滋病…我相信在十年之內，我們將會擁有100,000位醫生，而且我們可能也可以為其他國家培訓另外100,000名醫生。[在世界范圍內]，我們是最大的醫生培訓基地，我相信我們能培訓超過美國十倍以上的醫生，而那個國家（美國）采取各種手段獲取我們的醫生并竭盡所能使我們喪失醫生。但我們對于他們的回答就是如此（培訓更多的醫生）。

從1959年到今天的19年間，古巴的人均壽命延長了19年。而與此相反的是，在同時俄國發生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之后，1990年代早期它的男性平均壽命竟然跌到了56歲! 這可否說明在偉大的社會革命和野蠻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之間難道還有更大的差別嗎？而且正如卡斯特羅在其書中所解釋的，而這一切都發生在1990年代由于俄羅斯總統鮑利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和其繼任者佛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大規模斷絕援助—尤其是石油供應—的情況之下。

當免費教育和健康醫療體系的歷史性成就在古巴得到維護的時候，殘忍控制的緊縮人口的計劃被實施。古巴政權被迫向“市場”，也就是資本主義，作出讓步。通過“美元化”，一個平行的經濟體系被發展起來從而造成了那些參與旅游行業的人獲取相對的特權，他們的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某些行業部門是與海外資本“合資”建立的。

然而不幸地是那些一直是計劃經濟的堅定支持者,如醫生、老師和其他人被繼續用古巴比索支付工資而由此受到了一定的傷害。根據知名的左翼作家理查•戈特（Richard Gott）的報告，即使是國家完全壟斷控制的國際貿易也于1992年起被正式廢止了。但本質上，古巴仍然保持了計劃經濟,外資企業在進行商業運作的時候必須要獲得貿易部的相關許可才可以。

分權化使數以百計的企業得到允許進行自營進出口。但是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宣布“在古巴沒有什么會被私有化的，將所有權置于全國工人的‘集體’控制之下是合適的。”

然而,雖然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在過去以及最近的本書中爭辯過，說在古巴官僚制度和不平等是不存的，但這并不是現實。當然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并不象他的資本主義對手已經嘗試描繪的那樣，他并不是按照斯大林塑造出來的模子。沒有那些國家支持的個人崇拜的存在，在他活著的時候也沒有在古巴到處充滿了他的肖像，雕塑和形象。而且他可以自如地承認已經犯了錯誤，并在過去的49年間在各種政策中蜿蜒前進—有時也會導致一些嚴重的傷害，但與斯大林主義野蠻的犯罪：強迫的集體化和大肅清的審判，畢竟不可同日而語。

不穩定的政策

這本書也反映出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有時在行為上的不規律。舉例來說，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他不可置信地提議俄國領導人,尼柯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由蘇聯方面針對美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赫魯曉夫答復卡斯特羅道：“你提議我們針對敵人的領土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但這將不是一場簡單的打擊而是意味著核戰爭的爆發。”[p281]

卡斯特羅有時也攻擊斯大林:“在我的觀點中，他應該為1941年希特勒強大的作戰機器入侵蘇聯而受到譴責，而當時甚至蘇維埃的軍隊也沒有聽到武裝起來的召喚……每個人都知道他濫用權力，殘酷的鎮壓，以及他的個人品格，和針對他的個人崇拜。” 然而同時,卡斯特羅又宣稱斯大林“也在國家的工業化中顯示出許多優點如將軍事工業遷移到西伯利亞地區—這些都是對于在世界上針對納粹主義的戰斗中起到決定性因素的”。

他說事實上當納粹黨人準備進攻的時候，斯大林“解除了他自己的武裝",也就是摧毀了蘇聯的防衛力量。事實上斯大林并不是‘五年計劃'和與之相伴的工業化想法的原創人。是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首先制定這些計劃的。斯大林借用了它們這些概念，并用官僚主義的方式實施而導致蘇聯和蘇聯人民承擔了不必要的成本。同時,卡斯特羅明顯錯誤地否認—正如西莉亞•哈特曾經指出的—切•格瓦拉有“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卡斯特羅說過：“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談論過托洛茨基……他是個列寧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他甚至認同一些斯大林主義的優點。”確實切•格瓦拉不是一個自覺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但是在他在古巴的最后階段，格瓦拉成為了一個官僚主義制度的批評者，尤其是針對那些他所拜訪過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當他1967年在玻利維亞被槍殺的時候，他的帆布背包中就放有托洛茨基的著作。

然而根據這些評論，卡斯特羅充其量表現出了在‘社會學上的'和政治觀點對于斯大林主義的單方面理解。強迫性集體化的大錯、巨大而恐怖的大整肅以及對于僅存的最后一些英勇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摧毀，絕對不只是斯大林個人殘暴的特性而是來源于官僚主義機器的特征在他身上所表現的人格化和代表性。正如托洛茨基所作的精彩的分析，斯大林主持的是異常官僚主義體制進行的反革命復辟,因為他們恐懼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和工人民主政治的思想。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之所以在最后的分析中，將他自己和切•格瓦拉與托洛茨基和他對于斯大林主義的批評保持距離，是因為他自己的政權也是由一小群不對群眾負有責任的官僚精英所主宰的。

古巴和它的革命與俄國革命具有眾多不同的特征，而且卡斯特羅也不是斯大林。但是，盡管在革命之初他們所獲得的巨大支持，它的缺乏民主控制和管理，以及在工人階級和窮苦下層中缺乏清晰的階級覺悟的弱點是明顯無誤的。卡斯特羅自己也說過，在最初的時候，并“沒有社會主義的覺悟” 。而且通過他的書籍中，我們可以知道仍然沒有對于工人階級角色的清晰意識—正如馬克思所解釋過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代理人，沒有受到其政治角色和貧苦農民的控制，那么建立真正的工人國家也就被革命所放棄了。

他說1968年法國工人階級運動將保持完全的沉默,但那時發生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罷工。而且同年,他又令人遺憾地忽略了在墨西哥發生的針對學生的大屠殺。而且那時, 因為與墨西哥的外交關系—當時墨西哥是拉丁美洲中的唯一承認古巴的國家，所以那一次—卡斯特羅沒有針對墨西哥政府的兇殘行為說過一個字。

古巴國家的特征

這一革命的結果是整個國家由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所控制，在最初之所以受到巨大歡迎的原因在于他們幾乎是在美帝國主義的“利齒”之下進行革命的。但這場革命并非是由工人和農民委員會所控制的，所以這是與1917年俄國革命不同的一場革命，也歷史性地在給古巴這個國家帶來了特有的印記，并隨之帶來了后來所有的社會類型。

這也反映在卡斯特落所考慮的他主持的國家的特征。在作家沃爾卡•斯可爾卡（Volker Skierka）的詢問下，卡斯特羅坦率地陳述：“我不相信有超過一個政黨的真正必需……如果我們的國家分裂成十片那么它如何能堅定地站立在那里？……我認為在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之前一個人被另外一個人剝削的現象必須首先被消滅。”

然而,沒有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治，向社會主義的轉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結束一黨專制、給予所有工人委員會以公平選舉的權利(包括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收入進行嚴厲控制和擁有所有被選舉的官員的職務的權利,是一個民主的工人國家的最低要求。沒有真正對于國家和社會的控制與管理，官僚主義的機器將會不可避免地獲取這一權利，并最終威脅到計劃經濟的存在。這即使是在革命后的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系中也可能存在，更不用說象古巴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只不過是美國的0.3%。

這是真實的，在1990年代早期當面對惡化的經濟形勢，繼而在古巴內出現了公開討論憲法改革的問題；針對國民大會進行憲政改革，包括某種形式的直接選舉，也曾經被提出過。但這仍然是基于在國會中每個候選人都擁有一個席位。它是一種所謂的“民主政治”形式,允許選民從候選人清單中挑選候選人，但所有的候選人都來自于一個政黨。在最近的2008年1月的選舉中，只有614位候選人針對國民大會中的614個席位！同時，古巴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成員、政治局成員和國務委員會成員的挑選，如果需要的話仍然取決于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決定。

在《我的生活》中，當評論到以所謂的走私販毒罪名而處決軍隊高級指揮官阿諾德•奧喬亞（Arnoldo Ochoa）的時候， 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企圖否認他有如此大的控制權。他說到：“這是擁有31名成員的國務委員會的一致決定,國務務委員會成為了法官……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須努力確保所作的每一決定都得到了所有成員的共識。” 但事實上這一如此重要而又具有高度爭議的案例之所以能為國務委員會達成一致是在于這一機構的本身特點和也來自于卡斯特羅本人所施加的權威。

甚至在對他的書的介紹中, 拉莫內特（Ramonet）也宣布卡斯特羅“作出所有的決定，無論大小。雖然他會在作出決定期間，非常尊敬地和非常專業地向黨和政府的政治主管當局咨詢相關問題，但仍然是菲迪爾自己最終作出決定”。但卡斯特羅針對這一說法為自己辯護道：“許多人對待我就象對待一個喜歡的鄰居一樣，他們愿意和我交流。”最后我們要強調的是，在任何國家中，權力總是為領導人和政黨所控制。但是尤其在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中，每一個領導人和每一個政黨都需要嚴格受群眾自下而上的控制。

在健康的工人國家中，正如俄國在1917年到1923年之間,權力應該由蘇維埃（委員會）所行使，而委員會成員的收入與普通人收入差別將受到嚴格控制，群眾并有隨時取消其職務的權力等。然而不幸地是，這一切都未在古巴存在過。因此，蘇聯所曾經面對的困境，仍然會以較小規模的形式和不多的斯大林主義的傳統的古巴存在。列昂•托洛茨基在70年前曾就蘇聯提出過疑問：“是官僚將會毀滅工人國家，或是工人階級將會掃除官僚嗎？……工人們有少許的擔心,一旦他們丟棄了了官僚,他們將會為資本主義復辟復打開大門。”

日益增加的不滿

對于古巴人口中的大多數而言，這或許可以概括他們今天的感覺。不滿正在增加中，特別地在新一代的人當中；73%的古巴人口出生在1959年的革命成功之后。新一代人的疏遠意味著“革命后繼無人”的危險。由他的兄弟勞爾（Raúl）來取代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并不能解決潛在的問題。勞爾作為國防部長，他一直與古巴的軍方有密切聯系。

在1990年代早期, 勞爾（Raúl）因為面對經濟的嚴峻情況，而尋求用軍隊進行一些“自由市場”的實驗；派遣官員去西班牙學習酒店管理和歐洲的會計。勞爾（Raul）曾經屢次訪問中國，以便學習北京的經濟政策。漢斯•莫德爾（Hans  Modrow），前東德（GDR）的最后一任總理，日前正在訪問古巴以討論他的國家在向資本主義過渡中產生的經驗。勞爾同時也縮減了軍隊的規模，推進創新，例如建立農民市場，允許水管工、理發師和其他小規模企業主自雇。通過這一系列的舉措，資本主義成分已經被重新引入古巴，雖然當前還沒有達到能夠摧毀以計劃經濟為主的特征。

毫無疑問地是控制著古巴的官僚精英們之間仍然存在分歧。有一部分人愿意以‘民主的' 形式向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開放’政策。但問題是在于美國殘苛的《赫爾姆斯-伯頓法令（Helms-Burton Act）》。即使那些希望廢除計劃經濟的官僚們也面對著未來可能的邁阿密的（古巴）難民在美帝國主義的庇護之下回到古巴：“國有企業的拍賣，將變為價高者得”（《華爾街日報》）。這不類似于柏林墻倒塌后的東德，（古巴流亡）的那些畜生將會強迫要求全部歸還‘他們的財產’,其中包括今天已經為工人和農民所使用的房子。而且，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訴諸各種手段以對抗群眾并不惜讓任何與卡斯特羅政權有關人員流血。

各種事件，尤其是美國總統大選，會對古巴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已經指出他將會對美國的傳統敵人，如古巴，伊朗等采用比較緩和的立場。他甚至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盡管希拉里最近對于古巴政權發表了好戰的宣言—可能會有限地或者徹底地取消對古巴的禁運令。 在佛羅里達州，美國經濟正在遭受衰退的打擊，充滿了成排的空房。甚至新一代的邁阿密難民也緩和了先前他們對于結束禁運令的決不動搖的立場。

而且已經存在相當部分來自農民的、旅游業的，更不必說麥當勞公司的壓力，他們希望能夠取消貿易障礙，以便于他們能從古巴那里取得大量的利潤。有100名美國國會議員要求取消禁運令。這其實是對于古巴的計劃經濟仍然保留部分的最大的危險。數以百萬計的美國旅游者如洪水般涌入古巴，大量使用他們口袋中日益貶值的美元可能會對仍然保留的計劃經濟成分帶來重大打擊，而且很可能是致命的一擊。正如列昂•托洛茨基所評論的，“對被孤立的工人國家而言，真正危險不在于一場軍事入侵，而是在于“廉價的貨物通過帝國主義的行李車而源源不斷地涌入。”古巴今天將遇到的“入侵”可能會以觀光旅游的形式出現，并還會有資本主義的投資，如果勞爾和其他領導人在未來的日子里執行‘開放’的政策。這在目前是不太可能的前景，只要菲迪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仍然活著。然而資本主義復辟的真實危險仍然是存在著的。

委內瑞拉的石油在現階段對古巴是目前極為重要的生命線。但假如石油的價格發生崩潰，這可能起始于世界經濟的衰退？那么將對委內瑞拉造成深遠地影響，而對于古巴結果也將如此。

當然毫無疑問地是古巴另一派領導人和官僚們將為維持一個計劃經濟而斗爭。正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當處于緊要關頭的時候, 馬克思主義者們會和這一派的古巴領導人和官僚們結成一個原則性的團體,并動員古巴的廣大群眾以抵制任何可能回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圖。

工人的民主政治

一些人，例如英國國會議員喬治•戈勒維（George Galloway）曾經有一個觀點，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國家對于古巴的禁運令是造成這個島國缺乏民主的重要因素。 所有的革命—甚至于包括美國內戰中—當面對武裝的反革命拒絕允許其反對派在‘民主’的招牌下自由活動。我們不支持在古巴為了自由而漠視讓反革命力量組織起來反對革命力量。假如能夠充分利用計劃經濟的優勢—尤其是由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甚至可能厄瓜多爾組成的民主社會主義聯邦—，那么資本主義反革命力量希望盡快使古巴回歸到由地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所構成的整個南美大陸所處的野蠻兇殘之中是很難找到所需要的支持的。

然而，當禁止右翼資本主義黨派以防止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會成為一個爭論的主題的時候，那么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治應該不會有任何疑問。所有支持計劃經濟的政黨—包括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其他組織—應該被允許在古巴活動。這應該作為保護和發展計劃經濟的一部分。沒有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治，古巴可能會落后數十年； 假如這樣，拉丁美洲和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將遭受到沉重打擊。維護革命發展的任務不應該由一個人所掌握,無論他有多堅定和多勇敢；也不應該由一小群男人和女人所負責；而是應該由已經覺醒的并有足夠政治覺悟的古巴工人階級聯合整個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群眾所共同承擔。

這無法通過自上而下來實現，而且已經為委內瑞拉的雨果•查維斯（Hugo Chávez） 的錯誤所表現出來。現在所應該采取的步驟是在古巴組織一個大規模的群眾活動以便為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治準備好基礎。世界范圍內的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和在拉丁美洲地區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對抗促進了捍衛和鞏固古巴革命成果的可能性。但為了捍衛古巴、委內瑞和拉玻利維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民主和社會主義，我們絕對沒有絲毫時間可以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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