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郭力 史哲

　　- 平均工資相當于二百四十元人民幣。

　　- 房子是國家分配的，電冰箱、電視機、電風扇也都是。

　　- 古巴執政黨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堅定不移，歷史上從沒有一個運動是折騰知識分子的。

　　- 卡斯特羅的9個子女，沒一個在做生意，也沒一個當官。

　　- 公交車、冷飲店、外匯券商店總排著長隊。

　　哈瓦那已經在雨季的末尾了。雪茄色的陰云下，加勒比的海水幾乎是黑色，間或的，有陽光從云層中鉆出來，灑出圣潔的幾縷。

　　在與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直接對峙中，古巴，這個西半球獨樹一幟的社會主義國家，堅持了將近50年。

　　2月25日，勞爾·卡斯特羅當選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古巴完成了最高領導人的交接班。82歲的菲德爾·卡斯特羅退休了，美國國務卿賴斯期待的“巨大的變化”并沒有發生。

　　勞爾·卡斯特羅說，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當前的“要務”，同時也強調“務必以全面、連貫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

　　而當全世界都在試圖從古巴新領袖的言行中尋找“改革”的暗示時，哈瓦那人還在繼續、重復著自己的生活。傍晚，燈塔下，西班牙式小樓透出了暈黃的燈光，三三兩兩的釣魚人正在收線，三四尾的魚獲將會是一家人的晚餐。有名賣藝的青年，吹著長號，曲子是披頭士樂隊的“Hey，Jude”。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一家住在“美洲棒球場”附近。米莉安的父親是國營企業的副總經理，全家月收入800古巴比索(約240元人民幣)。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古巴的平均工資大約只相當于100元人民幣，即便卡斯特羅，月薪也只相當于人民幣300元。

　　房子是國家分配的，電冰箱、電視機、電風扇也都是。和大多數古巴家庭一樣，縫紉機加上藍色塑料布用作電視柜，冰箱的門關不上了，就焊上一個插銷。

　　而國家配發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一個綠紙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頁，登記了全家的人數和年齡，第二頁登記著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資，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或紅豆，2.5公斤糖，1塊肥皂，10個雞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雞肉。

　　每個月頭幾天，米莉安和媽媽一起拿著小本子到附近的“國營供應點”，只要有這些物資到貨，他們就以國家統一規定的便宜的價錢購買。比如，前5個雞蛋每個約人民幣5分錢，后5個3毛，再想多買，就要更貴。

　　發黃的日光燈管、幾個趴在柜臺上聊閑天的工作人員、墻角邊的十幾袋大米、裝菜油的大木桶，這幾乎就是哈瓦那一些“國營供應點”的標準配置。

　　“前兩天菜油還沒有到貨，不知道這兩天來了沒有。”米莉安的母親搖搖頭，說，“本子上的東西，基本上夠全家吃一個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買了。”

　　國外的親戚寄的，企業在計劃外生產的，甚至是從工廠“順”出來的——哈瓦那人總有自己的辦法，拿貨到“黑市”上賣，并且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黑市”價格高于國家定價，但基本能滿足古巴民眾生活所需。

　　就在這個社區的“國營供應點”隔壁，一扇窗戶開了，開始出售自制的朗姆酒，大約5塊錢人民幣可以買到0.5公斤。附近的居民正在排隊，爭相購買，但一看到記者舉起的相機，馬上就散了開去。

　　而米莉安家的冰箱里，也有一個生日蛋糕，還有那么一瓶“雪碧”。

　　米莉安家最新的電器，是一臺中國生產的電飯煲。2006年古巴從中國進口了上百萬臺電飯煲和電冰箱，從古巴最窮的鄉村開始，平均分發給全國的民眾。“冰箱大概也快了。”母親說。

　　“國營供應點”門前張貼著配發給各戶冰箱的領取情況。這是古巴和中國海爾公司談判進口的，據說多達數十萬臺。它們被優先供應農村和偏遠地區，直到2006年底才剛開始在首都配發。中國前駐古巴大使陳久長告訴我們，這體現了卡斯特羅的一貫思路，“優先照顧窮人和最不發達的地區”。

　　“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羅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親剛剛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醫生的診所，米莉安的父親花了大約3塊5毛錢人民幣，這是3針青霉素的錢，在古巴各級醫院，所有的檢查、診斷都是免費的。

　　Zemo是這片社區120戶家庭、600多人的“家庭醫生”，他負責這里的疾病預防、診療以及社區防疫等。病人只有經過家庭醫生診斷之后，才可以進入上一級綜合診所或醫院醫治。

　　他要為管區內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過重病的居民，他還要定期探視和回訪。診所配備有基本的醫療設備和藥品，就診室、候診室、檢查室，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這個獨具古巴特色的“家庭醫生制度”，產生于上世紀70年代，并一直延續至今。

　　米莉安的父親對國家的醫療制度也有微詞。“住院是不收費，不過要想有好一點的康復條件、好一點的伙食，也需要付費。”“醫院、醫生也總是有好壞之分，而且想早點得到治療，或者去好一點的醫院，就需要關系和送禮。”他說。

　　不過，菲德爾·卡斯特羅依然認為：“在最近幾年衛生領域采納的眾多建議中，也許沒有一項像家庭醫生這種制度更能得到這樣大的社會成就和醫療界的反響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國人，看見我們的醫生、教授為他們服務，分文不取，他們就明白了，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羅的革命。”古巴律師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說。

　　18歲的米莉安在技校學電腦。她父母并不擔心學費，古巴各級教育都免費。古巴駐華大使埃爾南德斯介紹，“即便在經濟最困難的上世紀90年代，也沒有停辦任何一所學校，沒有一間學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教授在哈瓦那大學西班牙語系擔任教務長，他說，哈瓦那大學的任務就是“培養有質量的學生為國家服務”。

　　古巴也有全國統一的“高考”，其中所有專業必考的科目是歷史。在Cadiz教授看來，“清楚古巴的歷史與現狀，對大學生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培養，都很重要。”

　　米莉安技校畢業后，也可參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還可選修“社區大學課程”。“社區大學課程不需要考試，是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教授說。

　　哈瓦那大學曾經培養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現在則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者，被譽以“社會工作者”、“卡斯特羅的兒女”，他們在學校和其他國家機構中擔任重要工作，是古巴未來的干部儲備。

　　而哈瓦那大學的各級黨委，并不直接參與行政，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級監督學校行政教學機構的工作。

　　年輕人常有自己的想法。哈瓦那大學本科三年級的中國留學生趙威爾，曾參加過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班會。一次反美游行，班里有4個古巴同學沒參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學生會特地召集全班同學，討論“是否應該參加游行”。

　　“那4個同學堅持說，不參加游行是‘基本的人權’，然后背起包就走，教室里居然有零星的掌聲。不過后來他們還是被‘社會工作者’找去分別談話了。”

　　“到處都是社會主義！”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車”上，總會有張簡單的表格和一支筆，司機要記錄下每一單生意旅客的人數以及出發地和目的地等等，以應對隨時可能遇到的檢查。中國留學生沈青山介紹，這是為了“防止挖社會主義墻腳”，因為出租車公司是國有的。

　　用外匯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國人的酒店，只準外國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個不完全屬于古巴民眾的世界。就連街上的出租車都明確區別：有空調標志的轎車，是用CUC支付的，“古巴人一般決不至于拿半個月的工資打一趟車”，沈青山說。而大多數古巴人所謂“打的”，是“突突”冒著黑煙的前蘇聯大轎車。更準確地說，這是轎車模樣的公交車。

　　因為石油短缺，卡斯特羅一聲號召，古巴所有的公車私車，都招手即停，只要順路，誰都可以搭車。

　　每天下午1點鐘和晚上8點鐘，4家國有電視臺統一播放國家新聞；古巴惟一的中文報紙《光華報》的編輯蔣祖康向本報記者介紹，他們的報紙上關于古巴的新聞，就直接從《格拉瑪報》、《勞動報》、《古巴青年報》等官方報紙上面翻譯，“沒有自己采寫的報道”。

　　公交車站總是排著長隊，因為很久才有一趟車；冷飲店前總排著長隊，約3毛錢人民幣的冰激凌總是稀缺；兌換外匯券CUC的地方也總排著長隊，因為只有外匯券商店才能買到洗滌劑、家電甚至好一些的衛生紙。“這是一個排隊的國家。”哈瓦那大學光學專業的博士生胡里奧說。

　　回顧古巴歷史，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吳洪英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美國逼卡斯特羅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美國封鎖根本上限制了古巴發展，只能由國家統一協調有限的資源，向蘇聯一邊倒。”

　　1960年8月6日，古巴的美國煉油廠拒絕加工蘇聯石油，菲德爾·卡斯特羅宣布對美國在古巴的煉油廠、糖廠、電力公司和電話公司實行國有化。次年4月16日，卡斯特羅宣布古巴革命為社會主義性質。第二天，由美國中情局訓練和武裝的古巴流亡分子在豬灣登陸，卻迅速被擊潰。

　　“菲德爾確實厭惡資本主義。”多次擔任卡斯特羅中文翻譯的王政透露，“他常說，沒人比他更有資格評價資本主義，因為他親見過哈瓦那曾經的糜爛和腐化。”

　　卡斯特羅把海外援助和大部分財政“都用在農村建設上”，“社會主義革命以來，農村變化最大，中國的許多農村比古巴農村要差得多。”陳大使說。

　　在哈瓦那，革命幾十年來，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個商務中心、一所新的大學，幾乎就沒有什么新建筑。

　　根據不同的行政級別、工作崗位，古巴制定了19級的工資標準，最低225比索，最高525比索。全古巴勞動者，同級別就拿同樣的工資。

　　吳洪英研究員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義”概括古巴的各項社會分配制度；曾在中國留過學的古巴人SraTaoLi說；“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飯，有學習，有醫院。我們過得安靜，沒有槍，沒有毒品。”

　　“這個國家到處都是社會主義！”在古巴生活了17年的王政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