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批判——自由帝國擴張的悖論（八）

    

美國對外干預的合法性危機

    布什在2000年當選總統后，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掌握了外交大權。他們認為，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全球版圖已經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美國權力的強大，后冷戰時代已經變成了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二是新的國家條約和法律的擴散。由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在后冷戰時代，美國不應該讓那些條約限制自己的自由活動空間。
    在布什政府就任后的第一年中，美國就退出了五個國際條約，而且是以盡可能粗魯的方式退出的。差不多在所有方面——從朝鮮問題到中東問題，布什政府都執行著一種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而且布什在白宮就掛著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畫像。羅斯福有一句名言：“說話溫和，手持大棒。”
    “9•11”恐怖襲擊進一步強化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態度。在受到襲擊之后，北約其他成員國在歷史上第一次援引自衛條款表示愿意向美國提供任何可能的幫助時，布什政府差不多是無視了北約，決定美國要單邊行動，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因為美國需要更多的自由活動空間。很顯然，布什政府向北約發出的信號是，美國不需要北約中的其他盟友。
    布什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代號為“震懾”，它表示的意思是，美國需要以它的力量來恐嚇其他國家，對其他國家要永遠進行威脅，進行斥責，永遠不示弱。
    布什政府解釋說，反恐時代美國的外交政策不能混同于兩極世界時代。兩極世界時代美國面臨的威脅是理性的國家，所以可以用遏制或相互大規模摧毀的威脅來使對方保持克制。但在恐怖主義橫行的時代，美國面臨的是一些搞自殺性襲擊的狂徒，無法用理性威脅使他們保持克制。
    在這一分析基礎上，布什的國家安全政策主要有三個內容:：（1）在處理全球問題上，單邊行動比國際條約或國際組織的行動更有效；（2）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不能向美國的軍事統治地位挑戰；（3）美國可以自由地向一切它認為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怖組織及國家采取先發制人的措施，把危險消滅于萌芽之中。
    然而，這樣一種外交政策是很危險的，它那種頤指氣使的樣子，凌駕于一切國際機構之上，使美國傳統的盟友都很難接受。美國雖然還擺出一副需要國際社會幫助的樣子，組織一些“志愿者聯盟”，但它支使那些“盟國”像自己的走狗，只讓盟國出錢出力，根本不征求它們的意見，這種聯盟是無法長久的。連美國的《商業周刊》雜志都擔心，這種破壞多邊機構與多邊協議的做法設計得很不合理，一片混亂，只能使世界變得更不穩定，更危險。
    當美國陶醉于自我強大實力的同時，美國在世界上的形象、在盟國中的威信卻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如日中天。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尋求并實際領導建立了全球聯盟和多邊機構：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其他數十個國際組織。毫無疑問，美國的這些做法也都是為了美國自己的利益：這些活動在全球建造了一個親美國的富裕而安全的世界，為美國經濟的擴張與繁榮奠定了基礎。
    為了遏制蘇聯的擴張，美國為復興歐洲啟動了“馬歇爾計劃”，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讓西歐國家與日本相信，美國在促進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也考慮了別國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在擴張勢力范圍的同時讓其他國家相信，不用害怕美國強大無比的力量。而從冷戰結束后，美國卻在一切國際行動中都盡量要顯示自己的力量，讓其他國家害怕。從科索沃、阿富汗到伊拉克，美國在軍事干預中無所不用其極，竭力向世界展示自己無比強大的軍事實力。同時，在一切國際事務中，美國都我行我素，隨意撤出國際條約，繞開國際機構采取單邊行動，這些做法甚至引起了美國傳統盟友的擔心。這種態度顯示出美國在世界上所處的一種奇怪地位：一方面它強大無比，另一方面卻孤立無援。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纓爾•亨廷頓意識到了美國使用武力統治世界的危機。他在與英國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的一次談話中，坦誠地承認，美國的力量及其統治要求的合法性之間出現了裂痕。他認為，只有當兩者并行不悖時，美國的統治才會有效并得到承認。從長遠看，在沒有合法性的情況下使用權力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此，他用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話提醒美國政府說，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永遠不可能強大到一直做統治者，除非它懂得把其力量轉化為法律，把服從變成義務。
    布什政府把自己凌駕于聯合國安理會的機制之上的做法也遭到了美國企業界的反對。美國《商業周刊》雜志在伊拉克戰爭剛剛打響后就發表文章說，美國的企業界經理們開始擔心，經濟全球化與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先發制人的外交政策不符合。當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對外處于這樣一種混亂的、威脅別人的態勢時，資本、貿易與勞動力能自由流通嗎？當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府都認為美國可以不顧國際法律及國際機構的約束而一意孤行時，美國企業在一個多國經濟的舞臺上活動能不遇到更多的困難嗎？《商業周刊》的結論是，一個分裂為經濟上的多元化與安全政策上的單邊化的世界是不穩定的，充滿風險的。
    美國著名的金融投資家索羅斯對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十分不滿，他預言布什發動的這場“反恐”戰爭注定要失敗，“布什政府從事的反恐戰爭由于是基于虛假的偽裝，注定不能取勝。它更可能導致國家長期處于戰爭狀態下。恐怖分子是很難看清楚的，因此他們是絕不會消失的。所以，他們將繼續為美國追逐霸權提供一個方便的借口。而美國不斷追逐霸權將繼續引起反抗，于是形成暴力升級的惡性循環。
    美國國內輿論出現的反對意見反映出美國人的另一種擔心，擔心美國在世界上的行動正在失去合法性，或曰正在失去民心。
    美國遭遇的合法性危機體現在三個層面：美國作為西方國家領袖的地位在下降，美國的道德形象在衰落，美國國內的民眾開始懷疑政府的決定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是西方國家的領袖，能從西歐、日本、加拿大等國得到全力的支持。但從布什第一次當選執政起，美國與歐洲的關系就開始緊張，在許多國際問題上美歐的立場都大相徑庭。伊拉克戰爭使這種矛盾暴露無遺。當伊拉克戰爭開始后，位于華盛頓的“德國馬歇爾基金”及位于意大利都靈的另外一家基金共同組織了一次對歐洲國家的民意調查，在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葡萄牙、美國和波蘭各做了 1000個抽樣。民意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歐洲民眾不再把美國看做世界的領袖，這種情況在強烈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法國和德國尤其嚴重。
    調查表明，美國和歐洲之間有關伊拉克戰爭的分歧削弱了美國在歐洲的地位。這一分歧的負面影響之大，促使70％的法國人、50％的德國人和意大利人以及44％的葡萄牙人不歡迎美國繼續擔任世界的領袖。調查發現，歐洲各國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總體支持率由2002年的38％減少到30％。布什在法國和德國的支持率低得驚人，分別僅為15％和16％。調查指出，布什在德國的支持率急劇下跌的含義是，過去美歐出現矛盾時，德國人不愿被迫在歐洲與美國之間做出選擇，但現在明確地表示傾向于歐洲。
    調查發現，81%的德國人認為，就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而言，歐盟比美國更重要。美蘇進行冷戰的十年里，是美國駐軍保護了西德的安全，但現在，只有9％的德國人認為美國能夠保護德國的重要利益。
    在整個冷戰時期，美國樹立了一種以維持人權、推廣民主的形象，因而得到了西歐國家的支持，也造成了東方國家集團內部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一種幻覺。然而，隨著美國用武力在全球推廣“民主”，人們對美國輸出民主的意圖產生了懷疑，發覺美國往往利用人們對民主的熱情來操縱、控制政治人物，一旦美國認為它曾經支持過的人或政治運動不受它控制，它就要除掉這些因素。這不但影響到美國在傳統盟國中的形象，它們將不再支持美國“槍桿子里面出民主”的做法，也影響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們對美國的信任。如果某國的領導人意識到，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結盟，必須對其言聽計從，否則就可能隨時被“換馬”，他們能愿意與這樣的大國結盟嗎？
    美國國內輿論也開始質疑布什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且開始懷疑美國政府的做法是否偏離了美國的價值觀。比如，當美軍虐待阿富汗及伊拉克戰俘的事情被曝光后，美國輿論一片嘩然。美國政府采用了各種辦法推卸責任，想把虐囚事件說成是士兵的個人行為。然而，各種調查都證明，美軍士兵采用非人道的手法迫害俘虜是得到上級首肯的，而且似乎是在某些政府機構的示意下進行的。一些士兵與律師聯手，狀告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及美國國防部的一些高級官員。他們引用國際紅十字會的調查說明，美軍隨意抓人并虐待犯人的情況之普遍令人吃驚，在伊拉克關押的嫌疑犯中有70％—90％的人都是錯抓的。要起訴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的律師們說，美國制度中的關鍵一條是任何人都無法凌駕于法律之上，而虐囚事件說明，美國政府的政策直接導致這些違反法律的行為，這是明顯在破壞法治。《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指出：“無法無天永遠不該是美國的選擇。一旦法治被消滅，剩下的只有道德敗壞的環境，一個偉大的民族就會失去它的靈魂。”
    布什政府的“反恐戰爭”是以“自由民主”的名義開展的，然而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以后屢屢被曝光的美軍虐囚事件卻給這種“高尚的名義”罩上了一層疑云。國際大赦組織在年度報告中批評了美國的人權紀錄，指出美軍在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關押著五百多名未經任何審判的嫌疑犯。關著那么多人又不說明為什么，還不給人辯解的機會，人們很難相信這種做法會有助于推進世界民主與自由的進程。美軍把一些嫌疑犯關押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監獄里，對他們進行人身侮辱和嚴刑拷打，甚至將一些人迫害致死。這些事實被披露出來后，美國總統布什那些有關支持“人類不可談判的尊嚴”的講話顯得多么蒼白！難怪一些美國議員也站出來說，在虐囚事件中，“美國總統開了綠燈，國防部制定了規則，司法部提供了證據，中央情報局企圖掩蓋它”。
    美國的盟國懷疑美國對外干預的合法性，美國要在全球維持它的霸權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比如，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關系教授兼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庫普乾在《美國時代的終結》一書中指出，冷戰后的國際形勢比冷戰時期復雜得多，制定美國的“大戰略”也難得多。庫普乾向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挑戰說，民主在美國就受到了挑戰，參與投票的選民越來越少，美國人對民主制度的熱情大減，社會差距在拉大，民主制度的運行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病，等等。他認為，目前的國際形勢實際上是地緣政治大變動之后的暫時平靜，美國唯一超級大國主導世界事務的情況不會永遠維持下去。庫普乾警告說，世界向多極轉化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對世界的主導大概還能持續十年。如果美國當政人物意識到這一點，明智的做法是設計一種自由世界的秩序，以適應歐盟及中國等勢力的崛起，而不要一意孤行地維持美國對世界的統治。庫普乾認為，未來美國遇到最大的挑戰會來自美國的傳統盟友歐盟國家，雖然歐美矛盾還不至于發展到對抗及戰爭，但它們之間的分歧足以使美國無法再依賴二戰后建立的對它有利的這套國際體系，無法再依靠跨大西洋的特殊關系來主導這些國際機構的運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歐洲人把美國人從聯合國的分支委員會中擠了出去。庫普乾的觀點很鮮明：美國必須為歐盟的崛起騰點地方，因為無論如何歐盟的崛起是美國所決定不了的。如果美國處處給歐盟找麻煩，那么崛起后的歐盟一定不會把美國當朋友。

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美國內部的反對

    美國對外擴張是要獲取更多的利益，但這些利益只被那些決定擴張的政治人物與某些企業所分享。通過各種媒體的報道，我們知道美國政界人士與企業界的關系之密切世上少有。共和黨的領導人與一批企業關系密切，民主黨領導人與另一批企業關系密切。
    以共和黨為例，舒爾茨曾是貝克特爾集團的總裁，在尼克松總統時代當上了財政部長及總統經濟委員會主席，之后又出任了里根政府的國務卿。溫伯格曾是貝克特爾公司的副總裁，后來當上了里根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曾擔任過哈利伯頓公司的總裁，在老布什政府時出任國防部長。即使是總統，也不乏出身企業家的。比如，老布什是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創始人，后來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中央情報局局長，最后當選為總統。
    企業界與政界的這種密切關系與美國的政治游戲分不開。美國的政黨需要企業的支持來競選，而政治家一旦當選就必須為企業尋找賺錢的機會。賺錢的機會哪兒都有，國內公共市場往往由當政的政治家賞給了支持自己競選的企業，當美國利用政治優勢或軍事優勢占領海外市場后，當政的政治家也要把它們交給那些在政治上曾支持過自己的企業。比如，伊拉克戰爭尚未結束，美國聯邦政府就邀請五大美國公司貝克特爾集團、福陸公司、哈利伯頓公司子公司克魯格—布朗—魯特公司、伯杰集團公司和華盛頓國際集團公司投標價值9億美元的伊拉克戰后重建合同。伊拉克重建項目內容包括伊拉克機場、公路、醫院、港口、橋梁、學校、飲水排水系統等基礎設施，合同總價值超過19億美元。這一重建合同被認為是“自二戰后美國幫助德日重建之后的最大的政府重建項目”。這些被邀請競標戰后重建項目的美國公司也有可能成為戰后伊拉克油田工業的“掌門”。
    消息傳出，歐洲人可算抓住了批評的把柄。歐洲媒體批評說，美軍在伊拉克狂轟濫炸，造成無數損失，然后又把重建伊拉克的工作委派給專門指定的美國公司，這是故意制造戰爭財。歐洲政府抱怨說，美國政府對伊拉克重建的招標只向美國公司開放，而歐洲的公司完全被排斥在投標過程之外。這種做法不公平，違背市場競爭的規則。華盛頓“偏心眼”的做法也遭到美國國內不少企業的指責，因為被選中參加競標的美國公司是政府內部選定的，很多美國公司批評說這一秘密“投標”過程有失偏頗，不夠公正。
    然而，布什政府對類似的批評不屑一顧，堅持說自己的選擇程序是公正的。負責招標的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的負責人找借口說，出于安全問題的考慮，一些美國公司將有優先權。因為參與競標的公司在競標時必須閱讀國家機密文件，所以只有美國政府認為是可以保護國家安全的公司才能參加。
    被美國國際發展署選中的這五家公司一直是共和黨的忠實支持者，它們在過去的兩次總統選舉中總共捐助了350萬美元，其中給共和黨的經費占其捐助的66％。
    貝克特爾集團曾為美國政壇輸送過許多政治人物，如前國防部長溫伯格、前國務卿舒爾茨、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等人。在1999到2002年間，該公司以個人捐助和所謂“軟錢”等形式向共和黨注入130萬美元。當貝克特爾集團被選為伊拉克戰后重建的投標公司后，《舊金山紀事報》的一篇文章透露說，一位德國記者發現，由伊拉克向聯合國提供的一份報告稱，貝克特爾集團在20世紀80年代是向伊拉克出口武器的24家美國公司之一。
    哈利伯頓公司也是共和黨的重要贊助商，上次大選為共和黨捐助了70多萬美元。布什政府的副總統切尼在1995——2000年就曾擔任哈利伯頓公司的總裁。
    福陸公司在過去兩次重要選舉中為共和黨競選捐獻了48萬美元，同五角大樓聯系密切。該公司的戰略和政府服務副總裁肯尼思•奧斯卡當上了美國陸軍的執行副部長，執掌軍隊350億美元的后勤補給購買大權。
    這些公司得到了美國國際發展署的青睞，贏得了伊拉克戰后重建的合同，但這也只是這些公司牟取戰爭暴利的第一步，它們的眼睛真正盯上的是伊拉克油田的管理權。
    據美國媒體報道，從打了伊拉克戰爭以后，美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們都喜歡到伊拉克尋找發財的機會。“監督政府項目”負責人丹妮爾•布萊恩說：“現在五角大樓有一種潮流，官員們喜歡到工業界尋找他們的第二職位，但是，過去并不是這樣的。”在布什上任伊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明確表示，他希望五角大樓能有一些企業界人士加入，并點名邀請軍火承包公司的主管執掌美國三軍：前諾斯洛普格魯曼副總裁詹姆斯•羅奇被請來當空軍部長，前美國通用動力公司的前首席執行官戈登•英格蘭任海軍部長，來自安然公司的托馬斯•懷特任陸軍部長。三軍部門的主管都來自政府的承包商，這在美國史無前例。新學院大學世界政策研究會的調查顯示，在布什上臺后的一年半內，白宮任命了32名軍事承包公司的前經理為政府的高級決策顧問，他們的頭銜不是付薪顧問就是主要合伙人。拉姆斯菲爾德自以為這些企業界人士能給五角大樓帶來更多的管理技巧，但實際上很多武器購買合同都成為承包商與官員們利益交換的籌碼。
    其實，布什政府與某些企業的私下交易源遠流長，伊拉克戰爭的爆發與它們都有關系。2000年至2001年，美國金融市場上的技術泡沫破滅，緊接著股市上又爆發了一系列的企業造假丑聞，安然公司丑聞引發了最大的審計公司安達信的丑聞，安然公司的倒閉使大批的投資者撤離股市。某種程度上為了平息股市的恐慌，布什政府選擇了戰爭。
    然而，安然公司的倒閉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美國政治中的腐敗會對美國經濟造成無窮后患。安然公司與布什家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美國的評論家凱文•菲利浦斯說，是布什王朝造就了安然還是安然造就了布什王朝，這是件說不清的事。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布什家族與安然公司的關系可以追溯到1988年。當時，剛剛當選總統的老布什立即替安然公司到阿根廷去游說。安然公司的總裁肯尼思•雷成為1990年工業七國集團經濟首腦會議的主持人之一，成為布什總統的出口委員會成員。當老布什在1992年爭取競選連任時，雷又成為他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老布什落選后，他的班子中兩名重要成員國務卿貝克及商務部長莫斯巴舍都進了安然公司。安然公司直接資助一些共和黨保守派重要成員，如《旗幟》雜志的總編威廉•克里斯托爾就是安然顧問委員會成員，從安然公司領到過10萬美元的“咨詢費”。安然公司還雇傭了一名基督教極右派的鼓動家卡爾•洛夫在賓夕法尼亞州鼓動對能源企業放松管制。此人又把前基督教聯合會前負責人里德推薦給安然公司。安然公司付他每月1—2萬美元的“工資”，直到公司倒閉。
    值得一提的是，得克薩斯州的參議員格拉姆的夫人也獲得了安然公司經理一職。而這位格拉姆夫人曾經擔任過布什政府期貨交易委員會的主席，并在1992年通過了一項法律例外案，允許安然公司經營能源期貨交易。當她成為安然公司的經理后，她丈夫收到了安然公司為贊助他競選的10萬美元。作為交換，他推動議會在2000年通過了一項法案，使能源公司的期貨交易擺脫了金融監管機構的控制。因此，安然公司造假丑聞與政治有直接關系。安然公司的業務已經從傳統的能源產業開發轉到了金融衍生產品，金融投資的項目達兩千多個，從天氣變化的指數到寬帶輸送一應俱全。但因為安然是能源企業，這些金融交易根本不受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督。投資者以為安然是能源企業，對安然經營這么多金融投資的風險一無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當股市泡沫破滅，金融衍生產品行情大跌時，安然公司當然也支撐不下去了。做假賬欺騙自己的股東，以維持自己的股票價格和公司的流動資金，成為安然公司的選擇。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丑聞一被揭發出來，安然的股票大跌，公司也被迫破產。安然公司的故事說明了美國式政治腐敗對經濟的破壞力絕非一般，當政治領導人為了某些企業的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時，危機似乎就不會太遠了。
    政治家與企業家之間投桃報李，這在美國政壇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但是過去美國的政治家對此還有些顧忌。現在，美國政壇上當政的新保守主義者們自認美國在世界上一超獨霸，布什連續當選說明他們有美國國內選民的支持，因此他們不再忌諱用政治資源給支持自己的企業大開綠燈，美式的“腐敗”在公眾眼前暴露無遺。許多美國企業沒能在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中得到實惠，它們開始抱怨布什的外交政策，因為它們意識到美國政府的這種政策會使它們在海外的利益受損，會使海外市場開發變得越來越困難，而這一切最終不利于美國的利益。美國《商業周刊》雜志就反映出另一些美國企業的經理們的擔憂，他們認為，當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威脅別人時，美國主張的資本、貿易與勞動力自由流通不會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而當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府都認為，美國是首先破壞國際法律及國際機構框架的國家，它的行為不受任何國際約束，那么它們就會懷疑美國企業在它們國家經營帶來的利益是否會大于風險。這樣，美國企業的經營模式就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因為它需要在多國經濟的舞臺上活動。

美國全球霸權戰略對美中關系的影響

    許多人都認為，現存的世界秩序對美國是最有利的，美國利用強大的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控制著世界的各種資源與市場，左右著各種國際組織，影響或參與各種地區一體化建設。在這一背景下，美國似乎沒有理由再采取攻勢去改變國際環境。然而，從布什政府2001年上臺執政后，美國似乎在全球采取了一種攻勢，在經歷了“9•11”襲擊后，更是如此。
    美國為什么這么氣勢洶洶呢？要理解這一點，似乎可以從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得到一些啟示。他分析道：“國際政治從來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可能永遠如此。雖然大國競爭的烈度時有消長，但它們總是提防對方，彼此爭奪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這意味著一國獲取權力是以犧牲它國為代價的。然而，大國不止是為了爭當大國中的強中之強。盡管這是受歡迎的結果，它們的目標是成為霸主，即體系中唯一的大國。”
    雖然美國已經是世界舞臺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了，但是，美國還在擔心其他地方出現地區性大國，擔心這些地區性大國的發展會挑戰它的全球霸權，因而影響它的地位。從這一角度看，美國肯定不愿意看到其他大國的發展，無論這種發展是不是和平的。美國原來很擔心歐盟的一體化發展，擔心由法德主導的歐洲一體化發展會形成一個與它競爭的政治對手。但隨著歐盟的擴大，美國似乎在新加盟的東歐國家中找到了新的盟友，可以抗衡法德主宰歐洲發展趨勢的力量，因此對歐盟也就不那么擔心了。美國更加擔心的是中國的發展，擔心中國在亞洲形成巨大的影響，從而挑戰它在亞洲的地位。其實，中國并沒有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秩序，也就是說并沒有直接挑戰美國的霸權。那么，中國和平地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市場不斷擴大，中國經濟增長既能為美國提供市場又能提供資本，這難道不是一種雙贏的游戲嗎？中美關系的發展為什么不能一帆風順呢？
    套用米爾斯海默的話說，一些中國人與一些美國人都相信，“倘若中國實行民主制并融入全球資本體系，它就不會好斗，而會對東北亞的現狀感到滿足。按照這一邏輯，美國應該接觸中國，加快后者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這是一項鼓勵中國向民主過渡的政策。倘若接觸政策獲得成功，那么美國就能與一個富裕民主的中國協同努力，推進世界和平”。
    然而，米爾斯海默認為，這種“一廂情愿”的推論是不可能成功的，接觸政策注定要失敗。因為“如果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增長中心，它必然會把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能力并主宰東北亞。無論中國實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還是成為專制和自給自足的國家，這都無礙于它的行為表現，因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一樣在乎安全，況且霸權是任何國家確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當然，當中國不斷增加權力時，中國的鄰國和美國誰也不會袖手旁觀，而會采取行動遏制它，很可能通過組建一個均勢聯盟的方式達到此目的。結果是中國與其對手進行激烈的安全競爭，大國戰爭的危險常常環繞在它們頭上。簡單地說，當中國的權力增長后，美國與中國勢必成為對手”。
    通過米爾斯海默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本身就會引起美國的擔憂。無論中國怎樣朝著“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現代化”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塊頭都不會讓美國的當權者放心。在美國，米爾斯海默的觀點被認為反映了當政的新保守主義對世界的一種看法，那么按照這種邏輯來制定的美國對華政策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隨著2001年布什上臺執政，新保守主義就把矛頭對準了中國。中國被評價為美國的戰略對手，美國政府對華的一系列政策似乎都是要把中國當作以前的蘇聯，圍困堵截的手段都準備好了。然而，“9•11”恐怖主義襲擊改變了美國這種態勢，美國政府不得不把中國問題暫時放一下，以對付眼前的危機。
    此后，隨著“反恐戰爭”的展開，美國對中國的需求也在增加。美國需要中國在反恐與核不擴散方面與美國配合，在朝鮮核危機問題上，美國還需要中國組織六方會談，從中斡旋。表面上看，美國國務院對中國的態度還比較積極，希望中美之間維持良好的合作關系。然而，美國并未因為需要中國就把防止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想法放在一旁。美國對中國現在使用的是遏制與利用并行的政策。
    中國的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也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上贏利，“中國制造”為美國市場提供了廉價優質的消費品，中國還購買不少美國的國債，彌補了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然而，美國仍不滿足于這些。
    當歐盟原則上決定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時，美國政府便威逼利誘，分化歐盟國家，推遲歐盟國家的決定。美國還不斷施壓，要求歐盟國家在即將通過的“行為準則”里把對華技術轉移定為重點，并嚴格限制高技術的轉移，企圖最終形成美國可以掌控歐盟對華技術出口的局面。
    美國還慫恿歐盟與日本等國共同向中國施加壓力，讓人民幣升值或要中國實行更加靈活的浮動匯率。外來投資與出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浮動匯率對外來投資與出口都不利。中國為什么要采取浮動匯率呢？浮動匯率是資本市場開放的必要條件，美國的意圖是否在讓中國加快資本市場開放的步伐呢？中國的金融體系還不夠成熟，市場機制尚不完善，如果貿然放松資本管制，很可能重蹈東南亞國家的覆轍，由匯率危機引起金融危機，從而引起經濟的全面衰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時，美國代表懷特與英國代表凱恩斯都主張管制資本自由流動，反對浮動匯率，他們的理由也就是資本自由流動不利于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這些道理，美國那些主張中國更改匯率制度的人并非不懂，只是因為美國經濟現在更多地依靠金融來贏利，只有打開了中國的資本市場，他們才可能在給中國制造危機的同時，自己大發橫財。
    新保守主義者是些意識形態很強的人，他們一向以反共著稱。在里根時代，他們就將矛頭對準中國的人權、西藏和臺灣等諸多問題。冷戰后，中國更成為他們攻擊的中心。新保守主義的一位代表威廉•克里斯托爾曾經明確表明，美國應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對抗，要表態支持中國的自由派人權斗士和各種宗教運動。
    在臺灣問題上，新保守主義者也不會袖手旁觀。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們早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就公開表示，要求美國政府放棄在臺灣問題上奉行“戰略模糊政策”。2005年，臺灣的政治領導人相繼訪問大陸，兩岸的緊張關系得以緩解，美國對臺灣問題更加警覺。其實，在美中關系中，臺灣一直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新保守主義者不會讓臺灣海峽兩岸的關系順利發展。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新保守主義也在對中國實行包圍：美日加強了軍事同盟；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開始一系列軍事合作；美國尋求與印度結成同盟；在中亞幾國開展“顏色革命”，制造混亂；在中國的西部邊境造成一些隱性威脅。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毫不掩飾他們要“遏制”中國的企圖。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羅伯特•卡根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評論說：“美國在亞洲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放棄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二是采取措施遏制中國的雄心。”他說：“我們還是別自欺欺人了。不把中國當成敵人卻又想走第二條道路是很難的”。
    新保守主義相信先發制人的戰略，換句話說是進攻性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對中國這種潛在的地區霸權只有打擊、遏制，搞軍備競賽，拖垮它。這是一種冷戰時期的思維，美國曾經用這個辦法拖垮了蘇聯，鼓吹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人當中有一些就是制定對蘇戰略的，他們希望用同樣的辦法搞垮中國。左右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人中，有些人與美國的軍工集團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只要搞軍備競賽，他們就受益無窮。這真是一舉兩得的事。為此，他們不斷地引導媒體去報道中國的軍事裝備現代化發展得如何快，既可以成為他們向臺灣銷售新武器的借口，又可以挑逗中國大陸與臺灣展開軍備競賽。美國的《大西洋月刊》就刊登了卡普蘭對美軍太平洋艦隊采訪后寫的文章，公開鼓吹這種戰略。按照卡普蘭的分析，從阿富汗戰爭后，世界就看出了美國的地位。美國的實力使它可以結成任何形式的“志愿者聯盟”，因為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需求超過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需求。他認為，美國與崛起的中國在21世紀必然要沖突，會發生一系列冷戰式的沖突與對峙，美國應該利用它的結盟優勢把中國包圍起來，以夏威夷群島為基地聯合日本、韓國、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與印度。這種包圍會使中國不敢輕舉妄動，如同當年的北約使蘇聯不敢隨意西進一樣，最后可以拖垮中國。
    然而，美國不可能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這與當年美蘇對抗時的情況完全不同。美中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美國在中國的利益太大。美國在歷史上就一直想打開中國的大門,19 世紀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是要與歐洲列強瓜分中國市場，背景也是擔心中國不與美國通商貿易。自從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后，美中貿易額不斷增長，從1979年中美建交時的24．52億美元增長到 2004年的約  2 310億美元。美國對華投資也在不斷增長，中國成為美國跨國公司的最大利益所在，美國很難再把中國當作邪惡軸心來宣傳。美國的外交政策中有著很濃厚的重商傳統，因此布什政府也不能無視商務派的看法。而美國的商務派從來都認為，通過交往，美國可以用外交及經濟的手段改變中國，使中國向美國希望的方向轉變。
    從另一角度看，中國畢竟是東亞的地區大國，亞太地區的穩定離不開中國。冷戰后，中美戰略關系的基礎由聯合對抗蘇聯轉為廣泛的經貿合作及在亞太地區發揮穩定作用。另外，在許多重大國際安全問題上，如減少大規模殺傷武器及其運載工具擴散的危險、防止出現地區危機等問題，沒有中國的配合，美國的全球利益將很難得到保證。美國有許多戰略問題研究人員不認同新保守主義的思維，他們認為：“穩定的美中關系是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東方支柱。失去了這一支柱，美國在亞洲大陸就談不上地緣戰略，并且會因此失去它在歐亞的地緣戰略利益。”
    美國要全面遏制中國需要有中國周邊國家、西方盟國的配合。然而，美國很難做到當年遏制蘇聯那樣的結果。中國的和平發展為亞洲甚至全球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動力，亞洲國家在與中國的合作中獲得了諸多好處，歐洲國家主張與中國合作，共同解決當前的環境與發展問題。而且，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毫不隱諱他們爭霸全球的野心。在這種背景下，有哪些國家會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積極與美國配合呢？
    新保守主義者在對外政策的理念上與美國傳統的保守主義大相徑庭，然而他們也應該聽一聽基辛格等傳統保守主義者的肺腑之言。基辛格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冷戰時期用來對付蘇聯的遏制政策已不適應現實情況。我們也不應該揪住中國國防問題不放。中國國防開支的確在增加，但其軍事預算現在只相當于美國的20％。”。他還說：“與中國合作是避免中國稱霸亞洲的最好方式。敵對態度只會使北京努力清除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此外，中國亦希望與美國合作以發展本國經濟。宣布與中國進行冷戰會令我們一無所獲，并只能得到為數不多的國家的支持。”
    歷史地看，美國的決策者們雖然在不斷設計美國稱霸世界的中長遠計劃，但他們總是缺乏點歷史眼光。為了“消除”他們認為眼前最大的威脅，他們會調動一切力量，一意孤行，然而卻忽視消滅了對手后可能產生的后果。為了打垮蘇聯，他們不惜扶植阿富汗的塔利班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
    1998年，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助理布熱津斯基接受了法國《新觀察家》雜志的采訪，當法國記者問他：“您對美國以前支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給未來的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及建議不感到遺憾嗎？”布熱津斯基回答說：“對世界歷史來說，什么事情最重要？是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垮臺？是（扶植）幾個伊斯蘭主義的激進分子，還是解放了中歐，結束了冷戰？”當法國記者再說：“人們都在不斷重申，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今天是世界最大的威脅……”布熱津斯基回答說：“蠢話！”可以看出，在“9•11”襲擊前，美國的決策者們根本沒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看在眼里。等到蘇聯垮臺后，美國卻成為“9•11”恐怖襲擊的對象。美國花費了巨大的代價才意識到此前他們的決策對美國的利益意味著什么。
    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們似乎仍然認為，美國最大的威脅將來自于有組織的大國。雖然他們被自己主動發動戰爭的阿富汗與伊拉克局勢搞得焦頭爛額，但他們還是在把眼睛盯著那些“地區大國”，處處在想著這些國家的發展壯大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在亞洲，他們就是不放心中國，總是在想些法子阻礙中國的“崛起”。其實，中國的和平發展并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損害。美中在亞太地區有不少共同利益，如果雙方能合作，倒可能給整個地區帶來更大的穩定與發展機會，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好處。相反，如果現在當政的新保守主義者一意孤行，想靠遏制與軍備競賽拖垮中國，倒有可能陷入自己設計的陷阱。中國并沒有興趣在東亞稱霸，也不會與美國搞軍備競賽，美國新保守主義設計的稱霸全球的戰略只可能讓美國自己陷入過去蘇聯那樣的困境：不斷擴大的軍費開支使美國政府無力考慮自己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社會保險的黑洞越來越大，政府與私人債務無節制地膨脹，經濟的非工業化使就業問題成為結構性問題而找不到出路，社會的兩極分化使人們沒有能力再做“美國夢”，美國內部活力下降會進一步影響美國對外的吸引力……總之，新保守主義設計的美國霸權方案是不利于美國的長期利益的。美國人如果不意識到這一點，在遏制中國方面花的功夫越大，對自己的利益損害就越大。
    （《環球視野》摘自《美國批判——自由帝國擴張的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全書轉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