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批判——自由帝國擴張的悖論（五）

丁一凡　

                                   美元霸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經濟受到重創，美國卻大發戰爭財。戰爭即將結束時，美國看到了建立美元霸權的機會，便挑頭召開了一個重建國際貨幣體系的會議。1944年，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舉行了“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即“布雷頓森林會議”。美國憑借其政治經濟實力，促使與會各國接受了美國提出的方案，達成“布雷頓森林協議”，決定成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組織（后來被關貿總協定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是美元—黃金掛鉤的制度，l盎司黃金等于35美元，其他各成員國的貨幣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上下浮動不超過1%。
    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黃金的代表或等價物。由于各國貨幣都通過美元間接地與黃金掛鉤，美元便取得了國際貨幣制度的中心地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這種霸主地位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首先，它使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但其償還債務卻是不對等的或者干脆是不負責任的。美國舉債是以美元計值的，當美國的外債太重時，它可以操縱美元貶值，既減輕其外債負擔，又可刺激出口，改善其國際收支狀況。例如：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美元大幅貶值，美國的債務約減少了三分之一。此外，由于美國投資環境比較穩定，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又比較高，在美投資能帶來較多利潤，所以許多人都想在美投資。而大量美元資金流入美國，美聯儲可以維持較低的利率，反過來又刺激經濟增長。
    其次，一般當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它需要調整經濟政策，否則它的外匯儲備會耗盡，匯率會崩潰，所以它必須減少財政開支，約束國內的消費和投資，以努力恢復貿易平衡。而美國卻不必這樣做。因為美元是國際貨幣，當美國出現外貿逆差時，美國政府可以發行更多的債券，也就是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以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這種做法的結果是將通貨膨脹轉嫁給了其他國家。這正是戰后美國雖歷經數十年的高額財政赤字卻能保持經濟狀況安然無恙的主要原因。
    再次，美元在海外大量流通還可以使美國獲得巨額的“鑄幣稅”。“鑄幣稅”一詞來自于封建君主制造貨幣的一種特權，指君主從制造、發行貨幣的成本與貨幣面值之間獲得的利潤差。鑄幣稅嚴格意義上講并不是稅，因為它不是君主公開收繳的，而是君主通過發行貨幣獲得的一種隱性好處，它與當政者故意搞通貨膨脹獲得的好處一樣。政府搞通貨膨脹就可以減輕政府的債務，因為政府債券的實際購買力下降，因此也有人把通貨膨脹稱作政府搞的隱性稅收。過去鑄幣要用貴金屬，貨幣的金屬價值與面值有一定關系，但是貨幣中含有的貴金屬價值要低于貨幣的面值，發行的貨幣越多，君主從中獲得的利潤越大。到了現代的紙幣時代，造幣的成本極低，貨幣發行量越大，貨幣發行當局從中獲利便越大。因此，無論是20世紀60年代非殖民化時期獨立的國家還是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陸續獨立的國家，一旦獲得執政的權力首先做的往往就是發行新貨幣。美國通過發行美元可以獲得很多鑄幣稅，外國人持有美元資產，等于把自己的購買力“借”給了美國。據說，今天美國中央銀行發行的美元中有半數在國外流通，美國每年可以從中獲利270億美元，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2％。
    因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使得美國政府可以通過操縱美元匯率得到巨大的好處。
    譬如，美元升值，美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增加，外國資本流入更多，美國可以得到幾方面的收益：可以用外國資本彌補本國的赤字，美元堅挺，美國進口產品更便宜，這有利于維持美國的低通貨膨脹率。而且，由于外來資本流入量大，美國可以降低利率。低利率有利于促進消費與投資，維持美國的經濟增長。而且，高投資特別是在一些領先技術的領域投資會維持美國經濟的競爭力與促進生產率提高，這反過來又吸引更多的外來資本。美元堅挺，美國公司的財富增加，對外購并其他企業的能力也跟著提高。
    美元貶值對美國經濟也有很多好處，它可以促進美國產品的出口，解決或緩解一部分國內結構問題，可以增強國內某些產業的競爭力，可以促進國內的增長與就業。美元貶值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好處是，把債務包袱分攤給其他國家，讓那些美元資產儲備國替美國分擔債務。其他國家卻面臨著雙重威脅，一方面它們掌握的美元儲備大幅縮水，另一方面它們對美國市場的出口產品成本增加，競爭力下降。
    美元霸權也可以控制美國潛在的經濟競爭對手。美國可以強迫那些競爭對手們保持合作的態度，因為美國可以影響市場預期，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基本面。比如，當有些國家處在增長周期的衰退期時，想用降低利率和貨幣貶值等宏觀經濟政策來刺激增長，它們就必須獲得美國的合作。只有當美國配合它們的政策，不同時降低美國的利率時，它們的政策才能起作用，降低利率才能使本幣貶值，同時刺激投資與增長。
    美元霸權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都不是好事。發展中國家大多用美元借債，而美元債務的利息隨美國的利率變化而變動。利率低時，人們借債不太考慮，但當美國決定提高利率時，那些沒還債的國家就慘了。因為債務利息會隨之而變動，償還的利息一下子會增加許多。當出現債務期匹配的問題時，往往就會發生匯率及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就是因為里根政府大幅提高利率而造成的。在浮動匯率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多儲備一些美元，以防出現匯率危機。這些國家本來就沒什么資本，還要付出很大的保持外匯儲備的成本，而美國卻從中漁利。
    倫敦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韋德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危機對美國最有利，因為這些國家的投資者認為本國金融市場不安全，只好到美國去投資，即使美國金融市場上的回報率不高也罷，因為它比較安全。這也使美國對其他國家經濟的影響力擴大，因為美元的匯率及利率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美元霸權使美國政府開支無度，而隨著美國債務的增長，西歐國家開始對美元產生了懷疑，拋售美元、搶購黃金的投機潮從20世紀60年代已經開始。到了70年代，越南戰爭的負擔使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大。1971年，美國的外貿自1893年來首次全面逆差，黃金儲備降至102億美元，而它的短期外債卻高達520億美元。當年，國際貨幣市場上爆發了兩次美元危機，美國總統尼克松被迫決定中止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做法。美國與西歐盟國反復商討，通過了一些修修補補的安排，美元雖然中止了自由兌換黃金的過程，但仍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其他貨幣仍與美元維持較固定的匯率，盡管上下浮動幅度擴大到了2.25％。但到了1973年，美元再度危機，美國政府決定美元再度貶值10％，此后日本決定日元對美元自由浮動，歐共體六國建立了一套相對美元共同浮動的匯率體系。從那時起，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
    然而，由于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大，而且美國的資本市場自由度大，所以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仍是國際上最通用的貨幣。幾乎所有能源與原材料商品都以美元計價，世界貿易中大約有50％使用美元來結算（也有人說占2／3）；在所有跨國貸款中，大約45％使用美元計價；在外匯市場上，以美元結算的占83％；金融衍生產品結算至少有50％是用美元；而國際證券發行的債券50％為美元債券；除此之外，在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中，大約60％左右也是美元資產。這些數字都說明，目前美元仍然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
    實際上，當今美元的霸權地位是與美國的金融霸權緊密相關的。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為何還能維持它的霸權地位。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后，羅斯福政府對美國的資本市場實行了嚴格管制，市場準入的限制很多，美國國會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限制商業銀行參與證券投資活動，實行分業經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資本市場的管理依舊，與歐洲資本市場相比，發展明顯滯后。與歐洲美元市場的迅速發展相比，美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大蕭條后，盡管這一措施控制了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保證了美國金融與經濟在相對穩定的條件下持續發展，但在與歐洲全能型銀行的競爭中，美國金融業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
    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當選美國總統后，在美國掀起了一股自由化潮流，金融自由化也在其中。自由化加劇了競爭，一些不適應的銀行及金融機構在20世紀80年代相繼倒閉（典型事例是伊利諾伊大陸銀行危機和儲蓄貸款合作社危機）。美國政府一方面建立了清理信托公司，并撥了50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來處理不良債權；另一方面則制定了新的金融機構規范，以避免更多的金融危機。
    美國政府改革了銀行自有資金的規定，提高了各類銀行的自有資產比例。銀行自有資本提高后，應對不良貸款的能力增強，破產風險便相對降低。對自有資本比例低于一定水平的銀行，政府可以勒令其采取措施增加資本或壓縮貸款，而當自有資本比例低到無法改善的程度時，政府可以決定強行監管。美國政府還對存款保險費做出規定，自有資本比例越低的銀行所付的保險費就越高。銀行必須公開主要經營指標，儲戶根據這些指標判斷銀行的存款有無風險。為監視銀行是否準確公開信息，政府配置了多達八千余人的金融檢察官，對違反規定的經營者給予嚴厲懲罰。
    競爭增強了美國金融業的能力。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危機后，美國金融機構大量兼并，數量大幅度減少，金融運行效率得到進一步提高。美國政府還放松了銀行兼營其他金融業務的限制。為了增強美國金融業的競爭力，1989年以后，美聯儲通過對《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第20條做更寬松的解釋，使商業銀行（通過其作為一級交易商的附屬機構）得以進入新證券發行市場，銀行業證券化由此得以迅速發展，美國資本市場的金融創新空間迅速增大，金融衍生品層出不窮，給各類風險喜好者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投資（或投機）機會，美國資本市場的活力由此得到空前提高。
    美國資本市場吸引力提高，吸引了大量外國資金，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出現的危機也有利于增強美國“投資天堂”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系列“危機”（第一次海灣戰爭、歐洲外匯市場的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東亞金融危機、科索沃危機，以及所謂“千年蟲”問題等）使大量國際資本流向美國。這一系列危機中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導致國際金融動蕩，大量資本到美國尋找世界最安全的避風港。在東亞金融危機發生后的一年內，以各種形式流入美國的國際資本約有 7 000億美元，其中由東亞地區轉向美國的外資就超過3000億美元。
    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支持著美國的經濟增長，促進了美國長達十年的繁榮。
    外國資本促進了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1982年，紐約股市上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為875點，剛剛起步的納斯達克平均指數只有196點。2001年，雖然經歷了股市大跌和“9•11”恐怖襲擊的影響，但道瓊斯平均指數仍然在1萬點上下徘徊，納斯達克指數也在5000點上下徘徊。這里面外國資本起了巨大作用。1994年外國人購買的美國股票、公司債券和其他非國庫券證券為570億美元，1997年激增到1970億美元，1998年進一步上升到2 280億美元，而1999年僅流入美國股市的外國資本就達3520億美元。在巔峰狀態時，美國股市的市值超過17萬億美元，其中外資約占13.6％。
    外國資本的流入填補了美國儲蓄與消費的資金缺口，從而導致“財富效應”。從1991年3月至2000年3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個人消費開支為主要動力，而個人消費能力的增加又主要是因為美國人在美國股市上的收益持續增長。研究表明：在美國，每100元股市收益中有2－4元用于消費。從1994年年中到1999年年中，美國家庭資產凈值從24萬億美元增加到38萬億美元，在增加的14萬億美元中，有10萬億美元與股票價格上漲有關。而這一切又與外資大量而持續流入息息相關。由于股市不斷上漲，持有股票的美國人認為財富增長，在住宅和汽車等方面擴大了消費，各類消費信貸大大增加。到1999年美國的家庭借貸增加了62％，家庭的住房信貸占居民房產價值的43％，而這個數字在1985年則為30％。在90年代的整個消費信貸中，銀行的信用卡信貸僅在1994—1995年之間就增長了77％。長期以來，美國人的儲蓄意識淡薄，借貸消費旺盛。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近年來美國家庭的儲蓄率一直在下降，1996年為3.l％，1997年是2.1％，1998年進一步降至0.5％，這是自193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1998年第四季度，儲蓄率則接近零。1999年還出現了連續數月的負增長。儲蓄與消費的資金缺口，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國流入的資金填補。
    外國資本的流入還幫助美國彌補了經常項目的赤字。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非工業化”趨勢發展迅速，制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因此，為滿足旺盛的消費需求，美國只有從國外大量進口商品與服務，導致了貿易與經常項目出現越來越大的逆差。2000年，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約4500億美元，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4％。經常項目的失衡，需要資本項目的盈余來彌補，以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凈收益逐年遞減，1998年還出現了62億美元的赤字，1999年這一赤字增加到185億美元，因此，美國用以彌補經常項目赤字的只有吸引大批國際資本的持續流入。
    美國自1982年起從國際資本輸出國轉為輸入國。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0年，美國對外資本輸出額為816億美元，外資流入額為1420億美元。1998年底，外國人擁有的美國金融資產總額，就已經達到6．6萬億美元。按美國政府最新的核算方法計算，1990年時，美國可能還算不上是一個國際凈債務國，但1997年時，累計的國際凈債務已相當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3％，到1998年年底，這一比重達到18%。據美國第一波士頓信托銀行估計，到1998年年底，美國實際上利用著全世界凈儲蓄額的約2％。大量外國資本流入，使美國的凈外債高達2萬億美元，這相當于每個美國家庭承受2萬美元的外債負擔。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建立起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提高了金融業的競爭能力，增強了美國資本市場的吸引力，恢復了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重建了其金融霸權。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還竭力在海外推進金融自由化，為美國資本的全球擴張創造合適的外在條件。毫不夸張地說，美元今天的霸權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金融霸權未來的發展。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在獲取貨幣霸權利益時，還承擔著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穩定的義務。然而，當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國依仗著新金融霸權享受著更大的特權，而這次它卻很少甚至根本就不承擔相應的義務。隨著美國金融企業在海外的擴張，我們發現，有意或無意制造國際金融動蕩已經成為美國企業攫取更大利益的新形式。

利用“經濟打手”控制世界資源

    美國如何控制其他國家的資源？派軍隊直接干預，推翻不與美國合作的政權，扶植自己能夠控制的政府，這些做法在伊拉克戰爭之后已成為世人皆知的事實。但是，美國還有一套更加隱蔽的辦法．給一些國家設置圈套，讓這些國家把自己的資源送給美國。2004年，一位名叫約翰•珀金斯的人出版了一本名為《經濟打手的懺悔錄》的書，詳細講述了他自己的歷史，披露出美國是如何控制海外資源和操縱這些幕后交易的。
    像珀金斯這樣的一批“經濟打手”畢業于美國最好的學校，兜里揣著各種文憑，服務于一些美國名牌咨詢公司或國際組織，過著揮金如土的日子。然而，正是這些頭上罩著耀眼光環的人在替美國大公司及政府做著見不得人的勾當。珀金斯在書的開頭就寫道：“經濟打手是些高薪的專業人員，他們從全球騙到大筆的美元。他們把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發展署等其他外國援助機構的錢都集中到一些大公司的錢柜里及極少的富豪家族口袋里，這些人控制著全球的自然資源。他們的工具包括虛假的財務報告、作弊的選舉、賄賂收買、敲詐勒索、美人計和暗殺等。他們玩的游戲與帝國一樣古老，但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一游戲的規模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珀金斯將此書獻給死去的兩位總統，他們是厄瓜多爾的總統羅爾多斯•阿吉萊拉和巴拿馬的總統托里霍斯。這兩人都是在激烈的槍戰中喪命的，但珀金斯說他們的死不是偶然的，而是被暗殺的，因為他們膽敢反抗美國公司、銀行及政府的旨意。珀金斯作為經濟打手，沒能成功地讓他們就范，而那些在他們身后的其他打手、那些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的打手就接過去了。
    珀金斯剛入這一行，就受到一位女士的教導，他們終生可以享受花天酒地的特權，但進去后絕對不能泄密，絕對不能再轉行。那位女士告訴他，經濟打手的主要任務有兩條：說服接受外援的國家把大筆的援助再承包給一些美國大公司，讓它們幫助設計那些大工程；然后，在它們付過錢后，要想辦法在財政上搞垮那個國家，讓那些受援國成為貸款國的控制對象。因此，當美國需要特殊的支持時，比如要設立軍事基地，要在聯合國投票時得到支持，或者要得到石油及其他自然資源時，這些國家就會乖乖地服從命令。
    那位女士告訴他，經濟打手是個很小的圈子，付他們高薪是要他們從全球各國騙取無數的美元。他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把各國的領導人都拉進一個對美國貿易有益的網絡。最終，這些領導人將會被引進債務的陷阱，他們不得不俯首聽命，想要他們到哪兒就得到哪兒，他們只能滿足美國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要求。當然，這些人也能得到好處，能向他們的人民吹噓，他們從美國引進了工業園，引進了發電廠，建造了公路和飛機場。同時，承包這些項目的美國公司也都發了財。
    美國政府越來越意識到這些經濟打手的重要性，美國的情報機構很早就去各名牌大學物色未來的經濟打手，然后這些人將被那些大型跨國公司所雇用，而不是美國政府。一旦他們做的臟事敗露了，美國政府就可以把責任推到公司頭上，說那是公司貪財的行為所致，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其實，雇用這些人是政府的機構間接付的錢，但通過那些國際銀行走賬，躲過了國會的監督和輿論的視線，還受到一系列法律的保護，諸如商標法、國際商法或信息自由法。
    這些經濟打手具體是怎么做的呢？他們首先要替目標國做一些經濟增長的研究，比如作為不與蘇聯結盟的條件，美國可以向某國提供10億美元的貸款。這些貸款可以用來建電站、修公路或建設通訊設施，他們將比較這些項目能產生的經濟效益，關鍵是說服該國的領導人使他相信這些項目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些項目中說不出口的暗示是，合同簽訂者將得到許多好處，會使那些受援國的某些大家族得到巨大的利益。然而，那些預計的經濟效益都是誘餌。增長研究可以用各種復雜的模型來說明未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可以讓一些國家的領導人“饞”得垂涎欲滴，但這些效益未來卻根本無法落實。這些項目一旦上馬，那些國家就背上了巨額債務的負擔，而且債務越大，這些國家越要聽美國的指揮。
    美國在拉美及非洲的做法有時很隱蔽屈為他們能動員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機構為一些發展項目提供資金。盡管許多項目設計得很不合理，一旦上馬后很快就失敗，但承包這些項目的美國公司卻拿國際機構的援助資金發了財，而那些“接受援助”的國家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一些在世界銀行等機構工作的第三世界國家職員把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氣憤得不行。他們說，那些畢業于美國名牌大學的經濟學家們，上來就頤指氣使，全然不顧他們這些在世行工作過幾十年的人的經驗，設計的方案漏洞百出。這些項目上馬后根本就不會有效益，但那些設計者們本人賺夠了咨詢費，早已遠走高飛。然而，這些對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有很深認識的職員在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里卻永遠是為他人服務的，他們人微言輕，只有在底下泄泄私憤的份，罵罵人而已。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組織職員們知道這些事情的不合理性，但他們以為是那些美國的援助計劃設計者們不稱職，卻不知道美國是故意這樣做的，是為了從政治上“套”住那些資源生產國。直到珀金斯揭露了這些事情的真相，人們把這兩件事情聯系到一起，才看出了美國利用“經濟打手”的秘密。
    經濟打手們用債務陷阱可以控制那些資金短缺而資源豐富的國家，但對那些不缺資金的國家卻無法用同樣的手法。于是，他們便想出了另一套辦法，同樣可以把這些國家“套’”住。珀金斯當年的公司就承擔了幫助沙特阿拉伯設計發展規劃的工作，他作為該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被告之要想出辦法，創造性地把沙特綁在美國的戰車上。他需要找到辦法，把沙特阿拉伯巨額的石油美元再轉回到美國，并使沙特的經濟越來越依附于美國經濟，最終使沙特西方化，融入西方經濟體系。
    珀金斯知道，歐佩克組織的國家都強調它們需要發展自己的工業，以提高自己出口的石油產品的附加值。于是，他便從這一角度入手，為沙特設計了一幅現代化的藍圖。他用了很多數字來說明沙特的發展需要多少電，多少公路，多少淡水，多少排污設備，多少住房，多少公共服務設施，等等。在這些設計中，他始終牢記他的真正目的是要使美國企業獲利，要使沙特經濟越來越依賴美國。其實，要把這兩點聯系在一起對他來說并不困難。他擬定的計劃需要不斷地更新設備及提供后續服務，而這一切都需要美國公司的幫助。他甚至列了一個清單，指明什么部分應該分給哪些美國企業。
    除了經濟設計外，他們還為沙特準備了一些其他因素，使沙特鉆進這個圈套就再也爬不出去了。沙特阿拉伯的現代化必然要引起周圍一些國家的反應，保守的穆斯林們肯定會很生氣，以色列和另一些國家會感到受到威脅，這就創造出了另一個市場，即沙特阿拉伯為保衛自身安全而需要的軍火及安全保衛市場。美國有許多私營公司專門干這種生意，它們提供軍火，訓練軍人，而且可以提供長期的后勤管理及服務。美國政府官員認為珀金斯的設計有很大的新意，因為在未來美國可以不用去設計巨大的債務陷阱，不需要類似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合作，只要用珀金斯的辦法就可以把這些資源富足的國家擺平。他們想到，如果沙特的例子成功，將來可以鼓勵伊朗、伊拉克都學沙特的榜樣。
    當然，美國在為沙特提供這么多現代化服務的同時也提了一個條件，即沙特必須用它的巨額石油美元購買美國債券，而債券產生的利息則被美國財政部用來幫助沙特阿拉伯實現現代化。換句話說，美國要用沙特的資金所產生的利潤來支付美國公司幫助沙特實現大型基礎設施工程和城市建設等。一位美國中東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利普曼這樣總結道：
    富得渾身流油的沙特人將把他們的幾十億美元送給美國財政部，后者掌握著這些資本，直到沙特需要它們來支付那些售貨員和雇員。這一體系保證使沙特的錢能回到美國經濟中再生……而這一切又保證使委員會的經理們愿意搞什么項目就搞什么項目，根本不需要向國會報告。美國政府專門派出了一名特使去沙特阿拉伯游說，以落實這些計劃。說服沙特阿拉伯王室的論據很簡單，如果他們不同意美國的計劃，那么伊朗摩薩德政權在沒收了英國石油公司的資產后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鑒。如果他們同意，美國將保證這些家族在沙特阿拉伯的統治。在威逼利誘之下，沙特阿拉伯王室的回答是不難猜出來的。
    珀金斯揭露了美國政府利用經濟打手來控制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秘密，他犯了“行業”中的大忌，最后只好跑到南美亞馬遜的原始森林里與那些土著印第安人為伍了。

控制全球石油供給

    美國很早就意識到，誰能控制世界能源的來源，誰就控制了世界。因此，美國很早就把眼睛瞄準了中東，因為那里蘊藏著羊富的石油資源。從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的石油公司就努力要在那里插一足，但因為中東那時還是大英帝國的地盤，美國公司僅從當時的土耳其石油公司（后來稱為伊拉克石油公司）那里分得了一杯羹。
    從  20世紀  20年代到  40年代，中東的石油生產僅占世界石油生產的  5％。但美國人堅信中東那里有大量沒開采的石油。30年代，美國人在沙特投入巨額資金，扶植沙特的王室，建立了一個石油王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乘英國虛弱之機，跟英國做了一筆交易：美國在戰后把沙特阿拉伯收歸已有，把伊朗讓給英國人，美英兩家平分伊拉克與科威特。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的聯盟就是從那時起建立的，沙特向美國轉讓開采石油的特許權，為美軍提供基地，而美國則向沙特提供武器和財政支持。
    美國與沙特成立的聯合石油公司成為沙特王室收入的主要來源，要上繳一半利潤，而且美國財政部對這部分收入不征稅。當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第一次訪問中東時，對此感受頗深。他說中東的石油及其他礦物資源對美國的福利來說至關重要。
    1973年10月6日，中東戰爭爆發。美國及西方盟國都支持以色列。為此，阿拉伯石油輸出國決定報復西方國家，對參與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行石油禁運。10月16日，伊朗與海灣五個阿拉伯產油國決定把它們的油價提高70％。隨后產油國首腦們又在科威特城開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伊拉克代表建議主要懲罰美國，號召其他產油國把美國石油公司收歸國有，對美國及其他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行石油禁運，并把阿拉伯國家的資金從美國銀行中撤出來。他聲稱，美國銀行界對石油美元的依賴很大，阿拉伯國家一撤資就會引起像 1929年那樣的大危機。一些國家不太樂意采取如此極端的政策，但它們最后還是同意提高一些油價，一部分國家同意提高5％，另一部分同意提高10％。10月19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要求國會給以色列再提供22億美元的援助。第二天，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產油國立即對美國實行全面石油禁運。
    石油禁運的時間并不長，到第二年3月18日就停止了，但卻給了西方經濟深重的打擊。沙特出口的石油從每桶1.39美元上漲到8.32美元；國際市場上的平均油價從每桶3美元漲到12美元，上漲了4倍。石油價格暴漲引起了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的估計，那次危機使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下降了4.7％，使西歐的增長下降了2.5％，日本則下降了7％。
    美國政府認為，這類的石油危機再也不能爆發，他們便開始與沙特談判。一方面，美國允諾沙特許多技術支持，給它提供軍事援助并幫助它培訓軍人；另一方面，美國與沙特建立了一個美沙經濟聯合委員會（JECOR），這一機構與傳統的國際援助項目不同，它是用沙特的錢來雇用美國企業來建設沙特。美國威脅沙特說，蘇聯正在從北方向阿富汗、伊朗擴張，最后一定會南下波斯灣，沙特如果沒有美國的保護，很難保證自己未來在阿拉伯半島的存在。美國可以提供保護，但條件是沙特必須保證以美國可以支付得起的價格向美國出售石油，再也不許出現石油禁運的情況。此外，如果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亞或委內瑞拉等產油國采取石油禁運，沙特應該迅速填補禁運造成的損失，加大出口，以保證石油供給。而且，有了沙特這種承諾，其他產油國便不敢隨意動用“石油武器”。
    自從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結成了這種戰略合作關系后，美國便利用沙特的石油保持它在世界市場上的控制與操縱能力，把石油價格波動作為它打擊競爭對手和戰略敵人的武器。在冷戰時期，美國便利用沙特可以迅速擴大石油供給的能力，把石油市場的價格壓低，以打擊蘇聯出口能源換外匯的能力。
    然而，冷戰結束以后，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的這種戰略合作關系開始出現了裂痕。從蘇聯入侵阿富汗起，美國扶植激進的穆斯林力量在阿富汗進行了一場“圣戰”，沙特阿拉伯的一些石油資金大量流入阿富汗，給反蘇聯的武裝提供支持。蘇聯解體后，那些極端穆斯林又把矛頭對準了美國，而沙特又是這些極端分子的大本營。被美國認為組織、策劃了“9•11”襲擊紐約世貿大樓的行動的本•拉登就是沙特人，而當天19名劫機者當中有15人是沙特國民。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開始懷疑沙特這個中東的盟友是否還對美國忠誠。然而，由于沙特的特殊地位，美國還不敢對沙特有太多動作。也正因為如此，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美國無法控制的薩達姆政權，換上一個美國可以控制的政權，對美國控制中東的石油供給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隨著薩達姆政權的倒臺，已探明的石油儲量排名世界前四位的國家均已受到美國的控制，美國在這些國家駐有軍隊以保護美在這些地區的利益。據統計，已探明石油儲量最大的前四名國家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聯酋和科威特，分別占世界原油儲量的24.9％、10.7%、9.3%和9.2％。其總量占到了世界總儲量的54．l％。美國如果能影響  54．l％的世界石油資源，它將基本上能控制世界原油市場上的價格，能對自己的戰略對手施加巨大的影響。美國對伊朗頻頻發難，擔心伊朗發展核力量破壞中東的勢力平衡當然是重要借口，但徹底控制波斯灣的石油也是重要戰略考慮之一。
    在阿富汗戰爭后，美國軍事力量借機滲透到中亞地區，一方面為了控制里海石油資源，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抵制其他國家進入中亞地區拓寬能源渠道的努力。與此同時，美國還借打擊恐怖主義之名，要在馬六甲海峽進行巡邏，其控制海上石油運輸線的企圖昭然若揭。
    在北美，美國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掌控了加拿大、墨西哥的油氣資源。在西非，美國頻頻發動外交攻勢，并謀劃調兵進駐幾內亞灣，以保“后備油庫”的安全。所以，在世界能源領域，可以看出美國的霸主地位已基本確立。
    英國的《金融時報》與墨西哥的《千年報》都報道說，美國的國家情報委員會制定了一份包括25個國家的“黑名單”。這份名單每半年更新一次，以決定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美國政府的優先工作方向。這份名單包括委內瑞拉、秘魯。玻利維亞、尼日利亞、蘇丹等重要產油國。美國政府設計了一系列方案，只要形勢需要，美國就可以對這些產油國進行軍事干預。
    據分析，當形勢需要，美國政府會對這些國家采取一系列的干預手段，以達到美國控制石油供給的戰略目的。比如，在初始階段，美國會在某個選定的國家周邊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炫耀武力；隨后可能采取禁運措施，給該國政府造成壓力，并促使民眾造反，推翻政府；同時美國會加強滲透，扶植它已物色好的反對派領導人上臺，實現政權更迭；當其他目標都無法實現時，便會武裝入侵，顛覆該國政權，重新組織選舉，建立親美政權。
    美國是個石油消費大國，但它自己消費的石油畢竟有限，況且它自己也是個產油大國，還有許多尚未開發的油田。那么，美國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財力與物力去控制世界的石油資源呢？
    那是因為，美國很清楚，它如果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給，就控制了自己競爭對手的發展命脈。美國可以逼迫它的競爭對手與潛在的敵人都要與它保持“合作”，它要搞垮哪個對手就可以隨時發起進攻，這樣它就可以盡量維持它的霸權地位。
    比如，美國對俄羅斯仍懷有很大戒心。蘇聯雖然解體，但俄羅斯接管了前蘇聯的軍事力量，其強大的核打擊力量和常規武器裝備仍然使美國很不放心。但由于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對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產品的出口依賴很大。進入21世紀以來，俄羅斯的經濟情況好轉主要得益于世界原油價格的大幅上揚。據一些研究機構估計，國際市場上原油價格每上漲1美元，俄羅斯石油收入就會增加 10億美元。
    問題是，美國控制了國際石油市場價格，可以隨時操縱油價下跌。如果俄羅斯再度威脅美國在全球的利益，美國仍可以利用油價來打擊俄羅斯的經濟。
    歐盟的發展使美國人也擔心未來的歐洲會成為美國控制不了的強大國家集團，因此卡住歐洲國家的石油供給，以能源換合作也會是美國的一大重要戰略選擇。
    在伊拉克戰爭前，歐美因為在中東的利益不同，分歧公開化。法德公開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法國還威脅要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時使用否決權，使美國發動戰爭的建議擱淺。盡管在2004年布什連選連任后，立即表示要與歐洲國家修好，但經過了伊拉克戰爭，美歐似乎都意識到，美國與歐洲的共同利益正在逐步消失。美國正在考慮如何才能遏制住“歐洲分離主義”傾向，而應對這一問題的最佳辦法還是利用能源來卡歐洲國家的脖子。
    法國、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都是能源消耗大國，而非能源生產國，其自身的石油消費基本靠進口。雖然歐洲靠近盛產石油的北海，而且受歐洲影響很大的一些非洲國家也是歐洲的石油供應國，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歐洲的石油供應來自中東。美國掌握著中東的石油生產國，又控制著海上石油通道，其對歐洲的影響不言而喻。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也在擴大。美國的當政者一直把中國當作未來的威脅，因為他們擔心中國未來會挑戰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會成為美國實現全球霸權道路上的障礙。然而，中國的發展對能源進口的依賴也越來越大，特別是對石油進口的依賴迅速加大，因為汽車、飛機等交通工具消耗的石油有某種很難代替的特征。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控制了全球的石油供應及運輸通道，無形中就控制了中國的發展前景。美國可以運用許多手段去操縱油價，而油價的大幅波動會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石油價格不斷上漲。俄羅斯人認為這有可能是美國操縱的一場游戲，目標是拖垮中國經濟。俄羅斯人對美國操縱國際石油價格的問題非常敏感，因為當年美國就是靠石油價格作為杠桿來搞垮蘇聯的。俄羅斯一家媒體引用美國一著名咨詢公司的負責人的話說，高油價對美國政府有利，特別是對美國政府的政治目標有利。按照俄羅斯人的分析，美國政府推動石油市場價格上揚有四種手段：政府可以說服本國石油公司限制采量，以減少國際市場上的供給；美國可以說服阿拉伯產油國限制產量；美國可以鼓勵金融公司操縱紐約石油期貨市場；美國政府在油價高位上仍然繼續購進石油，增加石油戰略儲備，人為擴大國際市場上的石油需求。美國的這些做法推動國際市場上的油價不斷上揚，但美國自己并未受多大損失。一是美國的石油公司控制著采油國的大部分油田，享受著特殊的份額油價格，它們從加拿大、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國進口石油的價格大大低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二是美元是石油交易貨幣，美國政府在促使美元貶值，所以它可以對沖掉石油價格上漲的因素。俄羅斯分析家認為，美國之所以推高油價，是因為美國的當政者在把油價當做經濟武器來對付中國。中國需要每天進口300萬桶石油，油價飄升使中國在原材料上耗資巨大，最終經濟增長將受到影響，經濟與社會穩定受到威脅。

                          美國能主宰一個全球帝國嗎？

    從蘇聯解體起，美國就有一部分智囊人物在策劃如何保護美國在新世紀的主導地位。在世界進入21世紀時，美國政壇上發生了一些新變化。布什當選，入主白宮。隨即，那些致力于保持美國主導的戰略便陸續出臺，輿論界也出現了呼吁美國建立全球帝國的聲音。
    從“先發制人”到保持美國的絕對軍事優勢，這些似乎都從某個側面反映出美國要稱霸世界、建立全球帝國的戰略。而這些設計都來自一股被稱作“新保守主義”的勢力。新保守主義在美國政壇上跌宕起伏，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60年代后發展成政治勢力并逐漸擴大影響，在20世紀80年代風光過一陣，但90年代曾一度偃旗息鼓，直到布什當選執政才又重現美國政壇。新保守主義的復活與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構成了當今美國霸權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
    新保守主義在對外政策上強調美國單邊主義的行動能力，他們自認是成功地毀掉了蘇聯帝國的設計者，因此喜歡主動向敵人發起進攻，特別是發動意識形態攻勢。他們一反傳統保守主義相信的勢力均衡的概念，認為只有主動向敵人進攻才能保證美國的安全。從這一角度看，伊拉克戰爭只是他們向世界展示美國軍事實力的一個舞臺，是個“殺雞給猴看”的把戲。然而，有時“聰明反被聰明誤”，美國在伊拉克似乎陷入了一場難以自拔的游擊戰。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勢力自認美國的力量前所未有，是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帝國都無法比擬的，但伊拉克戰爭卻暴露出美國的許多弱點，像“皇帝的新裝”故事中的小孩一樣，天真地指出了皇帝身上什么都沒穿。
    美國單邊發動伊拉克戰爭，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對美國對外干預的合法性提出了疑問，反而使美國主導世界的“軟力量”遭到削弱。打伊拉克戰爭引起利益分配不均，美國國內的反對聲不斷壯大。伊拉克局勢久久得不到平定，美國國內輿論越來越懷疑派兵去伊拉克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雖然被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之后的局面拖得焦頭爛額，但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并沒有放棄他們要把中國樹立為美國假想敵的努力。他們這么做自有他們的邏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維護美國霸權的需要。然而，維持全球霸權是一種無法企及的目標，新保守主義在這條路上走得越遠，用于遏制中國的努力越大，對美國利益的損害就越大。

美國新帝國論

    隨著蘇聯帝國的瓦解，當世界進入21世紀時，美國更覺得自己這種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是那么不可一世。美國政策研究界和新聞評論界都在探討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并建議政府根據這種特殊的地位來制定美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美國的輿論開始公開議論“美國帝國論”，有些人公開主張美國承擔起帝國的角色，認為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的“自由式帝國主義”是維持世界秩序的最好保證。
    美國人有很多忌諱字眼，如果不按主潮流說就是說得不對，就是“政治上不正確”。在戰略與政策研究中，也有許多這種字眼，屬于政治正確或不正確的范疇。過去，帝國主義在美國的政治學中就是個政治上不太正確的詞，人們都忌諱用它。美國的歷史學家一般都把美國描述成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相對立的一種模式，因為美國革命與獨立戰爭是反對歐洲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美國的領導人受歐洲啟蒙時代的影響，選擇的是一條與歐洲大陸上絕對君主專制相反的道路。
    但是冷戰之后，特別是在進入21世紀之際，美國的輿論突然感到時代不同了。美國的霸權主義傳統可以說由來已久，但美國人對美國的霸權一直三緘其口。直至21世紀初，美國的知識界似乎真正放下心來，公開聲稱美國就是霸權，而且美國的目標就是要使用各種手段盡量長時間地維持這種霸權。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爾與卡根在一篇共同簽署的文章中說：“美國的霸權是唯一可以對付國際秩序與和平瓦解的武器，因此美國外交適當的目標應該是盡可以長時間地維持這種霸權。”美國人承認霸權是心理上的一種變化，說明“霸權”這個詞已經不是貶義詞了，在美國這種“善惡分明”的文化中可以說是一種較重要的變化。其實，英文的“hegemony”（霸權）是個很生僻的詞，本身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在分析美國霸權主義時不同的人用的定義更是不同。傳統的政治學把霸權主義看做國家或某種社會集團在一定地域的勢力擴張行動，直到完全控制該地域，最終實行統治。歷史上大國占領并統治整個地區的企圖都被稱為霸權主義，如法國與德國在歐洲都有過霸權主義的行徑。也有人把霸權看做大國對支配某種體系的追求，最終達到只有一個國家控制整個體系及資源。意大利左翼思想家、著名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曾為“霸權主義”下過一個定義，認為霸權主義是指一種能支配人們的思想統治體系，既包括意識形態、主導文化價值觀，也包括教育體系、傳播媒介，使人無法以霸權主義體系以外的方法去思考問題。
    當然，美國人喜歡用一些委婉的詞語來代替那些“政治上不太正確的詞”，換一種說法，美國老百姓就不太反對了。比如，世人多數都對“霸權”一詞沒有太多好感，我曾問過歐洲、亞洲許多國家的人對“霸權”一詞的感覺，基本上沒有人對它有好感。但美國人則不同，如果說美國人不是那么喜歡這個詞的話，也不討厭它，甚至認為它是一種“科學”的詞，正確地反映了國際社會中的某種狀態。他們把美國在西半球的地位說成霸權，而且說從19世紀起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已經有了定論。客觀地說，霸權只是帝國的一種委婉說法，它只是一種對美國帝國的比較婉轉的描述。當美國主導輿論反對“帝國主義”時，“霸權”一詞也不受青睞；但當美國的主導輿論不再忌諱“霸權”一詞時，“帝國”一詞似乎也不再遭人唾棄了。
    美國輿論界有許多評論聲稱，美國已成為自羅馬帝國以來在文化、經濟、技術和軍事領域占統治地位的新帝國，盡管是“不情愿的帝國”。他們稱，“新的帝國時代已經到來”，問題不是美國要不要尋求填補歐洲霸權衰落后留下的空間，而是美國是否承認或意識到它正在這樣做。鼓吹帝國論的評論認為，只有當美國意識到這種情況后，才能更好地對此做出回答。
    20世紀80年代，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曾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預測美國帝國式的過分擴張會導致美國的衰敗。如今，他又站出來說：“世界上從未有過現在這樣的實力差距。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不太費力；拿破侖的法國及菲利浦二世的西班牙都要面對強大的敵人，且是一個多極體系中的一部分；查理曼的帝國只是擴大了一點的西歐；羅馬帝國稍微再大一點，但同時還有一個大帝國波斯和另一個更大一點的中華帝國。而現在美國則是無與倫比的。在美國的內圈和外圈，大家都承認美國的實力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最偉大的帝國都要更強大＂
    美國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迪內希•迪索扎認為：“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帝國！盡管一些美國人不情愿承認這一事實，而批評者卻已惶恐不安。”按照他的分析，美國與殖民時代的帝國迥然不同，曾經一度主導世界的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西班牙帝國，以及伊斯蘭帝國、蒙古帝國和中華大帝國，都是主要靠武力來維持的。英國人也靠十萬軍隊來統治印度。但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并不只靠武力。美國雖然在中東和遠東有軍事基地，能對世界任何地方進行軍事干預，但美國真正的力量卻遠遠超越了其軍事實力。從印度到非洲，到處都流行美國音樂和美國的時髦標志，全球其他國家的人都想移民美國。不計其數的人在追求美國的技術、美國式的民主自由，以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與美國有著特殊關系的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珀也發表長文，認為美國與西歐國家應該重新審視帝國的作用，承擔起帝國的作用，保證世界的秩序。他認為，冷戰后的世界不太平，因為參與國際事務的國家太雜亂無章。他把當代國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西方發達的“后帝國、后現代”國家；第二類是由索馬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國家組成的“前現代國家”；第三類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這樣的“傳統現代國家”。他認為，前現代世界對世界秩序構成了新的挑戰，這些地區已習慣了社會混亂與戰爭。解決混亂的最佳辦法是殖民化，因此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新型帝國主義，一種符合人權和全球價值觀的帝國主義，一種能帶來秩序、依照自愿原則組織起來的帝國主義。
    馬拉貝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文章說，當今世界的混亂要求美國實行帝國主義政策，否則破產的國家會增加，人口增長將失去控制，暴力行為將長期存在，而社會將走向衰敗。最合理的辦法就是實行帝國式統治，將可能威脅西方國家安全的第三世界國家直接控制起來。他認為，非帝國式的選擇特別是外國援助及幫助它們進行民族建設的努力都靠不住，所以新帝國主義的邏輯使布什政府很難不受誘惑。
    總體看來，在美國興起的新帝國思想主要反映出以下幾種觀念：
    （1）種族優越論。大部分宣揚美國帝國論的觀點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世界秩序太不安全了，而這種不安全產生的地區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當年大英帝國就曾派兵鎮壓的地區。比如，《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員之一布特就撰文稱：“驚人但并不偶然的一點是，美國面臨軍事干預的地方曾是幾代英國殖民軍隊大舉進攻的地方，是西方軍隊不得不鎮壓混亂的地方。阿富汗及其他陷入混亂的外國土地都在疾呼，要求開明的外國統治，而這些曾是自信的、穿著馬褲、戴著太陽帽的英國人提供的東西。”這些要求美國在全球實行帝國式統治，并要求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接受帝國托管的人實際上是把國家分成了幾類，他們同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義派一樣，認為美國是最優秀的民族，有著最優秀的制度，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無法自己管理自己，是“失敗”國家，重新殖民化是維持這些地區秩序的最好保證。美國應該挑起“新殖民化”的大任，歐洲國家應該幫助美國重建帝國體系，重新制定新帝國中的勞動分工，“美國人負責轟炸與戰爭，法國人、英國人與德國人承擔臨界地區的警察功能，瑞士人及北歐人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應該預防附庸國勾結起來，讓它們依賴美國，使那些進貢國俯首帖耳并為它們提供保護，防止那些野蠻人一起涌進來。”
    （2）武力至上論。宣揚美國帝國的人都很崇尚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認為只有美國才有這種能力在世界上維持秩序。特別是經歷了“9•11”恐怖襲擊后，布什政府決定美國的戰略要向“先發制人”方面轉移，在發現了敵人的苗頭后，就事先采取行動，把危險消滅在萌芽狀態。這種方式與當年羅馬帝國的方式有某種相似之處。羅馬時代的政治家、哲學家兼史學家西塞羅描寫愷撒時說：“他成功地與最英勇、強大的民族作戰；愷撒喚醒了另一些民族，但他反過身來又打敗了它們。最后，愷撒習慣地讓步于羅馬人民給他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布什似乎想學愷撒，用戰爭來保衛美國帝國的利益，用暴力來使第三世界的國家臣服，推翻“流氓國家”政權，直接統治那些破產的“失敗國家”。此外，美國利用阿富汗戰與伊拉克戰爭不僅向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展示了它強大的軍事實力，以恐嚇它們在未來要服從自己的意志，也向西歐、日本等傳統盟國傳遞了一個信息，如克勞特哈默所說，“美國贏得了冷戰，把波蘭、匈牙利、捷克裝進了兜里，對塞爾維亞和阿富汗進行了一圈狂轟濫炸，用它巨大的軍事優勢順便顯示出歐洲的無關緊要”。正是因為布什政府崇尚武力并對盟國不屑一顧，在“9•11”事件后美歐之間的關系一直緊張。
    （3）我行我素論。美國帝國的鼓吹者們都贊同布什的單邊主義行動，退出國際條約、繞過聯合國安理會，這些只不過是帝國當然的做法。美國哈佛大學奧林戰略研究所所長羅森用一種“科學”的方法為美國帝國下了定義，他說：“一個政治單元有著超強的軍事實力，用這種實力影響其他國家的內部行為，這就被稱為帝國。我們的目標不是戰勝一個對手，而是維持某種帝國的地位，維持帝國的秩序。”當然，美國人要維護的帝國秩序完全是美國人想要的、為美國利益服務的秩序。為了維持這種秩序，美國有時也不得不利用國際機構的框架。如果它認為某種國際條約符合它的利益，它就去積極促進（如貿易自由化），但如果它認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就忽視或退出，甚至想辦法進行破壞。其實，所謂美國帝國的鼓吹者們都認為，為了保證美國的安全和繁榮，美國必須有能力單邊使用武力，如果需要國際合作，那就組成個“志愿者聯盟”。總之，既然是美國治下的和平，一切都要圍著美國的意愿轉。
    然而，建立全球霸權或全球帝國的企圖很難實現。它會遇到所有國家的反對，而美國調動其他國家資源的能力會相應下降，因為連美國的盟國都會擔心這種全球霸權會對自己構成威脅。“一個民族要想奴役其他民族，必須有強大的力量。今天這種力量是一種無法持續下去的特權。想建立這種帝國的民族所處的地位比最弱的人民還要糟糕，因為它將變為所有人都憎惡的目標。一切輿論、一切祝愿、一切仇恨都會威脅這個帝國，或早或晚，這些仇恨、輿論及祝愿會迸發出來，吞噬了這個帝國。”這是法國作家、政治家貢斯當評論拿破侖的法國帝國在歐洲擴張時所用的話，今天重溫這段話似乎很有必要，它提醒美國人注意，帝國式的擴張會遭到全球的反對與抵抗，最終會毀掉美國。
    （《環球視野》摘自《美國批判——自由帝國擴張的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未完待續）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