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閱文章：全球貧困的威脅

蘇珊•E•瑞斯 　

    當美國人看到電視中那些肚子鼓鼓卻瘦得皮包骨頭的孩子時，他們的人道主義本能就油然而生。然而全球貧困并不僅僅是一種人道主義的顧慮。事實上，從長遠來看，這種貧困將會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貧困正在侵蝕美國不牢靠的國力，這種國力原本可以用來防治疾病的擴散，保護世界上的森林和分水嶺。貧困不僅使那些亡命之徒更容易被恐怖犯罪組織招募，更重要也更明顯的是侵蝕國家防止和反抗這種暴力威脅的能力，從而為跨國犯罪行動、恐怖活動創造有利條件。貧困也會提升緊張局勢，導致國內沖突，進而迫使國家多征稅，使那些跨國歹徒有更大的行動自由。
    美國人再也不能那樣不切實際地希望，他們能在自己的國土上建造寓言式的玻璃圓頂，安全地在里面生活，遠離那些自然的或者人為的、在世界上其他地區肆虐的殺手。基地組織在身陷紛爭的蘇丹和阿富汗建立了訓練營，從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亞購買鉆石，現在又瞄上了在伊拉克的美國士兵。一場全球流感極有可能發生，為此而鳴的喪鐘已經響起。一種變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染，即使不能將數以百萬的美國人置于死地，也起碼使成百上千的美國人難逃此劫。
    今天，世界上將近有一半的人口每天靠兩美元，甚至更少的錢來維持生計。將近11億人口處于極度貧困中，每天靠1美元甚至更少的錢度日。貧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損失，貧困使落后國家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來發現和控制致命疾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中低收入國家用11%的健康支出承擔著治療世界上90%的疾病的負擔。貧困也會使國內沖突的發生風險大幅提高。英國國際開發部的最近新研究表明，一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50美元的國家在5年內發生國內沖突的風險是15%，而一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0美元的國家，風險小于1%。戰區為國際犯罪提供了理想的實現場所。
    如果在過去，極度貧困的后果會被籠統地歸結為世界的長遠顧慮，那么現在這樣的觀點已經過時了。美蘇對峙的瓦解，繼發的國內及地區沖突和快速的全球化進程帶來了新一代的危險。這些危險是跨國安全威脅的復雜組合：傳染病、環境退化、國際犯罪和毒品組織、大規模破壞性武器、小型裝備擴散及恐怖主義。通常，這些威脅在世界上貧瘠和相對邊遠的地區產生。在充滿沖突、無法無天的地區，在腐敗遍生的國家，在那些對自己的國土或者資源缺乏控制的貧窮落后的國家，這種威脅特別容易產生。脆弱的區域遍布全球——包括加勒比海地區、拉丁美洲、中東、非洲、高加索、非洲的中部、南部和東部。53個國家的每天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于2美元。每一個區域都是世界上的潛在薄弱點，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有效行動都是減少和應對國際威脅的必要行動。

                             貧困、犯罪和恐怖主義

    低收入國家通常也是落后的國家，對自己相當一部分的國土及資源缺乏有效控制。裝備不精、缺乏訓練的移民官員和關稅官員，資源不足的警力、軍力、法官和落后的金融系統，使跨國歹徒有機可趁，輕易進入。沖突、險要的地形以及腐敗都使落后的國家變得更加脆弱。在索馬里海岸和中亞到南非的某些無法無天的地區上，恐怖集團通過與跨國犯罪組織、非法走私者結成策略聯盟，從中募集基金。不足為奇，那些人類的敗類——毒品販子、人口販子和卑鄙的小偷——加入了國際犯罪組織的人，通常來自無業、極度貧困的階層，跨國犯罪組織通常每年可以從非法毒品買賣、有害廢品、人、有害物種和武器買賣中獲得億萬利潤，而這些在美國都有。
    貧困加劇了國家的落后，國家的落后雖然是非直接地但卻又是明顯地促發跨國的反美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往往是非國家的行動者作惡的結果，如基地組織。對于貧困會不會促使個人成為恐怖主義者，現在仍然是爭論激烈。有些分析家，正如丹尼爾•派普在這些論文中提到“9•11”的劫機者絕大多數是中產階級，受過良好教育的沙特阿拉伯人。所以，他認為貧困和恐怖主義之間沒有任何有意義的關聯。他持有這樣觀點的其他理由是極度貧困的人掙扎著只是為了能夠生存下來，他們沒有能力策劃和執行恐怖活動。
    由艾倫•庫魯根和葉提加•馬爾科瓦在《經濟展望》上發表的常常被其他人引用的一項研究認為，“貧困或者教育和參與恐怖活動之間幾乎沒有直接的聯系。” 他們對中東地區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中的新成員進行了觀察，發現他們既不是文盲，也不是赤貧者，并發現世界上極度貧窮的人和其他地區的人相比，并沒更容易成為恐怖分子。但是他們自己也承認，研究是不完全的。
    這個結論在幾個方面是令人難以信服的。首先，這個結論是用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的數據和幾個國家的犯罪率推算出來的。而推算的結果卻是一個與之毫不相關的現象——跨國反美主義。其次，這項研究認為，如果招募的不是恐怖組織的頭目，而是下層士兵，那么社會經濟條件是與之不相關的，其他的事實也對這個結論提出質疑。比如，馬里蘭大學的國際發展及沖突管理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收入低，生產效率低，期望壽命低和青壯年男性激增的國家更易遭受政治暴力，包括恐怖主義。
    在大中東地區，7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的激增，緊隨著的是政治伊斯蘭教人數的上升。在這個地區，許多國家失業率高，勞動力快速膨脹，工資停滯不升，國家深受其害。沙特阿拉伯是好幾個“ 9•11” 劫機者的故鄉。好多年，它的GDP直線下降。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出現了，緊跟著出現了GDP的快速下降和高失業率。而這種社會癱瘓都是由1986年的世界油價暴跌造成的。前蘇聯的解體直接導致了中亞地區的經濟巨降，比如在福爾加納山谷，烏茲別克斯坦的激進伊斯蘭運動源于失業率從60%上竄到90%。很多分析家認為，基地組織能夠獲得追隨者，獲得世界范圍的勢力，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能吸引那些地區中對人生失去希望、在水深火熱中的絕望的穆斯林。貧困、收入懸殊、失業、絕望可能會真正激發那些人的宿命論（特別是那些受過教育卻失業的年輕人）。這些使他們很難抵擋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激進組織的招募。
    然而，通常認為貧困和恐怖主義無關，最重要的錯誤是它沒能抓住貧困加速跨國恐怖主義威脅的方式——貧困不是通過個體來加劇跨國恐怖主義威脅，而是通過威脅國家或地區來實現的。貧困和恐怖主義之間有著間接的聯系。貧困引發沖突，削弱國家實力，這些都為恐怖活動的發生創造了條件。
    沖突的地區不僅會有很多人喪命，它們也是各種跨國安全威脅產生的溫床。他們為國外侵略者創造了極佳的無政府環境。人均收人低下增加了國內發生沖突的可能性，而反過來恐怖主義者又會尋找沖突地區，像波斯尼亞、菲律賓和中亞，在這些地區吸引底層士兵，訓練他們。
    也有極端例子，沖突會導致國家瓦解，這種情況在索馬里和阿富汗出現過。當這些國家崩潰的時候，這種適宜跨國掠奪行動的社會氣候指數就會呈指數倍上漲，經濟崩潰是國家瓦解的一個重要指標。中央情報局“失敗國項目”發現，那些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國家（這通常用嬰兒天折率來衡量）和其他國家相比，國家崩潰的危險性要高出2.3倍，國家的瓦解也確實和社會收入分配不均、貿易閉塞相關。雖然貧困的經濟狀況不是國家衰亡的唯一主要危險因素，它和不完全民主、政府腐敗、地區不穩定、種族局勢緊張，一起被認為是威脅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即使沒有沖突，國家的貧困，特別是那些穆斯林人口占絕對大多數的國家的貧困，可能會使跨國恐怖主義更易于得逞。那些貧窮的國家又沒辦法提供足夠的公共機構去控制它們的疆土、邊境和海岸線，往往為恐怖主義的組織提供安全的樂土，培訓和招募的場所。據估計，基地組織招募的外國恐怖分了25%來自于北非和亞撒哈拉非洲。為了支持他們的行動，像基地組織這樣的組織，已經對低收入的國家，如馬里和也門，也進行了探查，探查它們的地形、經濟作物、自然資源及金融機構。激進人土利用移民上的疏漏、安全和金融控制上的漏洞，在肯尼亞、坦桑尼亞和印度尼西亞計劃為恐怖活動融資，并執行行動。現在，基地組織已經將其勢力范圍伸向世界上60多個國家。
    國家的貧困也會削弱國力，使國家不能提供人們所必需的服務，使國家更易受到恐怖主義的拓展。在低收入國家，社會福利服務通常是不充足的，那些激進的非政府組織或免費提供食宿的伊斯蘭學校可能會填補教育醫療衛生上的空白。舉例來說，在印度尼西亞，撒哈拉沙漠南緣的薩赫勒地帶（Sahel，撒哈拉沙漠與南方肥沃平原間的帶狀半干燥地區）和孟加拉國，這種國際伊斯蘭慈善組織正在填補社會福利的空白。在巴基斯坦、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區，激進組織提供了政府無法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全球恐怖組織可能會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慈善組織作為他們獲得人們支持的前線。

                                貧困、疾病和環境

    盡管美國的高級官員現在已經承認貧困會削弱落后國家控制“非管轄空間”，打擊恐怖主義、國際犯罪和毒品犯罪的國力，但是他們仍然傾向于認為疾病、環境退化主要是科學事件，而不會威脅國家安全。但是，疾病和環境退化會使大量的美國人喪命，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所以它們都有可能對美國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危害。
    當今，人和貨物都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在地球上穿梭，這大大增加了傳染病在全球傳播的風險。每天超過200萬的人穿越國際邊境，與1984年2000萬美國人出境相比，1994年4000萬美國人出境，其中一半的美國人去那些疾病肆虐的熱帶地區，這樣大大增加了他們攜帶傳染病回美國的風險。
    在最近的30年里，至少有30種新傳染病在全球出現，同時，20種已經被發現的疾病又重新在藥物已經控制住的地區出現，禽流感、艾滋病、非典、丙肝、西羅尼病毒只是那些新發現的、從發展中國家傳到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病毒中的冰山一角。在美國，從1980年到2000年，死于傳染病的人數已經成倍增長到 17萬人。
    貧困對傳染病的爆發確實負有責任。為了尋找干凈的水源和可以取火的木頭，一貧如洗的人向森林深處走去，這大大增加了與動物接觸，與新病毒接觸的風險。人口激增，導致了免疫力缺乏性營養不良，加劇了居住的擁擠程度，使居住條件惡化，所以貧困也加劇了疾病的傳播。比如說，通過水傳播的霍亂，通常是由惡劣的衛生條件造成的，現在它占了發展中國家傳染病的90%，類似地，2006年大約200萬人會死于肺結核，而將近400萬人將死于下呼吸道感染，而這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擁擠、貧窮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傳染病正在發生極其危險的變異，并傳播到其他區域。舉例來說，抗生素無法治愈的肺結核在美國又重新出現了，特別是在那些移民人群中。
    健康專家最聳人聽聞的預言是禽流感H5N1病毒，這種在亞洲家禽飼養場肆虐的病毒將很快變異成一種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病毒。最近，人們目睹了中等收入的土耳其在控制禽流感爆發中所面臨的困難。在尼日利亞南部發現了這種病毒，這使人們不得不重視這種病毒在非洲和亞洲貧窮地區進一步擴散所帶來的危險。在非洲和亞洲，貧困的村民住得離動物很近，而且靠動物為生。在這種地方，農民很難有動力去屠殺它們的動物，而很可能將感染的家禽帶到市場上去傾銷。當這些疾病蔓延開來時，病毒變異的風險也在增加。
    世界衛生組織最保守估計，如果禽流感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它將使200萬到740萬人喪命。另外，12億人將得病，2500萬人將需要住院治療。一個最糟糕的估計是大約6000萬人會喪命，比1918—1919年之間喪命于流感大流行時期的人還多4000萬。而且美國也將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在非典中，僅有813人喪命，已經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達300億美元。
    貧窮落后的國家缺少足夠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和監控能力。這使他們不能及早發現疾病，采取及時的治療措施。這也減弱了國家防止疾病向國外傳播的能力。這種落后的相關措施對全球公共衛生鏈上健康、經濟、安全所造成的后果，對發達國家來說是，可能是極其糟糕的，因為它們在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
    就像疾病一樣，環境退化在發展中國家與貧困密切相關，長期會對美國造成不利的后果。這種后果對美國來說包括全球變暖，這會使美國低緯度的沿海城市遭到缺水的威脅，喪失重要的生物多樣性，并且可能在那些重要敏感的戰略區域造成用水之戰。
    世界上許多環境壓力是由人口壓力造成的。從1950年到1998年，世界人口成倍增長，在最近的10年里，世界人口又增長了14%，達到了64億。世界人口按照這種速度增長，到2050年將達到90億，這種增長在發展中國家不相稱地出現。貧困確實能推動人口的增長，因為貧困會促使家庭多生孩子，以減少較高嬰兒夭折率所帶來的影響，并以此來提高增加收入的可能性。
    反過來，人口使污染增長達到了一個轉折點，并且會減少已經顯得稀缺的水供給。20世紀90年代中期，占了世界人口 40%的80多個國家面臨嚴重缺水問題，18%的人口甚至沒有干凈安全的飲用水。聯合國估計到2025年，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一的國家將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緊缺問題。對水資源的爭奪將在美國的重要伙伴國家甚至美國激起沖突。可能的戰爭爆發點包括以色列及其鄰國、印度、土耳其、敘利亞、埃及、埃塞俄比亞以及南部非洲的一些國家。
    森林退化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正在加劇。因為要使急劇增長的人口在貧瘠的地區能夠生存下來，對木柴和可耕作的耕地的需求不斷增長。森林的流失加劇了沙漠化，200萬公頃的土地或者說地球上15%的土地已經退化。亞洲和非洲硬木原木的貿易需求使這個問題更加嚴重。從1990年到現在約有24%的森林消失。后果之一就是生物多樣性減少，這改變了敏感的生態系統，使一些珍貴的動植物從地球上消失，而這些動植物對于人類來說曾是治病保健的良藥。
    另一個環境危害是全球變暖。富裕和快速發展的國家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環境的主要危害因素。沙漠化和森林退化降低了樹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進而加速全球氣候改變。而且，森林退化造成木柴的焚燒，現在這種焚燒產生的二氧化碳占個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5%。全球變暖已經造成冰山開始融化、海平面上升，可能造成季風風暴增強。
    隨著溫帶的氣溫上升，傳播蚊子攜帶的病毒和其他熱帶疾病的生物也會改變。世界上新的地區，包括我們自己都將可能面臨曾經一度是熱帶的疾病，如登隔熱的大肆蔓延，可能危及大量從未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的美國人。

                                打破厄運的螺旋

    總之，貧困在跨國安全威脅出現和傳播中發揮了復雜的雙重作用。首先，貧困確確實實增加了沖突發生的風險，這種沖突反過來成為跨國安全威脅滋生的溫床。其次，貧困更間接地為每一種跨國威脅的發生創造了當地或國家范圍的條件。除了使人類的安全保障退化，貧困可以嚴重地損害國家防止、控制這種威脅的能力，而這類威脅可以在國內外創造不利的情況，加劇貧窮，因此，一種厄運螺旋出現了，貧困促成威脅，威脅又造成更深層的貧困，更深層的貧困又加劇威脅。
    識別并分散這種危險的循環是掌握國家安全基本原理的關鍵。這樣，龐大的美國才能采取行動，減少全球貧困。這種投資和政策上的改變，需要美國采取有意義的行動。對一些人來說，看上去是不能承受的，對另一些人來說，是不能令他們滿意的。美國大肆宣揚其收入總值的0.7%都將用于跨國合作發展。每年將使美國花費800億美元，這看上去是 筆巨款——大約相當于2000年“農場法案”的花費，相當于最近一次對伊拉克的撥款，或者差不多相當于國防支出的五分之一。而且，對于來自最不發達地區的貨品開放美國市場將使美國那些敏感行業在短時間內出現失業，考慮到沖突，腐敗和脆弱的國家，難道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就僅限于將錢不斷地砸進去？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國外的援助能使受助國發生根本的變化。特別是那些缺少資源并開始飛速增長的國家。國外的援助已經成功地幫助中國臺灣、博茨瓦納、烏干達、莫桑比克建立了發展的基礎。從1955年到1972年，韓國每年收到接近于現在市值100美元／人的援助，這使韓國具有提供上千萬就業崗位的能力。博茨瓦納是世界上從1965年到1995年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在這段時間里，它每年收到平均每人127美元的援助，并成功開拓了鉆石出口業務。全球發展研究中心發現，不管國家的機構實力如何，政策的質量如何，一定量的援助即使在短時間內也會有很強的促進發展的效應。英國國際開發部的另外一個研究表明，從1980年以來，不僅僅是援助的總體數量，它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根據最近的捐贈情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估計到2O10年，對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合作發展將會增長500億美元。世界主要的22個捐贈國中有16個已經表示將會把它們國家收入總值的0.7%捐給跨國合作發展，主要的國家是美國。總統布什已經決定將美國對跨國合作發展的數額從現在收入總值的0.16%（排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倒數第二名）提高到蒙特雷目標的0.7%，或者投入另一個集中的援助目標中。
    在八國峰會的當晚，布什表示，到2010年，對非洲的援助將增長一倍，但是這額外新增的40億美元相對來說仍然是很少的。但是，總統只要能全額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世紀挑戰賬戶和抗艾滋行動，就能兌現自己的諾言。總體來說，美國對八國集團目標的貢獻是很小的。與歐洲的貢獻相比，與美國在多邊資金工具至少25%的投入相比，這也顯得很少，只有60億美元。部分債務的減免和對亞撒哈拉非洲援助的相對較小的增加，都顯示出布什政府在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上的局限。如果能達到這些目標，就能使5億人到 2015年擺脫極度貧困，3億人到2015年不再挨餓，能在全球普及初級教育，使5歲以下兒童的夭折率降低三分之二。
    然而事實上，要讓“貧困成為歷史”要花費的不僅僅是大量目標明確的援助。最重要的是要讓發展中國家改變經濟政策，使政府更負責。然而僅僅有這些是不夠的，發達國家要放棄扭曲的貿易補貼，進一步開放它們的市場，鼓勵能增加工作機會的國內外投資，減免更多的債務，與傳染病作戰，防止并解決沖突，幫助沖突后的社會恢復秩序。
    美國要迎接這種挑戰，就需要對國家的安全政策有一個結構上的改變。政策和法制的制定者必須把跨國安全威脅看成是潛在的首要敵人。他們必須與其他發達國家合作，制定出一種長期戰略來消除這種威脅。根據緊要性，幫助落后國家加強法律和控制它們領土的能力，保證滿足該國人民的基本需要。這種戰略必須能夠促使持續的民主和發展。最后，總統和國會必須投入資源，支持這種戰略，使其能夠完成。如果這種戰略顯得極其昂貴，并且可能顯得不合時宜去這樣做時，如果領導人不能認識到持續的全球貧困會給美國帶來風險和損失時，美國人應該毫無疑問更重視長遠的發展。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6月《國外社會科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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