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肖志夫 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昆侖策網原創首發)
北京時間2022年9月25日,美國中文網發表美國知名時事評論員Ksliu的文章《美議員又提“加速軍備轉讓臺灣法”》,美國兩黨議員,共和黨眾議員斯蒂夫·夏伯特(Steve Chabot)和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布拉德·謝爾曼(Brad Sherman, D-CA),于9月21日提出《加速軍備轉讓臺灣法》(Accelerating Arms Transfers to Taiwan Act)。
法案的要點是:
(1)讓臺灣優先采購美國多余的防衛性武器,目前臺灣的優先權被排在北約國家之后;
(2)加速臺灣采購美國武器,允許國防部預購國防部認為臺灣可能需要的武器,將運送時間縮短兩年;
(3)授權美國國防部在臺灣沒有美軍基地的條件下設立軍火庫,防止臺灣在被封鎖情況下的運輸困難。
有人指出,如果美軍在臺灣建立軍火庫,肯定會無可避免地有美軍入駐臺灣,或者說,這是在臺灣建立美軍基地的第一步。
“反華法案”滾滾而來
擺在我們面前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自從2017年12月18日美國特朗普政府公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把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后,美國對華政策就從“接觸”180度轉向“打壓”,打壓中國和平崛起上升為美國戰略國策,成為兩黨共識和舉國意志。隨后,各種反華法案就一個接著一個滾滾而來,什么香港法案、新疆法案、西藏法案、臺北法案……有位美國朋友告訴我,美國有幾百個反華法案排隊通過,其中2020年365天就提出和通過了反華法案、公告、決定、聲明總計達到386個,平均每天1.06個,參議員盧比奧“逢中必反”,被美國媒體稱為“美國當代的麥卡錫”。
值得注意的是,自那以后美國國會通過任何反華法案幾乎都是全票通過,沒有一絲反對的雜音,這是歷史以來沒有見過的,這就足以證明打壓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朝野的一致共識,這也說明“反華”一旦上升為美國戰略國策,無論誰當總統,都無法改變這種局面,因為美國是“鐵打的國會流水的總統”,反華法案是由國會提出和通過的,而美國總統的行政權力是有限的,國會通過的法案有些是具有強制性的法律,總統也只有執行的份兒。
而且,美國政府的反華行為完全是打一手“明牌”,是一以貫之地、按部就班地、毫不動搖地不斷推進,不擇手段,出臺的各種反華法案都是無中生有、顛倒黑白、胡說八道,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分裂中國,維護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
“三權分立”尿不到一壺
同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另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從來就是“兩張皮”:白宮說一套,國會做一套,在臺灣問題上一方面白宮承諾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另一方面國會肆意踐踏“一個中國”紅線。
從遠處看,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1979年1月1日兩國正式建交,可是就在1979年3月28日、29日,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就分別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足以使中美“聯合公報”形同一紙空文。
從近處看,2021年7月28日,就在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結束天津訪問、再次承諾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后2天,美國眾議院又通過了一項“國務院撥款法案”,禁止美國政府制作、采購或展示任何將臺灣地區作為中國領土的地圖。同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另一項“涉臺法案”,要求國務卿布林肯協助臺灣地區重獲世衛觀察員身份。一天之內出臺兩個涉臺法案。
為什么美國政府和國會在對華政策上老是出現“兩張皮”呢?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的“三權分立”政體結構,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體系是彼此獨立的,并互相牽制、互相監督,而且三權分立早已淪為一個事實上的“黨爭”工具,在多黨制環境下,各黨派互相爭權奪利,甚至“大打出手”。
事實上,美國總統的行政權力是有限的,既受制于國會的立法權,也受制于法院的司法權,還受制于“第四種權力”——媒體。美國“三權分立”的政體架構角色分工很明確:國會定調,總統唱戲,法院監督。
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在他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這樣寫道:“美國總統沒有阻擾法律制定的權力,而執行法律的義務也是他擺脫不了的。他若能積極主動地合作,毋庸置疑會促進政府工作;可他若不這么做,政府也能繼續運轉。立法機關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掌控著他所有的要務。”
雖然美國憲法賦予總統對立法機關兩院的提案和決議具有否定的權力,總統有權提出反對意見以駁回一切他不同意的議案,但是同時規定,如果立法機關再次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總統的否決無效。而美國國會通過的反華法案基本上是兩黨共同提出并以絕對多數通過,所以總統對反華法案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與美國打交道要克服“專制思維”
長期以來,我們在與美國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一貫以“專制思維”思考問題,總以為美國政府也是總統“一把手”說了算,有關職能部門對代表行政權的白宮和代表立法權的國會山之間“兩張皮”現象視而不見,總是被他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玩弄于掌股之間,在處理中美關系中始終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針對美國政府三權分立的特點,我們在與美國打交道時,不能只把眼睛盯著白宮,還得盯著國會山甚至聯邦法院,而且應該把重點盯緊國會。
我們大可以利用美國“立法便捷,缺乏控制”的制度弱點做文章,一方面要極力阻止不利于中國的法案出臺,一方面要積極推動有利于中國的法案出臺。不妨采取“盯人戰術”,找準那些關鍵人物,在他們身邊安插“線人”,有的放矢做工作,特別要把工作做在前頭,防患于未然。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向以色列學習,他們通過在美猶太人政治捐款、參加選舉投票或直接參選、組織游說團體游說等三種方式維護美以同盟、確保美國對以色列的保護,他們的經驗值得借鑒。
雖然猶太人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僅為2%,但他們的力量很強大,一旦發現某個議員準備提出對以色列不利的法案,美國猶太人就會立即把工作做到家,讓他趁早打消這個念頭;美國猶太人不僅會捐款支持某一個候選人,也會籌集資金將反對以色列的政治人物趕下臺,比如伊利諾伊州有一位國會眾議員芬得利,曾公開批評以色列,對阿拉伯世界表示同情,美國猶太人團體便籌集近70萬美元打擊芬得利,直至將其趕走。
針對當前在美華人一盤散沙的局面,我們需要加強他們的團結,鼓勵他們積極參政,爭取更多話語權,既可以更多地維護他們自身的合法權益,也可以為祖國民族復興大業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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