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作共贏與優勢互補應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方針，本文所提到的塞爾維亞、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三國的優勢產業與國情各不相同，各有所長，那么中方與塞爾維亞、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合作共贏方式肯定有所不同，中方與塞爾維亞合作共贏策略是“旅游業換人民幣”；中方與巴基斯坦合作共贏策略應是“旅游業投資換人民幣”；中方與埃塞俄比亞合作共贏策略應是在中國與埃塞之間建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這就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差異化國別策略，套用成語因地制宜，差異化國別策略簡單的講就是因“國”制宜與一國一策，而不是一刀切，才能收到比較好的效果。

　　筆者完全贊成8月20日烏有之鄉發表的“從美元的循環看美元對中國經濟的寄生控制關系及對策思路”一文觀點。

　　今年3月24日，普京宣布對“不友好”國家出口天然氣用盧布結算，導致盧布對歐元匯率與歐盟能源、糧食價格暴漲，隨后，盧布對美元匯率不僅收復戰前全部“失地”，甚至比戰前還高，成為今年上半年升值幅度最大的強勢貨幣。

　　俄國金融反擊戰告訴全世界，過去很多國人認為美元是硬通貨，還把美元稱之為“美金”，把美元等同于黃金。而無情現實告之我們，美元不是美金，而是“偽金”，說穿了就是一張紙。能源、糧食才是絕對硬通貨，俄國之所以能以一己之力單挑以美國為首的30多個北約國家，就是因為俄國掌握了這個世界比黃金還硬得多的超級硬通貨即能源、糧食。任何人每天正常生活，可以沒有黃金及美元，但一天也離不開能源、糧食。家中有(低價)電與天然氣，鍋中有糧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在戰爭與自然災害的非常時期，不能吃穿的黃金都會大幅貶值，更別說無限量濫印的美元。

　　面對普京的強勢反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僅是無可奈何，且制裁的反噬效應使西方國家蒙受巨大損失，這又使建立在美元基礎上的美國金融霸權受到嚴重沖擊。無論俄烏戰爭結局如何，都意味著美國金融霸權的逐步瓦解與單極世界的終結，美元正以盛極而衰方式從峰巔向下滑落。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超級硬通貨即能源、糧食支撐下，盧布與能源、糧食持續上漲，極大增強俄國綜合國力與對世界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講，所謂，美元是“美金”的慌謬說法，純屬美國與國內公知對我們洗腦。所以真的沒有必要高看美元，更沒有必要對其過度崇拜。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之所以緩慢，主要是央行與銀監會高層過度迷信與崇拜美元，一直視之為“美金”，無視盧布己率先突破美元圍堵的成功先例，現在還以為人民幣要打破美元的封鎖與圍堵非常難，一直未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采取任何實際措施。

　　美元與人民幣的較量從實質上是兩國經濟實力的較量，正如8月19日，央行原行長戴相龍所說“美國經濟實力很難支撐原來美元的地位”。反過來說，目前中國經濟實力足以有力支撐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只要央行與銀監會高層破除對美元是所謂“美金”迷信，以俄為師，堅定信心，以一國一策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必將收獲滿滿。

　　一 對境外項目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有助于中國收獲鑄幣稅

　　2018年8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5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在金融保障上下功夫，加快形成金融支持共建“一帶一路”的政策體系，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那么如何按總書記的要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從目前來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最有效途徑是中資銀行對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如商業貸款、優惠利率貸款、中長期貸款等）。如同借美元就必須還美元，國外項目借人民幣通常只能還人民幣。對選擇人民幣貸款的國家來說，為償還人民幣貸款，就必須不同程度地擴大人民幣在其國內使用與結算范圍（如允許中國游客支付人民幣），這就以隱形方式擴大了國外對人民幣的需求與使用，給中國帶來人民幣鑄幣稅的豐厚回報。

　　在這個星球上唯有鑄幣稅堪稱一本萬利，將來隨著數字化貨幣推行，在電腦上添加若干個零就可發行天量數字化貨幣，這可真是無本萬利。中資銀行對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額度越多，中方從中收獲的人民幣鑄幣稅也就越多。對比之下，對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所帶來的利息收入與人民幣鑄幣稅相比只是小菜一碟。正因為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帶給中國最重要回報是鑄幣稅，而不是利息，所以在有效管控風險前提下，中方可考慮舍小求大，不妨對境外低風險的兩國政府間以及有信譽的大企業間經濟合作項目實行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

　　中資銀行對外貸款按利率劃分有三類即通常的商業利率貸款、優惠利率貸款以及帶有援助性質的貼息（零利率）貸款，但按利率劃分的這三類貸款，品種過少，限制了雙方選擇范圍，所以可考慮設置一種比優惠貸款的利率還低一檔次，但不是利率低到零的貸款品種，還款期限可以更長，這可稱之為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雖也是一種商業貸款，但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商業貸款，也不是帶有援助性質的貼息（零利率）貸款，而是介于兩種之間，是一種半商業半援助性質的貸款，這對中外雙方來說均可提供一個新選擇。較之于通常的商業貸款，對境外項目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有三點不同：

　　一是低利率只能對應低風險，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僅限于境外低風險的兩國政府間以及有信譽的大企業間經濟合作項目。

　　二是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特性決定了它只能做到保本微利，如數額過大有損于中資銀行利益，所以中方對一帶一路每個國家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總額應有額度上的限制，額度的多少取決于相關國家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與雙方合作程度，由中外雙方按合作共贏原則商定。

　　三是帶有援助性質的貼息（零利率）貸款，中方的貸款數額不可能過多，如某個國外項目僅靠中方帶有援助性質的貼息（零利率）貸款不能滿足資金需要，外方可在額度之內選擇申請比優惠貸款利率更低一檔次的超低利率貸款，可減輕外方的資金負擔。而對中資銀行來說，為彌補貼息貸款的不足，可發放由超低利率貸款與貼息（零利率）貸款相組合的混合貸款，這將鼓勵外國政府、企業更多接受與選擇人民幣貸款。

　　雖說對境外項目的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只能使中資銀行保本微利甚至無利可圖乃至虧本，但卻能以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方式，使中國收獲豐厚的人民幣鑄幣稅，算總帳是非常合算的。形象地講，這與常說的撿芝麻丟西瓜恰恰相反，是丟芝麻（利息）撿西瓜（人民幣鑄幣稅）。當然，對中資銀行由此造成的損失可由財政部門用其它方式與渠道進行適當彌補。

　　日本這方面做法值得借鑒。2017年，中、日同臺競爭印度高鐵項目，日本以“貸款政策更優惠”為條件拿到了最終的合約。日本將向印度提供總計1900億日元的貸款，用于印度高鐵建設。同時，日本破例將年息降至0.1%，并且將償還期延長至50年，而在此之前日本一般只會提供1.5%的貸款利率和不超過25年的貸款期限。國內不少專家斷言： 50年的貸款年限僅0.1%利率，近乎零利率，日本無利可圖。若日元大幅度貶值，日本將血本無歸，這是日本不惜“割肉”換項目，倒貼錢給印度造高鐵。

　　日本人素以精明著稱，不會像國內一些專家所認為那么傻。首先要搞清一點的是，日本提供給印度的是日元貸款，而不是美元貸款，日本將從中收獲日元鑄幣稅，這是日本對這個項目日元貸款實行近乎零利率的重要原因，就算這個項目最終虧本，日本也能靠日元鑄幣稅來以盈補虧，算總帳日本不會虧本，只是賺多賺少問題，且不論日、印合作的高鐵項目最終如何？日本這一做法對我們也有借鑒價值。

　　二 以它國優勢產業換人民幣模式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中方一再對外強調，共建“一帶一路”是經濟合作倡議，落實倡議主要是靠合作共贏的經濟合作模式。國際產能合作并不是中方的援助或饋贈，而是一種合作共贏的經濟合作模式。

　　從共建“一帶一路”與合作共贏角度講，中方對境外項目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是一種半商業半援助性質的貸款，中方發放這種袋款并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前提條件的，即相關國家應對人民幣在本國一定程度的流通使用持積極支持態度。當然，支持方式因相關國家的經濟優勢可以有所不同。比如那些旅游資源豐富的國家應允許中國游客向其支付人民幣，石油資源豐富國家應允許中國以人民幣支付方式從其進口石油。作為回報，中國則愿意向這些國家提供一定額度的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為與中方合作的低風險重要項目提供超低利率貸款，進一步降低外方付息成本，延長還款期限，這樣雙方就能以彼此投桃報李的互惠方式實現合作共贏。

　　（一） 中方與塞爾維亞“旅游業換人民幣”合作共贏模式的設想

　　據新華社消息，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4月25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前來出席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習近平指出，2016年中塞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以來，雙方各領域合作穩步推進，政治互信更加牢固，堅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塞爾維亞是共建“一帶一路”重要沿線國家，雙方要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兩國人民。雙方要密切人文交流互鑒，促進民心相通，加強多邊領域國際合作，共同維護多邊主義，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會見后，兩國元首共同見證了共建“一帶一路”等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

　　從習主席講話可看出，中塞友誼牢固(按武契奇總統說法是“是中國的鐵桿朋友”)，雙方共建“一帶一路”成效顯著，經濟合作前景光明。相關統計表明，中國已成為塞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中資企業在塞國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占據最大市場份額，雙方正在洽談大的合作項目有二十多個。

　　雖然塞國外匯短缺，但旅游資源比較豐富，特別要指出的是塞國是歐洲第一個對中國游客實行“落地簽”（免簽）待遇與率先在主要旅游景點標識中文的國家。對中國公民來說，要隨時實現想走就走“歐洲游”心愿，去欣賞歐洲異域風情，塞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因此中國公民塞國游的熱情高漲，人數猛增，疫情之前，2019年中國游客數量比2018年增加一倍多。考慮到中國龐大人口基數，疫情結束后，赴塞游客暴漲局面將維持數年，中國肯定成為塞國最大的游客來源國。

　　由于“同質化”原因，塞國旅游業對歐洲游客吸引力不夠，其旅游業接待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剩，所以相對其它歐洲國家，塞國旅游業未必是優勢產業，但相對于中國來說，塞國旅游業是其優勢產業，因此，塞國對吸引更多中國游客抱有極高期望。坦率地講，塞國在如何吸引更多中國游客上，是有求于中國的。中方則應借此與塞國“共商”，建議塞國允許中國游客向其支付人民幣，本著合作共贏原則，中方可向塞國提供兩大高含金量的回報：

　　一是中方允許塞國可用從中國游客收到的人民幣向中資銀行人民幣貸款還本付息，可向中國工程承包企業支付工程款，可用人民幣從中國進口所需技術、裝備與消費品，暫時用不完的人民幣可納入塞國央行外匯儲備，而塞國一直有意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這樣以人民幣為“中介”，中塞雙方就實現了中國技術、產品與塞國旅游業之間的優勢互補。

　　二是中方可向由中、塞兩國政府牽頭的風險低、預期回報較好的重要產能合作項目提供一定額度的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進一步降低塞方用人民幣還款付息成本。如此一來，雙方均可避免美元、歐元匯率波動風險，共同維護金融穩定。中方可擴大人民幣在塞國運用結算范圍，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塞國外匯短缺困境，中塞雙方在人民幣使用結算上也實現了優勢互補與合作共贏，這種合作方式也許可稱之為“(塞國)旅游業換人民幣”。

　　不僅是塞國，其它旅游業發達，并對中國資金(人民幣)、工程、技術、裝備、消費品需求大的國家也可釆用類似“旅游業換人民幣”互惠交換方式來擴大人民幣在相關國家運用結算范圍，實現優勢互補與合作共贏，巴基斯坦也可作為一個重要候選對象。

　　（二）中方與巴基斯坦“旅游業投資換人民幣”合作共贏策略的設想

　　中巴共建的中巴經濟走廊所經過的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山區有著獨特旅游資源，那里是世界高峰的聚集地，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有5座在克什米爾，游客可以親身領略了克什米爾世界高峰的壯美。雖然中國西藏與尼泊爾有類似的景觀，但從風景絕美程度上看，克什米爾更勝一籌。但克什米爾高山旅游資源基本上沒得到開發，一年只有幾千名游客，要吸引更多游客必須解決“五缺問題”即缺酒店、缺道路、缺機場、缺電、缺水，要解決“五缺問題”必須進行大量投資。

　　目前，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尚未涉及旅游業，為拓展中巴共建中巴經濟走廊的廣度與深度，中方可與巴方協商，在疫情緩解或疫情結束后，引進中資企業投資開發中巴經濟走廊沿線豐富的旅游資源特別是克什米爾旅游資源，但中資企業投資后如何收回投資并匯回國內是一大難題。為“創匯”，巴國只準外國游客支付美元及歐元，如果中資企業投資經營的景點與酒店，從外國游客與中國游客收到的主要是美元及歐元，由于巴國外債居高不下，無論是短期還是中長期，巴國外匯嚴重短缺局面只會加劇不會緩解，對外匯匯出管制也將日趨嚴格，中資企業如何把收到美元及歐元匯回國內是一大難題，這就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投資風險。

　　要規避這個投資風險，中方可與巴方協商，如中資企業在克什米爾投資開發當地旅游資源，應破例允許前往克什米爾的中國游客向中資企業開發的景點及酒店支付人民幣(其它國家游客乃支付美元及歐元)，這一方面在吸引中國游客同時，使相關中資企業以收取人民幣方式來收回投資與獲得投資回報，調動中資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巴方肯定會贊同與支持，這種中方資金與巴國旅游資源開發的優勢互補是很典型的合作共贏方式，這也許可稱之為“(對巴)旅游業投資換人民幣”。

　　三 以人民幣負債來推動人民幣流通循環圈的建立

　　（一） 埃塞俄比亞經濟陷于被巨額美元外債“綁架”的困境與出路

　　從2020年到今年，埃塞俄比亞貨幣比爾一直處于貶值狀況，由于埃塞有嚴格的外匯管制，不少中資企業或多或少都有當地貨幣（比爾）資金沒來得兌換成美元及回國內，多家工程承包和投資類中資企業因所收當地貨幣（比爾）大幅貶值而損失巨大。

　　而比爾貶值的深層次原因是埃塞巨額美元外債造成的，埃塞的外匯儲備不到30億美元，而外債則累計高達200多億美元。攀升的貿易赤字影響著埃塞的償付能力。埃塞從2020年開始，逐步迎來外債還本付息高峰，這使埃塞面臨巨大還債壓力。面對美元外債壓力和外匯儲備短缺，埃塞只能通過本幣貶值以刺激出口。

　　可以說埃塞貨幣比爾不斷貶值與嚴格外匯管制的根源在于其外債結構以美元為主，埃塞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被巨額美元外債“綁架”，被巨額美元外債牽著鼻子走，埃塞出口創匯必然會以美元為中心，這種情況下埃塞向中國出口農產品及礦產品就很難接受中方支付人民幣，也不大可還能接受中國游客支付人民幣，那么在埃塞推行人民幣流通與使用必然步履為難。

　　所以在埃塞推行人民幣國際化應先從改變其外債結構美元化做起，中方一個有效做法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向埃塞發放更多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埃塞以美元為主的外債結構，增加埃塞外債中人民幣負債比例。有了來自人民幣的負債壓力才有還債動力，埃塞為償還人民幣負債，才有可能積極擴大人民幣在埃塞使用與結算范圍，才能積極擴大對中國出口與多收取人民幣，如允許中國游客向其支付人民幣，允許中方用人民幣從其進口農產品(如咖啡等)，這就能在兩國貿易中讓人民幣逐步取代美元，成為埃塞外匯中僅次于美元的重要外幣品種，在中國與埃塞兩國間建立一個獨立于美元體系之外的人民幣流通循環圈。

　　這樣的做法可概括為：中方在有效管控風險與嚴密論證的前提下，通過適度擴大相關國家的人民幣貸款與負債，來推動相關國家與中國建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但要做到這點，必須在合作共贏基礎上，通過中方與相關國家高層協商與簽訂相關協議才可能實現。

　　（二） 以合作共贏方式在中國與埃塞之間建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

　　人民幣流通循環圈有一個典型例證是上交所的原油期貨交易，2018年3月26日，原油期貨在上海期貨交易所所屬子公司上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掛牌交易。現在世界上倫敦、紐約、上海三大石油交易所，唯有上交所不用美元而必須用人民幣結算，這也是中方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膽嘗試。而參與上交所原油期貨交易的產油國很快就接受了人民幣結算，因為產油國發現在上交所賣出石油期貨所收到巨額人民幣不僅可用于從中國進口所需各類商品，還可以不受限制的在中國上海黃金交易所買黃金，實現資金的保值增值。如此一來，在石油期貨所收到巨額人民幣可以很容易的花出去，使用起來如同美元一樣方便，這也就意味著在上交所、上海黃金所及中國實物商品之間形成了一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做到了產油國與中國的合作共贏。

　　同樣，要在埃塞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則必須以合作共贏方式在中國與埃塞之間建立一個獨立于美元之外的人民幣流通循環圈，讓埃塞覺得人民幣像美元一樣可信好用，才能讓埃塞接受與大范圍使用人民幣。

　　從中國與埃塞合作共贏角度分析，中方可向埃塞建議：如埃塞同意中國用人民幣支付從其進口農產品及礦產品;同意中國游客赴埃塞旅游支付人民幣，中方則許若疫情結束后，優先準許中國游客赴埃塞旅游。埃塞向中國出口及從中國游客所收的大量人民幣可一分二，收到一舉兩得之效。一部份人民幣用于改變埃塞用美元償還美債的通行做法，可把收到的逐步升值的堅挺人民幣的一部份用于兌換成美元后償還美元外債，以減輕其美元負債。二是埃塞除了向中國償還人民幣貸款或債務，所余的人民幣還可用于從中國進口所需技術、裝備、消費品，以及用于向在埃塞投資的中資企業（如中國汽車）購買所需產品。如此一來就可在埃塞與中國之間形成一個獨立于美元之外的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可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對美元依賴與制約，這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規模越大，對人民幣需求就越大，中方也可收獲更多的人民幣鑄幣稅。

　　把出口創匯所收取的美元用于償還美元外債是埃塞等很多國家的通行做法，如讓埃塞改變這一通行做法，把向中國出口創匯所收取人民幣的一部份兌換成美元后用于償還埃塞美元外債，較之于通行的用美元償還美元外債這種直接方式，這種用人民幣（兌換）間接償還美元外債的方式能否讓埃塞接受？決非輕而易舉，建議由兩國金融專家組成聯合小組來深入研究這種用人民幣來間接償還埃塞美元外債方式的可行性，只要雙方研究證明這種間接還債方式不僅可行，而且能做到雙方合作共贏，埃塞是很可能接受的。

　　中方應向埃塞強調：中方所建議的用人民幣來間接償還埃塞美元外債的合作共贏方案僅適用中國與埃塞兩國，至于埃塞向中國之外其它國家出口創匯，仍可繼續取釆用出口創匯所收取美元用于償還美元外債的通行做法，中方對此并不反對，也不會干涉，中方認為用人民幣間接償還埃塞美元外債方式僅是對埃塞用美元直接還債這一通行方式的有益補充，中方無意用人民幣間接還債方式來取代埃塞用美元直接還債的通行方式。中方認為，埃塞用美元直接還債與用人民幣間接還債的兩種方式可并行不悖，共同推行，互不干擾。

　　（三）從力帆汽車的困境來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對中資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中國與埃塞之間人民幣流通循環圈的建立對在埃塞投資發展的中資企業意義重大，在埃塞的中資企業均飽受美元短缺與外匯（美元）管制之苦。如果中國與埃塞建立互利共贏的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在埃塞的中資企業就可徹底擺脫對美元的依賴與管制。

　　以重慶力帆汽車為例，力帆汽車在國內汽車行業競爭力屬三流水平，在國內汽車市場不景氣的大背景下，力帆汽車傳統的低價營銷策略也失靈了，導至力帆汽車庫存過多，虧損嚴重，經營困難。

　　但在國內屬三流水平的力帆汽車卻在埃塞汽車市場打開了一個新天地，埃塞力帆汽車公司是重慶力帆汽車在埃塞成立的全資子公司，主要從事汽車SKD進口、組裝、銷售和售后服務業務。其碼在2020年比爾大幅貶值之前，埃塞力帆汽車公司經營狀況較好，其傳統的低價營銷策略雖在中國市場不靈，卻在埃塞汽車市場很靈。因為埃塞人收入水平比中國低得多，大都買不起歐日美高價的一手新車，主要買來自歐日美廉價的二手舊車，力帆汽車在埃塞汽車市場主要競爭對手就是這些二手舊車。力帆汽車在埃塞營銷口號是“用二手車的價格買力帆新車”。盡管力帆新車比二手舊車依檔次不同貴30%至40%，加價30%至40%就可買一輛有保修期的新車，對埃塞人來說是很合算的，于力帆汽車靠低價營銷策略占據了埃塞一手新車市場的最大份額。

　　看來力帆要擺脫困境，將力帆過剩產能有序向埃塞轉移是個不錯的選擇，但這個產能轉移不是僅靠力帆一己之力就能做到。但在比爾大幅貶值之后，埃塞力帆汽車公司副總經理馬群在接受國內媒體采訪時說，“在外匯管制之下，我們很難申請到美元用于零部件進口。”

　　如果中國與埃塞建立互利共贏的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埃塞力帆汽車公司在埃塞市場，就可允許埃塞用戶用支付人民幣來購買力帆汽車，埃塞力帆汽車公司再把當地收到的人民幣一分為二，大頭用于向力帆汽車中國母公司進口汽車SKD（零部件）在埃塞組裝，小頭用于向母公司匯回在埃塞所賺的利潤。

　　正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一旦中國與埃塞兩國間建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則埃塞力帆汽車子公司與位于中國重慶的母公司也可建立一個公司內部的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埃塞力帆汽車及其它在埃塞的中資企業，就可徹底擺脫對美元的依賴與控制，走上快速發展之路。

　　有“非洲小中國”之稱的埃塞最有資格成為非洲第一個與中國建立互利共贏的人民幣流通循環圈的樣板之國，讓其成為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受益國與窗口展示國，中國所主張的與相關國家共建人民幣流通循環圈的理念才能被非洲更多的國家接受與采用。

　　與相關國家建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實質是挑戰美元霸權與去美元化過程，必定面臨重重困難與阻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可釆取穩步推進策略，可與對此感興趣與接受可能性高的國家“一對一”逐家去談，通過樣板與示范作用，讓越來越多國家通過與中方“共商共建共享”來建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

　　四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應制定差異化國別策略

　　合作共贏與優勢互補應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方針，以超低利率人民幣貸款額度作為籌碼與交換條件，同時以它國優勢產業換人民幣模式來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正是貫徹這一基本方針的有效策略。但具體到每個國家，其優勢產業與國情各不相同，那么中方與相關國家合作共贏方式肯定有所不同。即使兩個國家相同的優勢產業也有區別，與塞爾維業旅游業現有的較強接待能力形成對比的是，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地區旅游資源必須大量投資才可能吸引大量游客與提高接待能力。所以塞國旅游業發展關鍵是如何吸引更多中國游客，而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地區旅游業發展的關鍵是投資先行，解決缺酒店、缺道路、缺機場、缺電、缺水“五缺問題”，這是兩國旅游業的根本區別。所以同是旅游業，中方與塞國、巴國合作共贏策略肯定有所不同，中方與塞國合作共贏策略是“旅游業換人民幣”；中方與巴國合作共贏策略應是“(對巴)旅游業投資換人民幣”，中方與埃塞合作共贏策略應是在中國與埃塞之間建立人民幣流通循環圈。這就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差異化國別策略，套用成語因地制宜，差異化國別策略簡單的講就是因“國”制宜與一國一策。塞國、巴國、埃塞則應三國三策，以差異化的“三國策”把三國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點推進國。

　　同時，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與漫天撒網，應本著有限目標與突出重點的原則，或是優先選擇那些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如塞國)、或是優先選擇那些對中國工程、技術、裝備、消費品需求大與依賴度高的國家(如巴基斯坦)，或是優先選擇那些與中國經濟合作最緊密的國家(如有“非洲小中國”之稱的埃塞)，或是選擇以上二者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國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點推進國，讓這些國家成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與“去美元化”的受益者，再以榜樣的力量示范與影響“一帶一路”更多國家加入其中，成為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積極參與國與受益國。

　　作者劉云，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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