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言，“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之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今天的中國，綜合國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顯著提升，“兩個奇跡”彪炳史冊，新冠疫情防控全球一枝獨秀，勝利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后，昂首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態勢良好。

　　但第二個“趕考”形勢嚴峻，一山放過萬山攔，當前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戰略安全問題不是不測之隱憂，而是現實的重大挑戰。

　　歷史地看，新中國成立后，有三次戰略安全環境極其險惡期。

　　第一次是從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到1953年7月朝鮮戰爭勝利結束。在此階段，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生政權既要完成國土解放統一、肅清國民黨在大陸的殘余勢力，又要應對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圍剿脅迫。

　　隨著1950年2月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及朝鮮戰爭打出了國威軍威，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新中國，中國戰略安全環境才開始穩定下來，安心推動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第二次是從1960年7月蘇聯單方面撤回在華援建的1000多名專家到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此階段，中國與當時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同時處于敵對狀態，美蘇兩大陣營的很多國家對華不友好，中國處于空前孤立狀態。

　　1966年蘇聯與蒙古簽訂具有軍事同盟形式的條約，在中蒙邊境大量陳兵，將對中國進行物理威脅的前哨直接推進到了離中國首都北京僅幾百公里的地方。1969年，中蘇在珍寶島爆發局部戰爭，蘇聯一度考慮對中國發起核戰爭。中國戰略安全受到極大威脅之際，國家被迫加強三線建設，“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

　　隨著中美關系的解凍和第三世界理論的提出推進，中國戰略安全環境逐步好轉。改革開放后，隨著中蘇關系走向正常化，特別是在911事件之后，雖然國際意識形態環境嚴峻，但中國戰略安全環境有所好轉。

　　第三次是從2017年12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出臺《國家戰略安全報告》正式將中國定義為排名第一的“戰略競爭對手”開始。此后，美國對華政策全面轉向，實施全政府對華遏制戰略，發動對華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輿論戰。

　　拜登政府上臺后，將中國視為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競爭威脅和最大的地緣經濟競爭威脅，提出“競爭、合作、對抗”對華關系三分法，加大全球盟友行動協調，實質上遏華抗華變本加厲。

　　為什么說自2017年底以來，中國外部戰略安全環境發生了質的變化，由穩定優良安全向動蕩惡劣危險轉變了呢？

　　一是臺海戰略安全問題凸顯，國家分裂面臨巨大現實危險。

　　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兩岸分治但不分裂，都屬一個中國。1999年臺灣李登輝拋出“兩國論”，讓兩岸關系陷入動蕩，當時主要是臺灣島內臺獨勢力興風作浪。但近年來大國博弈背景下，美國“以臺制華”和臺灣“倚美謀獨”加緊勾結，改變臺海現狀，置臺灣于巨大的分裂中國風險之中。

　　從解凍美臺高層官員交往到鼓動國際上一些國家加入制造“一中一臺”行列，從美艦橫闖臺灣海峽到加大美軍在臺灣實質性存在，從慫恿支持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到公然挑戰2758號決議支持臺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系統”，美國大打臺灣牌，不斷挑戰中國底線，不斷逼壓模糊戰略空間。

　　美國和日本的頭面政要已在公開聲稱臺灣為國家，美國正在搞所謂“世界民主國家峰會”，未邀請中國卻刻意邀請臺灣當局，日本軍方公然叫囂要“協防”臺灣，臺灣海峽已然濁浪滔天。

　　有人指出，美國唆使立陶宛帶頭跳出來搞臺駐立機構更名把戲，就是刻意制造當初蘇聯垮臺的“冰島時刻”，妄圖起到多米諾骨牌效應。近日，太平洋蕞爾小國所羅門群島發生大規模的排華事件，背后實際上存在大國支持臺灣拓展所謂國際空間的影子。

　　雖然說解決臺灣問題的時與勢在我們這邊，但臺海戰略安全問題凸顯，不單單體現在臺海軍事形勢緊張，而是全方位系統性地影響中國的主權權威，侵蝕著中國的外交資源，影響著中國國內的民心民意。臺灣問題，是影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戰略棋眼，是中美博弈斗爭的戰略棋眼。

　　二是南海國土安全問題凸顯，能源供應與自由貿易面臨重大風險。

　　在南海，中國擁有200多萬平方公里藍色國土。近年來，中國抓住戰略機遇窗口，進行了吹沙填島，加強了我在南海的戰略基地。

　　但美國借口所謂的“航行自由”，大幅度加大了在南海的軍事存在，而且鼓動域外的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派軍艦赴南海搞軍事演習或航行示威。尤為惡劣的是，美國艦艇公然違反國際法，多次進入我近島水域，甚至逼近西沙群島。

　　美國不僅自身大搞抵近偵察，還鼓動域內國家通過國際法律訴訟、加強島礁爭奪及資源開發等方式，破壞南海問題有關國家的對華協商進程。

　　今年10月2日，美國海軍“康涅狄格”號核潛艇在南海海底發生碰撞事件，從另一層面反映了美軍在南海全方位立體化軍事活動之頻繁。

　　美國英國還與澳大利亞組成所謂“AUKUS”，劍指中國，違反核不擴散國際協議擬用核潛艇武裝澳大利亞。美國還帶頭拼湊所謂“QUAD”美日印澳四方準軍事同盟機制對抗中國，并企圖讓北約的魔爪向南海延伸。

　　所有這些動態，使得中國南海國土安全問題更加凸顯。由于中國對外貿易尤其是能源進口主要依賴南海通道，南海局勢緊張不僅關乎藍色國土安全，還直接關系到中國的經濟安全。

　　三是韓越近鄰安全問題凸顯，戰略總體均勢面臨失衡風險。

　　人類歷史表明，世界的和平安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國的戰略安全平衡。二戰之后全球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國戰略安全相對均勢。但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卻一味追求自身的絕對戰略安全，忽略他國的合理戰略安全訴求。

　　2017年，“薩德”系統開始在韓國部署，開了嚴重破壞地區戰略安全平衡的惡例。美國在韓部署“薩德”表面上是出于“朝鮮核武器及導彈威脅”，然而“薩德”X波段雷達的探測范圍半徑可達2000公里，其監控范圍和攔截對象不僅可以直抵中國腹地，也可涵蓋俄羅斯遠東主要地區，從而事實上將地區內國家置于美國監視之下，把韓國納入了美國導彈防御系統。

　　近年來，美國加強與宿敵越南的軍事關系，美國的航空母艦甚至開進了金蘭灣。倘若越南自私自利鼠目寸光，一味倒向美國，與美國緊密軍事合作甚至讓美國利用其軍事基地，則必然對中國的戰略安全造成巨大的影響。

　　時至今日，美國依然處心積慮要利用韓國把一把尖刀架在中國頭上，利用越南把一把尖刀架在中國腳底。對于韓、越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關系，中國不可能坐視不管，否則會對自己形成越來越大的戰略安全隱患和現實威脅。

　　四是科技自主安全問題凸顯，創新發展面臨“卡脖子”風險。

　　長期以來，歐美等發達國家通過《瓦森納協定》等機制對華嚴格出口管制，全面禁止向華出口武器裝備，禁止出口“可能用于軍事目的”的軍民兩用技術。

　　但近年來，美國帶頭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數百家中國公司列入實體清單，不僅嚴控出口集成電路、發動機、高性能計算機領域、航空航天領域技術，而且禁止中國資本投資美國科技企業，禁止中國與美國開展有關高科技的科研交流合作。

　　為限制中國先進的5G技術在全球拓展，對于中國的華為等高科技企業，美國不惜撕破所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遮羞布，直接采取法律、行政等各種措施予以迫害打壓，脅迫許多國家禁止使用華為技術。

　　為防止中國獲得半導體領域先進技術，美國直接干涉阻擾荷蘭半導體設備公司阿斯麥（ASML）向華出售相關技術和設備，并組建控制國際半導體產業聯盟，還勒令高通、三星、臺積電等芯片制造頭部企業交出客戶資料。

　　拜登政府推動歐美雙方成立歐盟——美國貿易和技術委員會，協調遏制中國的科技政策。科技競爭越來越成為中國競爭的主戰場，搞“小院高墻”實施高科技脫鉤和中美脫鉤的重要內容。美西方構筑科技反華陣線，對中國科技發展“卡脖子”，對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安全會造成重大影響。

　　五是新疆穩定安全問題凸顯，突厥國家組織成立造成文化離心長遠風險。

　　在黨中央強有力領導和新疆人民群眾的支持努力下，新疆暴恐問題近年得到有效控制。然而，美西方看不得一個穩定安寧繁榮的新疆，借口人權問題無恥污蔑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依據這樣的謊言對新疆企業和一些產業搞經濟制裁。

　　美西方要的，是一個動蕩分裂的新疆，希望新疆成為中國的心腹之患。值得注意的是，繼2009年“突厥語國家首腦峰會”升格為“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后，今年11月12日，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等國領導人在伊斯坦布爾突厥語國家合作委員會第八屆峰會上，宣布將“突厥語國家委員會”改名為“突厥國家組織”。

　　該組織聲稱基于文化、語言、宗教的相似性，效仿阿拉伯國家聯盟組建，旨在復興突厥文明，促進突厥世界一體化。對此組織，表面上好像哈薩克斯坦在發揮牽頭作用（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被推到前臺，還領頭發表了“突厥世界2040愿景”），實際上土耳其埃爾多安總統才是真正推手。

　　此聯盟的成立，標志著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運動取得了里程碑進展。該組織號稱今后還要擴大成員國家，歡迎匈牙利、蒙古等國家加入。土耳其從中國的史籍記載中到處認祖宗，編制杜撰所謂突厥文明，其志不在小，野心很大。

　　長期以來，土耳其對中國新疆事務指手畫腳，包庇推動所謂“東突”勢力。中國對所謂突厥國家組織成立必須提高警惕，防止其染指中國新疆內部事務，干擾地區安全和宗教、文化發展。

　　此外，印度近年搞戰略投機，在中印邊境頻頻滋事蠶食，給中國造成了一定的戰略干擾。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龐大的海外資產和投資貿易利益，由于尚無相匹配的軍事投射和影響能力，一旦天下有變，也將處于巨大的風險之中。西方利用自己的國際話語壟斷優勢，拼命塑造中國負面國際形象，甚至卑劣污蔑詆毀中國，煽動民粹主義種族主義，使得近年來海外華人生存環境明顯惡化。

　　種種跡象表明，與四五年前相比，中國整體戰略安全環境確實發生了質的變化。看不到這一點，或不愿意正視承認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

　　然而，戰略安全環境發生質變并不可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走到今天不可逆轉，都是黨領導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得來的。面對當前和今后的挑戰，只要從戰略上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運籌帷幄，只要敢于應對和斗爭，善于塑造和斗爭，不懼強暴不怕犧牲，就沒有過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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