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情報部門花了90天時間，本來想鉚足了勁炮制出一份“新冠病毒起源情報報告”，為美國的政治需要服務，搞出一個“栽贓中國”的報告。

　　誰知道，美國這場戲演砸了。

　　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到符合他們要求的證據，乃至蛛絲馬跡。美國情報部門只能編出一份言辭上模棱兩可，毫無確定結論的報告。最后，還是想混淆視聽，繼續攻擊中國。

　　在這份報告背后，其實有一個人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后這個人還會像“狗皮膏藥”一樣，盯著中國，為各種“反華攻勢”獻計獻策。

　　這個人就是余茂春。

　　一個賣祖求榮，被中國網民視為“漢奸”的人。

　　1

　　其實，利用情報手段，來搞所謂的“病毒起源調查”，然后借此栽贓中國，最初是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那幫人提出來的。

　　去年美國疫情吃緊，以及后期選舉壓力非常大的時候，特朗普和蓬佩奧等人就信口雌黃，渲染“新冠病毒有可能起源于中國的一個實驗室”，還下令美國相關官員就這個問題啟動調查。

　　這成了后來拜登政府提出，“情報部門用90天內搞出一份新冠病毒起源報告”的一個基礎。而余茂春在推動特朗普和蓬佩奧用“情報手段”，把新冠病毒硬說是“來自中國”方面，發揮著非常壞的作用。　　

　　據《華爾街日報》等媒體透露，在2020年初中國武漢暴發新冠疫情后的頭幾周，當時海外的疫情還沒有起來，而就在這個階段，身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重要成員的余茂春，就盯上了武漢病毒研究所。

　　他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網站上下載了一些網頁副本，因為該研究所是中國境內比較稀少的一個高級生物安全實驗室，而且曾對冠狀病毒進行過大量深入研究。余茂春說，他預感“這些資料未來可能會非常重要”。

　　于是，他向當時自己的頂頭上司——國務卿蓬佩奧提到了武漢病毒研究所。余茂春“憑借自己對中國的了解”，覺得這個可以成為抹黑中國的一個重要材料。在聽了他一番建議后，蓬佩奧告訴余茂春要把這作為一項優先事項。

　　僅從這一幕，你就能體會到“漢奸”這個標簽放在余茂春身上，真不是冤枉他。

　　于是，在2020年5月，余茂春聯系到當時美國國防部軍控局代理局長托馬斯•迪南諾(Thomas DiNanno)。據稱，余茂春和迪南諾說，蓬佩奧對缺乏有關新冠病毒起源的有效信息表示失望。　　

　　這話已經很明顯，就是希望美國軍方利用手段能夠搞些材料。那時候，余茂春、蓬佩奧是奔著“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國研究的生物武器”這個方向努力的。可見，他們那時的“計劃”多么邪惡。

　　在此之后，迪南諾開始利用該局監督軍控條約遵守情況的權力，從情報界獲取信息，以評估中國的病毒研究是否違反了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約》。

　　一位美國官員說，迪南諾所在的部門向承包商——總部位于內布拉斯加州的國家戰略研究所支付了36萬美元。該研究所選擇了曾在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上為迪南諾工作過的前官員戴維•阿什爾(David Asher)。

　　戴維•阿什爾團隊之后宣稱發現的一條“線索”——在情報機構檔案中埋藏的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稱，“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幾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秋季患病，癥狀與后來的新冠肺炎或季節性疾病一致”。

　　該團隊還發現，“該武漢病毒實驗室，為中國軍方從事機密研究的新信息”。　　

　　關于這兩條似是而非的“線索”，其實后來都被證明是虛假，美國方面根本拿不出確鑿的證據，而且也遭到中方的駁斥。

　　到了2020年12月，雖然那時候特朗普已經在大選投票中敗選，但是他仍在想辦法企圖扭轉大選結果。而蓬佩奧領導的國務院，則在利用新冠病毒攻擊中國方面也沒放棄“努力”。

　　迪南諾當時正參與炮制一份非機密簡報，其所在的部門正在確認這份簡報，當時美國國務院計劃將其公布于眾。國防部軍控局的高級官員還開始起草一份名為“démarche”的正式外交申訴，通過質疑“中國研究冠狀病毒的實驗室研究是否違反了《生物武器公約》”，企圖尋求公開追究中國的責任。

　　但是，démarche的起草卻引發了美國政府內部的激烈爭論。

　　據與會者回憶，在12月中旬的一次緊張會議上，迪南諾和阿什爾向代理副國務卿克里斯•福特(Chris Ford)概述了他們的初步結論。福特曾是迪南諾在國務院系統中的上司。　　

　　迪南諾宣稱，“武漢病毒研究所可能不僅是實驗室病毒泄露的地點，還可能從事生物武器條約禁止的軍事研究”。

　　但是，福特對此表示懷疑。并要求迪南諾將他關于“實驗室操縱病毒制造”的假設納入科學審查。福特在2021年1月6日寫給迪南諾的電子郵件中，要求對這個說法能夠拿出更科學的證據加以證明。

　　迪南諾回信說，他已經安排了一個科學小組，將于第二天晚上召開視頻會議。專家組在第二天召開了3個小時的會議，但是討論并沒有得出結論。這個結果是必然的的，因為迪南諾方面也沒有掌握任何證據。

　　第二天，因為抗議特朗普慫恿支持者沖擊國會大廈，福特遞交了辭呈。在一份長達四頁的離職備忘錄中，他寫道，經過仔細審查，迪南諾關于中國可能違反《生物武器公約》的指控的科學依據“基本上是站不住腳的”。

　　到1月20日拜登政府上臺后，余茂春推動、迪南諾炮制的這個“中國可能違反《生物武器公約》”的指控被放棄。但是，通過情報的方式，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抹黑、栽贓中國，這個方式啟發了拜登政府。

　　2

　　在特朗普下臺后，蓬佩奧、余茂春和迪南諾都進入了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

　　從這一點，你就能看出，這三個人的關系不一般。

　　尤其是，余茂春和迪南諾兩人還在借哈德遜研究所這個平臺，在“病毒溯源”問題上煽風點火，企圖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

　　就在8月24日，也就是拜登要求情報部門提交的“新冠病毒起源情報報告”應該交到白宮之前，迪南諾在哈德遜研究所網站發表文章，建議國會關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　　

　　迪南諾還在喋喋不休地提到，拜登政府已停止對武漢病毒研究所及其相關設施可能進行的中國政府軍民兩用生物項目的調查。他認為，這項由軍控、核查和合規局（AVC）進行的調查是由蓬佩奧國務卿于2019年發起的，其目的是回答以下問題：

　　第一，中國政府的病毒研究計劃在其生物武器計劃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有的話）？根據《生物武器公約》，任何具有潛在雙重用途（民用和軍用）的能力的使用和發展都必須用于和平目的。

　　第二，這個病毒研究計劃和新冠病毒的傳播是否代表中國進一步違反了《生物武器公約》（BWC）？

　　顯然，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認為“這種病毒不是作為生物武器開發的”，這次的“溯源情報報告”再次確認這一點，直接打臉了迪南諾。

　　事實上，在進入哈德遜研究所后，余茂春和迪南諾等人一直通過發布所謂“研究報告”，意圖污蔑中國將新冠病毒當做“工具”，然后給拜登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　　

　　比如，今年6月6日，哈德遜研究所發布了一份由包括余茂春在內的5名前蓬佩奧內閣成員編造的，一份題為《對北京濫用COVID-19的正義回應》的政治備忘錄。

　　作為前特朗普政府的“刀筆匠們”，備忘錄的第一段就充滿了無恥。從疫情暴發至今，中國政府和世衛組織一直有著十分暢通的交流與合作，而世衛組織的專家更是兩次到訪中國，與中國的科學家一道，研究科學的新冠溯源問題。

　　而在這份報告中，卻變成了“中國政府仍然從根本上敵視國際合作和透明度”。

　　可笑的是，當初極力渲染“世衛組織被中國收買”，謾罵譚德塞，甚至宣布退出世衛組織的，恰恰是這群人。

　　同樣是在這份備忘錄中，特朗普政府的“遺老”們還給拜登政府提供了一些“建議”，其中主要包括：

　　第一，停止為危險的實驗提供資金。他們認為，應該繼續實施奧巴馬政府2014年簽署的針對“功能獲得型”（gainoffunction）研究的禁令，特別是針對中國的實驗室。

　　第二，余茂春等人叫囂，稱要強制中國遵守條約（Enforce treaty compliance），“解決中國違反國際法的問題，尤其是對與條約成員之間進行磋商并分享數據的基本要求。”這其實就是針對所謂“中國隱瞞最初病例資料”的指控。

　　然而巧的是，美國是獨家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設立核查機制的國家。

　　第三，制裁（Sanction）。這伙人表示，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應該正式制裁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并且以違反關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第13382號總統行政命令為由，對中國軍方所從事的生物武器研究和發展進行分類處理。　　

　　在報告的后半部分，余茂春們又給現任美國政府支了幾個昏招。

　　比如，一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兩黨專家委員會，目的是抗衡世衛組織，提供新冠起源的“客觀”分析。二是，遏制軍民兩用技術的濫用。三是，以武漢病毒實驗室為開端，對個人、實體和政府進行制裁。

　　最后，這些特朗普政府的“遺老”們又翻出他們的“老套路”——鼓勵拜登政府，“如果中國不配合，就支持針對中國的民間索賠和訴訟”。

　　6月29日，這些人又把這份報告改了一個新名字，變成了《對中國掩蓋COVID-19的正義回應》，作為戴維•阿什爾在眾議院的聽證會上發言。

　　而為了進一步配合美國政府的新冠陰謀論和造謠，哈德遜研究所還制作了所謂的“新冠時間表”，里面充滿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各種謠言和陰謀論，包括近期已經被中科院駁斥的所謂“武漢病毒研究所工作人員患病”謊言。

　　3

　　自特朗普下臺后，余茂春就陪著他的主人蓬佩奧一起為哈德遜研究所賣命，同時還在各路反華宣傳機構的配合下拋頭露面。繼續釋放毒化正常國際關系的厥詞。

　　為什么余茂春能成為蓬佩奧擔任國務卿時眼前的紅人？

　　主要還是兩人臭味相投，一個是極力反華反共，一個是不惜出賣祖國利益，甘當漢奸。

　　回顧余茂春的成長史，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1962年出生于重慶，1979年就讀于中國某大學歷史系。據他自己說，他讀大學期間，有幾位美國人在學校交流并進行教學，美國總統里根“美國代表著地球上人類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激勵著他到美國去尋找新的生活。

　　于是，他大學畢業后，1985年進入賓夕法尼亞斯沃斯莫爾學院并獲得碩士，1994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可以說，余茂春當時是較早一批從美國名校歷史系畢業的中國研究生。　　

　　畢業后，余茂春“順理成章”進入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擔任東亞和軍事史教授。據報道，余茂春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反華，而且為了證明自己比美國人還“美國”，他多次口出狂言稱美國政府應調整對華政策，但一直沒得到美國往屆政府的重視。

　　直至特朗普上臺，或者說是蓬佩奧上任后，余茂春才有了用武之地。

　　那為什么余茂春跟著蓬佩奧去了保守派智庫大本營哈德遜研究所？而且，還在新冠病毒起源問題上對中國狂吠？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余茂春很想在共和黨內“出人頭地”，憑借所謂“自己對中國的了解”，想壓過黨內另一幫強硬反華派的風頭，而一旦2024年特朗普擊敗民主黨或者是蓬佩奧參選，自己還能撈到更高的職位。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對華愈發強硬和瘋狂背后，離不開一幫“謀士”不遺余力的鼓噪。像白宮前首席戰略師班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波廷格、白宮國家貿易和制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等人，都是堅定的反華派。

　　不過，《華盛頓時報》的爆料則指出，美國對華強硬政策及其內容，實際上更多是由美國國務院一個以華裔學者為關鍵角色的“中國班”制定的。而這個“中國班”的核心人物就是余茂春。

　　美國制定的惡毒對華政策，據說很多出自余茂春，甚至一些美國政府內部人士宣稱，“他對中國有百科全書般的認識”。　　

　　在這種背景下，當時余茂春已經成為蓬佩奧班子核心成員、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如果特朗普2024年東山再起，蓬佩奧繼續擔任國務卿是大概率的。一旦如此發展下去，作為蓬佩奧制定反華政策時的紅人，余茂春肯定想著如何讓自己升官，撈個助理國務卿當當。

　　他被特朗普團隊認為是“為數不多能夠解讀中國政治術語的人”，與其他所謂“中國專家”相比，他被認為能夠“更好地發現中國弱點”。那么，如何在美國嚴重的疫情下，幫助美國甩鍋給中國，就成了余茂春“再立新功”的一個絕好機會。

　　面對這樣一個機會，余茂春這種奸詐小人能錯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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