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0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指出，開發對抗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的手段，并探索未來的作戰概念以削弱對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確保在“反介入”作戰環境中威懾并擊敗對手，美國軍隊必須有能力懾止、防御、擊敗潛在敵對國家的進犯，保護盟國和合作伙伴利益，以及美國安全和在關鍵地區的影響力。所謂未來作戰概念的核心內容，就是“空海一體戰”。[i]該概念將指導美國空軍和海軍如何在所有作戰領域內進行能力集成，以應對制約美國在全球公域中行動自由且日益增多的各類挑戰。本文從“空海一體戰”概念形成的歷史背景、成形和辯論過程等出發，以期厘清該概念的輪廓與本質，并對“空海一體戰”未來面臨的挑戰進行分析，最后對中國如何應對給出個人的建議。

　　“空海一體戰”概念形成的歷史背景

　　二戰期間，為了應對德國潛艇在大西洋海域的巨大威脅，盟軍曾進行空海協同作戰的大膽嘗試，并取得巨大成功。在隨后的菲律賓海域作戰中，盟軍的空海軍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聯合。1942年4月18日，美國向日本本土發起空中轟炸攻擊——杜立德空襲——美國陸軍航空軍轟炸機第一次從美國海軍航空母艦起飛執行遠程轟炸，可以看作是典型的“空海協同作戰”雛形實例。但事實上，自二戰結束后一直到越南戰爭之后的一段時間內，美國海軍一直習慣于傳統的公海作戰、控制海洋，而與美國空軍在文化上繼續保持著互相獨立和互不兼容的姿態，兩個軍種甚至在相似的空中行動中仍采用各自完全獨立的術語體系與行動概念，當時兩個軍種的空中作戰體系基本上沒有互通操作、互相兼容可言。[ii]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國防部重組法案頒布后，確立了統一指揮原則，軍種間協同在根本上得到了改善。自1991年的“沙漠風暴”行動后，以前從未經歷的現代戰爭現實使軍方高層及兩個軍種更深切地意識到，在冷戰后新的全球安全環境中，之前兩個軍種互不兼容、獨自發展的路線必須修正，在未來的打擊戰中加強空軍與海軍的聯合，逐漸成為兩個軍種高層的共識。隨后，兩個軍種開始注意在裝備、條令和作戰訓練等方面著手改進，以適應新時代在全球瀕海作戰環境中更緊密的聯合與協作。

　　在這種背景下，1992年5月，時為海軍中校的詹姆斯• 斯塔弗里茲(后任美國歐洲總部司令兼北約盟軍作戰司令部司令)發表論文認為，“我們需要一種以一支可以即時部署、實力強大、完全一體化的打擊力量為核心的空海一體戰概念。”[iii]由此，“空海一體戰”的概念首次出現在人們面前。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美軍正處于“重新尋找對手”時期，加之軍種之間忙于武器裝備、訓練等低層次的聯合，該概念在當時沒有引起相關部門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筆者深信，此時，該概念已落入國防部凈評估辦公主任詹姆斯•史勒辛吉•馬歇爾的眼簾，或者說這個概念正符合馬歇爾對美國未來潛在威脅的思考。擁有蘭德公司歷練經歷的馬歇爾，尤其善于識別正在形成的、并可能影響美國未來地位的戰略問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完成新軍事革命相關課題研究之后，馬歇爾即將注意力聚焦于中國身上，因為中國最有可能因快速的經濟發展對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構成威脅。在過去15年中，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先后為馬歇爾的凈評估辦公室進行了20多次針對中國的作戰模擬并撰寫了幾十份研究報告，[iv]其中包括已公開的《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挑戰》、《長期防務計劃》、《為未來艦隊發展制定時間表》、《一個長期的空軍戰略》、《7個致命想定》、《五角大樓的無用資產》、《致命的想定：軍事未來主義者探索21世紀戰爭》等，以及鮮為人知的完成于2003年的《面對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挑戰》。[v]從而為馬歇爾提倡和推動“空海一體戰”概念奠定了厚實的理論基礎。

　　由于淵源關系，以及自身的特長，蘭德公司在此期間也自然而然成為馬歇爾得力的左膀右臂。蘭德公司利用由馬歇爾資助的基于人工智能和戰斗建模(戰略和作戰兩個層面)技術建立起來的聯合一體化應急作戰模型(JICM)，對中國進行戰略評估，以及中美力量平衡評估。蘭德公司的《恐怖的海峽?：中國-臺灣軍事對抗和美國的政策方案》，以及《同中國的沖突：前景、后果和威懾戰略》則是聯合一體化應急作戰模型最典型應用。其間，蘭德公司甚至還用聯合一體化應急作戰模型和“魚叉”(Harpoon)兵棋推演配合對臺海沖突進行了推演。[vi]在與軍種合作方面，蘭德公司空軍項目還接受美國空軍的委托，對空軍與海軍間的聯合作戰進行了深入研究。杰明•S.蘭伯斯于2007年完成的《打擊戰中空海一體的演變》[vii]又是一個較為經典的研究成果。該報告探究了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海軍與空軍在聯合空中作戰行動中所結成的合作關系的演進歷程，特別是兩軍種新的空中系統的采辦、軍種間共同的空中行動戰術的發展、和平時期的聯合訓練、聯合指揮與控制、突發事件中的聯合作戰，以及現實的聯合作戰實踐等事宜。

　　從上面可以看出，“空海一體戰”概念的產生，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經過了十多年的積累與沉淀。戰爭模式發生變化而導致軍種間文化產生的強烈碰撞，軍事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為軍種間聯合創造的技術可能性，美國的“軍事大腦”們對未來孜孜不倦的探索研究……這都為“空海一體戰”概念的最終形成提供了必要條件。

　　“空海一體戰”概念的形成與爭議

　　近年來，許多五角大樓高級官員逐漸認同了馬歇爾的觀點，即，一些國家發展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和能力已經威脅到美國為捍衛本國和盟國利益而在全球投送力量的能力。為此，前美太平洋戰區空軍司令部司令、后任美國空軍副參謀長的卡羅爾•錢德勒上將再次將“空海一體戰” 概念提出，并得到時任空軍參謀長的諾頓•施瓦茨上將的認可。同樣，2009年5月，作為“空海一體戰”概念與“海基能力”(Seabasing)概念的積極倡導者，曾就任于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的沃克成為海軍副部長后毫不避諱地堅持自己的立場，這才使“空海一體戰”在2010年《四年度防務評估報告》中有了一席之地。在2010年前的3年內，“空海一體戰”的設計者先后組織了6次演習來確定“空海一體戰”概念的使命，并將他們的研究成果呈報給空軍參謀長諾頓•施瓦茨上將和海軍作戰部長加里•拉夫黑德上將。

　　2009年9月，在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的倡導下，施瓦茨上將和拉夫黑德上將共同簽署了一份秘密備忘錄，決定繼續推進“空海一體戰”，[viii]并各指定4名作戰計劃人員組成聯合工作組，負責指導起草“空海一體戰”的暫行條令。2010年2月，美國發布的2010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進一步明晰了該構想提出的原因和作用范圍，這是軍方的官方文件首次寫入該概念，并明確提出要發展該概念。2010年5月18日，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研究報告《空海一體戰：初始作戰概念》[ix]發布儀式在國會山隆重舉行，并邀請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喬•利伯曼(Joe Lieberman)參議員出席并講話。這也是相關部門推廣該概念的一個高調動作。同年的5月27日，美空海軍聯合工作組在華盛頓向軍方高層匯報了研究成果，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和參聯會主席邁克•馬倫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x]7月29日由美國國會授權組建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獨立調查組發布最終報告，再次對空軍和海軍聯合開展“空海一體戰”予以肯定，指出“空海一體戰”是應對日益增長的“反介入”挑戰的范例，并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將其他軍種也納入其中。[xi]

　　對于“空海一體戰”概念最為權威的官方詮釋則是2012年2月20日美空軍參謀長施瓦茨上將和美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上將聯名發表的一篇題為《空海一體戰：在不確定的時代促進穩定》[xii]的文章。同年5月16日，布魯金斯學會21世紀防御計劃在布魯金斯學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xiii]施瓦茨上將和格林納特上將以嘉賓身份發言，進一步闡述了空軍部與海軍部對“空海一體戰”概念的理解和各自的觀點。

　　無論是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還是五角大樓，都在不同場合聲稱“空海一體戰”概念不是具體針對某一國家，但是已公布的《空海一體戰：初始作戰概念》的重點幾乎又完全放在如何與類似中國這樣崛起的軍事強國進行一場大規模戰爭。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的高調渲染與五角大樓的閃爍其辭，更加引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外界的猜測與爭論。美軍軍官或學者紛紛撰文發表觀點，支持或批評之音此起彼伏。

　　在“空海一體戰”概念發布之初，這一概念在五角大樓、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內部也曾遭到了強烈抵觸。特別是陸軍與海軍陸戰隊認為這個概念可能導致減少用于地面作戰的國防開支。據《華盛頓郵報》獲得的一份為海軍陸戰隊司令準備的內部評估報告稱，“在和平時期建設以空海一體戰為重點的海軍和空軍將昂貴到荒謬的程度”，如果用于與中國的大規模戰爭，將會導致“無法估量的人員和經濟損失”。[xiv]同樣，利文沃斯指參學院高級軍事研究學校的創始人，陸軍退役準將德切格在《陸軍》雜志2011年5月號的文章中，[xv]將現在的“空海一體戰”與1990年代盛行的“快速決定性作戰”(RDO)理論相比較后，認為這兩種理論均充滿了理想主義論調。德切格認為，沒有強力地面部隊的作戰只是某種懲罰，而不能取得全勝。況且這些理想性的概念從來沒有實踐，也沒有在學校中得到教育和認同。在《陸軍》雜志2011年11月號的文章中[xvi]，德切格認為“空海一體戰”的開支是巨大的，將使美國像當年入侵阿富汗的蘇軍一樣，陷入泥潭難以自拔。他引述了辛里奇(Raoul Heinrichs)在《外交家》雜志的文章，“空海一體戰”的競爭最終可能導致核武器的競爭與發展。德切格認為，視中國為合作伙伴將其拉入國際安全協定，即使困難重重也比軍事競賽強。[xvii]

　　迄今為止，就筆者所知，五角大樓和各軍種尚未正式發布在作戰計劃、訓練和執行等方面如何落實“空海一體戰”概念的官方文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各軍種都在坐等觀望，相反，各軍種早在“空海一體戰”概念發布前的幾年間已是“暗潮涌動”。

　　美國空軍為了適應“戰略東移”這一新國防戰略的需要和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早在2007年12月就提出了通過全譜優勢實現“全球警戒、全球到達、全球力量”的發展戰略。[xviii]如今，作為“空海一體戰”概念基礎要素的遠程打擊能力已成為美國空軍未來重點發展的目標。

　　在海軍與海軍陸戰隊方面，面對高效能低成本武器的日益擴散，特別是崛起中的新型大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快速發展，兩軍種不遺余力地推動著基于冷戰結束后美國海外基地減少、重新尋找敵人而進行戰略調整而提出的，并曾一度在海軍高層占據極重要地位的“海基能力”概念的發展。雖然各軍種出于自身利益和對“海基能力”的理解差異，在“海基能力”的概念內涵以及其是否能發揮切實可行的作用，進行了長達22年的辯論。面對新的戰略需求、新的作戰環境、新的作戰對手以及新的作戰概念的需求，發展海基能力以減少甚至完全取代傳統陸上基地，從原有的“海上基地”物理平臺概念逐步發展為應對新興大國“反介入/區域拒止”挑戰的“海基能力”聯合集成概念，[xix]這在美軍各軍種內部已逐步形成共識。

　　盡管之前美國陸軍大部分的精力陷于兩場戰爭之中，但他們也很清楚，只有順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重心的東移趨勢，才能更好地體現其存在價值，并在與其它軍種的競爭中保持主動。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陸軍能力集成中心于2006年7月7日編寫發布的《聯合海基能力白皮書》，[xx]以及美國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于2009年3月23日發布的《美國陸軍為未來模塊化部隊從聯合海上基地發起的聯合地面作戰做出貢獻》(2015-2024)概念能力計劃(CCP)手冊，[xxi]均旨在為未來美國陸軍如何應對“反進入/區域拒止”挑戰而提供了一個關于其定位與使命的思考框架。

　　“空海一體戰”概念的升級

　　隨著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地面戰爭進入收尾階段，陸軍和海軍陸戰隊高層開始探討其未來的使命任務與角色定位問題，在國防預算日益緊縮的大背景下，必須找準自己未來的位置與角色，否則將在新一輪經費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更可能在“空海一體戰”概念指導下開始形成的新亞太作戰戰略中被邊緣化。因此，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盡管覺悟得有些晚，還是一起加入了支持(并修正和擴充)“空海一體戰”的陣營。為此，兩個軍種聯合推動國防部和以陸軍上將鄧普西領導的參聯會高層提出一個可以包容“空海一體戰”的更全面系統的“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從而巧妙地取得了海空軍的認可，達成了各軍種及國防部高層各方利益的平衡。隨著美國陸軍與海軍陸戰隊正式支持和加入，美軍新世紀的最具優先級的高端作戰構想由“空海一體戰”概念進化為“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就是參聯會主席鄧普西將軍2012年1月17日簽發的《聯合作戰介入(JOAC)1.0版》。[xxii]盡管美軍這份官方文件中，并未說明“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就是“空海一體戰”概念的升級版，但就兩個概念的核心思想而言是一致的，其潛在作戰對象的一致性與想定作戰環境的一致性，都是為了用軍事力量來支撐、配合并實現美國戰略東移即向亞太再平衡這一國家戰略目標。

　　隨后，2012年3月，美國陸軍能力集成中心主任和美國海軍陸戰隊作戰發展司令部司令共同簽發了《實現并保持介入：美國陸軍與海軍陸戰隊聯合概念》，[xxiii]這意味著美國陸軍與海軍陸戰隊立足于未來戰略環境的變化，向其強調的未來核心作戰能力邁進。該文件通過強調陸軍與海軍陸戰隊為聯合部隊指揮官提供地面和沿海地區決定性的能力，闡述了美國陸軍與海軍陸戰隊在應對反介入與區域拒止挑戰中所發揮的作用，并就如何執行此類任務提出了設想，標志著海軍陸戰隊和陸軍在未來聯合作戰介入方式中如何發揮作用的具體作戰構想的正式形成。至此，在“聯合作戰介入”的頂層概念之下，形成了由海空軍提出的“空海一體戰” 概念和海軍陸戰隊與陸軍主張的“奪取和保護作戰介入”作戰概念相互支撐的完全一體化的作戰概念，標志著美軍在兩場大型地面戰爭結束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決心運用國家力量(DIME)的所有方面，應對新型大國崛起的嚴峻挑戰的綜合性解決方案，體現了美國一貫強調的運用國家力量的所有方面支撐國家戰略目標實現的原則，也說明“聯合作戰介入”是比“空海一體戰”概念更成熟、更專業、更成體系的作戰概念。

　　盟國及合作伙伴充當的角色與作用

　　對美軍而言，盟國的參與對“空海一體戰” 概念的成功至關重要。例如，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的建議提出：“空海一體戰”必須考慮到地緣政治因素，如美國保衛該地區正式盟國和朋友的條約和法律義務等。[xxiv]美軍認為，“空海一體戰”不是美國一家獨有的概念。盟國如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可能還有其他國家或地區，必須在維持穩定的軍事平衡中扮演重要賦能角色。

　　日本

　　日本航空宇宙作戰研究會網站2010年12月文章認為，雖然現在日美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環境，已經與冷戰時期北約和華約的對抗情形完全不同;但作為想定戰區內的日本，其地位與冷戰時期同為“空地一體戰”想定戰區的西德應該差別不大，換言之，日本將在“空海一體戰”中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日本在戰時的作用將是，以自衛隊部隊和艦艇周密展開和維持基地的抗毀傷性為基礎，與美軍一起，在共同的作戰區域內奪取并維持空中及海上優勢。[xxv]以此，美軍對日本自衛隊寄予著厚望。

　　日本防衛省戰略規劃辦公室資深研究員高橋杉雄則認為，推行“盟軍空海一體戰”是促進日美軍事合作的關鍵。在空中與海上兩個領域，日美合作都將成為“武力倍增器”。因此，日美應該在這兩方面同時構建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措施。盡管空海一體戰在兩軍防務合作上沒有正式確定，但是它很明顯是一個能在空中和海上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的有效措施。介于日美盟軍合作對發展恢復重組能力的重要性，美軍應同日本合作開發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從這方面來看，“空海一體聯盟戰”將會成為下一步日美防務合作的關鍵概念。[xxvi]

　　澳大利亞

　　同為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內的澳大利亞，理所當然地是美國堅定的盟友。由于五角大樓擔心美軍的前進基地會在中國的導彈威懾下變得越來越脆弱，因此具備戰略縱深和后勤支援能力的澳大利亞就成為“空海一體戰”概念中一個極有誘惑力的戰術位置。這一點在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發布的《空海一體戰：初始作戰概念》報告中已有體現。[xxvii]

　　澳大利亞智庫“科科達基金會”(Kokoda Foundation)的羅斯•巴貝奇(Ross Babbage)則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充分利用澳大利亞有限的戰略資源來維護與美國密切的盟國關系并生成一套強大的不對稱能力”，既要做到獨立自主以防美國無法為澳大利亞提供援助，又要在空海一體戰中與美國保持高度的協同作戰能力。[xxviii]而“輔助性后衛作戰、干擾性外圍作戰、進攻性兩棲作戰”則成為澳大利亞在“空海一體戰”概念下三種可能的選擇。[xxix]

　　菲律賓

　　一個世紀之前，著名的海洋戰略家馬漢就曾大力吹捧菲律賓“狹海”的重要性，他說，“也因為我們在亞洲有著菲律賓這個根據地，它處于海上，和中國離歐洲一樣地遙遠，對我們的防衛具有意義。”[xxx]隨著奧巴馬政府將戰略“中心”向西太平洋轉移，作為美國空軍和海軍的一個海上后勤節點和東亞與東南亞之間的戰略樞紐，菲律賓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地位不言面喻。而如何協助菲律賓保護其自身和如何協助其監控南海專屬經濟區則成為美軍的當下之急。在發展自身綜合軍力的基礎上，協助美軍建立完善外圍情報、監視和偵察(ISR)體系則是未來菲律賓在“空海一體戰”概念下的重點。

　　韓國

　　東北亞地區是大國利益交織、相互競爭表現最突出的地區，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也很可能是最具爆發冷戰與熱戰危險的主要地區之一。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實力強勁的橋頭堡，韓美軍事同盟似乎堅不可摧。為了有效應對超國家的、非軍事的威脅和各種安全挑戰，韓美兩國于2009年締結了“韓美同盟共同愿景”，決定發展一攬子戰略同盟關系。在奉行的“遏制戰略”之下，確保駐韓美軍穩定駐扎，謀求軍事力量均衡發展，是韓國現行與未來國防政策的基調。2015年12月1日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之后，隨著以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為主、駐韓美軍司令部支援為輔的聯合防衛體制不斷完善，韓軍在制訂和改進韓半島戰區作戰計劃，在組織實施包括美軍在內的陸海空聯合作戰時，將發揮主導作用。

　　臺灣

　　盡管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臺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系中的風向標，是中美關系中最為敏感的問題。而歷史證明，中美關系能否順利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就臺灣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處理。但是，臺灣的地理位置對于該地區空中、太空、海洋和網絡空間等領域的地區性態勢感知有著得天獨厚優勢。放棄臺灣，無疑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特別是如何發揮臺灣在“空海一體戰”概念中的作用，是美國軍方比較糾結的事情。而作為民間防務智庫則有較為激烈的觀點，2012年4月16日，美國2049項目研究所執行主任馬克•斯托克斯和美國2049項目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塞爾•肖就認為，臺灣在美國空海一體戰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必須把臺灣納入空海一體戰概念體系之內，才能效保護臺灣，增強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優勢;加強美國與臺灣的國防工業合作、對臺軍售、教育交流以及技術支持，以臺灣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實施空海一體戰的實驗平臺。[xxxi]五角大樓對此并未發表任何官方申明，這也盡管只是美國防務智庫的觀點，但從中也能看出美國防務界對臺灣這一特殊地區的某種“期望”。

　　對“空海一體戰”概念本質的猜想

　　以上對“空海一體戰”概念產生的背景與內涵做了簡要的評述。那么，這個“空海一體戰”概念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呢?我們不妨將美國海軍少校丹尼爾•麥考利夫在《瞄準空海一體戰：應對中國海上區域拒止能力的作戰概念》[xxxii]中所羅列的可能性加以擴展：

　　第一，它可以是一份戰略“白皮書”，類似美國海軍于1994年10月發表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陸》戰略白皮書一樣，對未來長期戰略環境的一種愿景表述。即，在未來越來越錯綜復雜的安全環境下，面對新興大國不斷發展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和能力，為確保美軍具備在全球范圍進行力量投射的能力，確保美國自由進入全球公域的能力，以及確保美國及其盟國和伙伴的安全、政治穩定、經濟繁榮而向世界發布的戰略“白皮書”。

　　第二，它可以是一種戰略傳播(SC)式的“告知書”，基于戰略傳播所特有的跨門部協調性與對外信息傳播的一致性，經過精心策劃，發布有利于創造、強化或維持美國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的相關信息，以期有效地懾止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產生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產生不利的戰略企圖，并有效安撫盟國及安全合作伙伴。

　　第三，在美軍財政預算緊縮的情況下，它可以是軍種爭奪國防預算與作戰資源的“圈地運動”。換個角度，也可以說是一種面向未來的“裝備采辦需求指導書”，在一種統一的戰略框架下，避免因投資以軍種為中心的、昂貴的、單一效用的作戰能力而帶來資源浪費，消除多余的重復采辦以及軍種獨立且相互競爭的裝備采辦計劃，從而獲得全新的、全面的、共有的作戰資源。這將對未來的國防預算產生重大的潛在影響。

　　第四，它可以是一種跨領域協同能力的“倡議書”，是超越了聯合層次的一種廣泛聯合模式，這并不是僅僅局限于更加聯合的作戰行動，而是“倡議”各軍種以互操作性為紐帶，從個個方面進行集成。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高端戰爭，作為一種概念盡管它還不完善，但對美國未來軍事思想將會產生重大的潛在影響。

　　第五，它可以是一份粗線條的、概略式的西太平洋或波斯灣地區的“戰役想定”，就像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的兩份報告中所描述的那樣，[xxxiii]將各種可能的打擊或防御想定進行假想，作為一個兵棋推演的腳本進行設計。

　　第六，它可以是統一協調各軍種條令、組織、訓練、裝備、領導力和教育、人員和設施(DOTMLPF)的“底層協議”，以協調軍種在上述幾個方面的行為規劃，規范軍種間合作程序，實現訓練、裝備等方面的兼容性與互通性，從而達到“預先集成部隊”目的。

　　第七，它可以是一種美軍內部對未來軍事轉型的探索，旨在引起美軍內外廣泛的學術爭論，以期厘清發展思路。

　　無論“空海一體戰”概念的真實面目是什么，通過對這一概念的深化，美軍可達到以下幾個目的：一是在戰略層面，形成威懾;二是在戰役層面，提供聯合作戰介入能力的方法與手段;三是在戰術層面，提供跨領域聯合作戰手段，在制度方面提供條令、組織、訓練、器材、領導力和教育、人員和設施(DOTMLPF)的框架;[xxxiv]四是在國際安全合作方面，為盟國及合作伙伴提供一種凝聚力。

　　有句話叫做：“俄國人玩國際象棋，中國人玩圍棋，美國人玩撲克”。如今，美國人也開始玩圍棋了，而棋盤就設在了太平洋。筆者認為，“空海一體戰”概念的拋出，就如同在布局階段，在廣泛的棋盤正中央的“天元”[xxxv]星位投下了一子。所謂“棋勢在中腹”，這看似無邊無際的手棋，卻暗藏著巨大的威力：一則取勢，對中國形成無形的威懾;二則“鎮神頭”，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三則配合守角保邊。可謂一石多鳥之招。正如在圍棋實際對局中，布局階段點“天元”的成功案例屢見不鮮，而究其成功之道無不因開局即造勢、搶勢、成勢而獲勝;倘若點“天元”失利，尚可通過中盤搏殺與官子爭搶挽回損失，而那先前投下的一子也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棄子——一個概念而已。

　　“空海一體戰”概念針對誰?

　　自“空海一體戰”這一概念產生，五角大樓一直在努力解釋這個概念，以免激化已經緊張的中美關系。正如美空軍參謀長施瓦茨上將和美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上將所說，“從本質上說，‘空海一體戰’是一個與全球化環境相容的總體概念。它不是針對世界任何一個地區而設計的，而是為保證美軍具備在全世界范圍進行力量投射的能力，以滿足其在全球戰斗的需求。”[xxxvi]但畢竟在與“空海一體戰”概念相關的報告、論文及新聞評述中，“中國”一詞有著較高的出現頻率。

　　是否針對中國，我們不得而知。在2012年6月2日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前美國防長帕內塔發表了《美國對亞太的再平衡》的演講，[xxxvii]重點談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以及如何推進“再平衡”的新軍事戰略。為避免與中國的直接對抗和沖突，同時又堅持貫徹既有的戰略指導方針，使用“再平衡”一詞可謂五角大樓是煞費苦心。但無論如何，“空海一體戰”概念以及“亞太再平衡戰略”引起中國高度警覺是必然的，同時美國還面臨推動亞太地區軍備競賽的風險。

　　2011年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發布的《由外至內：從外圍行動擊敗伊朗反介入和區域拒止威脅》[xxxviii]報告，應該說目標的指向性就再明確不過了，在此就不一一置評。另外，對于善于思考的人們來說，應該注意到一個現象，“空海一體戰”概念中為何沒有俄羅斯的影子?或者說“空海一體戰”概念對俄羅斯有何影響?實際上，美軍通過對“空海一體戰”概念的運用，能對俄羅斯的相應目標產生多大效果是最為本質的問題。因為，與中國沿海港口全部處于美國“空海一體戰”預設戰場情況相反，俄羅斯的主要國際航運活動卻是集中在其歐洲部分(特別是彼得堡)，其處于美國空海一體戰框架影響下的遠東部分，所占的份額微乎其微。也就是說，就算俄羅斯遠東部分的國際航運全部中斷，其整體經濟也不會受到多大影響。而如果直接攻擊俄羅斯本土，對美國方面來說不僅僅是個能力問題，而更是個決心問題，一旦如此，就不是空海一體戰這種“區域性作戰概念”所能解決的問題了。所以，美國方面提出的“空海一體戰”概念對俄羅斯的影響不大，而俄方對此保持一種淡然的態度也就可以理解了。1991年春天，美國海軍退役中校托馬斯•巴尼特在首次職業簡報中即強調應快速加強同以前的敵人進行合作，[xxxix]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美國在軍事上對俄羅斯的態度。托馬斯•巴尼特當時的觀點實事上也是最終得到了海軍作戰部五角大樓的認同，[xl]這也許是美軍敢于從歐洲戰區大量削減軍事力量的主要原因。也許當前蘇聯解體后，東正教在俄羅斯的復興是是最為根本的因素。與之相反，美軍的“空海一體戰”概念倒是給印度的戰略家們提供了一些靈感，即開發一個針對巴基斯坦海上拒止能力的印度版“空海一體戰”概念。當然，目前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以印度目前的軍事實力，還遠不足以付之行動——哪怕是文字方案。

　　“空海一體戰”概念面臨的挑戰及對中國的建議

　　當然，概念畢竟是概念，從概念指導戰略的制訂有一個過程，至于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劃與計劃，并落實到條例條令、教育訓練、作戰行動中去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時還受經濟實力、國內其它因素的制約。對美軍而言，在西太平洋下的這一棋局中，若要將點“天元”這一招棋轉化為棋勢并成實空，還存在著諸多的挑戰。

　　首先，隨各族裔移民特別是西裔人口大量涌入，美國的國民特性(國民身份)正遭受著巨大的沖擊，盡管美國仍然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國家，但國內信仰狀況卻呈多元化趨勢。[xli]作為美國主流文化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在未來能否保持主流地位，將對未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走向產生巨大的影響(雖然這種影響非常緩慢而無形)，這將決定“空海一體戰”概念遠期未來的走向。對外政策的貫徹有賴于對內問題的解決能力，同樣適用于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另外，美國制造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全球經濟一體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沖擊、民生問題與龐大的國防開支之間的矛盾、外太空的脆弱性與網絡空間的無界性能否保障美軍在全球公共區域的暢通無阻……等等諸多的不穩定或不確定性，都也將對“空海一體戰”概念的未來發展產生直接的影響。如何抵消這些負面影響，平衡戰略風險，將是考驗美軍高層的一堆隱性難題。

　　其次，“空海一體戰”概念繼續面臨軍種矛盾和文化差異的揮之不去的挑戰。從組織結構上看，美軍軍隊建設與作戰模式是建立在聯合的基礎上，但在真正實施時仍免不了受軍種矛盾以及軍種文化的影響。例如，作為“空海一體戰”概念戰場空間支撐的“海基能力”概念，由海軍陸戰隊提出至今已20多年，也正是由于軍種利益與軍種文化的影響，至今尚未完全統一認識，五角大樓對國會服務處成立“海基能力協調辦公室”的建議避而不談。[xlii]另外，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軍事部門，雖然幾經優化整合，但五角大樓龐大的官僚機構同樣會成為制約理想化狀態下“空海一體戰”概念效能發揮的因素。能否消除由來已久的軍種文化隔閡，是美軍未來“預先集成部隊”的關鍵。軍種矛盾和文化上的差異是難以避免的，這也是直接影響“空海一體戰”概念今后如何發展的因素之一。當然，國民經濟發展與國防預算之間的矛盾而導致的軍種利益之爭，也將會成為其不利因素。

　　再者，美國維系盟國和合作伙伴關系的紐帶，既是出于價值觀的認同，也是出于國家間的實際利益。當面臨文化的沖突與更大國家利益誘惑時，目前在“空海一體化”框架下的美國盟國或合作伙伴，是否真心(或一直保持)站在美國一邊?這一客觀存在的風險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最后，如果說“空海一體戰”概念是一個命題作文的話，那么“反介入/區域拒止”就是這個作文最為根本的前提假設。對于“反介入/區域拒止”這一概念，在參聯會2012年1月發布的“聯合作戰介入概念”中首次對提出“空海一體戰”概念以來，人們爭論不休但又缺乏明確定義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兩個概念進行了界定。但是，就如同小布什政府于2003年3月20日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由(而事實證明這個前提是錯誤的)，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一樣，“反介入/區域拒止”這一“空海一體戰”概念最為根本的前提假設也是由美國單方面提出并廣泛“傳播”，并牽引美軍未來發展方向。但這種所謂新興大國發展中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與能力是否真實存在?如果未來所謂新興大國實施該戰略與能力的動機、機會、戰場空間等又在哪里?如果以這種一廂情愿的前提假設為基礎，來指導美軍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是否存在巨大的風險?如果“反介入/區域拒止”僅是美軍及“軍事大腦”們的一個“噱頭”，那就另當別論了。

　　應該說，“空海一體戰”概念的拋出，受其影響最大的是中國。盡管五角大樓反復申明此概念不是針對中國，但客觀上美國防務界將中國視為潛在的伙伴的同時，又將中國視為潛在的對手——這是一種復雜的矛盾心理。而美國國務卿克里4月13日對中國進行訪問時所強調的“美中兩國需建立強健特殊關系”，[xliii]也正是這種矛盾心理的真實寫照。對中國而言，正確地認知“空海一體戰”概念的本質，以及對未來國際環境正確的判斷，勢必有助于采取正確的策略加以應對。綜合各種情況，筆者認為，面對“空海一體戰”概念以及“亞太再平衡”戰略，中國應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面對浩瀚的太平洋，作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也深知，僅靠一己之力是無法平衡所要平衡的各方力量的。對中美雙方而言，爭取更多的盟國與合作伙伴，將會演變成決定西太平洋未來命運的序幕。作為主角之一的中國，又將拿什么來得到相關國家的支持與理解呢?以誠相待、互惠互利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過分強調以利換利，而忽略價值觀上的認同感，必將走不長遠，從而使周邊友好國家失去對中國應有的尊重與信賴。同樣，對外政策的貫徹有賴于對內問題的解決能力——這也適用于中國，妥善解決目前中國國內存在的諸多問題，將成為中國未來是否能保持健康發展的根本。

　　第二，以中國文化固有的價值觀去硬套美國文化下的價值觀，常常會錯誤判讀美國的行為規范，錯誤的本質上的認知必將導致錯誤的政策。故此，中國政府及軍隊應從文化、經濟、外交、軍事等方方面面，對美軍的“空海一體戰”概念和“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深度的、客觀的戰略評估，以期對長遠戰略環境以及挑戰和機遇梳理出清晰認識，做出最優的決策，進而建立合理的“戰略—規劃—行動—評估”體制，以彌補長期以來中國軍隊在這方面的不足。另外，現代戰爭并不一定是非要殺人毀物，比如，從經濟上做空中國的實際效果并不亞與發動一場正面的打擊戰。對中國而言，警惕無形的金融戰、信息作戰顯得更為重要。

　　第三，不可否認的是，愛好和平是中美等各國人民長久以來的意愿，克倫威爾式的“依賴上帝，同時子彈上膛”畢竟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無論國家與民族信念如何，窮兵黷武必將給世界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2011年《中美聯合聲明》確認的中美雙方將共同努力，建設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是中美雙方對中美關系的最新的定位和表述，也是未來一定時期內中美關系的基調。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源于決策層的過分自信與對對方戰略目標的誤判，中美雙方構建戰略互信機制勢在必行。但，善戰方能不戰，保持強有力的軍事力量無疑是和平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平衡之力。無論從圍棋對弈還是從軍事對抗上講，敵之要害即我之要害，珍惜因信息革命給中國帶來的紅利，壯大在太空與網絡空間領域的力量體系，發展2000海里外的針對動態目標的中程精確制導打擊武器，應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武器裝備系統發展的重點。

　　結論

　　無論是“空海一體戰”到“聯合作戰介入”，還是“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再平衡”，這都是冷戰結束以后，隨著世界格局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美軍經過十年的戰略迷茫以及十年的全球反恐之后，五角大樓急需在新形勢下重新定位，以及典型的對國防戰略與軍事戰略追求最佳解決方案的美國不對稱性思維的最終體現。也許是巧合，也許是一種必然，當美軍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疲于奔命的十年，正是中國快速發展的十年。盡管推翻了薩達姆政權，擊斃了本•拉登，但因著根深蒂固的文化與信仰，伊拉克依舊是伊拉克，阿富汗也依舊是阿富汗，從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角度上看，并未發生本質的變化。這似乎與小布什政府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略目標相差甚遠。相反，當美軍在這兩場戰爭中大量消耗兵力資源與經濟資源時，中國、俄羅斯等國的綜合實力卻呈現快速上升趨勢，也正是這十年，美國學者筆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得到了快速的增長。站在美國大戰略層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進行的全球反恐，對美國長期戰略而言也許是一個錯誤。而2013年4月16日發生的波士頓爆炸事件，更是令人對十年全球反恐的果效發生質疑。所以，還算保持著清醒頭腦的“空海一體戰”概念倡導者們不遺余力推動這一概念的發展，是趨勢使然，意料之中。況且從全球的航道控制、海上交通、可能的沖突、威脅與壓力、文化斷層區域等各各方面來看，西太平洋都是未來軍事戰略理想的聚焦區域。未來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i] QDR,2010,P.32.

　　[ii] Benjamin S. Lambeth, Combat Pair：THE EVOLUTION OF AIR FORCE–NAVY INTEGRATION IN STRIKE WARFARE, RAND, PROJECT AIR FORCE ,2007. p3.

　　[iii] James Stavridis, A New Air Sea Battle Concept: Integrated Strike Forc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ational War College, 1992, p.3.

　　[iv] Greg Jaffe, U.S. model for a future war fans tensions with China and inside Pentagon,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model-for-a-future-war-fans-tensions-with-china-and-inside-pentagon/2012/08/01/gJQAC6F8PX_story.html

　　[v] Andrew Krepinevich,Barry Watts,Robert Work,Meeting the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2003.

　　[vi]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Barry Wilson, Dire Strait? :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2000), 18.

　　[vii] Benjamin S. Lambeth, Combat Pair：THE EVOLUTION OF AIR FORCE–NAVY INTEGRATION IN STRIKE WARFARE, RAND, PROJECT AIR FORCE ,2007.

　　[viii] 克里斯托弗•P•卡瓦斯、瓦格•穆拉甸：《新計劃將重新定義空—海軍聯合作戰》，《空軍時報》2009年11月16日，見http://www.airforcetimes.com/news/2009/11/airforce_navy_cooperation_111509w/。

　　[ix] Jan M.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CSBA,May 18.2010.

　　[x] Donna Miles, Defense Leaders Laud Air-Sea Battle Concept Initiative, June 7, 2010,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 sarticle.aspx?id=59527.

　　[xi]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Independent Panel, The QDR in Perspective: Meeting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Needs in the 21st Centur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0, p.51,

　　http://www.usip.org/files/qdr/qdrreport.pdf.

　　[xii] GENERAL NORTON A. SCHWARTZ, USAF & ADMIRAL JONATHAN W. GREENERT, USN.Air-Sea Battle：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1212.

　　[xiii] AIR-SEA BATTLE DOCTRINE: A DISCUSSION WITH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IR FORCE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http://www.brookings.edu/events/2012/05/16-air-sea-doctrine

　　[xiv]美國《時代》周刊網站2012年8月8日。http://nation.time.com/2012/08/08/airsea-battle-the-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s-self-serving-fantasy/

　　[xv] http://www.ausa.org/publications/armymagazine/archive/2011/5/Documents/Wass_de_Czege_0511.pdf

　　[xvi] http://www.ausa.org/publications/armymagazine/archive/2011/11/Documents/FC_Wass_de_Cszege_1111.pdf

　　[xvii] 同上。

　　[xviii] Michael Moseley , THE NATION’S GUARDIANS AMERICA’S 21ST CENTURY AIR FORCE, CSAF White Paper,General T. Michael Moseley,18th Chief of Staff,United States Air Force,29 December 2007.http://www.af.mil/shared/media/document/AFD-080207-048.pdf

　　[xix] Seabasing Joint Integrating Concept Version 1.0 01 August 2005.

　　[xx] Joint and Army Concepts Division,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Directorate, Army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Center, Headquarters,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2006年7月7日, TRADOC White Paper on Joint Seabasing, The Army Perspective.

　　[xxi] TRADOC Pamphlet 525-7-10

　　[xxii]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JOAC),VERSION 1.0,17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

　　[xxiii] Army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Center & Marine Corps Combat Development Command,Gaining and Maintaining Access: An Army-Marine Corps Concept.http://www.defenseinnovationmarketplace.mil/resources/Army%20Marine%20Corp%20Gaining%20and%20Maintaining%20Access.pdf

　　[xxiv] Jan M.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CSBA,May 18.2010.P.92.

　　[xxv] AirSea Battle(エアシーバトル)とは,平成22年12月,航空宇宙作戦研究會(仮稱).sky.geocities.jp/daijiro_shima/airsea-battle.pdf

　　[xxvi]參見高橋杉雄所著《日美防務合作中的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盟軍空海一體戰》(Counter A2/AD in Japan-U.S.Defense Cooperation: Toward ‘Allied Air-Sea Battle’)，http://project2049.net/documents/counter_a2ad_defense_cooperation_takahashi.pdf。

　　[xxvii] Jan M. van Tol, with Mark Gunzinger, Andrew 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CSBA,May 18.2010.P.92.

　　[xxviii] Ross Babbage, “Australia’s Strategic Edge in 2030,”Kokoda Foundation, Paper n.15, February 2011,available online at www.kokodafoundation.org/

　　Resources/Documents/KP15StrategicEdge.pdf

　　[xxix] 同上。

　　[xxx] 參見，馬漢所著《海權論》中譯本，“日本、中國的變化及其影響”一節。

　　[xxxi] Taiwan's Role in Air-Sea Battle,http://blog.project2049.net/2012/04/taiwans-role-in-air-sea-battle.html

　　[xxxii] Daniel R. McAuliffe, LCDR, USN,Aiming Airsea Battle: An Operational Concept To Counter China’s Maritime Area Denial Capabilities, Joint Forces Staff College Joint Advanced Warfighting School,June 7,2011.p.40.

　　[xxxiii] “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 and “Outside-In Operating from Range to Defeat Iran’s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Threats”.

　　[xxxiv] GENERAL NORTON A. SCHWARTZ, USAF & ADMIRAL JONATHAN W. GREENERT, USN.Air-Sea Battle：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1212.

　　[xxxv] 圍棋棋盤形狀為正方形，上書橫豎各十九道平行線，構成三百六十一個交叉點。其中有九個交叉點用大黑點標識，以方便定位，這九個黑點稱之為“星”(或“星位”)。棋盤正中央的星位被稱為“天元”。

　　[xxxvi] GENERAL NORTON A. SCHWARTZ, USAF & ADMIRAL JONATHAN W. GREENERT, USN.Air-Sea Battle：Promoting Stability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cfm?piece=1212.

　　[xxxvii]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6/04/c_112104707.htm

　　[xxxviii] MARK GUNZINGER,Outside-In:Operating from Range to Defeat Iran’s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Threats,CSBA,2011.

　　[xxxix] 參見，托馬斯•巴尼特著，王長斌、湯學武、謝靜珍譯，《五角大樓新地圖：21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第4頁。

　　[xl] 同上，第5頁。

　　[xli] Pew Research Center, Trends in American Values: 1987-2012,http://www.people-press.org/files/legacy-pdf/06-04-12%20Values%20Release.pdf

　　[xlii] Joint Seabasing Would Benefit from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pproach and Rigorous Experimentation before Services Spend Billions on New Capabilities, GAO-07-211.

　　[xliii]鳳凰衛視，美國務卿克里：美中兩國需建立強健特殊關系，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chaoxianzhanzhengzhuangtai/content-3/detail_2013_04/14/2420138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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