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對孟加拉國服裝工人團結組織負責人塔絲麗瑪·阿赫特的訪談。塔·阿認為,性別、殖民主義和服裝工人的被迫從屬這三大問題相互關聯,又進一步加深彼此,導致了服裝行業對工人的剝削。目前主要的勞工斗爭還是通過法律和文化斗爭,在工會之外的街頭上進行的。NGO只是裝點門面。文章不代表本號觀點,供參考。
采訪者:康友斌(音)
采訪對象:塔絲麗瑪·阿赫特(Taslima Akhter)
翻譯:阿洛伊
孟加拉達卡薩瓦爾,18 歲失蹤工人麗娜的母親仍在路障前等待她失蹤的女兒。路障另一側滿是倒塌的殘骸。該照片由塔絲麗瑪·阿赫特攝于2013 年7月24日。
原編者按:2023年4月24日是拉納廣場(Rana Plaza)倒塌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有一千多名孟加拉服裝工人喪生。(譯注: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國一棟名為拉納的購物中心大廈發生坍塌事故,造成1138人遇難,2000多人受傷,被認為是服裝業史上最重大的事故。事故原因主要為樓內業主違章擴建樓層,且內部制衣廠長期無視風險警告并繼續生產。)
孟加拉國是世界上平均工資最低的國家之一,也是成衣(RMG)的主要出口國,這場致命災難自此就把孟加拉與死去的工人、成堆的織物和水泥瓦礫聯系在一起。這場歷史上第二致命的工業災難促使全世界對全球服裝業的致命外部效應進行反思。
在這次對話中,研究拉納廣場倒塌事件后跨國勞工倡導活動的研究員康友斌與塔絲麗瑪·阿赫特(Taslima Akhter)進行了交談。
作為勞工活動家和攝影師,塔絲麗瑪·阿赫特是孟加拉國在勞工和性別正義領域工作的最廣為人知的人物之一,包括她領導的孟加拉國服裝工人團結組織(BGWS)。
憑借數十年的組織經驗和對服裝行業現狀和過去的敏銳洞察力,對話雙方探討了組織、行動主義、藝術、性別、自治、機構和團結等主題。它提醒我們孟加拉的激進組織有著豐富的立場和多樣的傳統。基層的活動人士對保障服裝工人生活有最切身的利益和最直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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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友斌(以下簡稱康):幾年前,我在達卡的一個關于快時尚和拉納廣場的紀錄片發布會上見到過您,我們詳細聊過您的組織工作。能告訴我們您在孟加拉服裝工人團結工會(BGS)中的領導地位,以及您在成衣行業所做的工作嗎?
塔絲麗瑪·阿赫特(以下簡稱塔·阿):我是孟加拉服裝工人團結工會(以下簡稱BGWS)的主席。在孟加拉國,400萬工人從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工作,為我們國家的經濟和全球供應鏈做出巨大貢獻。占勞動力總數60%的年輕女工每天都在激勵著我。自2008年以來,我一直在與BGWS一起為工人權利而奔走,主要是關注工資、工作條件、工會組織和防止騷擾。
目前,每月8000塔卡(約74美元)的最低工資總額不足以讓工人維持合適的生活水平。我們要求將最低工資提高到25000塔卡(約235美元),并正在組織一個統一的運動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認為,政府、企業和買方都有責任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因此,我們正在對本地和國際上的利益相關者施加壓力并進行談判,以確保維護工人的權利。這包括組織抗議、罷工和爭取工資、安全和工會權利的斗爭,這些對公平公正的工作條件至關重要。
我現在的首要任務是促成一個致力于維護工人利益的集體領導。我們已經看穿了企業和政府為我們設下的圈套,即創建黃色工會(原注:即腐敗的公司工會)并剝奪工人領袖的力量。因此,我們需要一群領導人來領導一個團結的、只為工人的工人運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經常進行示威和抗議,并定期組織學習會、討論和研討會,探討法律權利、工作條件、歷史和工人運動理論。我對未來的工人也很感興趣,我們還在學校和其他活動中與服裝工人的子女們并肩作戰。
我們致力于保護孟加拉工人運動的歷史,這在主流歷史教育中經常被忽略。我們相信草根知識的創造對于變革至關重要,并通過寫作、海報、傳單和書籍來宣傳我們的發現。我們的一些作品,如我們關于拉納廣場的著作已經被翻譯成了英文,并在網上公開發布。我總是盡最大努力去成為爭取工人權利的斗爭中的一顆螺絲釘,也期待在未來中仍能取得進展。
今年,我們的重點呼吁口號是:“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并在全球范圍內悼念拉納廣場事件中的遇難者。銘記死者之后再為生者而戰,確保25000塔卡(215美元)的工資、確保對兇手實行最嚴厲懲罰。”我們還認為,勞動節和每年3月8日的國際婦女節也應該在全球范圍內慶祝。將拉納廣場周年紀念定為全球紀念日,我們便可以與國際盟友、同情者和其他工人組織之間實現團結。
(二)
康:您剛剛告訴了我您的學生積極分子背景讓您參與了勞工組織。能否告訴我們更多這種轉變的具體含義,以及孟加拉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之間的關系?
塔·阿:從1994年到2007年,我當時積極地參與到左傾學生的政治活動。在達卡大學碩士和博士畢業后,我在一個女權組織工作,并為流動女工爭取權利。我們認為婦女問題不僅僅是中產階級的問題,婦女權利當然還包括基層組織中的工人階級婦女。雖然一開始我還在猶豫是否加入制衣工人組織,但最終我還是在2008年和幾個學生活動家一起成立了一個工人權利組織。我們的目標是讓男性和女性工人一同工作。
工人階級運動的道路比學生政治運動要更具挑戰性。盡管如此,我從我的經歷中了解到中產階級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即與工人階級合作,從而為社會帶來變革。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的《母親》(Mother)深刻地影響了我的政治活動,我相信,民主的轉型需要中產階級與廣大工人階級保持一致。作為一名學生活動家,我曾是孟加拉國查特拉聯合會的成員,并最終成為聯合會的主席。我一直相信要與工人階級接觸,這也促使我參加了2006年的工資運動,在一所工人夜校做志愿者,并向工人運動及其領導人學習,比如穆什雷法·米舒(譯注:即孟加拉工會會員和政治活動家Moshref Mishu,此人曾是學生領袖,現任服裝工人團結論壇主席和孟加拉國民主革命黨秘書長,曾多次參與和領導抗議運動并一度被捕)。
2008年,我們成立了關注工人權益的組織BGWS。我也重新在帕沙拉南亞媒體學院(譯注:原名Pathshala South Asian Media Institute,由孟加拉國攝影師、作家和活動家Shahidul Alam于1998年創立,與達卡大學及一些歐美大學均建立了合作聯系。該校常有學生憑借個人作品參與社會運動并取得多項國際獎項,并因此收到過死亡威脅)學習攝影。期間,我選擇去記錄服裝工人的生活。我堅信他們的運動對我們國家來說至關重要,為國家賺取80%以上對外出口收入的工人們的斗爭應該引起每個公民的關注。制衣工人的問題與民主轉型、政治、公民權利和性別問題交織在一起。對我來說,這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個人的。
在勞工運動中,我們經??吹綄W生在畢業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工人運動。例如,在拉納廣場的救援任務中,我與孟加拉國查特拉聯合會的一群學生及其他年輕學生們一起,與當地居民、消防員、工人、軍人等一同用了17天的時間從廢墟中營救工人。然而,由于恐怖的政治環境和民主的缺位,新一代學生對政治或工人運動并不感興趣。盡管如此,我還是一直希望來自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學生能夠為我們的國家和工人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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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學生抗議在民主和勞工斗爭中確實非常有影響力。您還提到了您在帕沙拉南亞媒體學院的時光,并在那里豐富了您的攝影實踐。許多活動人士都在建議我與您會面時提到了您所拍攝的照片。群眾在拉納廣場的廢墟中被捕,從而引起了全世界許多人的注意。您能再告訴我們一些您的攝影實踐,以及它與您的組織工作有什么關系嗎?
塔·阿:攝影藝術對我的實踐行動至關重要(塔·阿個人的具體攝影作品詳見其個人網站https://www.taslimaakhter.com/)。對于任何攝影師、記者或普通人來說,都不存在無關或中立的立場。我們選擇去拍攝什么有時候是基于市場或西方的想法,而不是出于我們本身或人民的利益。作為攝影師,我們應該反思攝影和攝影師在我們社會中的作用以及與我們活動的關聯。攝影在保存歷史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從帕沙拉學院那里學會了如何讓攝影成為實踐行動的工具,并從此用它來捕捉關鍵時刻。
我最震撼的照片之一(詳見https://www.worldpressphoto.org/collection/photo-contest/2014/taslima-akhter/1)是廢墟下一對夫婦的尸體。這張照片引起了全世界觀眾的注意,兩名工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站在一起,試圖拯救對方。這張照片揭露了服裝工人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而工廠、政府和買家只是把他們當作賺錢的工具而非人類或公民的殘酷事實。
內有五家服裝廠的拉納廣場大樓倒塌第二天里,遇難者倒在廢墟中。
這張照片在本地和全球社區中引發了一股全社會的情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團結和緊密地為工人服務。攝影在推動變革方面可以發揮出至關重要的作用。與電影、繪畫和許多其他藝術媒體一樣,攝影也有自己的語言和傳播方式。攝影師不應僅僅依靠攝影謀生,而應努力通過這一媒介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觀點,傳遞自己的思想。相機只是一種工具,但背后的攝影師卻是有思想、有感情的,是可以創作出代表他們自己思想的照片,而通過這些照片,人們可以主動地改變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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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關于勞工政治問題,我們都知道BGWS是一個從事重要工作的大型組織。然而,根據孟加拉國勞動法,它還并沒有被正式承認為談判代理人,而更像是該行業許多“危險分子”工人的普通聯合工會。我們還想聊一聊這與BGWS的政治傾向和承諾有何關系。請告訴我們更多有關這方面的情況。
塔·阿:根據我們的國家憲法,無論我們是否注冊,我們都有權建立組織來表達我們的集體聲音并保護我們的利益。組織是我們的憲法權利。
在孟加拉,真正起作用的工會越來越少。主要的勞工斗爭還是通過法律和文化斗爭,在工會之外的街頭上進行的。雖然有許多活躍的勞工組織,但他們很難注冊成為工會。盡管如此,工人們加入工會不僅僅是出于個人需求,更是因為他們希望能有尊嚴地站起來。近年來,他們積極參與到了工資斗爭、遇難工人抗議以及疫情期間活動。而他們為公平勞工實踐而進行的斗爭仍在繼續。
我們國家的工會權利是有限的,工會成立看起來比紙面上要復雜得多。工會成立權往往取決于具體政治過程,而要想要登記工會就必須先成為國家—企業—買方集團眼中的“模范”。盡管一些工廠在拉納廣場慘案發生后允許成立工會,但大多數工會還只是紙面上的存在。
工會爭取實現民主和實效在工人眼中早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歷史一再表明,為鎮壓運動而形成的網絡會以各種方式抓捕工人,讓他們插翅難逃。這些集團會培養自己的“掌中”、“受賄”或“豢養”領袖,他們收取傭金和分紅、節日獎金、手機和其他禮物,以確保瓦解各類運動。服務于企業的警察和各家偵探部門也試圖讓工人時刻生活在恐懼之中。
與此同時,那些非政府組織(NGO)為組織者和領導者提供了關于美好生活的培訓項目,包括昂貴場地、餐飲、禮金和在國內外豪華酒店舉辦的研討會。即使教授、知識分子和研究人員歌頌一下企業家們,他們也會得到資金和禮物,連記者也能得到獎勵。這一切都塑造了輿論,并在國家機器鎮壓和恐嚇手段的支撐下得到維持。
然而,在要求、贏得和申明權利的過程中,街頭運動的力量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勞工政治的領域確實很復雜,但我們正在努力構建一個致力于促進工人利益和避免陷入企業和政府所設陷阱的集體領導。這正是勞工政治的復雜之處。
(五)
康:拉納廣場倒塌已經過去了10年。有什么發生改變了嗎?您還看到服裝行業有什么改善嗎?
塔·阿:2013年確實是勞工運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因為那一年發生了拉納廣場慘案,造成1175多人喪生。這一事件暴露出了“孟加拉制造”標簽背后的殘酷現實,讓全世界關注孟加拉服裝工人的工作條件。
此后發生了一些變化,例如《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1]的達成(以下簡稱“《協議》”,具體內容見文末注釋)和孟加拉國工人安全聯盟[2]的成立(以下簡稱“聯盟”, 具體內容見文末注釋)、工廠建筑結構和工作環境的改善,以及“綠色工廠”的出現。然而,服裝業已成為企業家們價值達1000億美元的產業,而拉納廣場慘案的罪魁禍首卻尚未被繩之以法。在大樓倒塌中幸存下來的工人,即使十年后,仍然遭受著身心創傷。
此外,空有其名的工會和各路有關委員會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也引發了人們對其有效性和工人工資不足的質疑。要求提高最低工資以滿足日常需求的訴求被忽視,工人仍然需要依據《勞動法》獲得適當補償。拉納廣場慘案的肇事者尚未受到懲罰,這引發了一個問題:變革或發展是為了誰——工人還是工廠主?
盡管自拉納廣場災難發生以來服裝行業取得了一些進步,但仍有許多工作需要落實,以保障工人的最低工資、公平的工作條件和公正的報酬。重點必須放在確保發展惠及工人而不僅僅是工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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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勞工政策的制定者和學者們對《協議》非常感興趣,因為它是拉納廣場慘案事發后出臺的一項重要法規。您能告訴我該協議對您在該行業的組織工作有何影響嗎?
塔·阿:2013 年發生拉納廣場慘案后,《協議》和聯盟制定了確保供應鏈內責任的措施。然而,孟加拉政府還未能采取足夠的措施保護工廠工人。這種不作為引發了人們對政府致力于維護經濟獨立自主的擔憂。
雖然《協議》和聯盟在解決作為全球供應鏈一部分的服裝行業安全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還必須建立一個由本國專家組成的全國委員會,以確保我們國家實力的發展。
(七)
康:廣義上來說,您最關心服裝行業工人的是哪一點?他們遭受剝削的原因又是什么?
塔·阿:服裝行業工人面臨的最大問題包括工作條件差、工資低、性別歧視、言論自由受限以及缺乏勞工權利。這些問題不僅影響服裝工人的福祉,還影響經濟和社會的進步。
性別、殖民主義和服裝工人的被迫從屬這三大問題相互關聯,又進一步加深彼此,導致了服裝行業對工人的剝削。這種剝削源自全球資本主義,它優先考慮利潤而不是工人的利益。我們必須倡導工人的權利、公平的工資和安全的工作條件,以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制度,將人的尊嚴置于企業的利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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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對于我們這些國際讀者,他們既是關心此事的個人,又是研究者和消費者,您認為他們可以做些什么來保證參與全球服裝供應鏈生產過程中的人們不會白白犧牲?
塔·阿:在拉納廣場慘案發生后,全球消費者、相關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動家、研究人員和倡導者都在解決全球服裝供應鏈工人安全和福利問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讓品牌方承擔責任、支持公平貿易和與倡導團體合作都可以是消費者能夠采取行動的有效方式。
同樣,研究者們可以通過分析對工人的影響并強調公司可以改良的方式來做出貢獻。文化和政治活動家們也可以提高人們對與工人生活條件相關問題的認識。最后,國際讀者們還可以支持為工人權利而戰的草根組織。我們的共同責任是要求擔責并促進公平和道德的工資及勞動實踐,以避免全球服裝供應鏈中的工作場所死亡事件。
[1] 《孟加拉國消防和建筑安全協議》(簡稱《協議》)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簽署,是全球品牌和零售商與工會之間簽署的一項為期五年的獨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旨在打造安全健康的孟加拉國成衣(RMG)行業。該協議是在拉納廣場大樓倒塌后便立刻被制定的。具體條目請參閱: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the-accord-on-fire-and-building-safety-in-bangladesh/
[2] 在拉納廣場倒塌事件發生后,北美買家和零售商成立了一個聯盟,并實施了一項為期五年的計劃,為孟加拉國成衣行業的監督、培訓和工人賦權計劃設定了時間表和問責制度。2018 年,孟加拉國工人安全聯盟在完成預定目標后宣布結束其在孟加拉國的存在。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s://www.business-humanrights.org/en/latest-news/bangladesh-alliance-for-bangladesh-workers-safety-announces-end-of-its-tenure/
原文鏈接:https://labourreview.org/activism-photography/
原標題:行動主義、攝影與工人集體領導:與塔絲麗瑪·阿赫特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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