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重回馬駒橋，是在三月份的一個周日。與以往不同，這次是以入戶調研為主，采取的方式是到工友集中的公寓中去，敲門調研。這種方法來自同行人的要求，但是事實表明，這種效果是不太好的。選擇的公寓都是公司集體租賃的公寓，因此公寓里的工人都是遵循企業勞動時間的勞動力。周日的中午，或者是上夜班的剛返回準備入眠，或者是上白班的已經進入廠房，或者是有假期的好不容易補個覺，所以交流起來是不方便的。但是，本次確實接觸到了許多以往不接觸的對象：此前以日結工群體為主，這次以非日結工為主。（需要強調的是，此處將本次調研的對象稱為非日結工，而非“固定工”“長期工”等，是有其意義的，詳見下文）兩種不同的生產方式既有較大差別，背后也有一些共通的邏輯。

　　這次來到馬駒橋，首先帶來的最大的震撼是，以日結為代表的“底層勞動力”就業崗位緊張狀況已經過于突出了。馬駒橋的勞工聚集規律是，每天早上四五點鐘和每天晚上五六點鐘是兩個高峰，前一個高峰是白班工作，后一個高峰是夜班工作。這兩個時間段，是招工中介最多的時間段，因此大量的勞動力在街頭聚集。當過了這個高峰以后，找到臨時工作的機會就渺茫了，而大多數人也就各自散開，回屋里睡覺亦或從事各種娛樂活動。然而，這次我到達馬駒橋的時間是上午十點半左右，而就在這個時間，馬駒橋街頭竟然出現了接近高峰期的勞工聚集狀況。這一情況說明，臨時性工作已經非常難找了，勞動者不得不一直停留在街上，等待一點點可能出現的工作機會。

　　圖 上午十點半左右，馬駒橋街頭擠滿了臨時工

　　今年，至少就北京而言，“底層勞動力”就業狀況相當嚴峻。就個人觀察而言，一些工作的工資甚至降低到2018年的工資水平附近。這一現象，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疫情以來，許多工廠倒閉，許多用人單位經濟狀況緊張，減少了許多常規的崗位供給；第二，疫情結束，勞動力流動不再受到疫情管制政策的影響，因此大量的勞動力得以在全國高度流動，北京等勞動力吸引力較高的地區因此能夠涌入更多的勞動力；第三，疫情已經宣告結束，大量與疫情相關的崗位已經消失，這些崗位包括小區防疫保安、疫情區封控保安、方艙服務人員、藥廠臨時工等等，這些崗位對于“勞動者素質”要求較低，且在北京等城市需求量巨大，因此其吸納了大量“底層勞動力”進入其中，而現在隨著這些崗位的消失，這些勞動力又被拋回了市場上。

　　一個特殊的問題是，對于穩定而言，“底層勞動力”具有重要意義。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經表明，底層的勞動力不僅被用于填補各類生產過程可能的縫隙，而且還被廣泛用于維持社會整體的穩定。當對穩定的需求吸納了這些勞動力參與工作時，這些勞動力成為穩定的維護者，穩定在一定程度上被保護；當這些勞動力被排除在工作之外時，其就可能對穩定造成影響。雖然就中長期來看，這種影響并不大，但是在微觀環境中，這些不被穩定所吸納的勞動力就可能因為缺乏工作且不受穩定體系提供工作的約束而導致各類輕微違法問題和治安問題發生。這類問題，將在一段時期內存在，而解決這類問題的過程將是一個多方參與的復雜實踐過程。

　　圖 筆者這次在馬駒橋街頭地攤花15元買了件保安服

　　在本次對非日結工群體的調研中，一個現象是極為普遍的，就是早就被學界所關注的不穩定勞動力現象。這種現象，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稱呼，比如“懸浮”、“短期化”等。這個現象的含義是，勞動者不再尋求長期的工作，而是選擇進行短期的工作，在短時間從事一個工作后便尋求另一個工作。在一個地方工作的時間短則一月，長則數年。由此，他們便很難被稱為真正的“固定工”、“長期工”等。既有的解釋，多關注所謂工作場所內社會關系的疏遠，即工作場所不再能提供一個勞動者之間穩定的社會關系，而這既使得勞動者對某一工作的特定工作場所缺乏歸屬感，又認為特定工作場所的生活難以忍受，因此選擇從事短期的工作并且頻繁更換工作。

　　本次調研的對象幾乎全都是這類勞動者。這當然與本次調研選擇的地點有關，也與當前生產體系中生產關系的普遍形式有關。本次調研選擇的地點，是兩塊公寓區。在這兩塊公寓區中，每個公寓都被分割為無數單間，每個單間內被放進四到八個勞動者不等。這些公寓，都是不對個人開放的，而是由企業整片租賃的。例如，我們調研的第一個公寓，其主要被某知名汽車廠、某知名面包廠和某物流中心所租賃，公寓里的員工也基本都是在這幾個地方工作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這里的長期員工。事實上，我們造訪的第一個公寓區，實際是一個被勞務中介所擁有的公寓區。居住在這里的員工，并不與這些企業直接發生勞動關系，而是作為勞務派遣的工人，歸屬中介公司并受到中介公司約束，僅僅是在勞動過程中根據廠方具體需求加入到生產過程當中去。也就是說，這些公寓，也是被勞務中介所有的，當他們招攬來勞動者時，就會把他們放到自己的公寓去。與其說面包廠等企業們租賃了這里，不如說更多的情況其實是中介租賃了這里。此外，他們還會對公寓實行不同程度的管理，如查宿舍、罰錢等。不同批次進廠、進不同廠的勞動者，其受到的管理和在住宿上的花費也不盡相同。

　　也就是說，勞務中介不但替企業招攬了勞動者，實際上其也承擔了全部的勞動者管理及后勤職責。因此，在同一生產過程中的正式工和派遣工，在各個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明顯了。他們不僅工資不同，管理也不同，生活環境也不同，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也不同。在工作實踐中，正式工和派遣工的矛盾時有發生（例如工資、工作技能傳授等），這不僅與這種差距密切相關，也實際上大大增加了這種差距。也就是說，在同一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實際被分割開了，而這些派遣工則因此而更不可能擁有對工作場所、工作內容和所在工廠的工人群體的認同感。而當他們本就可能因為工廠勞動力充足而被勞務中介派遣至其他地方或者暫停工作時，他們就更不可能有認同，而他們選擇短期的工作也就是更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圖 某公寓房間門口貼的管理規定

　　然而，并不能僅僅從這種社會關系疏遠的角度出發去理解這一問題。對于勞動者而言，短期工作并頻繁換工作同樣意味著工作同人的徹底異化（如果這里能用異化這一詞語的話）。這是因為，與這類短期工作相伴隨的，不僅是社會關系的疏遠，而且是對于工作本身的厭惡。在短期工作下，工作不再被作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是被作為獲取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勞動者要么極端規避工作，要么極端壓榨自己。極端規避工作，當然是所謂“激勵無效”的表現，但是也同樣是對工作過程本身厭惡的表現，即其不能夠從工作中感受到任何能夠證明自身存在的東西，例如自己的能力、尊嚴和創造性思維。由此，在工作中，盡量回避工作、得過且過、混到一筆合適的工資就走人，就成為了必然的選擇。這并沒有排斥社會關系疏遠的因素，而是將社會關系的疏遠納入到其中。

　　當然，解決這一問題，就是經典的如何實現“激勵有效”的問題。不過，這里不討論精神層面的，只討論物質激勵層面的內容。當物質激勵有效時，許多勞動者就會選擇極端壓榨自己。例如，在全國各地，以工廠流水線為代表，許多工人擁有對加班的高度訴求，即要求工廠加班，而不是正常上下班。在許多地方，工人要求加班的需求，甚至導致了勞資沖突。這是因為，對這些工作而言，資方往往僅提供最低限度的工資，而要獲得更高的工資就需要加班，獲得加班費。這些勞動者極其需要金錢，而不加班所帶來的低工資是其無法接受的。例如，本次調研中，許多年輕人都在想著給自己攢彩禮娶媳婦，而一些年齡稍大的人則在想著給孩子攢錢買房。對他們而言，工作本身同樣不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僅僅是為了獲得金錢的方法。在高度壓低基礎工資的前提下，要獲得更多的工資，就需要極端壓榨自己，以使自己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獲得更多的工資，并讓自己盡快擺脫這種工作的狀況。也就是說，當工作真正被排斥于正常生活之外時，這種不穩定勞動力現象必然得到加劇。

　　然而，一個可能的問題是，似乎可以簡單將上述的人分為“勤奮者”和“懶惰者”。勤奮者勤于工作努力攢錢，懶惰者不愿工作得過且過。但是實際上，這種區分是無效的。就異化而言，這兩者并沒有區別。兩者都基于厭惡工作、將工作視為異己存在、沒有對工作認同感這一狀態，并將工作作為獲取正常生活的手段。所區別的，僅僅是其對于正常生活的要求。例如，對于懶惰者而言，正常生活就是減少工作；對于勤奮者而言，正常生活就是結婚買房或者自己回老家開個小店。對于兩者而言，在工廠內的工作都不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當然，還有一些中間者，這些人在短時間內拼命工作亦或逃離工作，在掙到一筆錢后就選擇找個地方“躺平”一段時間不再工作，或者在過年前抓緊工作一段時間帶錢回老家，這同樣也沒有超出上述的范圍，即對于無論何種人而言，工作都不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之間的區別僅僅在于如何理解正常生活和如何處理正常生活同工作的關系罷了。

　　圖 某知名面包廠招工中介的朋友圈封面（筆者感覺看起來像認罪伏法似的）

　　那么，這些“非日結工”，和這些“日結工”之間的共同之處在哪里呢？這個問題可以說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兩者本身就不是截然對立的兩種人。一個極端壓榨自己的非日結工，可能會選擇在休息日去做日結工（本次調研便訪到一位這樣的女工）來多掙一些錢；一個極端“懶惰”的日結工，可能會由于找不到日結工而去做一段時間流水線或者保安，掙到錢繼續自己的“懶惰”生活。無論是日結工，還是非日結工，就目前來看他們都已經普遍成為了不穩定勞動力。而對這些不穩定勞動力來說，工作被排斥于正常生活之外，或者說工作將正常生活排斥在外。

　　當不穩定勞動力成為普遍現象時，勞動力抗風險的能力也往往會因為缺乏相對固定的保障而部分下降。如果說，對于不穩定勞動力而言，工作不再被視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當不穩定勞動力不能夠在不穩定的短期就業中持續維持其生活，也就是高流動性就業崗位供給不足，這些不穩定性勞動力難以找到下一份短期的工作時，這些勞動力就要么被排斥于就業市場之外，要么被固定于某一工作之中。由于這種固定往往是難以忍受或難以得到的，那么失業這一問題也就實際上成為了更具普遍性的問題，而不僅僅能夠用全部工作崗位數量和勞動者數量來衡量。

　　此外，當穩定本身、特別是某些城市的穩定本身需要不穩定勞動力這一資源時，不穩定勞動力便既可能是穩定的提供者，又是穩定的不確定性因素。當穩定的需求能吸納大量不穩定勞動力時，穩定便是可能在一定領域內得到提升的，雖然不穩定勞動力的素質和能力并不必然能在實踐中實現穩定的提升。但是，當穩定的需求不再吸納這些群體時，若這些不穩定勞動力不能及時找到下一個吸納他們的工作，這些不穩定勞動力便更加易于成為穩定的不確定因素。

　　在這來自多方的重重壓力下，不穩定的勞動力與勞動力的不穩定便是緊密聯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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