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富有且熱心腸的大善人對窮人說，吃了這坨屎，給你5000塊。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說，大善人的做法是極好的。一，賑濟了窮人；二，發生了市場交易，增加了GDP；三，創造了就業機會；四，增加了稅收（大善人必定是遵紀守法的）；五，沒有養懶漢，掙錢必須吃苦；六，……

　　有人置疑吃屎這個動作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如果沒有這個動作，大善人直接把錢塞給窮人，則以上二三四五等項都不成立，效果差遠了。更要命的是，窮人那么多，到底該給誰呢？5000塊對一個窮人來說是筆錢，平分給天下窮人，蒼蠅腿都算不上。因此，5000塊不是重點，吃屎才是精髓，這個動作將那些吃不了苦受不了罪的窮鬼直接排除掉，他們活該受窮。

　　錢難掙，屎難吃。民間諺語總是那么精辟，直擊人們的靈魂。

　　以上純屬閑話，與以工代賑的主題沒有關系，請勿過度聯想。

　　《國家以工代賑管理辦法》2023年3月1日起就要正式施行了。網友吐槽最多的，莫過于《辦法》里的一句“能用人工盡量不用機械，能組織當地群眾務工盡量不用專業施工隊伍”。這的確該罵，這種反生產力、反社會發展方向的規定，居然堂而皇之地以部門規章的形式發布，真是太后現代了。生產力發展了，科技發展了，勞動者難道不應縮短勞動時間、減少勞動強度嗎？如果要創造更多就業崗位，麻煩你們認真貫徹一下勞動合同法，管管996、007、886、715，善意欠薪問題，濫用勞務派遣問題，不簽勞動合同問題，解決一下太卷的問題，哪樣不比“兩個盡量”效果好？

　　不談奇葩的“兩個盡量”了，網友們已經談得夠多。我們從概念談起。

　　筆者對“以工代賑”這個詞是非常疑惑的，因此要弄清楚它的前世今生。筆者相信“大案牘術”，這是《長安十二時辰》中的術語，唐朝版的大數據。方法也很簡單，就是在“人民日報1946-2003數據庫”（https://rmrb.online/）中用關健詞“以工代賑”進行標題檢索，共返回28條結果。這個詞最早在標題中出現在1982年2月4日，其中1982年1條，1984年1條，1986年4條，1987年4條，1988年1條，1990年2條，1991年2條，1995年1條，1996年3條，1998年1條，1999年2條，2000年1條，2001年1條，2002年4條。如表1所示。

　　表1 人民日報（1946-2003）“以工代賑”標題數

　　筆者也想在人民網官方平臺“人民數據”（https://data.people.com.cn/rmrb/）進行檢索，這里有2003年之后的數據，無奈找到注冊按鈕都很難，好容易找到了，又要填一堆表單，且填完之后還不知行不行，因此作罷。“人民數據”對筆者這樣的人民群眾的確不太友好。但是，2003年之前的數據也很能說明問題了。

　　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首先，“以工代賑”是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包產到戶之后重新登上歷史舞臺的。

　　之所以說“重新登上”，是因為在中國古代的民生事業中，以工代賑作為一種特殊的救助模式，早已存在。古代最高統治者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也會利用民生手段救濟因災因難而陷入困境中的人，其中就有以工代賑等舉措，這種舉措符合救急不救窮的傳統思想。窮人那么多，哪救得過來呢。另外，以工代賑之所以是“賑”，是因為古代是有徭役的，強制性與無償性，是力役、雜役與軍役等徭役的基本特征。對比之下，讓你干活，居然還給點錢，那就是天大的恩賜。深受徭役之苦的老百姓，也覺得以工代賑比徭役好得多，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嘛。

　　所以這個“賑”字，其實是很講究的。以工代賑的前提是啥？第一，必須有富裕且熱心腸的大善人存在，大善人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大財主。漢語中的“賑”字，本身就有兩種意思，一個是救濟之意，二是富裕之意。說直白一點，就是富裕的剝奪者將他們從窮人那里剝奪來的財富，在關鍵時刻稍微返還一點給窮人，以救濟的姿態返還，這個動作才叫作賑。離開了主體來談賑，是不對的。

　　第二，必須有重大災情或嚴重失業問題存在，必須有大量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陷入困境中無法自救。古代之所以要以工代賑，多是因為重大災情，而大善人發善心并不是主要因素，饑民中一旦產生李自成一類的人物，那才是要命的事，賑一下花不了多少錢，卻能解決大問題。而近代以來談到所謂以工代賑，則多是因為失業問題，失業問題嚴重了，對于市場社會的穩定也是要命的事。

　　解放前國民政府為解決水災問題，就曾采用以工代賑政策容納災民。國民政府沒有能力將農民組織起來，通過戰天斗地、改天換地來解決水患問題，于是就賑，又拿不出那么多錢，以工代賑就是個很好的辦法。這個賑甚至不需要發工錢，發點美國的麥糧就行。

　　1931年國民政府將美國45萬噸麥貸中的30萬噸用于工賑。并在救濟水災委員會的災區工作組中專設工賑處，向各水利機關聘調工程技術人才，厘定各項施工章程，招募災民。為便于管理及實施，又于各工賑處下，按各河系范圍的大小與災情的輕重，分設各區工程局。局下再視工程的大小，分為若干段，段以下分團，團以下分排。其容納以工代賑的災民最多時達到百余萬人。為便于糧食支付，在浦口、蕪湖、安慶、漢口等地分設麥糧總站，各地再設一二三等分站，由運輸組主持運送儲存發放事宜。災民按所做土方的多少，支付工資。在該會的總報告書中說：“本會成立之始，辦理救濟事宜，關于治本計劃，注重以工代賑。蓋政府借災民之傭作，以修筑堤防，災民賴政府之救濟，以維持生活。事關實惠。款不虛糜，防患恤災，一舉兩得”。（中國歷史上的救災思想與政策，https://www.sohu.com/a/135174246_523172）

　　新中國成立之初也曾有以工代賑的政策，但當時主要是為解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失業問題，是個很短的過渡性政策。

　　1979年7月20日《人民日報》，在一篇題為“廣開就業門路必須改變勞動管理制度 薛暮橋同志就城鎮勞動就業問”的文章中，薛暮橋談到了解放初的經驗：

　　我國解決勞動就業問題不是沒有經驗的。全國剛解放時，城市中失業者有三四百萬人，同當時公私企業職工總數大體相等。我們采取兩條辦法：一是“生產自救”，要他們自找門路，國家幫助他們解決生產中的困難；二是“以工代賑”，國家用低工資舉辦一些公共事業。在一兩年時間內，把這個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薛暮橋為什么這個時候突然談起幾十年前的以工代賑呢？是因為文革結束后也發生了嚴重的失業問題。只是那時叫待業，不叫失業。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大量陸續返城的知青加上城市待業人員，總數超過了二千萬。薛暮橋說：

　　我國是有九億七千萬人的大國，人口多，底子薄，怎樣解決勞動就業，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生產發展不快，今年待分配的勞動力就有七百多萬人。這個問題不解決，全國的安定團結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今年，有些地方試圖解決就業問題，辦法之一是號召未達到退休年齡的職工提早退休，允許子女頂替。結果許多有熟練技術的老職工退休了，換上一批不懂技術的青年，其中許多人原來在學校上學，有的是在農村勞動，真正城市待業青年就業不多。許多老職工退休后，又被其他單位招收去了。職工人數增加了，待業人數沒有顯著減少。

　　過去勞動工資制度管得太死，職工就業都要由勞動部門統一分配。企業沒有用人的自主權，職工沒有選擇職業的權利。這個問題不解決，“各盡所能”就會變成一句空話。更加嚴重的是，國家必須嚴格控制新增職工總數，待分配的青年比國家招工指標多好幾倍。國家既不能對待業青年每人發一個“鐵飯碗”，又不準他們自己用一定的集體方式組織起來，從事社會迫切需要的勞動，待業人員就越積越多。

　　新中國早在1957年就宣布消滅失業了，早就不談以工代賑了。薛暮橋先生卻在22年后大談就業問題，埋怨過去勞動工資制度管得太死，要廣開就業門路，仿佛放開就能解決問題似的，殊不知放開同時是失業產生的開端。現在都2023了，就業門路非常廣闊，失業率如何，大家心中也是有數的。薛暮橋先生在天之靈不知作何感想？

　　以工代賑之所以重新登上歷史舞臺，與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日報》中正式宣傳以工代賑政策，是1980年8月11日的一篇題為《北京郊區入夏以來旱情嚴重 市委等有關領導部門正發動群眾抗旱保秋》的報道，也是解決災害問題。這篇報道標題中沒有以工代賑字樣，是通過全文搜索找到的。報道中提到：市農林、工交、財貿等各部門和企業要盡量往郊區安排一些工副業，采取以工代賑等多種形式幫助山區、半山區救災。

　　1984年12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發了一篇題為“要想富，先修路 公路通，百業興 撥出糧棉布　以工代賑濟 云南四十萬農民修建農村公路”的文章。報道稱：

　　云南省交通閉塞，現在全省尚有3％的區、41.8％的鄉不通公路，成為發展經濟的制約因素。為改變這種狀況，云南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定的勞力，新建和改建一萬公里農村公路。為此，成立了領導指揮機構；國家共撥出二億斤糧食，四萬擔棉花，八百萬米棉布，以工代賑，幫助貧困地區修建縣區鄉公路；省地縣各級政府也從機動財力中拿出一部分資金補助公路建設。……四十萬農民已經開赴施工現場，已開工修建的公路有一千五百四十八公里，其中五百二十八公里已經驗收完畢。

　　另一則用以工代賑方式來修路的報道，是1986年1月17日一篇題為“廣西貧困山區以工代賑筑路”的報道，語焉不詳。

　　兩則報道的共同點是貧困地區修路，國家掏很少的錢（或干脆用糧棉代替）讓貧困人口出工。云南省修路，國家出了二億斤糧食，四萬擔棉花，八百萬米棉布。我們簡單查一下，會發現1984年正好是糧棉產量的小高峰，將富余的糧棉拿出來給貧困人口去修路，真是個省錢的好辦法。

　　但是，問題又來了，1949~1976年，我國建成大型水庫302座，中型水庫2110座，小型水庫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庫84000多座，總庫容4000億立方。這個工程量，比起云南修的那點路規模不知大多少倍，在那個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卻并沒有采用以工代賑這么聰明的辦法，這是如何做到的呢？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是如何參與大型基建工程的？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體制，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為解決幾千年來靠天吃飯的問題，造福子孫后代，水利建設任務相當繁重。公社的通常做法是，一部分社員被抽調去搞水利建設，另一部分社員則留在生產隊搞農業生產，其勞動成果為生產隊所共有，成為全隊勞力按工分進行分配的源泉。松江縣的農民平均為水利建設每年提供了他們的10％的勞動，或者說每年50~60個工。國家在這方面的資助很少，僅副食品補貼而已；縣級項目每個土方0.35元，其余部分由農民負擔；在公社級的項目中，政府每方土只付0.10元，同時公社提供0.15至0.20元，其余部分由生產隊負擔。大隊項目，完全由農民負擔。（羅興佐《治水：國家介入與農民合作——荊門五村農田水利研究》）

　　表面上看，農民在水利建設中的大量勞動是無償的。但這個代價并不是由農民個人負擔。農民參與水利工程，與留在生產隊的社員一樣，都是領工分的。在人民公社體制中，農民能意識到，他們付出的勞動與他們的長遠利益是一致的，他們的勞動與在生產隊的勞動性質是一樣的。對個人來講，有工分可拿，在為集體勞動的同時也是為自己而勞動，并非無償的勞動。對集體而言，更是大有長遠的好處。老社員說，外出搞建設，最終還是自己受益，不修漳河水庫、新賀泵站，水利條件怎么改善呢？（羅興佐《治水：國家介入與農民合作——荊門五村農田水利研究》）

　　包產到戶之后，人民公社解體，農民作為個體生產單位無工分可拿，釋放了大量勞動力，其實就是失業，其中的貧困者正好可以參與到以工代賑中來。這個時候，國家就可以采用賑的方式，用很低的價格來吸引貧困人口參與基礎工程建設。

　　以工代賑中的貧困農民工，形式上是被施舍的對象，施舍者是以大善人面目出現的國家或富人，但他們仍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賑的形式掩蓋了其被剝奪甚至更加嚴重剝奪的實質。

　　拿工分的社員，是以集體一分子和主人公姿態出現的勞動者，從形式上看，他們似乎經常做無利于近期的無用功，似乎是國家“剝奪了”他們。但究其實質，他們同時為集體和自己而勞動，同時為自己的短期和長遠利益而勞動。他們卻被一些人污名為“農奴”。

　　被污名化的人民公社，短期內是無法回歸了。但是，一個稍微成熟點的市場經濟社會，起碼應追求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與勞動保障體系，為市場經濟的長治久安而努力，而不是在千百年前的古董中去尋找可用的遺產，尋找馭民之術，這未免就南轅北轍了。

　　最后，提一個法律方面的問題。《辦法》通篇使用的是勞務而非勞動，勞務關系與勞動關系是有重大區別的。勞務關系中雙方是平等的主體，勞動者可以不接受用工單位的控制與管理，用工單位也不受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約束。建筑工地本就是勞動合同法執行不到位的重災區，《辦法》中對這種勞務關系的肯定，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應很快就能在實踐得到檢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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